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后肯定与否定“文革”的斗争与毛泽东的心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革论文,一三论文,心态论文,事件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是我党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九一三事件”的发生，惊醒了世人，启发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深入思考，怀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也就势所必然地出现了。于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展开了一场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毛泽东对待这场斗争有复杂的心态，在当时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他基于复杂心态作出的举措，又对这场斗争的结局产生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影响。在时过二十多年的今天，回过头去研究这段历史，对于全面了解我党历史和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有意义的。
震惊后的思索
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使全党震惊、全国人民震惊。同年9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随后，中央决定将通知扩大传达到地师以上党委。10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林彪集团罪行的通知，此后又下发了一系列有关文件，“批林整风”运动逐渐在全国展开。
中央文件的下发和“批林整风”运动的展开，启发人们思索。从普通百姓到高级干部、从军队到地方，“九一三事件”一时成了热门话题，种种议论和猜测又加深了人们的思考。当时人们思索的主要问题是：（一）林彪是毛泽东的战友和载入党章的接班人，竟然要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可见毛泽东选人也有错误。（二）“九一三事件”来得那么突然，人们对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竟毫无察觉，可见“路线斗争不可知”。（三）林彪是参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人物，又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支持者，他竟在“文化大革命”中叛党。因此人们开始怀疑“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四）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许多事情是在他指挥下干的。他叛国后，人们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中打倒老干部，“踢开党委闹革命”，把毛泽东神化，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的做法持怀疑态度。
上述思索加上对“文化大革命”恶果的直观感受，使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由忠诚的信仰逐渐变成怀疑，狂热的情感逐渐变得冷淡。尽管限于当时的环境，人们不能公开说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话，但可以肯定，在深思林彪事件和回顾“文化大革命”历程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已经在许多人的头脑中产生。
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与人民息息相通的周恩来总理，通过对林彪事件和亲身经历的“文化大革命”的思索，已经对“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他的处境，周恩来也不可能公开说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话。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在他“九一三事件”后相互联系的政治活动中表现得十分清楚。
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方式
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重要是通过批“极左”体现出来的。他认为林彪集团的实质是“极左”，而“文化大革命”是“极左”的产物。因此他批“极左”的实质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否定。批“极左”，可以说是代表了周恩来当时的政治主张。他在“九一三事件”以后的一切活动，都贯穿着纠“左”这一基本精神。周恩来当时实际上是全党全国人民中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们的主要代表者，而此次否定“文化大革命”又是1967年2月前后中央许多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
从1971年9月到1972年秋，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先后在全国计划会议、公安工作会议、出版工作座谈会、科学工作会议、卫生工作会议等许多场合，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批判无政府主义。他始终坚持通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来消除林彪一伙对经济工作的破坏性后果。他在一次会议上对“极左”作了界定：“极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1972年4月9日，周恩来在广州观看部队文艺演出时说：“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你们的歌越唱越快，越唱越尖，越唱越高。革命激情要和革命抒情结合，要有点地方色彩”。1972年5月21日，周恩来在有312人参加的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关于政变的讲话是“极左”的。在72年6月10日、11日、12日的会议上，周在讲到民主革命时期党内二次路线斗争时，专门讲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我党的危害，提醒全党注意“左”对党的事业的破坏。同年7月14日，周恩来根据杨振宁的建议，指示北大周培源纠正科研、教育中的“左”倾错误，注意理科基础理论水平的提高。8—9月间，周恩来两次指示《人民日报》的同志在机关内部批判“极左”思潮。10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文章，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为了在实际工作中纠“左”，周恩来抓了四件大事：一是解放老干部。1972年4月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起草一篇正面阐述党在干部问题上的历来政策和优良传统的社论，并亲自审改了这篇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在4月2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后，在全国反响很大。各地开始重新考虑落实干部政策问题。此后，周恩来作出许多批示，起用大批老干部。在他的亲自关怀下，陈云、王震、滕代远等一大批老干部获得“解放”。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卫生部组织北京十大医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给近500名副部长以上的干部作体验，并在这个名义下获得“解放”，重新工作。二是恢复经济秩序。1971年11月至1972年1月，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中央连续发出《关于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制止年终突击花钱的通知》、《关于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工资的通知》、《关于改革临时工、转换工制度的通知》、《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指示》，整顿企业，加强管理，恢复被砸烂的规章制度，强调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1973年2月26日，周恩来在听取《坚持统一计划、整顿财经纪律》（即经济工作十条）起草情况汇报时，专门作出了恢复经济秩序的重要指示，并明确指出：“整顿的方针要写清楚”。经一年多的整顿，国民经济在恢复中有所发展。三是恢复教科文部门的正常工作。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大批科技人员从五七干校调回北京，重新走上科研岗位，各大学的教学秩序也有所恢复，一批专家被派出国考察，一些被批、被封的优秀文艺作品也重新面世，还新产生了一批歌颂工人、农民的好作品。四是打开外交工作的局面。继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许多国家与我国建交。特别是1972年2月和9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先后访问我国，从此打开了我国与西方联系的大门。
周恩来上述纠“左”主张和实际努力，就是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其基本精神，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尽管这种否定不是以公开的方式，而是通过在实际工作中体现基本主张的特殊方式进行的。但仍然引起了“四人帮”的注意，并受到他们的强烈反对。
“四人帮”的反击
“四人帮”的成员都是靠“文化大革命”发迹的，“四人帮”的形式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四人帮”的生命。他们不允许任何人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竭力维护“文化大革命”这面“旗子”。他们看出周恩来批“极左”的主张和纠“左”的努力基本精神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因此对之十分仇视，并立即作出反击。1972年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周培源根据周总理的意见写的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之后，张春桥、姚文元都指使上海《文汇报》攻击这篇文章，并且要追查周培源的“后台”。10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批“极左”的文章后，张春桥、姚文元指使上海《文汇报》召开工人座谈会，假借工人群众的名义，整理了一个材料上报，说工人不同意批“左”的文章。张春桥、姚文元又在《人民日报》内大批所谓“修正主义”、“右倾回潮”。同年11月，中联部、外交部在一份报告中提出“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周恩来11月30日批示：“拟同意”，张春桥却于12月1日写道：“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仍然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于12月2日写道：“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四人帮”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主张是十分明显的。
“四人帮”维护“文化大革命”主要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早在1969年10月，张春桥就提出过批孔问题，并组织人撰写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孔家店的反动》一文。虽后来张春桥认为“现实性不强”而把它搁置起来，但可以看出当时张春桥就认为批孔是维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前提。“九一三事件”之后，专案组在林彪的住处发现了一些林彪肯定孔子、孟子某些言论的条幅，上报毛泽东后，毛泽东想到了批孔。1973年春，毛泽东在一首诗中批评郭沫若尊孔。5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批孔的意见。7月4日，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又提到林彪是尊孔反法的。8月5日，毛泽东公布了他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7日，他又批发了杨国荣教授的一篇批孔子的文章。毛泽东当时是把孔子思想作为林彪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来看待的，基于这一看法，他同意批林批孔。“四人帮”把批林批孔作为维护“文化大革命”从而维护既得权力以撰取更大权力的手段，因此他们在批林批孔问题上甚为积极。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在致毛泽东的信中推荐了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毛泽东批道：“同意转发”。1月18日，中共中央将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中央1974年第1号文件下发，从此“批林批孔”在全国展开，“批林批孔”的目的，是通过批林彪的所谓极右，维护“文化大革命”。这一点在批林批孔全面发动的1974年初发表的一些文章、社论中说得最为清楚。当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元旦献词》中说：“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说明这场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我们一定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就是批判修正主义。我们要充分利用林彪这个反面教员，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反修防修的教育。要重温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吸取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2月1日《红旗》杂志在短评《广泛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中说：“只有通过对孔孟之道的批判才能进一步认清林彪反党集团搞复辟倒退的反革命罪行及其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才能挖出林彪反动思想的老根，清除林彪和孔子的反动思想影响，也才能进一步认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2月2日、20日《人民日报》接连发表题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批克己复礼——林彪妄图复解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两篇社论指出：批林批孔“要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坚持革命、反对倒退，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满腔热情地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妄图复辟修正主义那一套罪行。”
二是借助毛泽东的错误。毛泽东错误地认为林彪集团的反动实质是极右，不同意批“极左”。1972年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信说：“今年8月1日，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我很同意总理这个提法。总理讲的是机关内部的运动，但我觉得对报纸宣传也是适用的。”他在信中还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不同意批“极右”。12月17日，毛泽东对张春桥、姚文元说：“批极左，还是批极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毛泽东的意见迅速传达到全国，此后，就只准批林彪集团的“极右”，不准再批“极左”了。毛泽东也注意到党内人民群众内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倾向，因此他重提防止修正主义的问题。1973年12月21日，他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讲话中提出：“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这期间毛泽东还多次发表肯定秦始皇和批儒评法的言论，这是针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潮的。他这些错误，一方面为“四人帮”反击否定“文化大革命”思潮提供了最尖端的武器，另一方面也为后来“四人帮”搞影射史学提供了方便。
毛泽东的两种心态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要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消除国家和社会的弊端，创立一个独树一帜的社会主义，挽“修正主义”狂澜之阮例。因此毛泽东一直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并将此称为他一生中干的两件大事之一。他不能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对“文化大革命”加以否定。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广大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是坚持不公开的否定态度的，当否定“文化大革命”与维护“文化大革命”斗争激烈交锋之时，毛泽东当然站到维护“文化大革命”一边，反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潮。正因为如此，他才同意批林批孔，并通过批林批孔、批儒评法、评《水浒》等方式维护“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毛泽东也看到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对这方面看得更多，他不能不考虑解决“文化大革命”破坏后果的问题。他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支持周恩来恢复经济秩序和打开国门的一切举措，还亲自为许多老干部平反，起用邓小平担任党、国家、军队重要领导职务。他对“四人帮”的活动有觉察，进行了批评，并指出他们在搞“上海帮”。但是应当指出：毛泽东的上述工作只是在总体上维护“文化大革命”前提下对“左”的错误的局部纠正，不可能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既要维护“文化大革命”，又要修补“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是当时毛泽东的心态。
在相互矛盾的心态影响下，毛泽东采取一些相互矛盾的举措。他既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支持周恩来“解放”一大批老干部，使大批老干部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来，同时又继续重用“四人帮”，让张春桥、王洪文当政治局常委，并把王洪文放在接班人的位置上。其二，他在具体工作中，既批评“四人帮”，也批评周恩来。他批评“四人帮”搞帮派，批评江青有野心，但他根据不可靠消息，误认为周恩来在一次外事活动中说了错话，并且要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其三，他试图调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健康力量与“四人帮”的矛盾。他安排张春桥当国务院副总理，与周恩来、邓小平一同工作。他让王洪文与周恩来共同筹备四届人大。1974年，周恩来、王洪文一同赴长沙向他汇报筹备四届人大的情况后，他让周恩来与王洪文留在长沙谈谈。他称赞邓小平“人材难得”，同时也夸张春桥“有才干”。
毛泽东没有想到“四人帮”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健康力量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当他从前述的矛盾心态出发，试图调和两种力量之间的矛盾未能奏效时，他对这两种力量都感到失望了。
寄希望于“第三种力量”
毛泽东在对上述两种力量均感到失望之后，开始在保留两种力量的情况下，开始寻找“第三种力量”，寄希望于“第三种力量”，使其逐步取代上述两种力量。
基于毛泽东既要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又要去除“文化大革命”破坏性后果，沿着斗、批、改的步骤达到天下大治的思路，他寻找“第三种力量”除了当时党章公开规定的接班人标准外，还要有如下几个基本条件：第一，他们必须是拥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维护“文化大革命”这条路线，经过“文化大革命”考验的。第二，他们具有某种务实精神，能够在“抓革命”的同时“促生产”，是能够在恢复国民经济中起作用的。第三，他们与老干部和新干部（指“文化大革命”中提拔起来的年轻干部）都能共事，但又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健康力量与“四人帮”都没有历史联系，他们只忠实于毛泽东及其路线。
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毛泽东迅速起用华国锋等一些干部担任党政等重要领导职务，同时选拔一些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干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起用一些过去长期做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后，华国锋成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毛泽东试图让以华国锋为代表的“第三种力量”接班的意图是明显的。
但是毛泽东是在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力量和“四人帮”都保留在党中央内的情况下扶持第三种力量的，这不可能消除党内斗争。在他逝世后，这场斗争终于白热化了。
在毛泽东逝世后，有极大政治野心的“四人帮”一方面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力量仍恨之入骨，急欲除去而后快，另一方面对以华国锋为代表的第三种力量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极为不满，急欲取而代之。他们要煽动更大的动乱，试图乘乱夺权。他们积极准备在上海发动暴乱，在北京也上下活动，制造夺权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以华国锋为代表的第三种力量和党中央内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力量，一方面为了维护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另一方面也都感觉受到了威胁，于是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我们回过头去客观地分析这段历史，就不能不承认：毛泽东在自相矛盾的心态影响下，在调和党内两种力量之间本不可调和的矛盾失败之后，扶持第三种力量，是有重大历史影响的。第一，毛泽东没有把权力交给坚决执行“文化大革命”路线又有极大政治野心的“四人帮”，而是交给了第三种力量，而这第三种力量虽也拥护“文化大革命”，但那是认识上的错误，与“四人帮”有本质的区别。这从客观上为我党纠正错误，提供了缓冲条件。第二，毛泽东在周恩来逝查，邓小平解职后，并未在党内搞大规范清洗，相反他保留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一大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继续在中央担任职务，这客观上为后来我党健康力量代表党和人民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创造了条件。基于此，我们应当肯定：毛泽东晚年时对“文化大革命”的两种心态及在这两种心态下的举措，虽未达到毛泽东原来的预想，但却在客观上为我们党和国家依靠自身力量纠正错误从而走上正轨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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