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交聘使节行进路线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使节论文,南北朝论文,路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言
南北朝时期外交使节的行进路线，随着时局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北魏初，首都原在乎城，孝文帝后期迁都洛阳，其后分裂为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各自定都于邺城与长安，隋都亦在长安。南朝都城均在建康，梁元帝时与后梁政权则定都于江陵。使节主要是往返于两国都城，因此，随着南北朝政局的变化，都城迁移，使节的路线也出现了数次的变动。大致而言，北魏与刘宋、南齐时期的通使是“平城—建康”往返的路线，北魏与萧梁的通使是“洛阳—建康”，东魏、北齐与梁、陈的通使为“邺城—建康”，北齐与北周是“邺城—长安”，西魏、北周与陈则是“长安—建康”，隋与陈也是“长安—建康”往返的路线。此外，梁元帝时期、后梁政权与西魏（北周）的通使是“江陵—长安”，梁元帝与北齐的通使则是“江陵—邺城”。不过，梁元帝时期、后梁政权与北朝政权之间，以及北齐与北周之间的通使，由于未见有使节行迹的直接史例，可供佐论的相关史料亦不多见，在此暂时搁置，不加臆论。
关于南、北朝使节往来的路线，目前尚未见有专文讨论，惟逯耀东的《北魏与南朝对峙期间的外交关系》（注：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1年，第341-392页。）、前田正名的《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注：前田正名著，李凭等译，《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与严耕望的《唐代交通图考（五）》（注：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五）河东河北区》，（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年。）中略有涉及。逯文广泛论述了北魏与南朝的外交关系，其中一节谈到“边荒”与使节的往来：“南北的战场大多摆在淮泗之间，这个地区也正是南北使节往来交聘的主要道路，他们大多渡淮泗后，经邺，然后经山阳、彭城、广陵的大道北上，所以不论是从平城、洛阳、邺南下，或者由建康北上，淮泗都是他们必渡的津口。”（注：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第369页。）逯文注意到南北使节来往的路线，但在大略指出淮泗是必经之地后，主要篇幅便着重在南北边界——“瓯脱（即边荒地带）”的论述，使节路线遂模糊于广大的边界中。且其所谓的“渡淮泗后，经邺，然后经山阳、彭城、广陵的大道北上”，城镇的位序颠倒错乱，从南到北应该是广陵—山阳—（渡淮，转泗水）—彭城—邺。再者，从邺到建康与从洛阳到建康的路线虽然都会经过淮、泗，但这两条路线并不尽相同，逯文也未及辨明。前田正名与严耕望均注意到《水经注·滱水》中宋、齐使节经倒马关进入平城的记载，此外，前田正名进一步推论南北使节走的是太行山东麓路线，严耕望则注意到了南北使节利用济州碻磝津越渡黄河的情形。尽管如此，这些研究成果大致都是片段的，或只注意到单一路线，未能将当时南北交使的路线做较为完整的呈现，本文即企图在这点上略尽绵力。
在研究方法上，由于相关史料的记载相当零碎，常为使节事迹叙述中偶尔出现的地名，某些地名则只见于诗歌的诗题中，内容相当简略，增加不少研究上的困难。我们首先得将不同时期的资料区分开来，例如北魏平城时期与洛阳时期的路线即不相同；再则，对于较隐微的地名信息，例如只提到古人的坟墓，我们也得将墓地的所在查找出来。目前“邺—建康”的路线因直接证据较多，大抵上是由点逐一连成线，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平城—黄河岸”、“洛阳—建康”与“长安—建康”三线，因直接证据只有一两条，本文仅能根据大致的方向，佐以当时人官私往返的资料，将整条路线拟构出来。
基于论述上的考量，本文先将南北朝的使节路线分成以下四段，即：一、平城到黄河岸；二、建康到黄河岸；三、建康到洛阳；四、建康到长安。其中，一、二两条路线以黄河为断，乃是因为从建康到平城或邺城的南半段路线是一样的，为免重复，将它们分成两段论述，条理上会比较清楚。在此四段路线考察完毕后，再于结论中将南北朝使节路线简明地钩勒出来。
一 平城至黄河岸
根据日本学者前田正名的研究，4世纪末至5世纪末，以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为中心，已经发展出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从平城南下到黄河岸大致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平城翻越句注山、雁门关，沿汾河南下；一条是自平城向东南，经莎泉、灵丘，沿滱水流域东南行，翻过倒马关，抵中山城（今河北定县），从中山城沿着太行山东麓路南下经邺抵达黄河。严耕望与前田正名均根据《水经注·滱水》中“齐、宋通和，路出其间”（注：（北魏）郦道元注，〔清〕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水经注疏》卷11《滱水》，（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51页。）的记载，论证了南北使节是经由灵丘、倒马关道进出乎城。前田正名则在考察了太行山东麓路在当时南北军事与官私商贸交通往来的重要性后，又进一步推论说，南北使节是沿着太行山东麓路北上，到达中山之后转入平城（注：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五）》，第1476-1482页；前田正名著，李凭等译，《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187、295-296页。）。《水经注》指出了从平城到黄河岸使节行进的主要动向，即南北使节是从平城通往河北再南下，而不是从雁门关沿汾河南下。不过，这段路还须分成两部分再做进一步说明，一是从平城经莎泉道（或灵丘道）到中山，一是从中山南下到黄河岸，分论如下。
从平城到中山大致有两条路线，一是经由上谷路，先向东北，再转东南的大迂回路线；二是从平城穿越太行山、恒岭，直达中山。第一条路非使节所经，在此不论。第二条路经过的是太行山的飞狐诸陉，其间诸道纷出，十分复杂，严耕望与前田正名两人虽然都认为南北使节是经由灵丘、倒马关道进出平城，但对于从平城到中山间的完整路线则有不同的理解。首先，从平城到倒马关的部分，严耕望认为是从乎城向东南，沿滱水河谷，经灵丘至广昌，从广昌再下倒马关；前田正名虽然认为从倒马关通往广昌的路应该是存在的，但也指出从平城经灵丘之后，有灵丘道沿滱水河谷直下倒马关，并不须经过广昌（注：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五）》，第1484、1499页。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185页。）。显然，两人对于《魏书》所载的482年孝文帝发动五万人修治灵丘道的路线位置看法是不同的，严耕望所认为的灵丘道应是从灵丘先到广昌再到倒马关的路段，而前田正名则认为应是从灵丘直通倒马关。北魏曾有三次开辟从平城到中山之通路的记录，第一次是在398年发卒万人开辟的“直道”——自望都铁关凿恒岭至代五百余里，第二次是436年以12,000人开辟灵丘西部的“莎泉道”，第三次则是前述的482年以五万人修治的“灵丘道”（注：《魏书》卷2《太祖道武帝》、卷4上《世祖太武帝》、卷7上《高祖孝文帝》。）。从修治的时间与工人的数量来说，灵丘道（灵丘—倒马关）应该是在不满于“灵丘—广昌—倒马关”这种迂回路线下所开凿的直线路段，因此，笔者倾向于赞同前田正名的看法。
附图
图1 平城至中山之间交聘路线图
注：本图根据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中山城与桑干河上游之间交通路线图”改绘，并参照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五）》的“唐代河东太行区交通图（北幅）”做局部修订。
尽管笔者赞同前田正名对于灵丘道的看法，但关于使节往来路线的部分却还有商榷的余地。前田正名将436年的莎泉道与482年的灵丘道视为同一条路线，因此，他认为，在436年之前，南北使节走的是从中山经“直道”通广昌，再从广昌北接飞狐道至蔚县通平城，436年莎泉道通了之后便开始走倒马关通灵丘的路线（注：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189-191页。）。笔者认为莎泉道与灵丘道乃不同时段开凿的通道，前后相差46年，其间的差异显然可见。惟据《水经注·滱水》载：
滱水自倒马关南流，与大岭水合。水出山西南大岭下，东北流出峡，……滱水又屈而东，合两岭溪水，水出恒山北阜，东北流历两岭间，……齐、宋通和，路出其间（注：《水经注疏》卷11《滱水》，第1051页。）。
既然倒马关是宋齐的使节通往平城的必经之路，那么，在482年灵丘道开通之前，宋齐的使节未必是从中山走“直道”通广昌，上接飞狐道，而较有可能是经倒马关至广昌，从广昌再到灵丘，亦即前述严耕望所指的“灵丘—广昌—倒马关”路线。灵丘道开通之后，南朝齐（宋亡于479年）的使者则直接从倒马关通向灵丘。此处尚有一点必须辨明的就是直道的问题。前田正名认为直道所经过的恒岭乃是望都铁关与广昌之间的广昌岭，其得名是因比起迂回的上谷路来说，它可以更直接地进入飞狐道（注：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189页。）。亦即，前田所拟的直道是从中山经望都到广昌。严耕望则认为道武帝发卒万人修直道一事，应只是针对晋朝时的望都关道施行加工而已。大致路线可能是从倒马关南下南、北两岭，直趋唐县（注：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五）》，第1476、1482-1483、1496页。）。笔者赞成此说，因为道武帝发卒万人治直道，其事甚为仓促，不仅动用工人仅万人左右，修治的时间甚短，约不到廿天。很难想象在如此短少的人力与时间下，能不经倒马关而开凿出从望都到广昌之间的直通道路，故直道路线当以从中山通往倒马关为宜（注：据《魏书》卷2《太祖纪》载，398年正月庚子，道武帝从中山到邺，之后又从邺返回中山。由于准备返回平城，乃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铁关凿恒岭至代五百余里”。不过，当月辛酉，道武帝已经启程从中山往望都尧山。推算从庚子至辛酉的日数前后约计22天，但须扣除庚子后从邺返回中山的日程，因此，所费时间应当不超过20天。）。兹将前文的讨论以简明的路线呈示如下：
平城—莎泉—灵丘—（广昌）—倒马关—中山
从平城到中山的路线已论述如上，接着考察从中山到黄河岸的部分。前田正名深入探讨北魏中山城的地理位置、交通路线、军事与商贸活动之后，认为中山位居平城通往河北的要冲，是太行山东麓南北交通大道上的重要枢纽，往北既可到营州龙城，还可到辽东、朝鲜；往南可到洛阳、河南等地。由于太行山东麓路具有如此重要的交通地位，而中山又为此路的枢纽，前田便直接地认为南朝使节是沿太行山东麓路北上中山，再转进平城。兹据北魏诸帝南巡的路线，将这段路简示如下：
中山—真定（常山郡）—高邑（赵郡）—邺—滑台（一向汲郡）（注：参见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196-200、412-413页。）
作为南北交通的要道，此路的存在与官私商旅往来的频繁是毋庸置疑的，但须注意的是，关于此路线的行经记载，通常都与洛阳或长安有关，从这两地往返河北、东北等地，较少见到有从江南北上之后进入河北的情形。从江南北上至黄河，使节通常会经过济州碻磝津，到达碻磝后，若要走太行山东麓路，必须先西上黄河，到达滑台后再北转进入邺城，而后北上至中山。从碻磝经滑台到邺是东魏北齐与南朝通使的必经之路，因邺乃东魏北齐的都城所在。（详参下节）然若要从碻磝前往中山，此种走法显得拐弯抹角，令人不禁怀疑是否有其它更直便的通路。
严耕望指出，太行山以东的河北地区，除了太行山东麓的南北驿道外，仍有两条南北干线，其中一条称为“河北平原之中部纵贯线”，简示如下：
洛阳—卫州—澶州—魏州—贝州—冀州—（深州）—瀛州—莫州—涿州—幽州（注：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五）》，第1644-1649页。）
显然，此路也是东北—西南走向，沟通洛阳与河北之间的交通。须注意的是“贝州—冀州—深州”这个路段，北魏时为“清河（相州）—信都（冀州）—博陵（定州）”。据《魏书》载，魏帝曾多次从中山巡幸至信都（今河北冀县），孝文帝迁都洛阳的路线也是从中山到信都后再转至邺，亦即从中山到信都之间的交通路线，北魏时已经存在，且为帝王巡幸的重要路段（注：北魏诸帝巡行的部分可参见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412-413页。孝文帝迁都的路线则参见《魏书》卷7下《高祖孝文帝》。）。那么，从碻磝往北直通信都、博陵到中山的路线是否存在呢？据《魏书·世祖太武帝》载：
正平元年春正月丙戌朔，大会群臣于江上，……丁亥，舆驾北旋。……二月戊寅，车驾济河。癸未，次于鲁口。皇太子朝于行宫。三月己亥，车驾至自南伐（注：《魏书》卷4下《世祖太武帝》。）。
450年十二月，北魏太武帝南伐直抵瓜步，刘宋遣使求和，太武帝接受和议后于隔年正月北返，其路线是由瓜步经广陵，渡淮后沿泗水北上，过彭城后抵黄河岸。引文中的“车驾济河”处应是在济州碻磝（注：关于碻磝津在交通史上的地位，参见严耕望：《河阳以东黄河流程与津渡》，《唐代交通图考（五）》，第1578-1579页。），渡河后，太武帝并未沿黄河西行，而是直接北上到鲁口，且留守平城的皇太子也前往鲁口行宫去朝见。鲁口位于博陵郡东南，亦即太武帝渡河后应是先到信都，再北上博陵，然后从博陵经中山回到平城。
太武帝从长江岸的瓜步北返至平城的路线，很可能就是南北使节行进的路线。参照下条资料，将使这个可能性更为强化。《魏书·高宗文成帝》载：
（和平）二年……二月辛卯，行幸中山。丙午，至于邺，遂幸信都。三月，刘骏遣使朝贡。舆驾所过，皆亲对高年……灵丘南有山，高四百余丈。乃诏群官仰射山峰，无能踰者。帝弯弧发矢，出山三十余丈，过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铭（注：《魏书》卷5《高宗文成帝》。）。
引文中，文成帝先从中山下达邺之后才到信都，从信都之后直接写到的地名已是灵丘，亦即文成帝应是从信都到中山，再至灵丘。须注意的是，文成帝到达信都后，有刘宋的使节前来通聘。由于史文疏略，我们不能确认文成帝就是在信都接待宋使，不过，宋使来聘之事置于返回灵丘之前，意味着文成帝是在未到灵丘之前已经接待了宋使，那么宋使走的路线，较有可能是从碻磝到信都后，再顺着文成帝从信都前往中山的方向前进。
尽管上述“从碻磝经信都、博陵直抵中山”的路线具有可能性，然若无直接证据，笔者也未敢遽断此即南北交使的路线。毕竟，从黄河北上，这两条路均有可能。北魏太武帝时，宋与夏联盟攻魏，崔浩分析刘宋行军的路径时即说：
臣始谓义隆军来当屯住河中，两道北上，东道向冀州，西道冲邺。如此，则陛下当自致讨，不得徐行（注：《魏书》卷35《崔浩》。）。
崔浩认为宋军若从黄河分两道北上，一往东向冀州，一往西冲到邺，则魏帝就应该亲自征讨，不容迟疑。其中冀州州治即前述的信都，可见从江南北上，这两条路线都是相当重要的。最后再举一个例子，《魏书·陆叡》载：
叡，字思弼。……娶东徐州刺史博陵崔鉴女，……叡婚，自东徐还，经于邺，见李彪，甚敬悦之，仍与俱趋京师，以为馆客，资给衣马僮使，待之甚厚。（注：《魏书》卷40《陆叡》。）
北魏平原王陆叡从平城前往东徐州迎娶崔鉴的女儿，北返途中，经过邺城，与李彪相见后一同回到平城。东徐州治所在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位于彭城东南的泗水沿岸，亦即陆叡是从泗水北上至黄河岸后西行才到邺，走的是太行山东麓路。
总之，从平城到黄河岸，由于直接证据较为缺乏，无法确切地说哪一条才是南北朝的交使路线，故本文对此段路程采取两案并呈的方式。简示如下：
平城—莎泉—灵丘—（广昌）—倒马关—中山—真定—高邑—邺—滑台—（黄河）—碻磝
平城—莎泉—灵丘—（广昌）—倒马关—中山—博陵（鲁口）—信都—碻磝
不过，在主观上，个人认为从济州碻磝直接北上到信都、博陵，再经中山往平城的路线，由于较为便直，作为南北交使路线的可能性应该更高。
二 建康到黄河岸
考察完从平城到黄河岸的路线后，若再将从建康到黄河岸的路线弄清楚，则南北通使的路线大致上便连接起来了。从建康到黄河岸，由于有较多资料明确地标示出使节行经的地点，连结这些点后，使节路线已经隐然浮现。为了叙述的方便，在此先将这段由点拼凑而成的线连结如下：
建康—琅邪城—（渡瓜步江）—广陵—淮阴（北兖州）—宿豫—武州（下邳）—徐州（彭城）—薛城—兖城（瑕丘）—无盐—东阿—碻磝（济州）……滑台—邺城
上述路线所根据的史料，时间方面，除了无盐（467年）与琅邪城（492年）两例是发生在北魏平城时代外，其余都是东魏、北齐以后南北的通使记录。如前所述，从平城到黄河岸的使节路线并不是很确定，若依笔者的推测，南朝使节是从太行山东道经灵丘入平城，那么，在渡过黄河之后，若非直接北上信都，则应先沿黄河到滑台，再从滑台北上邺城。东魏、北齐时，由于定都于邺，当时使节往来所行经的正是上面揭示的这条路线。下面即依序展开论述。
建康为南朝的首都，它是这条路线的起点，也是终点。琅邪城在白下，位于今江苏南京市的西北，幕府山的南麓（注：《宋元方志丛刊·景定建康志》卷20《城阙志一·古城郭·琅邪城》，（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626-1页。另参见魏嵩山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白下城”条，（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29页。）。北魏李彪曾六次出使南齐，与齐主萧赜有深厚的交谊，492年，李彪最后一次出使返程时，萧赜“亲至琅邪城，登山临水，命群臣赋诗以送别”（注：《魏书》卷62《李彪》。）。琅邪城的北方为长江，长江北岸有瓜步山（今江苏六合县东番瓜埠山）。梁庾信于545年出使东魏时作有《将命使北始渡瓜步江诗》（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卷4《将命使北始渡瓜步江诗》，（台北）木铎出版社，1988年，第2387-2388页。），其诗题即提供了使节越渡瓜步江的线索。江水从建康东流至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南方有瓜洲，瓜步江即指瓜洲附近的长江江段（注：魏嵩山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瓜洲”、“瓜步山”、“瓜步江”等条，第313-314页。）。梁、陈之际的阴铿作有《广陵岸送北使诗》（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1《广陵岸送北使诗》，第2451页。），说明南朝诗人在渡过瓜步江之后，广陵是一个聚散的地点。
从广陵开始，路线即往北折，使节大抵沿着中渎水（即邗沟，今里运河）行进。据《水经注》载，中渎水“自广陵北出武广湖东，陆阳湖西”，至淮阴县北时从白马湖流出，注入淮河（注：见《水经注疏》卷30《淮水》，第2553页。另参见魏嵩山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渎水”、“邗沟”条，第152、209页。）。北魏与南齐的国界以淮河为界，淮阴在淮河南岸，为南齐北兖州治所，乃魏使进入齐境的首站。《南史·范岫》载：
岫长七尺八寸，姿容奇伟。永明中，魏使至，诏妙选朝士有辞辩者，接使于界首，故以岫兼淮阴长史迎焉。（注：《南史》卷60《范岫》。）
“界首”即边界之意。南北朝时，聘使往来有境上迎劳的礼仪，因此南齐特派范岫至边境迎接北魏使节。从广陵到淮阴，地跨江、淮两流域，路途遥远，虽无直接证据，但仍可推测，中渎水沿岸的高邮当也是使节必经的一站。
北魏使节由北进入南齐的淮阴，回程时是否也走原路回去？据《魏书》载，540年，东魏崔长谦出使梁朝，返国途中“卒于宿豫”（注：《魏书》卷69《崔休·崔长谦》。）。宿豫在今江苏宿迁市东南，为旧黄河东北岸古城（注：魏嵩山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宿豫县”、“宿豫郡”条，第1071页。），从淮阴往西北方前进即可到达宿豫。结合范岫迎使淮阴与崔长谦返途卒于宿豫，时代虽一在北魏，一在东魏，但往返的路线应该仍是一样的。
从淮阴渡淮，沿泗水往西北方前进，经宿豫后不久即到达武州。据庾信《反命河朔始入武州诗》（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卷4《反命河朔始入武州诗》，第2388页。），得知他从东魏返梁时到过武州。武州为梁时所置，治在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注：《隋书》卷31《地理志》：“下邳郡下邳，梁曰归政，置武州。”另参魏嵩山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下邳县”、“下邳郡”条，第35页。）。诗题“反命河朔始入武州”一语在政治与外交方面，有值得一提之处。北魏与南齐的国界以淮河为界，但北魏末年，因尔朱荣之乱与东、西魏分裂，梁武帝趁机收复了部分的淮北之地，因此，东魏与梁的国界此时往北推至武州与徐州之间，徐州属东魏，武州属梁。庾信因完成使命，刚从东魏“始入”梁境，有感而发才赋此诗。《北齐书·崔肇师》载：
东魏武定中，崔肇师兼中正员郎，送梁使徐州。还，敕修起居注。寻兼通直散骑常侍，聘梁副使。（注：《北齐书》卷23《崔肇师》。）
东魏元象至武定年间（538-545年），崔肇师曾多次接待梁使，庾信在545年七月聘东魏时，应也接受过他的接待，因为同年十月，崔肇师即担任尉瑾的副使前往梁朝报聘（注：《魏书》卷12《孝静帝纪》：（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11《广知》及卷12《语资》，（台北）汉京文化事业公司，1983年。）。结合庾信的例子与此条资料，可更加确定，东魏派人护送梁使到达境上徐州即返回，庾信则是从徐州离境，而从武州入梁境。
徐州的治所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彭城为当时兵家必争之地，466年，宋失彭城之后，淮北与青、冀诸地也陆续陷入北魏手中。《魏书·尉元》载：
若贼向彭城，必由清泗过宿豫，历下邳。（注：《魏书》卷50《尉元》。）
引文本是北魏大将尉元上表陈伐宋之策的片段，所说之贼乃指宋军而言。由此可见，从宿豫经下邳到达彭城，确是当时人所认为由南到彭城的路线。明确提及使节到达彭城的史例，除了上述的崔肇师，尚有两条，一说徐州，一说彭城，巧的是，两例还具有“血缘”的关系。《北史·崔
·崔赡》载：
附图字长儒，……天平中，授徐州刺史……（魏）收聘梁(539)，过徐州，备刺史卤簿迎之。……子赡。……大宁元年(561)，除卫尉少卿。寻兼散骑常侍，聘陈使主。行过彭城，读道旁碑文未毕而绝倒，从者遥见，以为中恶。此碑乃赡父徐州时所立，故哀感焉。（注：《北史》卷24《崔夌·崔赡》。）
东魏时，魏收聘梁经过徐州，崔以刺史的阵仗来迎接他。事隔近廿年，崔的儿子担任北齐的使节聘陈而经过彭城，在路旁看到父亲崔任徐州刺史时所立的碑，因感人事已非，哀伤而病倒。由此二例可知，自东魏到北齐，从邺城出发的使节往南到建康时都会经过徐州的彭城。
据陈朝陈昭的《聘齐经孟尝君墓诗》（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6《聘齐经孟尝君墓诗》，第2541页。）所提供的线索，过了彭城，南朝使节似未沿着泗水北上，而是采行陆路。陈昭于566年出使北齐，其诗有“薛城观旧迹”之句，据《魏书·地形志》载，孟尝君冢位于徐州的薛县（今山东滕县南）（注：《魏书》卷106《地形志中·徐州》。），可知陈昭经过的“薛城”正是徐州的薛县。不过，陈昭之例能否作为通例，用来证明使节不沿泗水行进，恐须采取保留的态度。因为另一条资料显示，薛县之北，泅水沿岸的兖城（瑕丘）也是当时使节必经之地，而从彭城到兖州，似乎以泗水的水路较为便捷。《魏书·毕义远》载：
天平已后，萧衍使人还往，经历兖城，前后州将以义儁兄弟善营鲑膳，器物鲜华，常兼长史，接宴宾客。（注：《魏书》卷61《毕义远》。）
由上可见，梁使经过兖城应该不止一次。既然有泅水水路可由彭城通达兖城，那么，通过薛县的陆路恐怕并非必然的道路，故在此拟将两条路线并陈。
从兖州往西北方向前进，在到达东阿之前，仅见有一条较早期的例子，显示出北魏使节可能经过无盐。《魏书·显祖献文帝》载：
（宋明帝）刘或东平太守申纂戍无盐，遏绝王使，诏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督诸军以讨之。（注：《魏书》卷6《显祖献文帝》。）
467年，宋、魏在争夺淮北时，北魏使节在无盐被宋的东平太守申纂“遏绝”，魏帝因此遣将征讨他。当慕容白曜攻下无盐后，他在劝喻书中对“遏绝王使”的情形略有说明：“彼无盐戍主申纂敢纵奸慝，劫夺行人。”（注：《魏书》卷50《慕容白曜》。）此“行人”乃使节的别称，并非泛指一般往来的行人，故引文中称之为王使。由此可知，无盐应该也是南北朝使节行经的地点之一。
从无盐往西北方前进，在到达黄河岸前会先经过东阿（东魏时移治今东阿县西南），庾信的《经陈思王墓诗》（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卷2《经陈思王墓诗》，第2365页。）可为佐证。陈思王即曹魏时的曹植，《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载：“初，植登鱼山，临东阿，喟然有终焉之心”，曹植死，家人“遂营为墓”（注：《三国志》卷19《魏书·陈思王植》。）。可知其墓临近东阿。庾信之所以会行经北齐的东阿，除了出使，应无它因，以此诗作为使节路线的佐证，谅无疑误。
过了东阿，往北偏东的方向走可达济州，其境有黄河岸著名的城戍与渡口——碻磝。东魏时，碻磝津仍是重要的渡口，济州则为水路与陆路的枢纽，梁朝使节到此转向西行，沿着河道前进。《北齐书·李稚廉》载：
天平中(534-537年），……稚廉缉谐将士，军民乐悦。高祖频幸河东，大相嗟赏。转为世宗骠骑府长史。诏以济州控带川陆，接对梁使，尤须得人，世宗（高澄）荐之，除济州仪同长史。（注：《北齐书》卷43《李稚廉》。）
济州为水陆转运的枢纽，为使节必经之地，因此，高澄推荐李稚廉出任济州仪同长史，担负起接待使节的重要工作。
不仅南朝使节会到济州（碻磝），北朝使节也是先到济州之后再转向南下。《北齐书·杨愔》载：
（杨愔）兼散骑常侍，为聘梁使主。至碻磝戍，州内有愔家旧佛寺。入精庐礼拜，见太傅容像，悲感恸哭，呕血数升，遂发病不成行，舆疾还邺。（注：《北齐书》卷34《杨愔》。）
杨愔出使梁朝，途经碻磝而病倒，被人“舆疾还邺”，可证明他是从邺出发而到达碻磝的。至于从碻磝如何返邺，从以下的例子可推测，其路线可能是先沿着黄河到达滑台，然后再北上至邺城。《三国典略》载：
高澄嗣渤海王，闻谢挺、徐陵来聘，遣中书侍郎陆昂于滑台迎劳。（注：（唐）丘悦撰，杜德桥、赵超辑校，《三国典略辑校》，（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第49页。）
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在东郡，邺城的南方。东晋末年，北魏使者原本想从襄阳走水路到扬州（建康），雍州刺史杨佺期告戒他说，水路常有蛮贼，最好从襄阳先返回滑台，“从北道东下，乃更便直”（注：《魏书》卷33《张济》。）。杨佺期所说的“从北道东下”，指的应该就是上文所拟述的路线。
三 建康到洛阳
494年十一月，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因孝文帝大举南伐，南北交恶，中断了聘使往来（注：相关研究可参见刘精诚：《魏孝文帝时期的南北关系》，《北朝研究》，1993年，第3期。）。此后直到北魏灭亡，南北之间仅有两次交使的记录，其中一次还被中途召返，所以，确实完成交聘的记录应该只有一次（注：即梁普通初（约在522年）北魏刘善明聘梁，与529年（魏永安2年）北魏阴道方与王元旭聘梁。分见《梁书》卷21《王锡》；《魏书》卷52《阴仲达·阴道方》。）。
由于北魏迁都洛阳后与南朝的交聘次数相当少，对于考索这段使节路线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以致在此无法像先前那样具系统性地将路线呈现出来。虽然前文已经将邺城到洛阳之间的交通路线大致呈现出来，但根据少数的资料显示，建康与洛阳之间的使节往来并不是走徐州以北到黄河岸的路线，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碻磝—滑台”沿着黄河往西，直接延伸到洛阳。
416年，东晋刘裕伐后秦，收复关洛，其路线乃是循泗水北上，入清、济之后再转黄河西上。此路线与前述从建康到黄河岸，沿黄河水道西上至滑台大致是相同的，可见这条路线确实具有便利性。刘裕克复关中，东晋派颜延之前往庆贺，使途中他作有两首诗，正好提供了路线的线索。一是《北使洛诗》：
改服饬徒旅，首路局险难。振揖发吴洲，秣马陵楚山。涂出梁宋郊，道由周郑间。前登阳城路，日夕望三川。在昔辍期运，经始阔圣贤。伊谷绝津济，台馆无尺椽。（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5《北使洛诗》，第1233-1234页。）
从内容看，这首诗应是颜延之从晋都建康出发，即将到达洛阳时所作。在诗中叙述了出发之地、行经之地，以及将行之地，不过，颜延之所说的都是比较广大的范围，而不是一个明确的城镇。“梁宋郊”泛指今河南开封、商丘及其附近一带（注：魏嵩山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梁宋”条，第1073页。另据《史记·正义》：“鸿沟以东，芒、砀以北至钜野，梁宋二国之地。”（《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周郑间”则指今河南洛阳、新郑之间，阳城约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告城镇，三川乃指黄河、洛水与伊水（注：《汉书》卷1上《高帝纪》音义引韦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尽管诗中只是模糊地点出所行经的一片区域，但就地理位置的比对来说，已可确定颜延之到洛阳所走的路线并不是从泗水、清水转接黄河，而可能是从泗水抵达徐州（彭城）后，即沿着汴水，经商丘到达开封，从开封再转向洛阳。颜延之的另一首诗《还至梁城作诗》（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5《还至梁城作诗》，第1234页。），梁城又称大梁城，在今河南开封市西北。诗中有“极目梁陈分”、“故国多乔木”之语，“陈”为西周初封国，都宛丘（今河南淮阳县）（注：魏嵩山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陈国”条，第589页。），从梁城向故国建康城眺望，中间隔着的正是梁陈这片地域。故知，此诗乃颜延之使洛返国行经梁城所作，正好为上文的推测提出了佐证。
东晋末年颜延之出使洛阳的路线虽可供参考，但若无其它确切的证据，尚不能就此将此路线视为南北朝时从建康往洛阳的使节之路。所幸，在《魏书·阴道方》尚有一条可以确认的资料：
永安二年(529年），诏道方与仪曹郎中王元旭使于萧衍。至南兖州，有诏追还。（注：《魏书》卷52《阴道方》。）
528年四月，北魏发生河阴之变，北海王元颢等人南奔梁朝，元颢并在梁武帝的支助下，北攻入洛。阴道方等人出使梁朝，时间与元颢入洛十分接近，推测这两件事之间应有某种关系存在。阴道方等人所到达的南兖州，治所在谯城（今安徽亳县）（注：《魏书》卷106《地形志中·南兖州》载，南兖州治在谯城，同书“校勘记”指出，南兖州乃正始年间(504-507)所置。关于南兖州的地理位置，本文以《魏书》为准。），位于涡水沿岸，若对照前述颜延之使洛的路线，它并不在沿线上。不过，南兖州州域的范围却涵盖了这条路线，其所属的谯郡与沛郡即均在颜延之使洛的路线上。
接着再以元颢入洛的路线来作为参照。元颢在528年十月接受梁的援助，入据南兖州的铚城（今安徽宿县西南），隔年四月攻陷梁国（今河南商丘南），五月克考城（今河南民权东北），又陷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而进入洛阳。其路线如下：
铚城（南兖州）—梁国—考城—荥阳—虎牢—洛阳（注：元颢攻克城镇的次序，《魏书》所记稍有不同，按：考城在梁国的西北，应先克梁国再攻考城较为合理。参见《魏书》卷10《孝庄纪》、卷21《献文六王列传·北海王》。）
由此可知，元颢入洛，系先以南兖州为根据地，梁国与考城虽不在汴水沿岸，但从梁国进攻考城却须渡过汴水。从考城再到荥阳，元颢若沿着汴水西上，梁城应是行军必经之地，因梁城乃诸流的汇集处，又刚好位于考城与荥阳的中间。若这个推测无误，元颢入洛所经之路，其实与前文所述的颜延之使洛的路线是相当接近的。
总之，北魏使节从洛阳南下至南兖州的资料虽然仅一条，但已足以证明，从洛阳到建康的路线并非先沿黄河东下到济州碻磝，再转向南下。结合东晋颜延之使洛与北魏元颢入洛的路线，加上北魏阴道方等使节到达南兖州的明确证据，或可大胆地推测，建康到洛阳的使节路线，大致是先从建康到徐州（彭城），再转汴水西上，经谯郡、梁城，到荥阳，过虎牢而进入洛阳。
四 建康到长安
535年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东魏于536年即遣使与梁通和，西魏则一直未与梁有通聘的关系。至549年，梁因侯景之乱，岳阳王萧詧与湘东王萧绎等人求援於西魏，双方始遣使往来。萧绎（梁元帝）后来定都于江陵，当时与西魏之间的聘使往来自然是从江陵到长安，而550年北齐篡东魏以后，北齐至梁的路线则改为从邺城到江陵。梁与西魏、北齐通使的时间并不长，随着梁元帝于554年被杀即告终结。后梁萧詧称藩于北周，其使节虽然也是往来于江陵与长安之间，因资料缺乏，此不赘述。梁、陈嬗代，仍都建康，而北周篡西魏，后又为隋所篡，西魏至隋均定都于长安，因此，此处所考察的，大致就是南朝陈与北周、隋之间的使节路线。
从建康到长安的使节路线，目前仅见三条直接的史料，从其相连的粗略路段来看，周陈或隋陈的聘使行经的是长江水道。《周书·贺兰祥》载：
祥虽太祖密戚，性甚清素。（荆）州境南接襄阳，西通岷蜀，物产所出，多诸珍异。时既与梁通好，行李往来，公私赠遗，一无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阳王萧詧，钦其节俭，乃以竹屏风、絺络之属及以经史赠之。祥难违其意，取而付诸所司。太祖后闻之，并以赐祥。（注：《周书》卷20《贺兰祥》。）
贺兰祥于548年担任荆州刺史，后被征还，于550年拜大将军。引文所述之事当发生于此期间。西魏的荆州治所在穰县（今河南邓县）（注：此处的荆州本北魏太延中（435-439年）所置，治所在上洛县（今陕西商县），太和中）477-499年）移置穰县（今河南邓县）。《魏书》卷106下《地形志下·荆州》。），而萧詧所在的雍州治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两者互相毗邻，可知南朝遣使至长安，即是由襄阳北上荆州。
北方当时分裂为东西两政权，梁陈与西魏的通使往来势必不可能假道于东魏、北齐，继续行走黄河的路线。要证明这一点并不难，长安所在的关中四方各有关隘（东有潼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看使节是从哪一个方向进出即可得知。《周书·柳弘》载：
建德初，除内史上士，历小宫尹、御正上士。陈遣王偃民来聘，高祖令弘劳之。偃民谓弘曰：“来日，至于蓝田，正逢滋水暴长，所赍国信，溺而从流。今所进者，假之从吏。请勒下流人，见为追寻此物也。”（注：《周书》卷22《柳弘》。）
陈使王偃民从建康出发后，先到蓝田（今陕西蓝田县）后才进入长安，显示其路线应是关中东南的武关道。武关道是由长安东南行经蓝田谷的峣关，越过秦岭，通过商洛地区，再东南到南阳和襄阳的通道。若他仍走黄河水道，则应从长安东方的潼关（今陕西潼关县东北）进入，而不会到达蓝田。结合贺兰祥与萧詧的例子，大致可以推知，王偃民应是从雍州襄阳北上，至北周荆州穰县，越过蓝田关进入蓝田，然后才到达长安。
既然周、陈的使者走的是从襄阳到长安的这条路，那么，从襄阳到建康之间的路线又是如何呢？《陈书·毛喜》载：
喜与高宗同谒梁元帝，……及江陵陷，喜及高宗俱迁关右。世祖即位，喜自周还，进和好之策，朝廷乃遣周弘正等通聘。及高宗反国，喜于郢州奉迎。（注：《陈书》卷29《毛喜》。）
毛喜与高宗（名陈顼，即后来的陈宣帝）同往江陵谒见梁元帝，却遭西魏大军掳至长安。不久，北周篡西魏而陈代梁，毛喜先被释放回国，向陈帝献策，结好北周。562年正月，北周派遣杜杲为使，护送陈顼回国，毛喜前往郢州奉迎。郢州位于沔水与长江的交汇处，杜杲等人从长安出发，经蓝田、襄阳，沿沔水到达长江沿岸的郢州，毛喜则从建康溯江而至。连结他们所行经的路途，建康与长安间的使节路线即已完整呈现。
以上三条史料已大致标示出建康与长安间的使节路线。该路线除了使节行进往来外，也是官私商旅重要的交通路线（注：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江水道上商旅活动频繁，参见马志冰：《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地区间的贸易联系及其交通路线》，《北朝研究》，1990年，第2期。），因此，笔者拟从其它的史料来重构从建康到长安的路线，一则具体呈现当时交通往来的情形，一则可以与前文所构建的使节路线相参照，强化其可信性。由于南北双方直接往来的史料较少，南朝境内从建康到襄阳的资料较多，因此，下文分成建康至襄阳、襄阳至长安两个路段进行论述。
从建康溯江而上，据梁朝的韦粲说：“上游蕃镇，江州去京最近”（注：《梁书》卷43《韦粲》。），江州是当时重要的水运枢纽，其治所，梁末时在南昌县（今江西南昌市），陈初徙至湓口城（今九江市）。萧衍以雍州刺史拥兵南下，史称他“出沔口，围鲁山城”（注：《南齐书》卷49《张冲》。），“既克郢、鲁，下寻阳，围建业”（注：《梁书》卷22《太祖五王·南平王伟》。）。寻阳郡位于江州湓口城西南，可见从上游攻抵江州之后，对建康的威胁是相当大的。从建康到长安会经过江州，据《陈书·文学·阮卓》载：
祯明三年入于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终，因遘疾而卒，时年五十九。（注：《陈书》卷34《文学·阮卓》。）
589年隋灭陈，南朝士族大举北迁，阮卓也在这行列中。所谓“入于隋”自然是到隋都长安，从“行至江州”一词看来，应是走长江水路。由于北迁入隋是行政命令，属于公务，这条资料无疑提供了南北公务往来之路线的佐证。
过了江州，沿江向西北上溯即到郢州，前引萧衍从雍州出兵，出了沔口之后，又攻克郢、鲁，其中的郢即郢州，鲁指鲁山城。当时郢州的治所在江夏郡，而郡治位于夏口（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夏口又称沔口，因长江的支流沔水到此汇流。据《梁书·江革》载：
建安王为雍州刺史，表求管记，以革为征北记室参军，带中庐令。与弟观少长共居，不忍离别，苦求同行，乃以观为征北行参军，兼记室。……途次江夏，观遇疾卒。（注：《梁书》卷36《江革》。）
江革本来受萧衍的赏识，与徐勉同掌书记，因此他人当时应该是在建康。受建安王之请，江革与弟江观同往雍州，路经江夏，江观却病逝了。此例说明了江夏是从建康往雍州途中的一站。
过了江夏，续往雍州前进，路线已由长江主干转为支流沔水。南齐末年，萧衍担任雍州刺史，“虑天下将乱，求迎（萧）伟及始兴王憺来襄阳。俄闻已入沔”，乃欣然对僚佐说：“吾无忧矣。”（注：《梁书》卷22《太祖五王·南平王伟》。）尽管我们不确定萧伟与萧憺二人是否从建康出发，但这条讯息传达了二人从长江转入沔水的行进路线，与前引萧衍从雍州“出沔口，围鲁山城”正好可以相互补充。转入沔水之后，竟陵（郡治在长寿，今湖北钟祥县）是通往襄阳的首要重镇。517年，梁萧秀从郢州刺史移封为雍州刺史，史书说他“便道之镇”，行经竟陵石梵时去世（注：《梁书》卷22《太祖五王·安成王秀》。石梵的确切地址不详，魏嵩山主编之《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认为可能是在今湖北潜江县附近。参见该书“石梵”条，第233页。）。萧秀从郢州到雍州的“便道”是否与一般沿长江入沔不同，无由得知，但竟陵确是他前往襄阳的中站之一则无庸置疑。在此有个反向的例子可资证明，从竟陵归返建康的途中会经过郢州。据《南史·张邵》载：
梁武帝起兵，……时竟陵太守房僧寄被代还至郢，东昏敕僧寄留守鲁山。（注：《南史》卷32《张邵》。）
萧衍从雍州起兵，逼近郢州，当时房僧寄刚好从竟陵解任，返回建康途中到达郢州，因军情紧急，东昏侯敕令他留守鲁山。此例使从竟陵到建康之间的路线更加地确定。
竟陵再往北即到了襄阳，萧衍从雍州襄阳起兵后，首先即是到达竟陵（注：《梁书》卷9《曹景宗》。）。前文已数次引用萧衍自雍州起兵的例子，其实，萧衍从雍州行军至建康的路径，大抵就是本文所探察的使节之路，然因军事行动与一般公务、商旅往来的性质略有不同，故不以它作为主要立论的凭据，仅作为参考。从竟陵到襄阳，因有沔水流贯，主要应仍以水路为主。据《宋书·张兴世》载：
张兴世字文德，竟陵竟陵人也。……少时家贫，南郡宗珍之为竟陵郡，兴世依之为客。……兴世居临沔水，沔水自襄阳以下，至于九江，二千里中，先无洲屿。兴世初生，当其门前水中，一旦忽生洲，年年渐大，及至兴世为方伯，而洲上遂十余顷。父仲子，由兴世致位给事中。兴世欲将往襄阳，爱恋乡里，不肯去。（注：《宋书》卷55《张兴世》。）
张兴世为竟陵郡竟陵县（今湖北潜江市西北）人。从“爱恋乡里”一词看来，其父张仲子应是一直住在竟陵县，张兴世则是在赴任雍州刺史时，从广陵先到竟陵县，想带他父亲移居襄阳（注：张兴世于泰豫元年(472)为雍州刺史，引文的“为方伯”，即指他担任雍州刺史。本文推测他是从广陵前往襄阳赴任，途中先到家乡竟陵县，一为携父同行，一则拜墓以告慰祖先。《宋书》卷55《张兴世》。）。由于其家“居临沔水”，大致可与上文“入沔”之后的路程相衔接，这资料即提供了竟陵到襄阳之间交通往来的证明。
从建康到襄阳的路线已证述如上，兹先将从建康到长安的路线呈列于下：
建康—江州—江夏（郢）—（入沔水）—竟陵（石城）—雍州（襄阳）—荆州（穰县）—武关—（丰阳）—蓝田关—蓝田—长安
从襄阳往长安的部分，前文已举贺兰祥为例，说明雍州与荆州之间有使节的交通往来，此处针对这路段再作一点补充。据《周书·卢柔》载：
及孝武西迁，东魏遣侯景袭穰，胜败，遂南奔梁。柔亦从之。胜频表梁求归，……后与胜俱还，行至襄阳，齐神武惧胜西入，遣侯景以轻骑邀之。胜及柔惧，乃弃船山行，赢粮冒险，经数百里。……至丰阳界，柔迷失道，独宿僵木之下，寒雨衣湿，殆至于死。（注：《周书》卷32《卢柔》。）
附图
图2 南北朝交聘路线图
534年七月，北魏孝武帝西奔关中，八月，高欢率兵攻陷潼关（注：《周书》卷1《文帝》。），其部将侯景袭击穰县（荆州），击败贺拔胜，贺拔胜遂南降于梁。他在江南待了三年，颇受礼遇，后屡表请还，梁武帝乃“亲饯于南苑”（注：《周书》卷14《贺拔胜》。），可见贺拔胜与卢柔是从建康出发，走水路返回长安，途中抵达襄阳，因为担心被袭击才改行山路。以水路来说，从襄阳先沿沔水继续北上，后转入丹水，过了武关（今陕西丹凤附近）之后经上洛郡（洛州），再经蓝田关，即可到达长安，是相当便捷的。卢柔因行走山路，在丰阳（今陕西山阳县）附近迷失了方向。丰阳在上洛郡的南方，并不在丹水沿岸。不过，从襄阳往丰阳的直线方向来看，其路线大致仍与丹水水路平行，可见，他若是走水路，应该就是沿着丹水前进的。
总之，关于使节行经地点的直接史料虽然只有三条，但其提供的蓝田、荆州（穰县）、雍州（襄阳）与郢州等地，已足以点出建康与长安之间交通路径的所在。本文根据这个线索，胪举当时公务、军事往来的多项史例，大致将沿线的重要城镇标示出来，其中，江革与张兴世从建康往襄阳赴任，阮卓、贺拔胜与卢柔等人从建康前往长安诸例，均明显足以证明，当时人往返长安与建康，主要是先沿长江水道到郢州沔口，转入沔水后，经襄阳，然后从蓝田进入长安。有此诸例佐证，相信当时南北使节所走的路线也是如此。
小结
经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已大致掌握南北朝交聘使节的行进路线，在此简明地将其路线呈列出来，如参照地图，更能清楚了解该路线相应的地理位置。
一是从平城到建康（北魏与南朝宋、齐）的路线：
平城—莎泉—灵丘—（广昌）—倒马关—中山—博陵（鲁口）—信都（长乐郡）—碻磝（济州）—东阿—无盐—兖城（瑕丘）—薛城—徐州（彭城）—武州（下邳）—宿豫—淮阴（北兖州）—广陵—，（渡瓜步江）—琅邪城—建康
此路线加有底线的路段（中山到碻磝），因有两种可能性，将另一条路附列于下：
中山—真定（常山）—高邑（赵郡）—邺—滑台（东郡）—（黄河）—碻磝（济州）
二是从邺城到建康（东魏、北齐与南朝梁、陈）的路线：
邺—滑台（东郡）—碻磝（济州）—东阿—无盐—兖城（瑕丘）—薛城—徐州（彭城）—武州（下邳）—宿豫—淮阴（北兖州）—广陵—（渡瓜步江）—琅邪城—建康
此路线与“平城到建康”的路线多有重叠，其中以黄河岸的济州碻磝为重要的转折点。再者，从兖城到徐州，若是行经泗水水路，则不会经过薛城。
三是从建康到洛阳（北魏与南朝梁）的路线：
建康—徐州（彭城）—（转汴水西上）—谯郡（南兖州）—梁城—荥阳—虎牢—洛阳
四是从建康到长安（北周、隋与南朝陈）的路线：
建康—江州—江夏（郢）—（转入沔水）—竟陵（石城）—雍州（襄阳）—荆州（穰县）—武关—蓝田关—蓝田—长安
此路线从襄阳到武关之间仍有水路与陆路之别，上列路线因经穰县，为陆路，若走水路，过了襄阳之后，沿沔水上溯，右接丹水亦可到武关。
最后，本文虽然是以考察使节的路线为主，但从论述中也可以发现，这几条使节路线，其实也是当时重要的军事、商贸等官私往来的交通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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