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续：对20世纪中国“通史”的一些初步认识[1a]_梁启超论文](https://www.lw33.cn/thumb/a23a10cc9f59ce5549d1f9a6.webp)
不连续的连续性：关于20世纪中国“通史”——新综合的一些初步想法[①a]，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史论文,连续性论文,中国论文,想法论文,不连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吴艳红 译
引言：
在20世纪中国社会和政治的转变时期，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创立了一种新型的中国历史学，称为“通史”。对于那些提倡它和把它加以理论化的人们而言，“这种历史学的使命”，用章太炎的话说，[②a]乃是一种进行改造的使命。同时，这种近代的史学流派已经成为新史学这幅由过去和当前的许多线索所织成的织锦的一部分，而这种“当前”则是由中国要求近代化，是由它力图自救和作为平等的一员参与近代社会，并由它与西方思想的冲撞所形成的。
在本文中，我要论证的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一直有意识地在发展这种史学流派，从20世纪初它的开端，直到创设一种关于过去的新型叙事体，以便为新兴的、后王朝的中国文化同一性和民族意识这些目的服务。在使用历史的过去来教导现在并建立一种国家观念中，不连续性和连续性两者有着一种交互作用。随着过去受到质疑、受到攻击，它已经是被重新整理和重新创造过了。与此同时，它的监护人，即历史学家们，却继续在极有意义的方面继续保持其与政府那种高度祭司式的关系，就像他们的前辈在几千年间所做的那样。我的论证的辅助性前提是：近代中国通史的这种发展，远不仅是中国史学的发展，或是中国人民为近代化所进行的奋斗的一部分，实际上它倒更是世界范围的史学发展的一部分，这种发展从19世纪开始，甚至延续到20世纪末叶的今天。换句话说，正像近代世界所有其余国家的史学一样，这里有着其它文化的历史写作对近代中国历史写作的影响。在中国，许多人会认为，外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尤其是苏联的）史学思想对于中国历史写作的影响是理所当然的事，却没有认真地想到这样一点，即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是近代对广泛的世界范围的史学思想进行再思考的一部分。
需要加以强调的一点是：尽管近代通史的出现看起来是一种用中国式的旧瓶装新酒的情况，也就是说，这种史学流派叫一个旧名字，从而就与旧形式非常相像，但瓶里的内容却大不相同。实际上，前近代的瓶子已经经过反复处理和反复捶打而为新的使用者和新的环境准备了新的形式，只不过为“瓶子”保留了一个熟悉的名字“通史”而已。
旧秩序的崩溃：
界定了中国情况的不连续性的，乃是衰老的帝国秩序面对来自国际列强的强大外界压力而出现的崩溃。在新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间，达尔文思想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渗透有着最根本的影响，它为历史写作定了型。各种新概念开始构建历史叙述，把焦点更加聚集在重大变化的各个时期，而不是王朝的稳定和社会和谐的各个时期。历史学家们开始把过去与它和王朝国家及其体制的单纯同一状态分别开来。历史写作和历史的内容不再受到与国家的考试制度相联系的经典教义的主宰。社会不相连续的深层变化的各个时期，例如佛教传入中国的时代，开始最合适于理解历史。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身的动力，和它那竞争与适者生存的积极原则，对于当时变革的成果而言，正如更早时代的佛教一样重要。
然而，成为悖论的是，尽管20世纪的初年有着所有这些不连续性，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根本连续性却是进化思想的深层基本原则。有果必有因，每一桩事件，不管是多么不连续，都有着它的环境和各种联系。在已写成的新历史著作中，整个社会广度的各种横向环节和联系都被带进人们的视野。过去已被当代的需要所构建起来，它被用来论证历史叙述不连续性的合法性。
因为只要存在过今天成其为中国的这样一种实体，那么记录过去（即我们所知的“历史”）的这种活动对于政治统治就始终是必要的；在中国，历史和政治统治一直是交织在一起的。写作历史的中心目的始终不变：即论证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并加以充实。几千年来，历史的读者群一直是同样一小部分知识精英阶级，其中最重要的读者则是不敢忽视历史记载所包含的内容的统治者，因为归根到底，历史乃是为他而写的。于是，负有巨大道德权威的史官学者所记录下来的事件，就只限于那些与统治者和精英们有关的并反映这个集团的价值体系的事件。用欧洲一位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学者白乐日（Etienne Balazs）的话说，“历史是官员们为了官员们而写的。”[①b]
有限的篇幅不允许我们追踪前近代时期历史写作的各种形式，但无论是编年的、专题的、纪传体的、断代的或其他形式所写的各种历史，都局限于只顾及以连贯的顺序编排某一时间的一项孤立事件，而没有把这些事件联系到与其他事件相互关联的各种关系所交织成的网络中去。所包括的主题事件，几乎无一例外，都只是狭隘地迎合统治阶级的趣味，而平民大众则被简单地遗漏了。
19世纪末期，王朝的中国正试图从太平天国运动中恢复元气，它却经历了外部和内部种种完全超出其本身驾驭能力的灾难性事件的席卷。1895年在中日战争中遭受的失败，在中国人的心灵上造成了一场危机，动摇了对国家存在能力的信心。在此后的几年间，当政体经历了王朝统治的消逝、考试制度和儒家官僚体制的瓦解，历史思想和写作活动作为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就从传统政体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渐渐进入一个新时代，成为了刚刚开始发展的、更迎合民众的、更广泛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当考试制度不再建构学者阶层的生命时，思想已经从政治活动中解放了出来。作为丧失这种束缚体制的后果，很明显的就是，古典遗产实际上已分开来独立地存在着，于是就有可能把它作为一种在20世纪当代背景下存在着的实体来对待。随着整个思想遗产与政体结构相分离，它就被概念化和单独加以讨论，并被命名为“文化”。[②b]
重新思考过去：
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并不只有中国在重新思考它的过去。在欧洲，在史学思想和史学编纂方面同样有种种强大的新潮流。在德国，19世纪有关文化及其与历史的关系的各种观念开始发展起来，这或许是由于注意到了相邻民族中的语言分歧和这一地区缺乏统一性的缘故。[①c]在德国，历史学家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以破除偶像的姿态，希望区别传统的政治型历史学，与他认为更为适当的他称之为更广阔的“文化史”历史观的史学领域。兰普雷希特的重点是以集体的或社会的心理作为文化历史的中心线索，和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er）强调文化是与作为社会一个成员的人在本质上相联系的思想、习俗和知识，都接近于正出现在中国人思想中的那些主题，特别是梁启超的社会中的“群”的观念。[②c]
在中国，此时从传统秩序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这种“文化”遗产之需要加以界定并保存，就占据了新知识分子阶层的注意，他们正取代旧式的学者阶层而出现。文化遗产由什么组成，“文化”本身都包含什么，外来观念是否应该对这种文化遗产作出贡献、因而对中国的文化的界定作出贡献，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中国文化有什么优点，阐释文化的努力其目的应该是什么，中国文化和政体应该怎样配合或者不配合：所有这些问题在以后的几十年中，都成为广泛讨论的主题。新型通史的发展则是这场讨论中的一个关键部分。在历史研究中，新的形式开始发展起来，科学研究的新方法的成果诸如考古学已经加以利用，新的写作方式形成了，历史学在政体中发挥了新的职能。然而，不管这些变化是多么地根本，在历史学对政体的作用这方面，它们仍有着过去的根源。
对通史的理论化——章学诚
梁启超和章太炎（炳麟）两个人，在史学的根本变化以及对文化的广泛讨论中，挺身而出成为了领导者。[③c]他们两人都通过他们理论性的著作对通史的发展产生影响。这两个人的先行者，清代中叶的历史学家章学诚（1738—1801），已经创立了新型“通史”的理论。章自己虽然从未写过一部通史，但当他写道这种新型的历史必须强调重要事件、删除不重要的事件并且用于奠定统治国家的原则时，他已经是在倡导一种真正的通史了。通史必须注意历史的脉胳和有关事件的细节。虽然章学诚的思想在19世纪影响甚微，但随着20世纪的来临，他对写作通史的呼吁和他的通史具有“奠定统治国家的原则”的能力这一观点，恰好适应了那些关心国家的思想家们的迫切需要。章的思想鼓励并支持了那些在世纪之交要求改革历史写作的人们。[④c]
创立新史学理论——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在新世纪之初成为最领先的知识界领袖之一，是与后来在中国被称为“新史学”的开端联系最为紧密的一个人。因为他的基本兴趣就在于把一个民族转化为一个国家，他通过演说已往中国社会性质的和政体的关键领域和社会变迁的问题，把他的著作诉之于尽可能最广泛的读者。
他把焦点放在把这个民族和国度从僵死的王朝国家转化为一个生气勃勃的民族这一关键性的问题上，梁寻求历史的过去及其被写成历史书的那种关键作用，那种历史书将被未来必将出现的民族国家的人民所阅读。作为19世纪90年代中期危机年代中的一个学生，当他在北京参加有关中国经典文献的教义的官方考试时，他仍然热心地阅读了西方的译书。根据梁自己的评价，最重要的有一部是马恳西（Mackenzie）的《十九世纪史》（《泰西新史揽要》），[①d]是由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1895年出版的，这是中国惨败于日本手下的屈辱的灾难的一年。在这部历史中，梁发现了某些与传统史学文本十分不同的内容。这部篇幅很短的书，，实际上是一部有关19世纪欧洲的通史。[②d]
关于19世纪的欧洲这一主题，看起来是非常脱离中国的，所以在几年之间，此书至少有九个合法的版本和一百多万盗版的复制本在全中国出售，似乎是令人惊奇的。[③d]在国内危机四起的时候，许多对改革有兴趣的人如饥似渴地阅读这本书，甚至包括政府最高层的官员和光绪皇帝及其老师在内。在惨遭失败的后一年，梁启超本人出版了一部书目，推荐在中国可以见到的重要西文译著，其中他特别给予这部书以极高的赞誉。[④d]
马恳西《泰西新史揽要》一书的实质，代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欧洲和英国的新史学思想，它受到了诸如上述的德国人卡尔·兰普雷希特等历史学家的影响。这些历史学家发现兰克（Leopold von Ranke）学派紧密联系文献证据和强调政治史是太有局限性了，他们正如梁和中国其他史家一样在摆脱一味强调文献考据和政治事件。他们正在创立在欧洲和美国开始为人所知的“新史学”。[⑤d]值得瞩目的是，在他的中文版序言中，李提摩太就把马恳西的历史称为“新史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察觉到了欧洲的趋势的。
在他的《泰西新史揽要》译文的序言中，李提摩太谈到中国当前的危机，[⑥d]并称赞历史著作是学习现代民族、世界近况以及世界各国及其治理方式的办法。李引用了以史为鉴的比喻，因为他知道对于中国人而言，过去乃是指导现在的榜样。既然梁启超确信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正如他在《西学书目表》中写过的那样，他就要求人们阅读马恳西的这部充满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关于斗争和进步的思想的“新史”。
在马恳西的时期，因为那时它正从法国大革命中脱身出来。《泰西新史揽要》中是什么打动了梁和中国读者呢？答案是，正如中国处于世纪末一样，欧洲在19世纪初也曾处于黑暗时期，因为那时它已从法国大革命中脱身出来[①e]《泰西新史揽要》既不是一部完全以精英为中心的历史，也不是一部论述社会静态的历史；它所记述的是正在经历迅速变化的欧洲社会与政治。书中的章节谈到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俄国和美国的国内事务、人民的痛苦、美国独立对法国的影响、法国人对政治讨论的渴望，还有很长的一章叙述英国的社会状况和其他更多的东西。
1898年宫廷政变结束了百日维新，梁启超逃至日本以后，于1902年出版了《新史学》，提出他关于在中国发展新史学的见解。他问道：为什么“虽然历史学在中国很发达，而国家的衰弱却存在至今”？这是因为官方的历史学无非只是“家谱”。这些历史学家们仅仅是“承袭”、而不是“创造”关于历史的新观念。必须改变旧史学以“创立一种新史学”。[②e]
梁指出了以前的中国历史写作问题中的四种来源，从而建立了新史学的参数。过去的历史学家们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只知在历史的舞台上有强有力的英雄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他们不关心现在，不把过去当作现在的一面镜子；他们知道事实却不知道有关过去的种种广阔思想。
现在，历史学家们必须为现时代的中国写一部新历史，包括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和因果联系、全体人民在群体中和运动中的经验以及进化式的演变。为了创立一种国家意识，新史学是必需的。[③e]但梁的目的超出了这一点，因为这种历史的写作也将利用史学的合法化力量来支持这个国家，这和历史学家们写朝代史以维护各个朝代统治的合法性如出一辙。当他写到是群众而不是皇帝才是正统时，他是非常实际地想要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为新的国家增添历史的政治力量。为了这个原因，历史写作就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而且必须以人民作为读者。
创立通史理论——章太炎
另一个对早期通史问题的思考作出重要贡献的人，是古典学者和革命的政治领袖章太炎（1868—1936）。1904年在他的《哀清史》一文中，他提倡要写作通史并包括有一篇“中国通史略例”。[④e]他认为既然过去任何一种历史叙述都没有掌握为抽象的叙述和评价所必需的推论方法，所以东西方的方法就必须结合。章强调这类通史在教学上的重要性，他呼吁要用这类通史作为学校教材。
在他关于黄种人和白种人之间起初平等而后来有了差异的思想中，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对甚至像章太炎这样的古典学者的思想浸润也是显然的。在世纪的转折期，为卡尔·兰普雷希特所信奉并在欧洲史编纂学思想中流行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历史的潮流，促动了章的心理学、社会和宗教的发展原则“于作史尤为要领”的观念。[⑤e]随着这些外来的影响，章认为大量迄今不为人知的史料来源的发现，将会激励和便利历史的改写。这些新材料包括早期商代城市遗址的考古发现、带有铭文的青铜器、甲骨文、石碑、陶器、敦煌古代佛经抄本和壁画、俗文学的重新发现和早期神话的文献证据。确实，通史的发展观念会受到这些新资料的深刻影响。
章要求通史的作者们浓缩过去的历史，按照当代的需要，依据自己对其重要性的判断而写下他们的叙述。他设想是他这样的私人学者、而不是官方雇佣的历史学家们，会写出被用于教学的历史并被保留下来。随之则是旧史学的逐渐消失。章的认为这会是新史学写作的良性结果，就表现出了为过去中国的历史学家们所感到的那种同样的监护作用的意识。虽然新的历史学家们不再作为过去的监护人而受王朝的束缚，却仍然为他们对于政体及其前途的奉献精神所左右着。章太炎关于通史怎样能驾驭遗产的观念，和黑格尔的历史布局理论有着共同的理由。[①f]这两位历史学家都很懂得驾驭历史叙述的关键，因为历史叙述就构成了遗产。
写作通史——夏曾佑
与梁启超和章太炎为中国面临的新时代中，历史学所必须采取的形式创立理论的大约同时，学者夏曾佑出版了近代第一部由中国人所写的中国通史（1904）。[②f]夏的这部著作由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学教科书出版，它虽然从未写完，却被认为是近代最早的历史著作的一部良好典范。[③f]此书远较今天被认为是一部高中教科书的内容丰富，它是为那些在古典学术方面已经接收过相当严格训练的成熟学生而写的，因为这些学生是最初的近代中学里的学生。
在这部通史里，夏写了出自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历史演变和进步的思想，有目的地以变化的概念作为建构他的历史叙述的中心原则。[④f]产生当代社会进化变迁的各种原因得到了强调。历史人物只有当他们在朝代的兴衰中有其地位时才被提到；名声并不足以使一个英雄被写进历史叙述。社会习俗和地区的详情只有在与大变化的时代相关时，才被包括进来。[⑤f]夏在写这部历史之前，曾浸沉于严复译著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以及查理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⑥f]
夏的书明显地受了西方的通史写作的影响。既然他的朋友梁启超曾极力推荐过马恳西的《泰西新史揽要》，他肯定在19世纪90年代在北京读过这本书。他还曾通过日本学者仿效西方历史著作所写成的中国历史而接触过西方历史著作。虽然夏知道那些写西方历史研究的作者有着足够的“途辙”，他本人却提到还缺少“途辙”来跟踪新的中国历史研究。尽管夏没有提及那珂通世（Naka Michiyo）以西方通史的风格写成的《支那通史》一书，那也是他的一个范本；此书最初以中文写成，于1899年在中国出版。[①g]
除了日本这个重要的渠道，写作通史的动力实际上来源于本土对西方刺激的反应。夏曾佑的通史第一次呈现了一部不仅仅为统治集团、而是为了尽管仍是精英、但已相对广泛的读者群而写的中国历史。[②g]他的目的是要教育和激励人民去要求变革。夏放弃了章太炎所坚持的中国前近代“通史”著作那种帝王本纪、志、和英雄列传的编排方式，他选择了总体上以年代顺序安排的章节一一相续的西方模式，那本身就反映了进步和变化的主题。当章太炎还在予以推荐的时候，夏就已经放弃了要包含每一个统治者在内以及要展现中国历史的辉煌的那种努力，而垂青于当冲突的各种力量一旦接触时，可以选择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或错位的历史关节点。在一部相对简短的历史中，他把大部分的重要性放在了非主流正统的主题上，如巫师的活跃、发端于后汉延续到尔后时期的道教、佛教的输入以及较早时期的前儒家的宗教；他的新方法是很明显的。夏强调了宗教和哲学在中国人思想中的相互作用。
夏曾佑的开拓性的历史叙述，很大程度上是在写一个受多种族影响的非正统的文化。他向读者所展示的中国，也是一个政治上和社会上处于不断变化的社会。他是在重新调整历史透镜的焦点。正渗透到改革者们思想中的达尔文的或斯宾塞的适者生存的观念，引导着他们去寻找使中国具有改变能力的那些模式，而夏曾佑则是其中的一员。既然历史上的“过去”不如说是所有行动的伟大评判者和“明镜”，而并非突出过去统治的稳定性和成功以强化王朝职位的合法性，所以他就决定转向一直都存在于传统史学的叙事之中、却又被人忽略了的历史中的断裂点和造成种种分裂的变化。
写作通史——顾颉刚
夏的通史初次发表大约二十年后，一部由年轻的、有古典训练的学者顾颉刚（1895—1984）所写的简洁的通史《本国史》出版了。这部历史是代表通史写作新阶段的最早作品之一。此书由三个短卷构成，与夏曾佑针对成熟的读者所写的通史相对而言，它是一个简单的教学课本。[③g]顾为中学所写的这部《本国史》，是以简单概括体裁的白话写的。它采用了直接教学法，先清楚地阐明一种解说，再简洁地陈述有关事实来支持它。近代学校课程的需要，就这样成为了历史大众化开端的一个刺激。他用四个基本的主题来建构历史：历史和地理的关系、历史的演化、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民族（种群）以及历史的分期。[④g]此后正是在地理、种族和历史相互关系的连接点上，顾对中国的学术作出了他最重要的贡献。虽然顾颉刚的历史乃是“一切事物的进化过程”[⑤g]这一定义，把历史等同于线性变化（Linear change）的基本过程，并强调时间因素的中心地位和历史上各个时间变化的历程；但他甚至于更关心历史上的空间关系。在书的一开头他就把中国从空间上置于整个世界之中，然后着手把它从地理上划分出来作为是世界上一个地区的一个特殊国家。他要写一本“国别史”。他以这种方式象征性地强调了中国和所有其他“特殊国家”的平等地位，同时又肯定了它作为许多国家中的一个国家的国家统一性。由于把地理放在第一位，地理就成为影响历史的首要因素。他说，地理和历史之间的基本关系是必须理解的，这样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对历史事件过程的影响才好为人所理解。[①h]
根据顾的概括，尽管一个特殊国家的历史学必须研究这个国度的社会活动，却没有一个国家是孤立的。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互关系，将会提供有关中国民族性（种族性）、外国对中国文化影响的性质等方面问题以及中国的势力怎样影响了其他国家和中国当前的领土是怎样形成的等问题的理解。顾颉刚的中华民族的观念因而是建立在内部和外部的地理和空间关系这一基本因素之上的。对他来说，地理学是整个关系到理解人在社会上的存在之所必需的。[②h]
历史上的变化发生在社会的各个部分，不仅在于朝代的更迭和英雄们的成败。通过研究人类的社会组织，历史就会为人所理解。中国处于一个各种文化、各个国家间相互关系的网络之中。要学习有关中国历史上的变化，顾告诉他的读者们说有四个方面必须研究：民族（种族群）、社会、政治以及思想和艺术。他相信，为了广大读者的利益，通史的目标应该集中在人类这些方面的集体发展，而对于这些因素的深入研究则留给职业性的专家。他对通史的读者们说：“历史是人类全体的生活，则对于这多方面的发展，不能不有一番提要钩玄的认识，寻出一个最简单的系统来……至少对于这许多方面的演进，要观其大较，明白他因果相乘的关系。”[③h]
不幸，在顾颉刚的通史出版几年以后，它就被国民政府禁止发行。在他讨论历史的分期时，因为他在本书中以及在后来都删除了古代奠基性的人物，顾终于引发了一场反对他的通史及其出版商的风暴。1928年国民党当权后，教育部决定，顾通史一书中的内容不能给学校里的年轻人阅读，书被查禁了。尽管这些书已经流传了四年多。他的触犯在于，他质疑并摒弃了洪荒时代三王和五帝这些文化奠基的英雄们的故事，当作仅仅是“虚构”的传说，他们的存在并没有科学的证明，所以不能认为是可靠的历史记载。[④h]
顾处理种族（民族）问题的方式，对于他在进行写作的那个时代而言是很特别的。他描述了中国的七个种族群，其中华族（通称为汉族）是七个中的一个。[⑤h]他迳直把这些种族群放在中国历史的中心地位，而不是把这些民族问题作为边缘问题来处理。根据他的看法，正是这些来自汉族以外的影响，给中国的文化和文明带来了活力。对于偏爱“大汉族主义”的那些人而言，这是一个直接的挑战。儒家学说本身是静态的；没有佛教这一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外来因素的影响，或许就只会有静止状态而没有活力。
然而，对中国的国家和文化的一体性持有一种狭隘观点的人，却认为顾颉刚的这些实证的观点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它们威胁到国家的核心一体性。顾把最早的帝王们当作是神话来处理以及他把种族问题提升到很高的程度，就在1928年给商务印书馆带来了灾难，尽管这并没有损害他本人在学术界的声誉。商务印书馆已计划出版一百多万册出售给学校，但是教育部以巨额罚金相威胁，迫使它取消了计划。[①i]在这次事件中戴季陶是国民党的发言人。
这次不幸的审查事件证实了文化遗产的传递对于激励和塑造民族意识的重要性和敏感性。25年前，当王朝的中国仍然存在时，当夏曾佑在他的通史里以几乎同样的方式处理这些文化英雄们的时候，没有人眨过一下眼。这种不同在于，当国民党政府试图统一一个严重分裂的中国，为了保证人民对国家的效忠，赌注就要高得多。这次事件争论的是，谁来控制新史学对过去的建构：是国家及其官员，还是学术界和出版界。国民党人在这里试图冲击历史叙述的创造性，那方式使人想起运用王朝历史学确证国家统治权的办法。然而，这个例子却不是对于任何强化对历史叙述进行有效控制的征兆，因为此后仍然有不少通史把这些人物作为是神话来处理。
通史的蓬勃发展——概览
到了30年代，通史的写作在有名的历史学家中已成为一个流行的课题。这些通史通常是根据演讲记录为普通读者和学生而作的，结果它们就成了作者作为文化监护人为了教学目的而建构的历史叙述。此外，尽管发展变化以及历史事件相互联系的观念是一贯的，但历史著作却是千姿百态。虽然强调的程度各有不同，但大家同意历史要比政治多得多，社会和它的各个部分都理所当然地是历史记叙的内容。很遗憾，我们没有篇幅来讨论后来的这些通史或有关的变化史了。在30和40年代发表过著作的最有名的作者中间有邓之诚、张荫麟、周谷域、钱穆、翦伯赞和范文澜。在文化史中则有柳诒徵和陈登原两位。所有这些史著都对创立这个国家过去的记叙性的历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有些历史学家把中国的地位置之于远较中国为大的世界之中，并有意把中国看成与其他民族处于平等地位，而另有些通史则并不逾越中国的范围之外。有些人强调地理和民族性。在些人利用新发现的历史上的人工制品倒推史前时期的界限。一些人把史前时期的民间英雄故事解释为简单地只是故事，置之于次要的地位，而另一些人则在叙述一开头就给予这些故事以首要的地位。在历史的时间分期上也有很多的不同。即使是40年代翦伯赞和范文澜所发表的、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通史，其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也是温和的。广义地说，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的通史都是负有同一使命的历史记叙，即赋予读者们以他们的国家之所由来的一种历史根源感，以便理解当前这个社会、国家和文化的特性。
小结：
概括说来，在这篇关于中国史学上新型通史的出现的叙述中，不连续性与连续性及两者在过去的相互作用都已经讨论过了。对历史著作的检阅表明，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对历史学实践的渗透乃是一种形成期的不连续性，它塑造了中国历史学转型时期的历史写作。社会变化和斗争的种种新概念开始建构历史叙述，把焦点重新聚集在变化的时期而不是王朝稳定和社会和谐的时期。这也意味着朝代的连续性在历史叙述中已丧失了它的吸引力。“过去”开始被历史学家们从它和王朝国家及其体制的单纯同一状态中拆散开来。随着西方观念的引进，“现在”本身也同样成为了一种巨大的不连续性，达尔文主义的动力对于这一时代所产生的变化而言，正如更早得多的时期的佛教那样富有启迪性。但是，在中国人的心态里，份量再大的不连续性也不能使过去变得不重要。过去为了当前的需要而被建构了起来，它被用来论证历史叙述之不连续性的合法性。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他们利用考古学最新发现和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要把悠久的教条史学改造成新史学的计划，是从世界范围关于历史学和近代化的讨论之中获得了意义的。当他们重铸历史以适应新的国家政治的需要时，在他们之创造历史叙事作为文化及其历史的界定者和监护人，是有连续性的。所创作的历史叙事就为从旧的王朝国家脱颖而出的民族国家创造了一种国家的同一性，从而就既征收了而又改造了过去。这里只是一个初步的观察，它让我们看到历史学在20世纪正以一种将要影响到未来的新品种而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毕竟，历史写作虽然是关于过去的，它却是由在写作者的时代人们是如何看待过去而成型的。
（本文翻译过程中，北大英语系沙露茵老师和历史系刘桂生老师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和指导，在此深表谢意。——译者注）
注释：
①a 本文有一份较长的底稿，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发展更大范围研究的一部分，已递交1994年美国史学年会。
②a 章炳麟（太炎）：《哀清史》，见《訄书》第59（上海，1904），第161—162页。
①b 白乐日（Etienne Balazs）：《中国文明与官僚政治》（耶鲁大学出版社，1964），第135页。
②b 在最广泛意义上，文化可以被定义为“一个群体的社会的和思想的构成”。
①c 参见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德国的历史观念：从赫德尔迄今史学思想的民族传统》，修订本，（康州，米德尔敦；韦斯利大学出版社，1983）
②c 关于梁启超的群的观念，参见梁启超《说群》。关于兰普雷希特的观点，见《德意志史》，1891；见《近代历史学》（夫莱堡，1905），E·A·安德鲁斯（Andrews）英译《历史是什么？》（麦克米伦，1905）。关于爱德华·伯内特·泰勒见《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3卷（1968），第527页。泰勒的文化定义（1871）：“文化或文明，就它广泛的人种学意义而言，是一个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而获得的所有其他的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
③c 虽然一份更长的名单可以包括康有为、王国维、罗振玉、胡适和其他人，但因为本文讨论新世纪之初通史的发展，所以我选择这两个人。
④c 关于章学诚的著作与新“通史”的关系，参见何炳松《通史新义》（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第7页。
①d 马恳西：《泰西新史揽要》，李提摩太译（上海：广学会，1895），引自第九版（1902）。此书原为罗伯特·麦肯西（Robert Mackenzie），《十九世纪史》（1880年）。
②d 尽管人们很注意后来受到西方历史著作影响的日本历史著作对梁启超的影响，但在有关这一时期的研究中，此书在改良运动初起的早些年间的重要性却一直是被忽略的。
③d 参见苏慧廉（Willam E·Soothill）：《中国的李提摩太》（伦敦，1924）第183和221页。苏慧廉这一时期正在中国。
④d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和《读西学书法》（1896），时务报馆代印，第5—6页。
⑤d 参见厄尔·威尔伯·道（Earle Wilbur Dow）：《新史学的特征：关于兰普雷希特的“德意志史”》，载《美国历史学评论》了（1898），第431—448页。
⑥d 李提摩太：《泰西新史揽要》，序，第3页。
①e 马恳西，前引书，第7—29页。
②e 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文集》4册1卷，第7页。
③e 同上，第2—4页。
④e 章炳麟：《哀清史》，第156—159页。
⑤e 同上，第162页。
①f 参见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元史学（Metahistory），十九世纪欧洲的史学想象》（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873年），第93—94，142—143页。
②f 夏曾佑：《最新史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04年）。1933年重刊，更名《中国古代史》。夏是梁和谭嗣同的密友。
③f 参见邓嗣禹在《最近五十年的中国史学》一文中的评论，《远东季刊》8卷2号（1949年2月）：第131—156页。
④f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1—2页。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1941，第12—18页）一文中有关于夏的通史写作的叙述。
⑤f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序，第2卷。
⑥f 参见周予同文中第12—18页关于夏曾佑部分。赫胥黎（T·H·Huxley）《天演论》，严复译，1898。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群学肄言》严复译，1903年。
①g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5页。那珂通世（Naka Michiyo），《支那通史》（1891），由罗振玉于1899年介绍到中国，他为此书作了序言。罗是主张学习日本以振兴中国的热烈倡议者。周予同《五十年来》第17页，有证据说夏知道那珂的作品和其他日本人所著中国通史。据周予同，夏在1924年纵酒逝世，大约是他在百日维新灾难性的失败和他的朋友谭嗣同被处决以后日愈消沉的结果。
②g 据夏的序言，为了方便读者，他对一切名字特意选择了最简单、最通俗的形式。这表明他预想的读者群是广阔的，不是过去狭窄的精英文人。
③g 顾颉刚和王锺麟：《本国史》（3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
④g 顾颉刚：《本国史》卷1，1—22页。
⑤g 同上，1页。
①h 顾的通史预示着他以后之提倡历史地理学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种族问题的兴趣。
②h 顾颉刚：《本国史》第1卷，第4页。
③h 同上，第8页。
④h 同上，第18页。整个事件可参见顾颉刚，《我是怎么样编写古史辨的？》，见《古史辨》（1982）。
⑤h 同上，第12页。
①i 顾颉刚：《我是怎么样编写古史辨的？》，第18—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