从山东音乐考古发现看周代乐悬制度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代论文,山东论文,考古发现论文,制度论文,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42(2004)02-0019-08
引言
史载“先君周公制周礼”(杨伯峻1990d：633)，“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 (阮元1980e：1488)即指西周初期开始建立的一套十分严密的封诸侯、建国家、等级森 严的礼乐制度。根据这套制度，西周的各级贵族在使用的配享、列鼎、乐悬、乐曲、用 乐场合、乐舞队列等方面，皆有严格的规定。其中的乐悬制度是西周礼乐制度的重要组 成部分。“乐悬，其本意是指必须悬挂起来才能进行演奏的钏磬类大型编悬乐器。”( 王子初2000：32～35)西周统治者赋予钟磬类大型编悬乐器以政治内涵，形成了以钟磬 为代表、严格等级化的乐悬制度。这一制度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乐悬的用器制度。甬钟与编磬作为乐悬的基本组合，并规定“天子诸侯悬皆有 镈。”，“卿大夫士直有钟磬无猼”。即只有周天子和诸侯有权使用镈钟，卿大夫和士只用甬钟和编磬。(阮元1980a：795)西周末期又加入了新钟形——纽 钟。
第二，乐悬的摆列制度。《周礼》载：“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 悬，士特悬。”(阮元a：795)周天子享用的钟磬乐悬，可以像宫室一样摆列四面；诸侯 去其一面，享用摆列三面的“判悬”；而士则只能享用摆列一面的“特悬”之制。这种 乐悬制度就像当时的列鼎制度一样，不能僭越。
第三，乐悬的音阶制度。如编钟的音阶五声缺商，不出宫、角、徵、羽四声。(王子初 2000：32～35)
这种以钟磬为代表、严格等级化的乐悬制度，对其后近三千年的中国社会及文化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从音乐考古学角度对周代乐悬制度进行系统研究，是音乐考古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已有少数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如李纯一《曾侯乙墓编钟的编次和乐悬》、王世民 《关于西周春秋高级贵族礼器制度的一些想法》(《文物与考古论集》)、《春秋战国葬 制中乐器和礼器的组合状况》(《曾侯乙编钟研究》)以及杨华《先秦礼乐文化》等伦文 和专著，在各自的论域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至今尚未见到对于周代乐悬制度较 为全面而系统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尤其对周代乐悬制度的发展、衰落等方面。
另外，中国的史学研究，传统的方法主要是“从文献到文献”。以往学者对于西周礼 乐制度的研究，主要也是以文献史料为基础。文献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和音乐考古 学犹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但文献史料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主 要靠文献史料来全面研究西周礼乐制度是很困难的，对于周代乐悬制度的研究亦是如此 。“音乐考古学所依据的实物史料，比起古代的文字记载来，更为直接、更为可靠”。 (王子初2001a：53)出土的音乐文物是当时礼乐制度的物化，反映出来的音乐信息更是 史料文献所无法相比的。“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 ，器以藏礼……”。(杨伯峻1990e：788)所以，本文采用考古资料第一、文献次之的方 法，把考古资料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础。
本文之所以把焦点聚集在山东，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
其一，山东是文物大省之一，考古学资料极其丰富，迄今出土的编钟、编磬达560件之 多，出土地点遍布全省。这些出土的礼乐器，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实物资料基础 。
其二，山东具有悠久而丰厚的历史及礼乐文化底蕴。西周时期，主要有齐、鲁两大诸 侯国。据规定，鲁国为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地，可以享有与周室同等的祭祀、宗庙和礼乐 等，乃至春秋时期“周礼尽在鲁”。(杨伯峻1990i：1227)作为春秋首霸和战国七雄之 一的齐国，为周初元勋姜太公的封邑，是著名的礼乐之邦。齐在整个东周时期，一直扮 演着十分重要角色。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杨伯峻1980c：70)比之鲁国 ，齐国更注重礼乐的实用和功效。“周礼尽在鲁”固然不错，但“周礼在齐”，(杨向 奎1988：27)亦有一定的道理。所以，周代乐悬制度的发展与衰落，在山东地区有着较 为充分的体现。所以，本文以山东地区发现的钟磬乐悬为基础，结合史料，对乐悬制度 的发展及衰落的过程加以探讨，应为可行。
一、周代乐悬制度的发展
春秋早中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已成历史，“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杨伯峻 1980a：174)的时代已经来临。春秋早期，周王仍是各诸侯承认的天下共主，名义上与 春秋时代相始终。如春秋早中期，首霸齐桓公和五霸之一的严文公，都以“尊王”、“ 勤王”的名义称霸中原，得到诸侯信从。公元前651年的葵丘之盟，齐桓公的霸业达到 顶点。周襄王也派太宰与会，并将应只分给姬姓诸侯的宗庙祭肉赏赐给齐桓公。齐桓公 为了表示“尊王”的诚意，竟然以耋老之年跪拜受赐。郑庄公在春秋初期，也打着“以 王命讨不庭”的旗帜，扮演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角色，使其争霸之战披上合法外衣 。在这样一种社会历史背景下，如中小诸侯僭越礼制，便会成为大国霸主出兵征伐、称 霸天下的好口实，使其战争合法化。如公元前675年，周庄王之子子颓赶走周惠王，夺 取王位，并使用王室乐舞招待拥护他的五位大夫。于是郑伯和虢叔举兵讨伐的主要理由 ，就是子颓用乐逾规。(杨伯峻1990b：214～217)
在这种“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政治背景下，有学者认为：“西周晚期，王权衰落， 诸侯国势力强大，宗法制度遭到破坏，‘礼崩乐坏’，各国诸侯在使用、随葬礼乐器上 出现僭越现象。”(徐良高1999：222)事实是否如此呢?丧葬制度是周代礼制非常重要的 组成部分，乐悬制度的发展情况，必然在丧葬制度中有所反映。
山东地区出土钟磬的春秋墓葬资料丰富，共达17例。其中考古资料完整、能够明确反 映当时礼制规范、确定是否僭越周代乐悬制度的有8例。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葬制资 料分析中评判是否僭越周礼的标准为：凡乐悬规格符合“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 悬，士特悬”和“天子诸侯悬皆有镈”，“卿大夫士直有钟磬无镈”二者之 一，即为犹遵周礼。反之，即为僭越。同时，为了确定墓主的地位和进一步说明墓主是 否僭越周礼，本文参照周代的用鼎制度作为旁证。周代用鼎制度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 以李学勤等人为代表：天子用12鼎，诸侯用9鼎，卿大夫用7鼎，士用5鼎；(李学勤1984 ：207～209)另一种意见以俞伟超等人为代表；天子用9鼎，诸侯用7鼎，卿大夫用5鼎， 士用3鼎。(俞伟超等1978：84～98)本文拟采用第一种说法。
明确反映礼制规范的8例春秋墓葬中，属于春秋早中期5例。其中，犹遵周礼的有如下4 例：
(1)长清仙人台6号墓(山东大学考古系1998：11～15；任相宏1998：26～35)
该墓属春秋中期前段(约前650前后)，共出土编甬钟11件、编纽钟9件和编磬10件，同 出铜礼器列鼎9件、簋8件等。该墓是此次发掘的6座墓葬中面积最大、规格最高的一座 ，为邿国国君之墓，属诸侯级别。从发掘报告的文物分布图可知，编钟、编磬在墓室 内排列3面，纽钟在西，甬钟在东，编磬在南，符合诸侯“轩悬”之制。9件纽钟的测音 数据，也未用商音(参见表1)。另外，用鼎制度也恰好符合诸侯的9鼎8簋之制。因此可 以断定，墓葬严遵周礼。
说明：1.表中提供的测音数，据《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主编王子初会同山东的音乐 考古专家在编撰山东卷的过程中，亲自采录的，并在国家定点检测单位——中国艺术研 究院音乐研究所视听实验室，以国际标准a = 440赫兹，采用十二平均律，即半音为100 音分，八度为1200音分，测出物理学上的音高。因笔者作音乐学方面的研究，换算成音 乐学的表述方式；2、由于音乐是一门特殊的听觉艺术，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所以又列 “阶名”一栏，符号↑、↓分别代表音高偏高和偏低。
(2)沂水刘家店子1号墓(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沂水县文物管理站1984：1～10)(罗 勋章1984：11)
该墓属春秋中期，共出土编镈6件、编甬钟19件、编纽钟9件和编磬6件，同出铜礼器列鼎9、簋7等。墓主人为莒国国君，为诸侯级别。虽然不知乐悬排列规格，但从出士6件编镈和9件列鼎来看，均符合诸侯之制。可见，墓葬犹遵周礼。
(3)莒南花园村2号墓(山东省博物馆、临沂地区文物组、莒南县文化馆1978：317～336 )该墓属春秋中期，共出土编纽钟9件(自名“游钟”)和编磬12件。该墓早期被盗，椁室 随葬品大部不存，但器物坑随葬品保存较好，现存陶列鼎7件。根据编钟铭文中提到的 “仲子平”，墓主可能是后来当了莒国国君的兹平公，所以该墓规格为卿大夫级别。从 7件列鼎和所用礼乐器无镈钟综合来看，墓葬犹遵周礼。
(4)蓬莱柳格庄6号墓(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90：803)
该墓出土编纽钟9件，时代应属春秋中期。编钟出土时位于棺北侧的二层台上，由大至 小、自东而西依次排列，挂于木质钟架上。该墓早年被盗，铜器大部不存，但陶礼器保 存较好，现存陶鼎9件(非为列鼎)、簋2件。根据9件陶鼎和2件簋综合判断，墓主应为士 级别，所用乐悬也正好为“特悬”，排列于北面一面，并且未用镈钟。由此可知，墓葬犹遵周札。
僭越周礼的只有1例，即莒县天井汪村莒国墓。(齐文涛1972：3)该墓属春秋中期，共 出土编钟6件和编镈3件。墓主为莒城或莒邑统治者，属卿大夫级别，所用礼乐器中却有3件编镈，说明墓主已僭用诸侯之礼。
从以上5例春秋早中期葬制资料的分析来看，犹遵周礼的有4例，僭越乐悬制度的只有1 例。从时间上看，在犹遵周礼的4例中，全部属于春秋中期。从空间上看，在犹遵周礼 的4例中，有位于山东西部的长清，有位于山东东南部的沂水和莒南，还有位于山东半 岛属于东夷的蓬莱。从墓主身份来看，从一国之君到卿大夫、士皆有。由此可见，周代 乐悬制度在春秋早期仍处于发展阶段，并在中期达到高潮。同时，目前山东地区共见有 239件春秋编钟，其中146件能确定具体属于春秋时期哪一阶段。这146件编钟中，有101 件属于春秋中期，这也是周代乐悬制度在中期达到高潮的一个旁正。僭越乐悬制度的1 例，也属于春秋中期。这说明，所谓的“礼崩乐坏”，在春秋中期才开始萌芽。也就是 说，并不是一进入春秋时期、更不是在西周晚期，各路诸侯、卿大夫便纷纷僭越周代乐 悬制度。
乐悬制度的这种发展轨迹，也与文献记载相符。史载，“礼崩乐坏”至迟在春秋中期 已经出现，但此类史料极少。如鲁文公四年(前623年)，卫国卿大夫武子访鲁，鲁文公 “与之宴”时，用了周王享诸侯所用的乐歌《湛露》和《彤弓》。(杨伯峻1990c：535) 而更多关于“礼崩乐坏”的文献记载，则出现于春秋晚期。周代乐悬制度本质上是维护 统治阶级利益的一种政治等级制度，它对于大国诸侯加强统治，称霸天下，十分有益。 齐国管仲在相齐桓公成其霸业的过程中，“修旧法”，“择其善而业用之”，(徐元诰2 002a：223)坚持礼、法并用的原则。乐悬制度应该属于其中的“善者”。正如史载：“ 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 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阮元1980c：1529)
总之，在春秋社会，多数诸侯贵族热衷于表面遵守和发扬西周的乐悬制度。此时乐悬 的乐器组合编配、音阶的设计和应用、乐悬的摆列规模，均得到空前的强调和发展。与 西周时期相比，编钟的纹饰也没有多少改变。但从另一角度看，以上出土乐器的测音结 果表明，绝大多数已经使用了商音，乐悬的功用，正在发生质的变异。正如齐桓、晋文 打的是“尊王”“勤王”的幌子，实际是为称霸中原一样，在春秋乐悬制度极其繁荣的 表象底下，已经涌动着衰落的暗流。
二、周代乐悬制度的衰落
在“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春秋早中期，周王在名义上仍是各诸侯国承认的天下共主 。齐桓、晋文等大国诸侯，皆以“尊王”“勤王”名义征伐中小诸侯，僭越礼制是大国 出兵的借口。公元前579、前546年的两次弭兵大会后，“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时代开 始了，传统的观念和旧的统治秩序遭到破坏，各国内部的斗争，迅速加剧，卿大夫之间 ，争权夺利，杀伐不断。这些情形，在山东地区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中尤以齐国和 鲁国为甚。先说齐国。
公元前548年(鲁襄公二十五年)，庄公和庞臣崔杼发生矛盾，终被崔杼所弑。崔杼立灵 公之子杵臼为君，即齐景公。不久，大臣庆封又消灭崔氏，在齐国专权。公元前532年( 鲁昭公十年)夏，田氏、鲍氏与齐惠公的后代栾氏、高氏开始了夺权斗争，最终田、鲍 获胜。齐景公(前547～490)临终，立公子荼为太子，高张、国夏成为权力很大的托孤大 臣。于是，高张、国夏就成为田氏夺取国家权力的障碍。公元前489年(鲁哀公六年)， 田乞(即田僖子，田无宇之子)把两位托孤大臣驱逐出齐国，国君成为田氏手中的傀儡。 不久，田氏废太子荼，立景公的另一个儿子阳生为国君，即齐悼公，公子荼被悼公所杀 。悼公作了四年的君主，又被臣下所弑。公元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田氏又立悼公 的儿子公子壬为君，即简公。简公在鲁国时，阚止是他的宠臣，归国后阚止被任为执政 大臣。这样，阚止又成为田氏掌握齐国政权的心腹之患。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 ，爆发了田氏消灭阚止的斗争，阚止被杀。不久，简公也被田常(即田成子，田乞的儿 子)所弑，另立简公之弟骜为君，即齐平公。就这样，在齐国一幕幕权臣被杀，国君废 立被弑的闹剧不断上演着。
这一时期，鲁国卿大夫的夺权斗争，程度毫不逊色于齐国。典型的例证即为“三桓专 权”，三桓指的是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三家，因为他们同为鲁桓公之子，故称三桓 。三桓中以季氏势力最强，从季文子开始，直到春秋末年的季康子，几乎世世专鲁国之 政。三桓夺取鲁国公室的权力、瓜分公室共有两次。一次是在鲁襄公十一年(前562)， 季武子“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杨伯峻1990h：987)从此，鲁国军队不归公 室所有，而由三桓掌握。另一次发生在鲁昭公五年(前537)。由于季氏的势力有了极大 的发展，季武子便“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杨伯峻1990j：1261)甚至， 季武子趁襄公朝楚时，竟袭取卞邑据为己有，吓得襄公几乎不敢回国。到了鲁昭公与季 平子时，矛盾愈演愈烈，终于在公元前517年爆发了一场武装冲突。但结果却以昭公的 失败面告终。昭公先出逃于齐，后奔于晋，最后客死他乡。“三桓驱逐昭公出国，完全 掌握了鲁国的军政大权，达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顶点”。(安作璋1993：118)
这些卿大夫在夺权的时候，杀重臣、弑国君已成家常便饭。他们僭用诸侯之礼，乃至 僭用天子之礼，也就不是什么稀罕事了。历史上关于“礼崩乐坏”的文献记载，也确实 多见于这一时期。如《论语·八佾》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也”。(杨伯峻1980b：23)《左传·隐公五年》明确记载“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 四、士二”。(杨伯峻1990a：46)很明显季氏僭用了天子的礼制；又如《左传·襄公四 年》载：鲁国的穆叔回访晋国，“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 。因为穆叔认为这是天子飨诸侯，以及两君相见的礼乐，不合礼制。直到伶人歌《鹿鸣 》，合乎君主招待使臣的礼节他才接受拜谢(杨伯峻1990f：932～933)；再如鲁国的三 桓在祭完自己的宗庙后，也象天子一样在《诗经·雍》的乐声中撤去祭品，即史载“三 家者，以《雍》彻”；(杨伯峻1980b：23)鲁定公十年春，齐鲁两国国君相会夹谷，齐 国演奏“四方之乐”。孔子认为用乐场合不对，坚决抵制。于是齐国由“夷狄之乐”改 奏“宫吕之乐”。(司马迁1959：1915)其他还有“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 荀莹辞”；(杨伯峻1990g：977)“大夫之奏《肆夏》，由赵文子始也”(阮元1980d：14 47)等“礼崩乐坏”的记载。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乐悬制度的命运如何呢?据上一部分，在能够确定是否僭越周代乐 悬制度的8例春秋墓葬中，属于春秋早中期的有5例，余3例为春秋晚期。在这3例中，犹 遵周礼的有如下2例：
(1)长清仙人台5号墓(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1998：18～30；任相宏1998：26～ 35)
该墓共出土编纽钟9件和编磬14件，时代属春秋晚期偏早(前570～前560)。出土时位于 椁室中部，呈一字排开。墓主为邿国士一级的贵妇人，而乐悬也恰为“特悬”之制， 并且未用镈钟，说明墓主犹遵周礼。(2)海阳嘴子前4号墓(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等1996：1～10)(马良民等1996：11～13)
该墓共出土编甬钟7件和编纽钟2件，时代属春秋晚期。从原发掘报告的文物分布图可 知，编钟排列于椁室的东北一面。墓葬保存较好，同出有列鼎6、敦4件。该墓是目前胶 东地区发掘墓葬中规格最高的。嘴子前春秋墓群可能正是取代姜氏而有齐国的陈氏家族 远在东方的族墓和封邑。该墓列鼎虽有6件，但敦却有4件，综合来看，应为5鼎4敦之制 ，墓主应属士一级。所用礼乐器亦排列一面，符合士的“特悬”之制；并且未用镈钟，说明墓主犹遵周礼。
僭用周礼的只有1例，即林朐杨善乡齐国墓(齐文涛1972：3)，时代属春秋晚期。该墓 共出土编钟5件、编镈1件和编磬若干，同出有列鼎5件。据共出铜壶上的铭文可知 ，墓主为齐国的卿大夫公孙灶，他于公元前545～前539年当权。但出土礼乐器却有镈1件，说明墓主已僭用诸侯之礼。
迄今山东地区出土钟磬的战国墓葬资料共有12例。考古资料比较齐全，能够确定是否 僭越周礼的共有6例。其中，犹遵周礼的有2例：
(1)郯城县第二中学战国1号墓(刘一俊等1996：8～13)
该墓共出土编纽钟8件和陶编磬13件，时代属战国早中期。出土时编钟置于墓南部，部 分压在骨架之上；陶编磬分置在中部和西部，同出列鼎7件。根据7件列鼎可知，墓主应 为卿大夫级别。从墓葬随葬品分布线图可知，编钟和编磬在墓葬中排列两面，与卿大夫 “判悬”之制相符。
(2)淄博市商王村2号墓(淄博市博物馆等1997：89～120)
该墓共出土编纽钟14件和编磬16件，时代属战国晚期末段。根据钟磬架上的铭文可知 ，墓主应为
陵，他很可能为齐国王室成员，身份最低在卿大夫以上。所用礼乐器未 用镈钟，说明墓主犹遵周礼。
僭越乐悬制度的共有4例，分述如下：
(1)临淄淄河店2号墓(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0：46～65)
该墓共出土编镈8件、编甬钟16件、编纽钟10件和编磬24件，时代属战国早期。该纽钟10件和编磬24件，时代属战国早期。该墓为“甲”字型大墓，有墓道。虽多次被 盗，但发现的陶礼器组合完整，现存陶列鼎7件和簋6件。从列鼎和簋来看，墓主为卿大 夫级别，但所用礼乐器却有编镈8件。而且西周之时只有天子之墓才能有墓道。如 《国语·周语中》记载，晋文公曾帮助周襄王平定叛乱，使周襄王得以复位，于是提出 “请隧”以葬。“隧”即墓道。周襄王认为这样是僭越礼制，所以没有答应。(徐元诰2 002b：51)可见，墓主已经僭用天子之礼。
(2)阳信西北村战国墓(惠民地区文物普查队等1990：218～222)
该墓共出土编镈5件、编纽钟9件及编磬13件，时代属战国早期。同出有列鼎5件和敦4件，根据列鼎可知墓主为士级别，但却用包括5件编镈在内的礼乐重器27件，说明墓主已经僭用诸侯之礼。
(3)章丘女郎山战国墓(李曰训1991；1992：32)
该墓共出土编镈5件、编纽钟7件、编磬(2组)、陶埙1件及乐舞俑26件，时代属战 国中期。在内、外椁间的西南角及东北角，分别悬挂一套编镈(5件)和编钟(7件)，出土时均成套悬挂在铜支架上。该墓二层台上还出土了2组石编磬。因上部填土曾遭破坏，二层台西北角上出土的编磬残破严重，仅存1件较大的石块。而东南角出土的一套较为完整，这套石编磬共计7件。另外还有列鼎多件。墓主人为齐国大将匡章，为卿大夫级别。但是编钟和编磬却分列四面，属天子“宫悬”之制，已经僭用天子之制。
(4)诸城市臧家庄(现名龙宿村)战国墓(山东诸城县博物馆1987：47)
该墓共出土编镈7件、编钟9件及编磬13件，同出有列鼎5件，皆出土于器物坑中。时代为战国中期。该墓主墓被盗，但器物坑随葬品保存较好。墓主为莒贵族公孙朝子，为士级别。但却用包括7件编镈在内的礼乐重器29件，已经僭用诸侯之制。
从3例春秋晚期的葬制资料分析来看，确定犹遵周礼的有2例，僭越乐悬制度有1例，二 者比例为1/2，而春秋早中期的比例为1/4。可以推测，“礼崩乐坏”在春秋中期已初露 端倪。“公元前六世纪和公元前五世纪之交正是礼乐制度衰亡的转折点。”(杨华1997 ：223)而且，“从《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文公请隧，周襄王不许的记载来看，时至 春秋中叶天子之礼不得僭越应是可信的史实。”(王世民1986：164～165)可见，“礼崩 乐坏”的真正衰落，应发生在春秋晚期。而且，从僭越程度上看，也只是轻微逾礼，即 卿大夫僭用诸侯之礼。
6例战国墓葬资料表明，犹遵周礼的只有2例，僭越乐悬制度的有4例。从时间上看，犹 遵周礼的2例分别为战国早中期和战国晚期末段；僭越周代乐悬制度的4例中，2例属于 战国早期，2例属于战国中期。而且，相对于春秋时期卿大夫僭用诸侯的轻微逾礼，战 国时期的逾礼程度已甚。在僭越的4例中，有2例是卿大夫僭用天子之礼，另2例皆为士 谮用诸侯之礼。可见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西周以来的乐 悬制度已近崩溃。当然，作为周代基本国策、并实施了800余年的礼乐制度，对社会产 生的深远影响不可能戛然而止，这可以解释这犹遵周礼的1例，即战国末期的乐悬制度 虽已崩溃而余韵尤存。据《汉书·礼乐志》载，汉初高祖刘邦时，叔孙通也曾制过礼， 作过乐。2000年山东济南章丘洛庄西汉墓(年代为前186年)出土的19件编钟和107件编磬 ，就是汉初礼乐很好的例证。(崔大庸等2000；王清雷2001：91)或说“乐悬制度衰萎于 战国末期，也应该有着一个渐变或回潮的反复过程。”(王子初2001b：11～13)秦汉以 降，历代均有功成作乐之议，仿制钟磬乐悬，以图效法周代礼乐制度，均不过东施效颦 ，无力回天。
作为上层建筑，周代乐悬制度建立在奴隶制经济基础和西周宗法分封制、等级制的基 础之上。西周宣王时废除一年一度的籍礼，标志着井田制开始瓦解，私田不断发展。春 秋时期，由于铁质农具逐步取代青铜农具，使生产力获得较大发展，私田数量大大超过 公田。公元前685年，齐国管仲首先实行“相地而衰征”的新税法，将田地分给耕种者 ，实行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按产量分成的赋税制度。鲁国的改革比齐国更进一步。公 元前594年，鲁宣公实行“初税亩”，促进了井田制的全面崩溃。同时，也标志着鲁国 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春秋晚期，各国内部的夺权斗争在迅速加剧，西周时期的宗法 分封制和等级制被打破了。战国以往，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和中央集权政治体制 的建立，乐悬制度在山东地区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终于走向没落。
结语
综上所述，春秋早中期，多数诸侯贵族热衷于表面遵守和继承发扬西周的乐悬制度。 西周以来的乐悬制度处于发展阶段，并在春秋中期达到高潮。但在春秋乐悬制度极其繁 荣的表象底下，已经涌动着衰落的暗流。即所谓的“礼崩乐坏”，在春秋中期已初露端 倪。
春秋晚期，“礼崩乐坏”局面已经形成，如此时多见的卿大夫僭用诸侯之礼；从僭越 程度上来看，尚属轻微逾礼。至战国时期，周代乐悬制度几乎完全崩溃。逾礼程度与春 秋已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出现了卿大夫僭用天子之礼或士僭用诸侯之礼的现象。但是， 作为周代基本国策、并实施了800余年的礼乐制度，对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不可能戛然 而止，“乐悬制度衰萎于战国战国末期，也应该有着一个渐变或回潮的反复过程。”秦 汉以降，历代帝王均有功成作乐之议。他们仿制钟磬乐悬，效法周代礼乐制度。那都不 过是虚应故事，失去了其实质的意义。
中国地域广大，历史悠久，乐悬制度在各地发展演变存在一定的差异，今天的考古发 现也在不断的丰富。对于周代乐悬制度较为全面而系统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尤其对于周 代乐悬制度形成、发展和衰落的演变过程，尚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作者附言：本文系笔者的硕士学位论文《从山东音乐考古发现看周代乐悬制度的演变 》一文的节选。承蒙导师王子初先生多次悉心教诲，伍国栋、秦序、修海林、崔宪等诸 位先生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此，笔者表示深深的谢意!
标签：考古论文; 周代论文; 齐国君主论文; 先秦时代论文; 文化论文; 文物论文; 汉朝论文; 战国论文; 周礼论文; 杨伯峻论文; 齐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