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的社会主义观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吉登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2-0068-05
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性，但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却并非无可置疑。当马克思在世的时候，拉萨尔等人就曾经肆意歪曲过这一思想，并为此遭到马克思的愤怒谴责。马克思去世以后，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更是明目张胆地“修正”过社会主义，为此曾遭到列宁的猛烈批判。实际上，致力于诠释或者修正这一思想的行为远不止发生在一百多年前当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都极为尖锐的时期。在当代，面对全球化、现代性所带来的社会变化，不少思想家重拾社会主义这一理论话题，一方面反思马克思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得失，另一方面，又为社会主义旗帜添加新的理论釉彩。在这些人当中，当代著名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就是突出的一位。他不仅出版了《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等专事反思马克思思想的著作，而且出版了《超越左与右》、《第三条道路》等涉及重建社会主义理论的著作。
一、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反思
要理解吉登斯对于社会主义的新思考，首先必须了解他对于社会主义内涵的理解。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一开始是作为一种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思想而出现的，是一种哲学和伦理学上的冲动，只有当马克思为社会主义进行了严密而精细的经济学论证之后，社会主义的重点才转向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社会主义企图直面资本主义的局限性，以一种更加人性化、更有效率和更加公平的方式重新组织社会。①以马克思作为起点，社会主义在其历史演化的过程中分裂为两种不同的形态：一是以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表现形式的“革命社会主义”形态；二是以英国等作为表现形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形态。前者主张以革命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国家控制型的计划经济模式，实现物质富裕和分配公平。后者则是一种以议会制为基础的、更加温和的社会主义，追求社会合作、普遍福利以及社会公平，福利国家是这种形态的政治表现。在吉登斯看来，不论是哪一种形态的社会主义，起初显然都代表了某种激进的追求，但时至今日，这些曾经激进的追求却越来越沦为某种保守的势力，它们沉迷于过去，继续坚持那些已然失去了现实基础的方案。“长期习惯于把自己想象成先驱的社会主义突然变得落伍了，寄希望于它曾经鄙视的过去。”②
与对社会主义的类型划分相适应，在吉登斯看来，社会主义的保守性也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分析：一是革命社会主义的局限；二是传统福利国家的矛盾。革命社会主义的理论要点集中体现在对革命的强调、对计划经济模式的坚持和对国家的超越等方面。从革命的一面来看，革命社会主义坚持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但在吉登斯看来，这种观念最多只适用于阶级斗争极为尖锐的时代，当历史走出了这种时代而行进到当今的社会背景时，革命也变得不再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在当今社会，不仅革命的观念已经死亡，而且这种死亡还进一步成为社会主义运动低落的原因之一。“革命观念的丧失，至少社会主义革命观念的丧失——因为它作为一种抱负确实已经死亡了——是今天到处可见的社会主义‘低落’的主要因素之一。”③对于计划经济，按照吉登斯的观点，它至多只能在简单现代化的条件下发挥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和反思性现代化的时代，一个国家即使拥有最灵敏、最具有洞察力的计划机构，也不可能对瞬息万变的市场作出灵活的反应，而且从本质上说，任何以排除市场调节、用直接控制的方式来发展经济的做法，实际上都只会延误经济的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曾经预测，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生产的极大发展，全部国家机器最终将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④但比照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状况，吉登斯却指出，“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是民族国家，它们与其他民族国家一样，都垂涎于领土，并且在发现自己的利益被他国所窥伺时便随时准备运用军事暴力”⑤。
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致力倡导的福利国家制度，在吉登斯看来，它同样变得不合时宜。福利国家制度本质上是一种风险管理制度，它旨在控制社会成员在未来可能遇到的各种不确定性，如贫困、失业、残疾、老龄化等。⑥但到目前为止，福利国家至少出现了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它所应对的风险种类已经发生了变化。风险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由自然所带来的外部风险，如各种自然灾害等；二是由人类自身所造成的“人为风险”，如核战争、金融风险等。⑦福利国家所针对的主要是前一种风险，但在晚期现代性时代，人为风险越来越处于支配性地位，对于它们，传统福利国家无力加以应对。其次，与传统福利国家所应对的风险种类有关，它同时还是一种事后处理机制。“如同大部分社会保障规定一样，它们是在出了问题之后再来处理事情的，好似问题的产生原因是在任何的控制之外一般。”⑧这种问题处理方式无助于人们增加主动规避风险的意识，从而从源头上减少或者避免风险。最后，传统福利国家还破坏了正常的劳动市场机制，形成一种“依赖文化”或者“道德公害”。市场经济本来依赖于劳动关系的普遍商品化，但福利国家政策却使人们越来越脱离市场竞争关系，变得依赖于福利国家，甚至出现骗取福利的现象。福利国家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矛盾：“国家所提供的福利救济越多，发生道德公害和欺诈的可能性就越大。”⑨
除革命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各自存在的缺陷外，在吉登斯看来，它们还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缺陷，那就是都无力应对当今社会出现的各种生活政治问题。生活政治是相对于解放政治而言的一个范畴。解放政治力图将个体和群体从对其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生活政治关涉的则是在后传统社会背景下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必须解决的各种问题；前者是一种生活机会的政治，后者则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⑩生活政治问题存在于生存、自我、科技、家庭以及全球系统等领域，体现为高度现代性背景下的生态问题、自我认同问题、两性关系问题、人为风险问题和全球化问题等。在晚期现代性背景下，这些问题越来越显示出重要性，它们不仅为人类生存带来了各种后果严重的风险，而且还进入了个体自我认同的核心，使个体生活时刻浸淫在焦虑的磨难之中。生活政治就是要在这种社会生活情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的背景下重新做到自我实现。但是，面对这些问题，不论是革命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都仍然坚持以解放政治的理念作为行动准则，寻求把弱势群体从他们所遭受的不幸状况中解放出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状态，对生活政治问题则不仅表现得失语，甚至还从根本上妨碍了这些问题的解决。
二、复兴社会主义的策略
由此可见，在吉登斯那里，社会主义尽管一度被看作是一种激进而革命的传统，但时过境迁，它似乎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了。在比较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批判的基础上，他甚至认为，情况已经出现了一种有趣的转折，保守主义已成为“包含激进主义的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则已蜕化成为“退出激进主义的社会主义”。(11)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吉登斯将抛弃社会主义旗帜转而拥抱保守主义，相反，他继续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企图重建社会主义的未来。为做到这一点，他不仅描绘了未来社会主义的理论轮廓，而且还站在晚期现代性的时代背景下，重点阐述了其复兴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和策略，后者集中体现在其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上。
1981年，吉登斯出版其“社会理论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该著作在检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得失的基础上，提出了建构未来社会主义理论轮廓的若干主张。(12)在吉登斯看来，在参考当今社会现实的基础上，未来社会主义理论至少必须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社会主义的理论重点不在于阐明未来社会的图景，而在于把它与各种形式的剥削联系起来分析。除马克思所分析的经济剥削之外，还存在着性别之间的剥削、种族之间的剥削、国家之间的剥削、人对自然的剥削等其他形式，未来社会主义理论必须充分考虑到它们的存在。第二，不能把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想象成不存在任何矛盾的共同体，它至少存在着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的生产模式与人民大众如何参与政策制定之间的矛盾。第三，不能把未来社会主义想象成促进和平的堡垒，社会主义国家与其他国家一样，都是民族国家，也表现出领土扩张的要求和侵略性。第四，未来社会主义理论必须充分考虑到行政监控和军事暴力在当今世界的地位。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相比，军事工业化和行政监控的发展已成为当今社会的突出特征，未来社会主义理论如果没有对这些现象加以理论化，它也就无法解释极权主义等现代政治现象。第五，未来社会主义理论还必须更加充分地考虑资本主义在形塑当今世界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资本主义并没有如马克思所想象的那样穷尽了自身的潜能，相反，它不仅成功地塑造了(而且在继续塑造着)整个世界，而且还创造了巨大的内部成功，例如，它使资本主义国家变得“内在富裕”，建立了自由民主制度等。
实际上，吉登斯更加关注的是探讨在欧洲尤其是在英国的社会背景下，面对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长期沉沦，如何复兴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他为此投入了巨大的学术精力。1994年，他出版其“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提出了其重建高度现代性社会的理论主张。1998年，他又出版了其思想发展史上的另一部重要著作《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该书以一种提纲挈领的方式提出了其复兴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主张。
在政治光谱的定位上，吉登斯把“中左”政治立场作为其复兴社会民主主义的出发点。左与右一直是对传统社会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或者古典保守主义的划分。前者倾向于平等，后者则认为某种程度的不平等是必须的。但在吉登斯看来，传统左与右的划分已不再能够囊括当今社会的政治议题，对于大量的生活政治问题来说，我们已很难将它们定位到传统的政治光谱中去。高度现代性社会催生了大量属于中间立场的问题，社会民主主义若要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获生机，那就必须对这些问题予以充分的重视。出于这些考虑，他把自己定位在政治光谱的“中左”位置。这种立场意味着，新的社会民主主义一方面必须继承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理念，把社会平等和政治解放置于其政治纲领的核心；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重视全球化、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将传统的政治理念与新的政治问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中左’这一术语并不仅仅是一个标签。革新后的社会民主党必须站在‘中左’一边，因为社会正义和解放政治仍处在它的核心。但是，‘中间’不应被视为缺乏自己的主旨，相反，我们所谈论的是这样的一些联合：社会民主主义者可以将它们从生活方式多元化的各条脉络中编织而成。”(13)
福利国家是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最引人注目的政治结晶，同时也是吉登斯重建社会民主主义的最重要维度，在这一方面，他提出必须以“积极的福利制度”取代“传统的福利制度”的主张。在他看来，新自由主义对传统福利制度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合理的，传统自上而下的福利分配制度不仅不民主、无效率，而且还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因此，必须以积极的福利制度取代传统的福利制度。积极福利制度的要点之一在于改变传统福利制度的风险承担机制。传统福利制度所针对的主要是外在风险，具有明显的事后性。积极福利制度则充分重视人为风险在当今社会所具有的影响，它不仅着眼于缩小或者保护人们免受风险的影响，而且还鼓励和帮助人们利用人为风险中所具有的积极而富有活力的一面，主动承担风险。(14)同时，积极福利制度还着眼于改革传统福利制度中权利与责任的划分，认为“无责任即无权利”。也就是说，政府承认自己对于公民的责任，包括对弱者的保护，但同时也强调公民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例如，个人在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时候，必须履行主动地寻找工作的义务。最后，积极福利制度不仅关注经济方面的利益，同时还重视心理利益的培育，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在人力资本方面投资，而不是直接提供经济资助，吉登斯甚至为此还提出了“社会投资型国家”的概念。(15)
第三条道路本身是一个综合的政治行动纲领，除了积极的福利制度这一针对传统福利制度的改革纲领之外，还体现在新型的混合型经济、情感民主的家庭、积极的公民社会、世界性的民主等诸多方面。按照吉登斯的说法，无论如何，第三条道路都不是对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遗弃，而是在坚持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价值的前提下，扩大社会民主主义的关注范围，使之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因此，它实质上是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升级版。“第三条道路政治，在明确承认它所关注的问题范围比旧的左一右分野架构下更加广泛的同时，保留社会正义问题仍然是核心的关注点。”
三、基本评价
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反思、对未来社会主义理论轮廓的勾画和对社会民主主义的重建，三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吉登斯对社会主义的过去和未来的完整思考。在这种思考当中，对革命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反思构成了其勾勒社会主义理论轮廓的基础，而对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检视和对高度现代性社会问题的考察，则构成了其复兴社会民主主义的平台。吉登斯的理论思考自提出之始，便在全球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作为致力于反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被誉为“创立了把社会制度当作时空关系安排的一种新颖的类型学”(16)；作为复兴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纲领，其《第三条道路》则被誉为“成功地实现了社会民主理论的火中再生”(17)。由此提给我们的问题是：吉登斯是否就真的取得了完全成功？我们应当如何评价他对社会主义所作的思考？
首先，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吉登斯是站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反思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新的时代背景赋予他一种有利的地位，使他可以以一种检验者的姿态来检测以往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与现实相吻合。众所周知，马克思是在一百多年前论述其有关社会主义的设想的，即使是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从诞生至今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一百多年来，人类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许多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极为重要的问题在当今时代变得不再重要，许多在当今时代极为重要的问题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则根本想都没有办法想及。诚如波吉所言：“与20世纪中晚期的‘先进社会’相比，他们(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引者注)简直就无法想象今天的状况，因为在他们写作的年代，这些现象根本就不存在。”(18)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许多预言得到了兑现，但也有许多预言由于时代的变化而没有兑现。吉登斯生活在当代社会，这使他完全能够往前回溯，比照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与此后发展历史之间的距离，并指出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存在的明显不足。更有甚者，时代发展还使他能够在参考当今社会重大问题的基础上，提出重建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例如，在他看来，建构未来的社会主义理论必须注重除经济剥削以外的其他剥削，必须注意当今社会的军事暴力和行政监控等。社会主义理论倘若要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的确不能置社会发展变化于不顾，故步自封显然不利于提高社会主义理论的生命力。从这种立场出发，不论吉登斯所提到的那些原则在多大程度上正确，那种使理论不断跟上时代发展步伐的做法显然是可取的。
当然，吉登斯对于社会主义图景的理论勾勒并不能取代马克思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前者尽管尽可能建立在解决当今世界重大问题的基础上，但社会主义的规定性似乎也消失得无影无踪。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无一例外地把社会主义置于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认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将消灭私有制、剥削和阶级等迄今为止一直是造成社会异化的根源，实现社会正义和生活富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也不是抛弃社会主义的上述规定性而自行其是。邓小平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9)但反观吉登斯所勾勒的社会主义理论图景，社会主义的上述规定性已无从见到。尽管他在复兴社会民主主义的计划中继续强调，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仍将把社会正义作为核心关注点，但这种强调无非是在继续保持经济剥削、阶级、私有制等经济制度的前提下，不让贫富差距变得过于悬殊的一种权宜之计而已。因此，从总体上说，他至多保持了社会主义的某些精神而抛弃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更有甚者，一种社会主义理论如果只是强调监控、剥削、军事暴力等社会问题而置其规定性于不顾的话，它也就变成了一般的社会理论，而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理论。
那么，我们又当如何看待他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呢？该理论甫一提出，不仅在全球学术界风靡一时，而且还深深影响了20世纪末期的全球政治气候。它当时之所以能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关键还在于它在融合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追求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包容性的政治思维，这种思维给长期非此即彼的政治取向带来了新的思路。第三条道路在某种意义上为社会民主主义带来了新生，在它的指引下，英国新工党不仅登上了执政的舞台，而且还长期保持了执政的地位。但是，它同时也蕴含着挥之难去的矛盾和张力。这种一方面希望获得新自由主义者所提倡的市场效率，另一方面又希望保持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所坚持的社会正义，同时还希望解决生态环境恶化、社会道德滑坡、社区犯罪率上升等社会问题的政治纲领，的确集大多的政治追求于一身。这也难怪保守主义者会指责它实际上是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翻版，而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则指责它实际上背叛了社会民主主义。克莱伊伯指责吉登斯像“狐狸”一样，像“蜜蜂”一样，在理论之间飞来飞去，要理解它的理论就“像试图去抓住一根水银柱”。(20)梅斯卓韦克则指责吉登斯的理论“像是一台可以拆散的机器”，里面充满了矛盾和模糊的地方。(21)将这些评价用在第三条道路理论上似乎同样适用。时至今日，第三条道路理论已如昨日黄花，曾经挥舞过这面旗帜的政治家或者研究者大部分已将它弃之如屣履，这或许是因为这种汇集了大多张力的理论气球，终将随着张力的尖锐化而破碎。
从马克思提出社会主义的构想至今已逾150年。一百多年来，社会主义体验过辉煌，经历过沉沦。它曾给全世界无产者带来过解放的曙光，曾经打破了资本主义独步天下的政治格局，当然，它也曾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而跌入低谷，以致有人给它贴上了“历史终结”的标签。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恩格斯曾经说过：“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22)从这种观点出发，不论吉登斯对社会主义的思考有何可取或不足，或许我们都可以把它看作是认识社会主义科学的一种努力和探索。
注释：
①⑨(13)(14)(15)(17)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第4页，第48页，第121页，第68页，封底。
②③(11)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第66页，第22—8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174页。
⑤安东尼·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27页。
⑥⑧安东尼·吉登斯《为社会学辩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页，第236页。
⑦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⑩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7—252页。
(12)Anthony Giddens,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London:Palgrave Macmillan,1995,pp.248-252.
(16)马丁·奥布赖恩《安东尼·吉登斯的社会学》，载于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托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18)Gianfranco Poggi,"Anthony Giddens and 'the Classics'",in Jon Clark,Celia Modgil and Sohan Modgil,Anthony Giddens:Consensus and Controversy,London:the Falmer Press,1990,p.12.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3页。
(20)Ian Craib,Anthony Giddens,London:Routledge Press,1992,p.4.
(21)Stjepan G.Me
trovi
,Anthony Giddens:the Last Modernist,London:Routledge Press,1998,p.9.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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