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现状与趋势研究_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现状与趋势研究_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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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4)12-0033-06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研究现状,杨增岽曾在2007年以统计为基本研究方式进行过一次较系统的梳理[1](后文述及杨增岽的观点时不再注明出处——笔者注)。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大力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也在实践中不断向前推进,笔者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并期以此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一、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研究进程概览

       在杨增岽看来,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最早论述是1986年刘之平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问题》(《高教探索》1986年第1期)一文,但在笔者看来,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设立之初,“思想政治教育”并未与“思想政治工作”一语有明确的区分,目前在较广的范围内人们仍以同等的含义使用这两个概念,与此同理,“德育”一语的广义理解与“思想政治教育”也并无明确的界限,因此,回顾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的历程,就不能无视思想政治工作现代化或德育现代化的相关成果。基于这一理解,从笔者可得的资料看,最早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这一论题的成果可能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现代化的探索》(《经营与管理》1985年第1期)一文,该文将树立科学观点、效果的观点、最佳的观点、系统的观点、运动的观点作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前提,强调以改革的精神和旧观念、思想方法、工作作风、工作态度、工作重点、学习方法的转变来推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现代化;[2]同年,余心言发表《让思想政治工作充满现代化的气息》,既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又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要讲现代化的事情”,提倡“现代化所需要的观念”,破除“与现代化格格不入”或“似是而非,貌似现代化,实则是对现代化的干扰的观念”,“尽可能利用现代化的工具”。[3]这表明,早在1980年代中期思想政治工作现代化问题已经开始从个别性认识向业界共识迈进了。

       确如杨增岽所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研究曾中断过较长一段时间。这既可能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理论在大规模影响中国学术界时出现的领域关注偏向——主要关注具体领域而不是现代化理论之类的宏观社会主题——有关,也可能与当时人们基于“四个现代化”的具体性而未在总体性层面关注社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有关。到了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将社会的全面转型和社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论题提上日程,加之教育学界对教育现代化研究和实践的触发,以及知识经济理论的影响、现代教育技术及国际互联网的运用范围的日益扩展,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也随之继续就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更广泛、深入的探讨。这尤其体现于关于德育现代化、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研究成果之中。此时期的研究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理解尚具模糊性,甚至有些研究者未对“现代化”这一前提性概念给予任何解释或说明,就直接展开了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内容、形式、方法等问题的描述。在“现代化”与“科学性”(或“科学化”)的关系上,此时期的观点多是将二者并提,强调二者相统一,忽视了现代化是科学理性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事实,尽管笔者并不同意“思想政治工作现代化的本质是科学化”[4]的观点,但是,如果将“科学性”这一要求从“现代化”中抽离出来,恐怕只能使“现代化”成为“当前”或“现时代”的代名词。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动力源、动因或必要性问题上,研究者们大多未从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运行规律中去寻找,而主要归结为社会现代化的需要、人的现代化的需要以及新技术在教育过程中的运用等。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具体表征(或内容、标准)方面,主要涉及观念现代化、目的现代化、内容现代化、手段现代化、方法现代化以及主体(素质、思维方式等)现代化,研究者所持观念亦大同小异。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形态特征,也在全球化、时代性、规范化、系统化、历史性、动态性、差异性、前瞻性、信息化、快速化、知识化、民主化、个性化、主体性化等多个方面得到展开。另有一些成果论及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理念、路径等问题。

       自上世纪末开始,现代化理论通过对现代化进程的理论反思促成了关于现代性的理论热潮,笔者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与现代化》一文较早地对此做出了反应。此后,现代性理论日益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的重要理论背景。随着对现代性问题的日益关注,现代性所内含的反思性促动了研究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在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上的全面反思,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的视野也日益得到拓展。这种拓展主要体现为: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理性基础和思维方式问题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理性基础方面的主要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完美结合”。[5]在思维方式方面,不仅认识到思维方式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前提,还在现代方法论的大视野中进行了探讨。有研究者提出,“把‘非零和’思维方式的内核,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机制的构建之中,使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内容、规律、队伍、路径、模式等更为高效协调,实现‘1+1>2’部分之和大于整体的目的”;[6]也有研究者认为,要在复杂性科学或复杂性思维的理论视角下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问题,主张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必须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性思维、生成性思维、非线性思维以及开放性思维的方法论创新”,[7]等等。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转型作为现代化的一个主题日益成为流行论题,其走势已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齐头并进。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目标和过程由量变向质变迈进的确切判断。上世纪90年代,社会转型的影响开始进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视野,研究者最初多以“社会转型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或“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转型同构”为主题,此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思维方式等方面的转型开始正式成为论题。孙其昂关于这一论题的思考呈现出突出的前沿性。早在2007年,他着重“从社会、历史、系统的视野来考察”,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所包含的“思维转型、主题转型、目标转型、内容转型、载体转型和方法转型等一系列转型”[8]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在他那里,“现代转型”也与“现代化”有着必然的直接联系,“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被描述为“思想政治教育为适应现代社会而进行的以实现自身现代化为目标、以科学化和人本化为特征的整体性的结构转变”。[9]此外,理念转型、功能/价值转型、体制机制转型、[10]范式转型、话语实践转型、教育模式转型、主导性或主导关系转型、[11]现代性、整体性、政治性、内部化、公共化、人本化(或曰“物本——人本”理念转型)、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型、[12]转型的动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转型[13](乃至课堂教学文化的转型)等陆续成为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重要论题。此外,还有研究者专题探讨了研究立场转型、研究方法转型、转型的“问题域”及“前提性反思”[14]等问题,使转型研究得到了方法论层面的进一步深化。

       第三,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目标取向上,“公共性”在此期得到了特别的强调。就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特殊领域而言,“公共性是现代化的一个维度和品质”,“走向公共性,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自然演进的过程”。[15]而就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态发展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的总体趋势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公共化,其目标在于社会主义公共人的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在未来的发展中无论在目标、内容还是方法、路径、载体、手段乃至资源、环境等方面,都会日益突出地体现出公共性,从而在思想政治教育总体性层面上呈现出公共化的特色和趋势”。[16]

       第四,原来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外在条件或者作为新的要素纳入了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内涵之中,或者得到了更深入的揭示。比如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环境现代化,[17]思想政治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18]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现代化,[19]教育者心理的现代化,[20]等等。

       此外,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现代化的研究开始延伸到了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原则等方面,本土传统、别国经验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21]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关注和重视。

       二、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的反思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本身是一种反思活动,然而,对这一反思活动也需要进行深入反思。理论和实务界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这一论题的关注已有20余年,理论成果不断涌现并在近年呈逐年上升之势,在不少主题上的思考已较深入,但仍存在一定局限,这种局限主要可概括为以下方面:(1)研究视域局限。从研究背景看,研究视域局限主要表现为,大量成果忽视了政治现代化、教育现代化、传播现代化的社会背景;从理论资源看,未在宏观层面将思想政治工作现代化、德育现代化纳入借鉴的范围,使论题、观点缺乏应有的吸纳;从研究内容看,不少成果是在对思想政治教育传统尚无基本认识的基础上进行“无根”的思考;从思想政治教育具体领域或对象看,高校、企业虽得到一定关注,但关注水平仍较低且未真正反映出领域特性,而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儿童思想政治教育基本未能成为现代化研究的论题。(2)研究方法局限。目前的成果所采取的基本方法是理论演绎,不仅作为与创新、现代化相联系的典型方法的实验法未在成果中有所显示,甚至连调查、观察、访谈等实证研究方法未能得到充分运用。(3)观点局限。大体包括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观点陈旧,将自认为正确的或“应当的”直接当做“现代化的”,实际上只是以“想当然”的心态追逐学术时尚,这可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本身的“现代”而非传统、老套的面目有关;二是观点存在偏向,这突出地表现为手段崇拜,即关于多媒体、新媒体或互联网运用的推崇,成为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主导观点;三是无观点,在有些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研究成果中既无关于“转”的论证,也无关于“型”的描述,即是这种观点局限的表现。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过程特性,也是其方向和目标的综合表达。但是,迄今为止,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在理论界依然是一个不冷不热的论题。前述各种局限的克服,或将成为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和实践趋向深入的关键。

       三、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趋向探察

       在未来,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仍将与中国社会的总体转型(目标转型、结构转型等)相伴随,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论题。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转型、改革等主题统合于现代化这一主题,也将成为一种趋势。总体上说,今后的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应当沿如下路向进行:

       第一,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中全面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既作为新形势、新目标为思想政治教育确立了现实基础,也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目标、新任务,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创新提出了新要求。“国家治理体系是现代国家的政治系统”,其核心内涵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国家治理是一个多主体的社会实践,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都是国家治理的主体力量,国家治理的诸特征则会通过各种不同的主体力量的正确发挥得以确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重要作用的具体体现。同时,“治理的对象是整个国家和社会”,其目标则是“通过积极的参与、沟通、协调、激励、规范和约束”,[22]形成一种价值取向正确、关系和谐、秩序良好的国家和社会状态。它既依赖于制度建设,也依赖于各种治理主体不断提高治理能力来实现。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准则以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高效化为基本标准。为此,必须全面提升多种社会主体领导和参与国家治理的实践能力。

       正如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所强调的,“只有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尽快把我们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尽快把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同时,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还需要“有主张、有定力”,需要怀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需要“夯实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认识基础”。此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23]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也应当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新语境中进行。

       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还可以析分出对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大影响的三大背景——政治现代化、教育现代化、媒体现代化,后现代的知识观、过程观、社会观等则将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的重要观念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重新审视并重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的必然趋势。

       第二,在细致梳理和深刻反思思想政治教育传统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

       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历史基础,与传统之间的关系也因此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难以回避的重要论题。什么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真传统、以何种方式对待思想政治教育传统,则是该论题的焦点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这一论题的确立,首先依赖于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过往形态(包括原生形态)的理论确认。换言之,必须首先认识到,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哪一种形态——是中国传统形态、还是中国共产党的特有形态,抑或当下的整体形态——面临现代化的任务,这既与现代化的方向相关,也规定了现代化的内容、特征和进程。同时,这里的“传统”并非一般的文化意义上的传统,而是思想政治教育传统,尽管价值内涵和具体思想观念是思想政治教育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即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内容),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在机制、方法、手段、载体、模式等方面以及它们与教育内容的结合方式上的传统需要得到更充分的重视,为此,还应当进一步关注这些传统赖以产生或延续的思维方式、社会结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不应当简单化地用“对传统思想观念的批判”代替“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批判”。思想观念可能是落后的,但这种思想观念在当时通过教育、传播和为民众所接受的内在教育机理却可能不仅需要肯定,还可能成为促进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完善化的重要借鉴。

       如何对待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是决定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研究和实践趋向的基本态度。现代化固然意味着对传统的反思,但绝不能丢弃传统。必须充分认识到,文化传统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内源性资源”。[24]不过,现代化还意味着对传统的超越,这种超越的基本模式是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必然首先是一个重新发现传统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必须了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传统的“结构性存在”这一特性,不仅关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传统,也要关注中国传统社会教化,不止于关于传统的现象描述,更要深入传统的深层结构,分析不同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传统的价值特性,从而把握传统的存在条件、复兴的可能性和现代转化的具体路径。

       第三,在理性审视思想政治教育现实的基础上增强对可操作性的关切,进一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成果的实践指导价值。

       从目前情况看,在很多学者那里,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这一论题的提出并非起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自觉或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实践需要,而只是概念演绎的结果,基本的概念演绎逻辑是:社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在这些研究者那里,“现代化”的实践必然性被逻辑必然性所取代,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本该作为一种指导实践的现实活动,现在却因此蜕变成了一种观念活动。

       要想使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的成果真正具有实践指导价值,研究就必须立足于对思想政治教育现实的理性审视,并始终保持对可操作性的关切。具体地说,必须仔细检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及其领导、管理的各个具体环节,以“现代性”作为观念尺度,以“现代化”的标准为标准,判断各具体环节是否符合“现代性”的本质要求,能否达到现代化的标准,并由此提出提升现代化水平的具体方案。在未来,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可能更主要的不是从社会历史视角获得论证,而是从主体需要的满足视角得到辩护或证明。反过来,没有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深切关注和理性检视,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就会沦为研究者在自己狭隘的理论空间里的孤芳自赏。

       思想政治教育现实在结构上至少包括主体(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现实、内容现实、活动现实、现实背景等方面。在笔者看来,真正对现实的关切不仅需要在宏观上对这些方面进行观察和研判,更需要在微观上对各个不同领域(学校、企业、社区、军队等)的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进行个别化、特色化的思考和设计。这种个别化探索尽管会降低成果的普遍适用性,但会提升成果在操作层面的借鉴价值。

       第四,在更宏大的知识视野中拓展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并在国际视野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实践借鉴水平。

       思维方式局限和学科壁垒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的研究方式、理论资源、成果形态和学术交流的重要阻碍。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当首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科学哲学的最新成果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的思维方式的转变,继而实现研究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的丰富化。同时,舆论学、教育学、传播学以及心理咨询、社会工作等领域的理论将作为实践性知识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得到更广泛、更灵活的运用。

       由于理论与实践领域的交流(尤其是国际交流)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也将日益关注别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关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所产生的积极推进作用。这既能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确立宽阔的国际视野,也能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与实践的外部资源的丰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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