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总价格水平上升的原因及机理研究*_cpi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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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突破了10%,开始进入到了新一轮的高增长周期。与以往高增长总是伴随高通胀不同,本轮高增长周期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①这一最佳组合。但2006年底,这一局面被打破,价格总水平开始了新一轮的上升过程,消费价格指数最高达到了8%以上,并在6%以上的高位运行了近一年。以2008年11月消费价格指数回落到3%以下为标志,本轮价格总水平上升过程结束。本轮价格总水平上升虽然开始于2007年左右,但其酝酿、发生、发展过程是与2003年以来的整体经济增长形势分不开的。在此期间,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系列影响总供求关系的重大事件,如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变、全球化加速、全球流动性过剩、全球失衡加剧、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次贷危机及由其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重大灾害瘟疫等。以上各种因素对价格总水平的变化或多或少都施加了一定的影响,使本轮价格总水平上升的成因与机理显得非常复杂,加大了治理价格总水平上升的难度。

一、新一轮价格总水平上升的主要特征

从2006年底开始,中国的消费价格指数上涨明显加快,由年中的1%左右上涨至2%左右。至2007年3月又突破了3%,达到3.3%,以后逐月攀升,呈现出一路上涨的态势。2008年2月消费价格指数达到8.7%,为本轮价格总水平上升的最高点。随后开始回落,但直至2008年6月消费价格指数仍在7%以上。进入下半年以后,消费价格指数回落明显加快,单月同比涨幅从6%左右降至4%左右,一直持续到2008年10月。11月消费价格指数降到了3%以下,标志着本轮价格总水平上升过程结束。本轮价格总水平上升过程中呈现出一些突出的特征事实,这些特征与本轮价格总水平上升背后的成因和机理有着紧密关联。

(一)价格总水平上升的结构性特征明显,上涨主要集中在食品和居住两大类商品

本轮价格总水平上升主要集中在食品和居住类商品。食品、居住两个大类在计算CPI时的权重较大,其对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影响也比较大。2007年食品和居住类商品对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的贡献度分别为81.9%和12.8%,2008年1—11月分别为78.6%和13.6%。2007年和2008年这两类商品对CPI上升的贡献度合计分别为94.7%和92.2%。

从月度数据看,从2006年12月开始,食品和居住类商品的价格对CPI上涨的贡献都保持在90%左右。食品类权重约为CPI的1/3,但其贡献占比却基本上维持在2/3以上,最高达到89.5%。两类商品对CPI的影响最高点出现在2007年7月,在CPI上涨的5.6个百分点中,食品和居住分别贡献了4.9和0.6个百分点,两项合计为5.5个百分点,贡献占比达到98.6%,其他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虽然从2008年7月开始,食品价格上涨对CPI贡献有所下降,但居住价格贡献度却保持升势,两者仍是导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主要影响因素。

拉动食品价格上涨的主要是肉禽及制品、禽蛋、粮食和水产品四类商品。其中肉禽制品的价格上涨幅度最大,成为食品价格上涨的主要推动力,这一点与2003-2004年价格上涨由粮食价格拉动不同。2007年肉禽制品全年的涨幅高达31%,从2007年5月至2008年6月的14个月中,一直维持25%以上的单月涨幅,最高涨幅出现在2007年8月,涨幅达49%,其中猪肉价格上涨迅猛达64.8%,带动其他畜禽及制品的价格快速上涨,也带动了油脂价格同步上扬,从2007第二季度开始,油脂价格涨幅保持在20%以上的涨幅,并且呈现高位攀升的格局。禽蛋价格先扬后抑,从2006年11月至2007年8月,单月涨幅从10.1%快速上涨到34.8%,之后出现回落,并保持平稳运行。粮食价格稳中有升,涨幅维持在6%以上。水产品价格从2008年2月开始,保持迅速上升的态势,价格涨幅维持在10%以上,成为当年涨价较明显的食品类商品。

(二)本轮价格上涨中CPI与PPI、GDP缩减指数的关系发生变化

在本轮经济增长开始的初期,CPI和PPI的涨幅基本相当。但随后PPI的涨幅开始明显超过CPI,两者之间的缺口也越来越大。在2004年那轮价格上涨过程中,PPI上涨高于CPI的格局仍然维持。但从2005年年末开始,PPI和CPI的涨幅开始接近,到本轮价格上涨开始时2007年年初,两者的关系发生了逆转,CPI的涨幅开始超过了PPI,直到2008年上半年CPI涨幅开始回落以后,PPI的涨幅才重新超过CPI。

PPI的上涨也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主要是由采掘业和原材料工业的价格指数上涨带动。采掘业工业品的涨幅平均在20%左右,原材料工业的涨幅也在10%o以上,而生活资料的涨幅只在4%左右,其中耐用消费品价格还是下降的,下降幅度在0.5%左右。这一上涨特点还可以从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变化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平均上涨幅度在12%左右,其中的燃料动力价格上涨达到了20%以上,黑色金属价格涨幅接近于20%。由于能源原材料产业产品是几乎所有产业的基础中间投入品,这种情况表明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在本轮价格水平上升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CPI与更为广泛度量价格变化的GDP缩减指数间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近年来,GDP缩减指数的涨幅一直高于CPI,两者的差额自2004年后开始不断扩大,表明整体经济的价格水平上升幅度要高于CPI所覆盖范围内的商品和服务。实际上自2004年起,GDP缩减指数增长就开始超出了3%,但这一整体经济价格上涨态势并未被CPI所反映。自2007年起,CPI与GDP缩减指数问的差额同前期比明显缩小,表明整体经济的价格上涨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CPI覆盖领域内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速度开始赶上别的领域内商品价格上涨速度。

(三)本轮价格总水平上升中中国价格总水平变化与国际价格变化的关联度高

在进入本世纪之前,中国价格和国际价格的关联度不高,两者的变动基本上是独立的。而进入本世纪后,特别是本轮价格总水平上升中,中国价格变动与国际价格的变动显现出很高的同步性。不仅上涨的走势相同,而且上涨的结构也都相当类似。从走势上看,主要国家的消费价格指数都在2007年左右开始上升,2007年和2008年1—9月,美国通货膨胀率分别为4.4%和4.6%,欧元区通货膨胀率分别为3.3%和3.6%,都明显高出前期水平。发展中国家的通胀水平也明显上升,2007年印尼、印度、沙特、南非、巴西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6.6%、5.9%、12%、9.3%、4.5%,阿根廷、委内瑞拉均超过10%,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为12.8%;均明显高出上年的水平。

图4 中国与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的消费价格变动

资料来源:IMF WEO Database

从上涨结构上看,各国价格上涨也普遍是由食品、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带动的,食品能源价格上涨对CPI的贡献多在50%—80%之间。这与2007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猛涨关系密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统计,2007年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上涨50%、铁矿石价格上涨95%、电解铜价格上涨40%、铝土矿价格上涨30%。同期全球小麦价格飞涨112%、玉米价格猛涨47.3%、大豆价格飙升75.1%、大米价格上扬3.1%;大豆价格达34年来最高,玉米价格达到11年来最高。2008年一季度,全球小麦、玉米、大豆和大米价格再度上涨,比上年同期分别上升120.9%、29.0%、80.8%、42.8%,大米价格达到19年来最高,小麦价格创下28年来最高。

(四)本轮价格总水平上升是在流动性过剩背景下展开的

从货币超额供给、银行的存贷差、存贷比以及超额准备金率指标等各种指标来分析,都可看出在本轮价格总水平上升前的一段时期,我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流动性过剩。以M[,2]超额供给来衡量,也就是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和价格水平上升幅度之和的差额,从2005年第3季度至2006年第4季度期间,M[,2]超额供给状况比较严重。同时2005年和2006年的货款增长率也较高,明显超出了前几年的水平。同期在世界范围内也存在着全球性流动性过剩。中国的流动性过剩与全球流动性过剩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关联。虽然并不能由此就断定中国价格总水平的上升一定与流动性过剩有关,但存在流动性过剩这一背景,使通胀升级失控的风险明显加大。

二、本轮价格总水平上升的成因分析

(一)理论分析框架

与以往的通货膨胀不同,本轮价格总水平上升是在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出现新的转换和外向度快速提高的背景下发生的,结果导致总量、结构和国际因素交织混杂在一起,这在相当程度上增大了识别通胀原因和分析通胀机制的难度。理论界因此对本轮价格总水平上升的原因也存在着很多针锋相对的看法。

对本轮价格总水平上升成因存在较多分歧,一方面是由于观察视角的不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论者所采用的基础理论与相应的分析框架存在着不同。经济学中有关通胀的理论流派众多,并未形成统一的思想。但现代经济学倾向于把产出与价格的波动归因为外部因素对经济体的冲击,经济体对外部冲击进行响应、调整和再均衡的过程决定了产出和价格变化的动态。这一理论分析框架目前接受程度较高,应用也较广泛,本课题也将采用这一分析框架。从这一分析框架出发,本课题需要回答,一是引致本轮价格总水平上升的初始冲击来自哪里?从供给面看,可能的冲击源有生产率变化、经济系统外的意外冲击如灾害疫情、成本变化等。从需求面来看,冲击源则有外需、货币政策等。而体制变化则可能同时影响供给与需求两方面。所确认的冲击应是原生性和初始性的,而非继生性和派生性的。这是由于冲击的传递是一个很长的链条,如果不从源头上厘清,则因果关系会发生变化。二是冲击是如何传递的,也即机理,确认冲击如何作用于总需求和总供应以及不同部门的供给和需求,进而影响不同部门价格与总价格水平。

(二)本轮价格总水平上升初始冲击的确认

1、猪肉及农产品价格上涨是由供给冲击还是需求拉动导致?

普遍公认本轮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源自猪肉价格上涨,猪肉价格上涨带动了其他肉类及至粮食价格的上涨,从而推动了CPI的上升。猪肉价格的上涨要么来自于需求的上升,要么来自于供给的不足。从长期看,随着人口增长、收入水平提高和饮食结构的改善,对猪肉的需求是稳步上升的。但短期内对猪肉的需求是基本稳定的,对猪肉直接需求因素不能解释价格的突然上涨。从猪肉供给方面看,2007年全国肉类总产量为6800万吨,出现了罕见的下降,比上年下降了3.5%,其中猪肉产量下降了9.2%。由此可以看出,猪肉价格上涨的直接原因是在供给方面。

导致猪肉生产下降的主因又是什么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2006年和2007年爆发的猪蓝耳病疫情,如果疫情能够充分解释猪肉供给减少的话,这将是一个典型的意外供给冲击案例,即由经济系统外的不可预测冲击导致了供给减少从而暂时推高了价格。只要这种冲击在可控的范围内(不改变整个社会的通胀预期)和暂时的,就无需作出强烈的收缩总需求的政策反应,只要实施旨在改善短缺部门供给的供给方政策即可。但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蓝耳病不太可能是猪肉产量如此大幅下降的主因,据统计因蓝耳病而导致的生猪发病和死亡主要发生在2006年,全年发病生猪379.8万头,死亡99.2万头。而2007年截止到疫情基本结束的9月,发病和死亡的生猪数量分别只为28万头和7万头。2006年与2007年发病和死亡猪占本年度生猪出栏量的比例分别为0.78%和0.06%。这一比例非常低,即便考虑其间接影响也不太可能导致猪肉产量近10%左右的下降。况且疫情更为严重的2006年猪肉产量还是上升的。所以疫情这一冲击不应是2007年猪肉产量下降的主因。

图5 近年来我国猪肉与肉类产量(2002-2007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图6 2003年以来的猪肉与饲料价格(以2003年为100)

资料来源:根据中经网数据库计算

2007年猪肉产量下降的另一个可能来源是养猪收益的变化。由于成本与价格的变化,2006年养猪效益明显下降,据一些地区的典型调查,当年每头仔猪、母猪分别亏损80元和500元。农民养猪的积极性因此受到打击,放弃生猪养殖和宰杀母猪的现象明显增多,结果致使2006年年底生猪存栏数比上年下降了3.3%,为2007年的猪肉产量下降和价格上升埋下了伏笔。而养猪收益变化又是由价格和成本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由于我国生猪饲养的小生产特征明显,猪肉价格明显受蛛网效应的影响而周期性地出现价格波动。2006年年中猪肉价格下降到近年来的低点,比前期最高点下降了近30%。猪肉价格下降明显对养猪收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养猪成本上升在养猪收益下降中起了更为主导的作用。一般在养猪成本中饲料成本约占70%以上。图6是以市场相对平稳的2003年年中为基数的猪肉和饲料价格定基指数。可以发现,尽管自2003年以来猪肉价格出现了较大波动,但其价格水平从未低于2003年。既使在猪肉价格处于近年低谷的2006年6月,其价格仍比2003年年中高出11.1%。因而从2003年到2006年整个时期来看,养猪收益的下降都是来自于成本的上升。同期饲料价格上涨幅度为24.1%,明显高出了猪肉价格的上涨幅度。

图7 2003年以来主要农产品价格定基指数(以2003年为100)

资料来源:根据中经网数据库计算

图8 中国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与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1994-2007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生猪饲料的主要成分为玉米和豆粕,分别占生猪饲料成本的60%和20%,而饲料成本又占了养猪总成本的70%以上。玉米与大豆价格的上升是推动生猪饲料价格上涨的主因。2003年至2006年,玉米和大豆的价格上涨了近40%。我国玉米主要是国内生产,而大豆主要依靠进口。但无论是从国内还是从国外的情况看,玉米、大豆和其他农产品价格上涨都与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密切相关。一方面这是由于化肥、薄膜等农资的上游产品多为能源和矿类产品,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对农产品生产成本影响显著。另一方面,能源价格上涨还带动以玉米、大豆为原料的生物燃料产业迅速发展,拉动了玉米大豆需求快速上升,致使玉米大豆价格不断攀升。而能源作物价格上涨,又通过需求和耕地使用中的替代效应对其他农产品价格上涨起到了拉动作用。

因而猪肉和其他农产品价格上涨从自身来看是由成本上升推动的,但成本上升的原因则指向了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②从图8可以看出,中国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与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关系密切。这表明农产品价格波动在此轮价格水平上升中并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而与能源原材料格价格波动有密切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猪肉和其他农产品价格上涨只是本轮价格上涨传递中的一个环节,而非初始冲击源。

2、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是输入型吗?

(1)国际、国内能源原材料价格联系紧密

原材料与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是本轮价格总水平上升中的又一显著特征。与农产品不同的是目前我国原材料与能源需求量中的相当大部分需要依靠国际市场满足,据估计2007年我国原油的对外依存度接近50%,铁矿石为51.7%,铜为80%,铝土为63%,铬镍为90%左右,钾盐为70%左右。相应我国初级产品进口中四种矿物比重不断升高,从1999年的27%上升到2008年1季度的64%。

能源原材料产品对国际市场依存度高导致这类产品的价格受国际价格的影响很大。自2004年以来,国际原材料与能源价格一路上涨,名义价格上升幅度之大之快是历史上罕见的。以IMF的商品指数计,2008年商品价格较2003年上涨了1.8倍,年均上涨23.3%。从图9中可以看出,2004年以来中国的原材料与能源价格与国际商品价格走势基本相同,一些重要产品如铜铝价格与国际价格更是亦步亦趋(图10)。这表明尽管存在着汇率变动、国内价格管制等阻碍国际价格向中国价格传导的因素,当前中国的原材料与能源价格变动趋势已基本是由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决定了。根据前文的分析,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又是带动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其他产品价格上升的主因,因而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上升应是此轮中国价格总水平上升的主要驱动力。

(2)需求增长是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上升的主因

导致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上升的主因又是什么呢?首先从国际能源原材料市场供求关系来看,需求增长的变化是主因。在供给面虽有一些小的短暂的供给冲击(如飓风、现实和潜在的地缘政治冲突等),但并未对实际供给能力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在油价大幅攀升的过程中从未出现过供给中断的现象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而在需求方面,在世界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带动下,原材料与能源的需求持续上升。由于能源原材料业的供给能力形成周期较长,且多处于垄断状态存在进入壁垒,对需求增长的响应较慢,结果导致国际市场供求关系趋紧,进而推动价格上涨。

图9 中国和世界的能源原材料价格变化(1996-2008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景气月报》、IMF WEO Database

图10 中国和国际铜和铝价格变化

资料来源:转引自郭丽岩《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对我国内价格的影响》

以原油市场为例,原油消费量由2004年年初的每日不足8000万桶上升到2007年底的8500多万桶,增长了6.25%。而石油生产能力的扩充明显要慢,同期日生产量由接近8000万桶上升到8155万桶,仅增长了1.9%。结果导致生产量与消费量的差额不断扩大,2004年时差额约为每天180万桶,而2007年差额扩大到了每天370万桶。与此同时,OPEC的原油剩余生产能力也不断降低,估计剩余能力仅为生产能力的2%—3%左右,应对需求波动的能力十分不足。这种供不应求的市场格局为油价上涨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当然导致能源原材料快速上涨并不只有供求关系这一个因素。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尽管持续增长但速度并不是很快,看起来难以支持价格如此大幅的上升。如石油需求2004年以来年均增速只有1.2%左右,而同期WTI年均油价上涨率超过了20%。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原材料与石油类产品的短期供给与需求价格弹性均较小,当供需不平衡时需要价格较大幅度的变化来实现市场均衡。另一方面在供求关系之外,确实也存在美元汇率和投机等其他因素对原材料和石油价格产生了影响。2005年年末美元开始加速贬值后,其实际有效汇率由2005年时的95下降到2008年中时的82左右。

投机也是人们普遍认为的导致本轮原材料和油价上升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大宗商品市场金融属性化明显,金融投资者大规模进入大宗商品市场,市场上的投机活动比以往明显增多。但投机因素在价格上涨过程中到底发挥了多大作用,看法却并不一致。如OPEC坚持认为原油市场供需基本平衡,油价上涨是投机所致。但IMF的研究表明,市场数据很难支持投机发挥主导作用的看法。如IMF经格兰杰检验,发现金融投资者看多持仓数与价格变动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当油价达到最高点前金融投资者的看多持仓数实际上是在减少的。另外,IMF还比较了有期货市场和无期货市场的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变化情况,发现一些无期货市场(也就是无金融投机活动)的商品价格如铁矿石、大米等的上涨程度超过了有期货市场的黄金和原油。这些情况表明投机活动的影响或许并没有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大。

当然,仅凭一项研究还不能就得出十分确定的结论。但总体来说,投机因素是在供求关系的基础上发挥作用的,其效应是使价格波动进一步被放大,但其自身难以决定价格波动的方向。能源原材料价格在次贷危机后突然崩盘也可佐证这一点。国际油价在次贷危机中仍一路上涨至147美元的历史高点,但当确认实体经济受次贷冲击而减速能源需求将减少时,油价就开始掉头出现了猛烈的下跌。其他一些原材料产品价格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如铜价从2008年7月8940美元/吨的高位,跌至7667美元/吨。国际锌价从4166美元/吨降至目前的每吨不足2000美元。铅价也由3895美元/吨降至目前的2116美元/吨。2008年6月,世界矿业巨头必和必拓宣布旗下5月才投产的镍矿关闭4个月,但这并没有挡住镍价下滑的势头,目前镍价在20825美元/吨左右。这些情况表明供求关系仍是决定国际原材料和能源市场价格的基本因素。

(3)国际能源原材料需求增长中的中国因素影响明显

如果国际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变动主要是由需求增长带动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国际需求增长中中国起了什么作用?如果中国在国际需求增长中不起显著作用,中国需求变化对价格无影响,则中国就只是国际价格的接受者,对中国来说国际原材料与能源价格上涨将完全是外生因素,中国本轮的价格总水平上升也将是典型的外部输入型通胀,或称外部冲击型的通胀。

图11 中国和其他主要国家在世界石油消费增量中的比重(2007年)

图12 2003年以来中国主要矿产品与原油进口量与进口单价指数(以2002年为100)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但从过去几年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增长速度以及中国在需求增量中的份额来看,中国需求因素对国际总需求的影响很大,如2007年中国的原油需求占世界原油需求的比重为9.3%,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而在增量方面,中国需求增量占到世界总增量的35%,2006年中国需求增量曾占到世界总增量的64%。再如中国铁矿石的消费增量达到世界增量的90%。

由于中国在需求量特别是需求增量中的比重上升迅速,使中国原材料和能源的进口在世界总贸易量中的比重也迅速提高。在一些重要大宗商品贸易中中国已经占有相当份额,特别是在增量中中国常常占第一,有些产品甚至占有了产品增长的绝大部分份额。中国已成为全球铁矿石、铜矿石和大豆的最大进口国,原油的第三大进口国。中国铁矿石进口额占世界铁矿石贸易额的比重达25%,铜矿石占20.6%,原油占8.2%。这些都标志着中国已在全球初级产品市场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因而中国的需求量以及与之相应的进口量规模都已大到足以影响国际价格的程度。2003年以来中国原油与原材料进口量的增长都伴随着单价的上升,中国需求对国际价格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当然另一方而也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国别需求统计只是表观统计量,并没有考虑加工后再出口的因素。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基地有大量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其中蕴涵了相当数量的能源与金属出口。因而有相当一部分中国需求实际上是世界需求,只不过在表观需求上表现为中国需求。

综上所述,2004年以来的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世界性需求增长带动的,中国需求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因而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上升对中国来说不能简单看作是外部影响,中国的价格总水平因此而上升也不能简单看作是外部输入型或是外部冲击型通胀。需要继续分析追踪世界和中国需求增长的来源,才能正确认识本轮价格总水平上升的初始源头。

3、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

以上从本轮价格总水平上升的两个特征事实开始的追踪,把本轮通胀的初始源头指向了2003年以来中国和世界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增长。这一需求增长的产生显然是源自同期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加速。

(1)2003年以来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来源于外需拉动与产业结构重化工化

自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率就超过10%这一长期历史平均水平,以10%以上的增长率连续增长了5年。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只是在1992-1996期间发生过。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有几个重要特点对我们理解本轮价格总水平上升很关键。

首先从需求因素来看,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迅速提高。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由2003年时几乎为0迅速上升到20%左右,拉动的GDP增长百分点也由2003年时的接近0,上升到2个百分点以上。与净出口贡献率和拉动百分点的上升相伴随的是资本形成贡献和拉动百分点的下降,而最终消费的贡献和拉动百分点基本稳定。由于这一时期净出口和资本形成增长率高于最终消费,最终消费在GDP中的比重逐年下降,由2003年时的56.8%下降到2007年时的48.8%。下降主要是在2003-2005年间完成的,2005年以后最终消费率有趋稳的趋势。

图13 中国内地贸易顺差的地区分布(2008年1-10月)

图14 中国的出口、进口与贸易差额(2003-2007年)

单位:千亿元人民币

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主要来自于货物贸易顺差。2003年自2007年期间,我国贸易顺差由255亿美元上升到2618亿美元,如按人民币计增长了8.6倍,远高于同期现价GDP0.83倍的增长。从贸易顺差的来源来看,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是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如2008年前10个月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依次为香港、美国、荷兰和英国等。由于香港主要为转口贸易,贸易顺差最终来源地主要还是美国和欧洲等国。2003年至2007年期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由586.1亿美元上升到1633.3亿美元,增长了1.8倍。

净出口拉动贡献的上升主要是由出口增长带动的。中国的出口规模已由2003年时3.6万亿元人民币上升到2007年的9.3万亿元人民币,增长了1.58倍。③主要出口市场与顺差来源基本一致,欧盟和美国约各为20%,香港为15%,日本为8.5%左右。以上四个贸易伙伴合计,接近中国内地出口市场的2/3。

中国外需快速增长来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加快,二则是由于这一时期全球化加速。中国正式加入WTO,贸易环境趋好。同时世界制造业分工结构调整,大批制造业生产能力进入中国,构成了出口的主力。

其次从产业结构上看,拉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是重化工业。2003-2007年间,中国工业重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31.7%,大大高于同期轻工业24%的增长率。重工业在中国工业中的比重也由2003年时的67%上升到2007年时的71%。

在重化工业中,基础金属原料和材料密集型机械设备部门增长迅速。从各产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来看,这一时期对工业增长拉动贡献最多的前十位的行业均为重化工业,其贡献率总和达到58%。而在前十位中直接进行能源原材料生产和加工的行业就有6个。全部能源原材料生产和加工行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达到约44%。新世纪初年钢产量强劲增长是我国重制造业崛起的标志性事件。20世纪初全球钢产量3000万吨,世纪末接近8亿吨,主要增长发生在美欧日和前苏联等地区。我国钢产量在1999年1.28亿吨的基础上快速增长,到2007年已达到近5亿吨,成为新的全球增长引领者。作为重制造业崛起的另一表现,我国在机械设备、运输设备、汽车等部门产量占全球比重过去6—7年里持续每年提升1—2个百分点或者更高。

与重化工业相联的是中国消费结构的升级和城市化的推进。2006年中国人均GDP水平达2001美元,进入到了新的消费结构变动活跃期。整体上看,消费结构的升级是由满足温饱需求的“吃、穿、用”阶段,向满足小康需求的“住、行”阶段升级;由百元级的小型耐用消费品(如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向千元级的中型耐用消费品(如彩电、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升级之后,又向着万元级、特别是数十万元级的大型耐用消费品(如住房、轿车)升级。城市化是重化工业化的另一动力,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持续提高,带动钢铁、工程机械、建材等重型工业增长加速。总而言之,消费结构的升级、城市化的推进和相应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中国本轮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重要推动力。

(2)美国和发达经济体宽松的货币政策是2003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

受2000年前后美国网络泡沫破灭和9·11恐怖袭击影响,美国和世界经济进入了又一轮的调整周期。2001年世界经济达到谷底。自2002年起美国和世界经济开始复苏,2003年以后复苏的步伐更是明显加快。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欧盟和美国分别在2003年和2004年起经济增长超出其潜在水平,发展中国家经济也明显提速,带动世界经济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高增长期,增长率达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高。

这一时期世界和美国经济能够迅速复苏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实行了十分宽松的货币政策。为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从2000年起连续13次降息,把联邦基金利率由最高时的7%直降至1%的水平,并停留了长达一年左右的时间。低利率带来流动性过剩,也刺激了美国房地产业的繁荣,而美国房地产业的繁荣又支持了美国消费的增长,使美国消费在IT泡沫破灭后未出现大的调整。美国经济在消费增长的带动下也迅速走向复苏,但由于消费的增长不是由实际收入增长带动的,而是信贷和在房价上涨背景下通过房贷抵押贷款的再融资来支持的,这使得经济增长的基础很不牢靠,也为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图15 美国的经济与消费增长

资料来源:Beau for Economic Analysis Data

美国消费的超常增长超出了美国经济的供给能力,导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大幅增长。而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扩大又构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很多国家外需的增长,进而带动了世界经济整体增长加速。此外,还有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如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在各种内外因素的作用下,也进入到了一个经济较快发展时期,对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增长加速也有贡献。

4、本轮价格上涨的初始冲击源

综合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本轮价格上涨的初始冲击源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经济进入工业化中期后的结构性变化,表现为消费结构向住房、汽车等十万元级别消费的转变,产业结构向重化工业转换和城市化的加速;二是全球化的加速,全球贸易更加开放,全球产业分工调整,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加快;三是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出现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

从初始冲击来看,本轮价格总水平上升的成因确实具有复杂性。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变是国内因素,而美国货币政策为国际因素,全球化则是中国和世界经济互动的结果,兼有国际国内的性质。从结构和总量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变为结构因素,而美国货币政策为总量因素。而全球化则兼有结构、总量和体制性质。

我们认为,以上三方面的初始冲击是推动本轮中国和全球价格总水平上升的主导性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如农产品价格周期性波动、瘟疫、地震、雪灾等短期冲击以及土地环保成本上升等较长期因素,尽管对价格总水平变化也有一定的影响,但都只是在边际上起作用,在本轮价格总水平上升中并不起主导性的作用。

三、本轮价格总水平上升的机理分析

(一)初始冲击对价格总水平的影响和传导机制

1、中国经济结构性变化与全球化影响机制价格总水平的机制——从高增长低通胀向高增长高通胀的转变

在开始阶段,初始冲击对总价格水平的影响是正向的,使中国和世界经济均处于高增长和低通胀状态。这主要由于:一是中国经济的阶段性变化使生产率增长加快,从而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总供给水平和满足需求的能力,这是发展阶段进入工业化中期后的一个显著特点。生产率增长加快不仅降低了产品成本,也使供给能力增长迅速,相当一部分的制造业产品市场特别是终端消费品市场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从而从成本和供求关系两端抑制了价格的上涨。二是这一时期全球化推动全球产业分工调整加快,将中国、印度以及众多新兴市场国家卷入了国际分工的浪潮之中,大量廉价劳动力纳入全球生产体系之中,使世界生产的劳动力成本大幅下降;全球化还加快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新技术在全球的扩散,促进了全球技术水平和生产率的上升,导致单位产品成本大幅下降;全球化还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分工与专业化,特别强化了中国和美国分别为代表的在制造业和金融服务内的分工,由此产生了巨大的规模经济与专业化效应,进而提高了生产效率。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使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期。尽管增长不可避免地带来能源原材料产品的需求与价格的上升,但下游产业的生产率高增长消化了成本上升的影响,导致了2003-2007年出现生产资料价格和工业品价格高涨与居民消费价格低迷的局面,PPI与CPI之间的传递率达到历史最低点,且缺口不断扩大。

图16 世界PPI—CPI缺口变化

资料来源:刘元春等:《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和预测》,2008年

在全世界欢呼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价格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时代声中,美国和欧盟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增长率在2003年左右开始超出其潜在生产率。但货币当局并未积极采取紧缩措施,主要是他们把由全球化等因素带来的阶段性生产率提高误认为是生产率的永久性上升,从而认为在当时政策姿态下,高增长与低通胀是可以长期持续的。但实际上随着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的基本形成以及技术扩散势差的减小,初始冲击在开始阶段带来的生产率增长效应逐渐进入了递减阶段,下游产业对成本上升的消化能力也开始减弱。而另一方面受能源原材料市场供给弹性低和资源稀缺性上升的影响,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涨幅开始大幅上升。在这两方面的因素作用下,PPI与CPI之间的低传递率开始出现逆转,PPI与CPI之间的正向缺口不断缩小并向负缺口转化。以CPI度量的价格总水平也相应开始上升。

这一变化也同样反映到了总量关系上,从图18中可以看出中国GDP增长的负向产出缺口逐渐减小,并在2007年出现了小的正向缺口,即实际增长率由低于潜在增长率转向了高于潜在增长率,出现了某程度上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价格总水平在这一时期出现明显上升也正是总量关系发生变化的集中反映。

2、美国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流动性过剩的国际传递

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本轮价格总水平上升的一个重要始终冲击。其效应通过多种渠道影响到中国的价格总水平。首先从实体经济角度看,美国宽松货币政策支持下的消费增长,是拉动中国经济这一时期增长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中国经济增长率不断攀升,直至达到超出潜在增长的水平,外需的贡献是主要的。包括外需在内的总需求增长过快,对价格上涨产生了很大的推力。

其次从货币金融的角度看,中国的固定汇率制加上结售汇制度,几乎相当于进口了美国的货币政策,美国货币政策的宽松必然导致中国货币政策的宽松。在贸易顺差增长、FDI和非顺差非FDI的外资大量流入冲击下,中国通过外汇占款方式发放的基础货币增长迅猛。从图19中可以看出,在金融机构资金运用中外汇占款的比重已由2006年初时的24%上升到目前的31%左右。尽管央行通过发行央行票据等方式进行了大量的对冲操作,但由于商业银行可以通过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等方式进行反对冲,央行并不能完全实现对冲的目标,中国因此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流动性过剩。在2006年到2007年期间,M[,2]的增长明显超出了GDP和CPI之和。受分配格局的影响,中国的流动性过剩主要作用于投资和资产价格领域,对消费的直接影响较小。此外,由于贸易部门可以通过结汇获得资金,央行的对冲对高增长的贸易部门并不构成很强的制约,贸易部门的增长仍然强劲。投资与贸易部门的高增长又拉动上游能源原材料价格上升,进而通过成本上升的方式传递到消费品行业。

美元流动性过剩还导致美元汇率走低,为以美元标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增添了新的动力,这种国际价格上涨进而又通过进口渠道传递到中国的国内价格。此外大宗商品市场的投机活动也与美元流动性过剩有关,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对不同部门的冲击与响应——价格上涨结构性特征的形成

以上主要是在总量层面上分析了初始冲击对价格总水平的影响。而要理解价格上涨的结构性特征,则需要深入到部门层面上进行分析。④从部门层面看,出现价格上涨的结构性特征主要是由于:

一是对不同部门的成本冲击不同。由于各部门的技术经济特征不同,投入结构不同,因而导致冲击对各部门的成本影响不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显然遭受成本冲击较大的部门,越有可能出现高于其他部门的价格上涨。图20是2006年和2007年农业和主要制造业部门的加权平均中间投入价格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㈩在冲击作用下所有主要部门的加权中间投入价格都在上升,其中农业、食品制造、石油加工等行业的加权中间投入价格上涨是各产业中最高的,这是这些部门产出价格上涨高于其他部门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各产业中间投入使用效率变化方向与速度不同。中间投入使用效率是生产率的一个方面,拥有较快生产率增长率的部门能够更有效地吸收成本上升因素,保持价格的相对稳定。而生产率增长较慢的部门在成本上升的情况下要么只能向外转移成本,要么减少供给,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价格的升高。这里我们测算了2005年至2007年间主要部门的实际中间投入利用效率指标,即观察以基年不变价来衡量的一单位产出中中间投入实物份额的变化。负数表示一单位产出中中间投入实物份额比基期下降,利用效率上升;而正数表示一单位产出中中间投入实物份额比基期上升,利用效率下降。根据我们的计算,大部分工业部门中间利用效率都在提高,因而能够更好地抵御中间投入成本上升的冲击。而农业、电力、石油加工业和其他设备制造等行业的实际中间投入利用效率则出现下降,表明这些行业对中间投入成本上升缺乏消化能力,相应其产㈩价格的上涨要高于其他部门。导致实际中间投入利用效率下降的原因既可能是科技进步相对较慢,也有可能是产出处于规模收益递减阶段。

图20 主要部门加权平均中间投入价格变化情况(以上年为100)

资料来源:本课题组计算

中国工业部门对成本上升的响应是积极的,那些遭受相对价格冲击较为严重的部门,也是实际中间投入利用效率提高较快的部门。图21中横轴为投入产出相对价格变化情况,即中间投入价格相对于产出价格的变化幅度。其数值越大,表示中间投入价格相对于产出价格增长得越快,部门所受到的成本上升冲击就越严重。纵轴是中间投入利用效率,即负数越大,效率提高就越快。图中向下倾斜的直线表明受成本上升冲击影响越大的部门,其中间投入使用效率的改善就越多。

三是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与中间投入使用效率的情况相类似,劳动生产率增长越快的部门吸收成本上升的能力也越强,相应价格上涨的可能也就越小。从图22中可以看出,2005-2007年期间,所有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都在提高,并且除了农业部门和炼焦煤气及石油加工业外的其他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都超过了工资⑤的增长。因而尽管各工业部门的工资增长很快,但其单位产出中的劳动成本却是下降的。只有农业部门单位产品中劳动成本有所上升,这也是农产品价格涨幅要高于其他部门的另一个原因(图23)。

图23 各主要部门单位产出中劳动投入份额的变化(2007年比2005年,%)

资料来源:本课题组计算

图24 主要部门投入产出相对价格变化与劳动生产率提高间的关系(2005-2007年)

资料来源:本课题组计算

各部门劳动生产率对成本价格冲击的响应也和中间投入使用效率情况相类似,即那些中间投入价格上升快于产出价格上升的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更快。这也是高增长低通胀局面可以保持相当长时间的重要因素之一(图24)。

*本文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08年年度重点课题《新一轮价格总水平上升研究》主报告的部分内容。主报告由该课题负责人孙学工执笔,主报告吸收了分报告的部分观点和材料。课题组成员有:刘树杰、曹建军、王学庆、王元、杜飞轮和郭丽岩。

注释:

①2004年左右曾有过一次价格上涨过程,CPI在2003年11月突破3%,2004年8月达到最高点5.3%,至2004年11月回落到3%以下,持续时间为12个月。无论是价格上涨的幅度和持续的时间,均要明显小于和短于本轮价格总水平上升。

②成本上升中除农业生产资料外还有劳动力等其他因素。

③按美元计则由4382亿美元上升到12178亿美元,增长了1.8倍。

④计算都基于2005年投入产出表和2006年、2007年度的工业经济统计指标。

⑤农业部门为农民纯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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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总价格水平上升的原因及机理研究*_cpi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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