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中的西方经济地理学：制度、文化 、关系与尺度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地理学论文,尺度论文,关系论文,制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04)04-0068-09
1 引言
西方经济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诞生以来，它一直关注于经济活动的空间性质：区域综合、空间差别和空间分异。但如何描述、解释乃至调节经济活动的空间和地方，却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实践与整个社会科学主流视角的变化而快速变化。自1980年代以来，在社会科学日益走向多元化和“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西方经济地理学开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急剧变动时期，无论是研究的主要论题，还是研究的内容、理论和方法以及表述的方式与风格，均经历并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与1950-60年代的“计量和理论革命”和70-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转向”相比，这次变革不仅发生在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而且许多也发生在本体论层面，它使西方经济地理学的视角走向了高度的多样化和复杂化。所以，要厘清198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理论变动的轨迹，是一个非常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本文的目的，是勾勒出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视角变动的主线，讨论这些视角变动的方向、成因、意义和局限性，以期为处于时代变革转折点上的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2 变化的起点：马克思主义转向(Marxist turn)及其批判
西方经济地理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是在对地理学“计量和理论革命”的不满和批判中获得发展并于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而取得主流地位的。结构主义认为，对所观察现象的解释不能只通过对现象的经验研究得出，而必须在支撑所有现象但又不能在其内部辨认的普遍结构中去寻找[1]。正如Rossi所指出的：“转换结构主义者们发现，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假设不仅是天真的，也是错误的，因为这些假设只是在其表面价值上把人们的有意解释和公开行为当作科学分析的对象……我们必须在表面结构之外，去发掘能说明多种多样可观察现象或有意解释及其表面矛盾的深层结构和实际结构”[2]。在西方经济地理学界，如果说战后资本主义黄金增长时期的到来，导致了人们对“工具理性”和“科学实证主义”的狂欢和崇拜，那么，1960年代末期兴起的反越战运动和对人权、民主和社会结构改革的诉求，1970年代蔓延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环境危机和社会经济不平等扩大的严峻现实，就必然会导致对追求一般空间组织规律的“空间科学”的反思和批判，那些志在追求建立一个更人文化的地理学和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包容的社会的经济地理学家，自然会从富有批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中寻求批判的思想来源。诚如Peet所说，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由于目前西方社会结构所受的挫折不断增多，而实证主义传统的研究方法无力实现社会内部的重大变革[3]。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地理学中的始作佣者之一，戴维·哈维(D.Harvey)由1969年出版的实证主义地理学著作《地理学中的解释》到1973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著作《社会公正与城市》，有力说明了这种“激进地理学转向”发生的原由：“我们的任务是调动我们思想的力量来形成概念和范畴、理论和观点，我们可以将它们应用到实现一种人性化社会变革的任务中……这里可以也必须利用……经验证据。但是除非我们把它综合成强有力的思维模式，否则所有这些经验和信息都没有什么意义”[4]。
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由于其将“作为结构的过程”作为理论的基本出发点而又被称为“结构马克思主义”，它关注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相伴生的区域和城市问题背后隐藏的机制而非现象本身，着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辨证法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空间不平衡发展的决定机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动力和相应的社会结构进行深入剖析，强调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不能脱离于更普遍的社会—空间结构研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既生产了特定的空间结构，同时又受这种空间结构的支配。因此，社会—空间辨证法[5]和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历史地理学[6]构成了结构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理论视角的精髓，它使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议题从寻求新古典经济学和德国区位论传统下的空间分布和产业区位的统计规律，转向资本主义运动和危机过程中内在的城市与区域不平衡发展的历史与物质过程研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它使经济地理学从个体理性最大化的新古典经济学转向以批评和政治为导向的激进政治经济学。
但从1970年代末期开始，在新技术革命和新自由主义观念的共同推动下，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社会经济全面快速调整和变革的新时期。一方面，在国际上，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遭遇到了来自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前所未有的竞争；另一方面，在这些国家内部，1970年代持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经济阴影使战后以来长期实施的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政策受到了空前挑战。在对欧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反思和批判中，一股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潮迅速在西方社会传播并取得主流地位。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体制和政策上进行了重大而激烈的市场化转向，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政策日益萎缩，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重新成为经济运行的支配力量，经济全球化进程急剧加速，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飞速发展，知识经济异军突起，所有这些均预示着资本主义的一个新发展阶段的到来。在资本主义发展与变化的“新现实(new realities)”下，作为结构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其关注于下层结构的理论霸权和其对人的能动作用的忽视，自然受到了来自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挑战和批判。同时，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和经济实践的最终失败，进一步使西方社会科学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产生了实质性的怀疑。这样，从1980年代末期开始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地理学便出现了战后第三次重大的理论转向，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实”和以多元化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共同推动下，西方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领域和视角大大拓展，一个以多元化为特征的充满活力的“新经济地理学”迅速形成。与前两次转向相比，这次理论转向的维度是极其多样化的，概括起来，由以下4方面相互交织的领域：制度转向、文化转向、关系转向、尺度转向构成了这次转向的显著特征。
3 制度转向(institutional turn)
制度转向是当代西方经济地理学最突出的特征之一。这种经济地理视角认为，如果不对经济活动赖以运行并受其改变的多种多样的社会制度给以应有的关注，就无法对资本主义景观的形成与演变进行充分的理解。马丁认为[7]，这种“制度转向”大体有4方面的来源：①法国管制学派(French regulation theory)对“社会管制模式”的强调；②经济地理学对社会文化日益增长的认识（即下述的文化转向）；③经济学、社会学、政治科学等社会科学对“制度主义”的研究；④资本主义制度在过去20多年中所发生的实际巨变。实际上，对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来源，主要有3个方面：经济社会学、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8]。显然，制度转向在西方社会科学中并非经济地理学所独有的，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的出现和发展是“制度主义”在西方社会科学中快速复兴的产物。
在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发生以前，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的区位理论把经济活动的核心——经济行动看作是原子式的、理性的和最大化的，社会政治情景要么被完全忽视，要么被看作固定不变；而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结构主义地理学，则将社会政治和文化结构看作完全是由经济过程所决定的，即我们非常所熟知的，是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然而，经济社会学、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制度主义认为，经济活动是特定的社会和制度情景的产物，它不能只根据原子式的个人动机来解释，而必须把它置入更广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规则、程序和传统中去理解。因此，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非常关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并试图阐明以下问题[7]：地理上不平衡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在多大程度上和以什么方式是由其得以发生的制度结构所塑造和调节的？驱动资本主义空间经济发展的各种动力是如何促成复杂的制度体系演变并被这一制度体系所铸造的？概言之，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转向就是要弄清各种制度在塑造资本主义空间经济过程中的作用，在制度“路径依赖”和“锁定”机制作用下资本主义空间经济的演化动态，以及区域和地方发展的社会管制(regulation)与治理(governance)机制。可见，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寻求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逻辑”的传统，但在分析的视角上，却以更加宽广的胸怀从多种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和最新发展中寻求思想源泉，它不仅致力于研究特定的制度及其在塑造和管制资本主义空间动态中的作用，而且是一种独特的思考空间经济及其演化的方法。
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由于其思想来源的多样化，因而在其内部的理论流派也非常纷繁多样，各种不同流派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仅就对制度本身的认识来看，坚持新古典主义的新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是约束个人行为的游戏规则；而作为新古典主义异端的“老”制度主义，则将制度看作是人们共同拥有的行为模式或思想习惯，是人们在集体中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从制度分析的视角来看，则存在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社会学制度主义(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和历史／演化制度主义(Historical/evolutionary institutionalism)，前者以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关注于理解特定的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如弹性专业化的组织和新产业空间）的制度基础；中者以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将经济理解为一个社会制度根植的系统（如经济对社会制度文化的根植性和“非贸易相互依存”）；后者则以历史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强调制度演化在资本主义经济历史动态中的作用（如区域和地方发展的管制与治理）[7]。综观1980年代中期以来制度转向的经济地理学研究，至少可以辨别出以下几个理论视角相互交织并富有影响的学派：①弹性专业化和产业区学派[9,10]；②新产业空间学派[11,12]；③学习型区域学派[13-15]；④创新环境学派[16,17]；⑤区域创新系统学派[18]；⑥管制与治理理论[19]。这些学派在对制度的认识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如弹性专业化和产业区学派、创新环境学派、学习型区域学派比较强调作为规则、程序、传统的“软”制度，而新产业空间学派、区域创新系统学派则比较强调作为机构和组织的“硬”制度，但这些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强调经济生活既是一个被制度化的过程，又是一个根植社会的活动，其演化既是环境特定的，又是路径依赖的。与导向均衡的、享乐主义的、以完全理性的个体为核心的经济学的传统假设相比，它更重视本质上非均衡的、不完全竞争的、非工具理性的制度化过程[20]。
制度转向对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它极大地拓展了经济地理学研究范围和观察的理论视角，使经济地理学从抽象的一般化走向关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它为当代西方经济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关系转向和尺度转向等奠定了理论基础；它使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从关注于以“物和结构”为核心的“形而下”转向重视以“制度”为核心的“形而上”，从而使经济地理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理论建构运动。
4 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
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经济地理学始终将经济活动的空间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范畴，并以此将其同社会科学中的其他学科特别是人文地理学中的其他学科如文化地理学、社会地理学等加以区分。但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研究的深化，一些经济地理学家和文化地理学家开始思考，经济生活在多大程度上是纯粹经济的？社会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什么作用？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之间是如何相互关联的？二者之间有什么样的辨证法？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引出了西方经济地理学远较制度转向意义更为宽广和深远的有关“文化转向”的讨论。那些倡导“文化转向”的经济地理学家认为，经济生活不仅是经济的，更是社会和文化的，经济过程也是一个社会文化过程，“与其削弱经济，还比如通过将其置于其获得意义和方向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关系中而将其情景化”[21]因此经济地理学实质上是文化的经济地理学(economic geographise of culture)。
促成西方经济地理学“文化转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Crang认为[22]，实践上讲，过去十多年对解释资本主义新时期和新空间中经济转型的复杂地理所出现的困难，促使经济地理学家寻求新的研究领域和知识资源，而这些资源可以从人文地理学中已形成的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和生态文献中获得；政治上讲，左翼政治经济地理学家所鼓吹的激进政治文化，无情的经历了从阶级斗争的解放政治向政治、文化、环境认识的代议政治的剧烈转变。同时，经济地理学自身创新的压力和整个西方人文科学对“文化研究”的重视，进一步促成了经济地理学向文化的转向。Sayer则认为[23]，经济地理研究中文化转向与对经济研究兴趣的下降是相联系的。特别地，新一代经济地理学者转向文化研究，揭示着他们对先前的政治经济学主导的学术等级制度的挑战。更进一步来讲，文化转向反映了政治文化的变化，即从经济问题和劳工主义及传统的保守主义为主体的“分配政治”(politics of distribution)，转向就同一性和关联性来说更具文化特征的新的“认知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而分配政治的下降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文化转向，既可能是左派所主张的替代经济议程失败(the Left's alternative economic agenda)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社会变化研究前景的新希望。Thrift认为[24]，由于新古典经济模型的逻辑连贯性受到质疑，经济本身正作为话语(discursive)现象而建构，这就是经济作为一个法律支持下的商业体系，它与规则管制下的对这一体系的一般描写模式紧密相关，也与相应的专业经济知识和道德态度的构成紧密联结。因此，经济本身正被看为一种修辞形式。现在很多著名的经济模型强调其社会和文化的性质，特别是有许多研究强调经济对社会和文化的根植性以及这种根植性的经济优点。世界商务也已开始关注文化问题，“新经济”的关键就是知识和学习，重视革新、创造、技能培养（特别是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劳动关系等。这些新的理论思潮的出现和进一步发展，使经济学研究发生某些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最为突出的变化是传统新古典经济学受到严峻挑战，而对信息经济学、准理性和多种理念、成本下降和内生增长的研究则迅速兴起。因此，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地理学，其理论中出现文化转向也是很自然的。
事实上，上述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转向”本身就是这种更为广泛的“文化转向”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并为这种转向奠定了理论和经验研究基础。与“制度转向”一样，经济地理学文化转向的理论视角是多元的，并不存在单一的文化转向，也不存在单一的“新”文化地理学派。仅就对文化的认识来看，有的学者把文化理解为人类的“种属”特性(a generic facet)，它建构了人类使世界有意义的能力，因而比较关注与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有关的问题，如身份、意义、象征等文化实践过程；而有的学者把文化看作是以意义和价值体系对社会群体进行标示和建构的东西，因而比较强调多元文化同经济行为和管制之间的关系。Crang指出[22]，经济地理学在对待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上，大致有5种观点：①继续将经济和文化看作是相对立的可以明确区分的单元。这种观点是传统政治经济分析的捍卫者和重申者，它关心物质现实而非意境地图，关心成本而非文化，关心社会行动而非文本，关心世界而非词汇。因此，这种经济地理学正是“文化转向”所批判的对象。②经济被输入到文化中，将已有的经济分析形式运用于文化生活。这种观点是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运用于文化研究，它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3种视角：文化的经济决定论、文化的经济运行论（即文化的工具化）和文化的经济殖民论。③将经济理解为情景化于或根植于文化中。这种观点是经济地理学文化转向的主流，它同制度转向一样，将经济社会学特别是Granovetter的“根植性”(embeddedness)[25]概念移植到经济地理学和区域发展研究中，认为经济活动发生在并根植于特定制度文化建构的情景中，特别是一个地方化的制度文化情景中。一些经济社会学家则进一步将“根植性”加以拓展，将其细分为文化的、结构的、政治的和认知的等类型[26,27]。④将经济看作是通过符号、标记和话语等文化媒体来表达的。这种观点在经济地理学文化转向中也非常富有影响，它认为个人、企业、区域、民族国家等经济空间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建构，通过文化建构的自我反思性，文化就部分创造了它所表达的经济现实。著名经济地理学家Bsrnes曾指出[28]，理论可以部分创造它寻求解释的现实。Peet指出[29]，经济生活可以塑造经济的文化表达同时又被这种表达所塑造。⑤文化被看作是物化于经济中。这种观点把经济看作是在性质上是文化的“物质”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现象，它关注于经济与文化的日益一体化，认为经济和文化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经济和文化不再是一方作为系统、另一方作为环境而运行，如信息经济的话语反思性、文化工业的美学反思性、信息与美学在各种服务经济中的综合、作为日常生活美学化的旅游消费的增长等，都是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活动物质化的生动说明。
经济的“文化化”和文化的“经济化”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的显著特征。对经济地理学而言，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理论有助于文化转向的学术研究，许多文化实践是按经济逻辑运行的，对文化实践的分析可以应用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另一方面，经济也实际地运行在文化的地域上，既存在着经济对文化殖民和文化的工具化利用，反过来也存在着经济对文化的根植和依赖[30]。然而，由于对经济与文化关系理解的多样性和文化概念本身的歧义性，西方经济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呈现出极强的包容性，它涵盖了后马克思主义、制度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丰富多彩的思想流派。这些不同思想流派的哲学基础和分析的视角虽然有很大差别，但它们在分析和理解资本主义差别化的空间、地方和生产、流通、消费以及从中榨取剩余并实施管制的实践中，均高度关注经济过程中的文化性质和经济与文化的内在双向交互关系，并努力建构各种文化因素和文化实践内在于经济过程的方式和其地理后果，从而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时空复杂性做出了更为深入细致并接近实际的解剖。
“文化转向”对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影响是非常巨大而深远的。Thrift和Olds提出[31]，通过对经济地理学中“经济”的重新界定，我们要为“新型”的经济地理学腾出空间，以补充甚至替代“旧式”的经济地理学。Thrift甚至认为[24]，文化转向在某种意义上挽救了经济地理学，把它从垂死的、令人厌烦的处境中拯救出来。Barnes则从经济地理学理论化的模式出发，提出“文化转向”是经济地理学从计量革命时期的“认识论理论化”向当前“解释学理论化”的重大转型[32]。Yeung等则将“文化转向”看作是“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ies)诞生的源泉和标志[33]。显然，“文化转向”是西方经济地理学自计量革命和激进革命以来的又一次划时代的革命，它极大地拓展了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和理论视野，将传统经济地理学所忽视或认为属于其他分支学科的制度、文化等因素融入到资本主义经济新时空的研究中，并在方法论、认识论和本体论上广泛借鉴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有关“后现代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最新成果，使经济地理学不在局限于激进政治经济研究而将文化研究和社会理论纳入自己的分析体系，从而有力促进了经济地理学在西方社会科学中复兴和与主流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对话，使西方经济地理学出现了战后以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5 关系转向(relational turn)
在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过程中，交织于多种地理尺度上的经济变化过程中的行为者的“社会—空间”关系日益成为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的焦点和核心。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有关劳动空间分工、地方性(Locality)研究和弹性专业化的争论，促使经济地理学研究不断从“生产的社会关系”向“空间与社会的关系”转向[34]。这样，19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制度转向”和“文化转向”研究的深化以及人文地理学对“关系思考”(relational thinking)的倡导[35]，作为内在于这种转向过程的“关系视角”[36-38]、“关系转向”或“关系经济地理学”[34]就自然成为西方经济地理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
Yeung将经济地理学“关系转向”研究的分析框架区分为3个方面[34]：①地方与区域发展中“关系资产”(relationalassets)。这种框架涉及到新产业空间、产业区、集群、学习型区域、全球城市中的马歇尔节点等地方和区域发展研究的热点领域。有关学者远离新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概念，而从演化与制度经济学、新经济社会学、组织分析、都市研究、民主和社会运动的政治研究等社会科学分支中寻求思想资源，通过提出一些以“关系资产”为核心的制度主义概念与理论，如“institutional thickness”、“traded and untraded interdependencies”、“agglomeration tendencies”、“atmosphere and milieu”、“social capital”等，来解释经济全球化时代地方和区域发展竞争优势的来源。这种转向本质上是“制度转向”在地方和区域发展研究中的直接反映。②社会行为者、企业和组织网络的关系根植性(relational embeddedness)。这种框架涉及到全球—地方关系、组织空间的差别化生产、路径依赖、社会网络的关系杂合性与片段化(relational hybridity and fragmentation)、空间行动的多元逻辑与多重轨迹(multiple logicsand trajectories)等研究领域。为进一步理解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工业化、生产和地域发展的内在特征和机制，从1990年代开始，一些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如Dicken、Amin、Thrift等纷纷从新经济社会学、组织分析和管理研究、后结构主义与女性主义研究、科学与技术研究等领域寻求知识资源，围绕着“网络(networks)”及其内部的“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这一核心，跨越传统的市场与层级组织、企业与结构的二分法，提出了“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actor networks”、“(global)production chains”、“hybrid and gender relations”等概念和理论，使经济地理学从80年代激进政治经济学的“生产的社会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研究转向“生产的社会组织”研究[39]，从而促成了“网络”研究——网络范式(networkparadigms)、网络经济(network economies)、网络地理(network geographies)在经济地理学中的兴起，并导致了经济地理学对企业的再发现[40]和对经济行为者行为的社会根植性的再认识[41]。③关系的尺度(relational scales)。这种框架涉及到长期困扰地理学研究的尺度地理(scalar geographies)问题，也涉及到作为当前研究热点的全球化、城市与区域治理、地方劳动市场的社会管制等问题。“尺度”一直是地理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但在1980年代以前，人们总是将“尺度”与欧几里得空间中的距离紧密联系在一起。直到最近，一些政治经济地理学家在对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文化转向和关系转向的争论中，才明确提出“尺度的地理学”(geographies ofscales)问题。这些学者从社会学、制度分析等学术思想中吸取营养，提出了“地理尺度是一种关系建构”、“社会关系是一种尺度建构”、“尺度重组”(rascaling)和尺度的“关系化”(relativization)等理论视角，并将尺度的社会政治建构看作是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及其地域结果、城市与区域的管制和治理的关键。正如Marston所说：特定的地理尺度可以被看作是“包括空间、地方和环境的复杂混合体中的一个关系要素，正是它们的交互作用构成了我们生活和研究的地理”[42]。
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关系转向”表明，“关系”、“网络”已经成为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和“文化转向”理论建构的核心。例如，Yeung认为[34]，“关系经济地理学”不仅要实现研究主题上的转向(thematic turn)，而且要实现“本体上的转向”(ontological turn)，在本体论意义上，行为者与行为者、行为者与空间、行为者与制度、微观—宏观结构、行动与结构5方面的关系和这些关系所具有的属性：互补性(complementarity)、专用性(specificity)、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彼此连接性(interconnectedness)、相互依存性(interdependency)，以及这些关系中内在的“权力”和控制(contro1)模式：合作的(associational)、建构的(constitutive)、管制的(regulautory)和赋予的(empowerment)，构成了分析关系网络的构成及其空间结果的基本的认识论：“关系几何学”(relational Geometries)。显然，由于行为者关系网络的多中心性(multiplicity)和杂合性，“关系转向”为“后现代主义”经济地理学提供了理解资本主义新时空最为基本、最为通用的分析工具，它克服了1990年代以前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中的经济霸权和主体与客体、市场与层级、人与自然等二分法，使经济地理学能够通过对各种行为者及其之间关系网络的分析，透视资本主义空间经济的建构过程、各种行为者（包括人类的和非人类的）在建构过程中的作用、网络机制的演化以及空间经济的管制和治理模式。
6 尺度转向(Scalar turn)
如上所述，“尺度”一直是地理学的一个核心问题。计量革命时期Haggett的“尺度问题长期困绕地理学家”[43]的著名论断至今仍然有效。由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过程交织于不同的空间尺度上，因而要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特别是全球化、全球—地方关系、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危机、城市—区域结构重组等进行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地理尺度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具有本体性质的关键问题。与空间科学用欧氏距离定义“空间尺度”和将“空间”看作是地理过程的平台(platform)或早期一些结构马克思主义者将“空间”看作被动接纳社会经济活动的“容器”(container)相比，19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地理学所发生的“尺度转向”，则强调尺度的过程、演化、动态和社会政治竞争等性质，认为地理尺度是社会建构的，它本身也是参与社会建构的基本力量，地理尺度的重组过程和一定的尺度构造是激烈的社会政治斗争的产物，“空间”不仅是不变的、有界的、自我封闭的、事先给定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容器”，更是社会空间实践的竞技场(arena)、脚手架(scaffolding)和层级组织(hierarchy)[44]。因此，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尺度转向”，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尺度”的“本体论”革命，它使经挤地理学从关于尺度的“空间科学”而转向尺度的政治学(politics of scale)。进而，有关尺度的层级、关系、过程和动力的研究，便构成了当代西方经济地理学和整个人文地理学的核心论题。
“尺度的政治学”与资本主义“空间的生产”是密不可分的。早在1974，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都市社会学家Lefebvre就出版了法文版《空间的生产》一书。该书力图纠正传统社会政治理论对于空间的简单和错误的看法，认为空间不仅仅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的“容器”或“平台”，相反，空间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关系的重要一环，空间是在历史发展中产生的，并随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结构和转化，资本主义“土地—劳动力—资本”三位一体的空间不是抽象的，三看只有在同样的三位一体的空间中才能够结合起来：全球性的空间，包容了特定性、局部性和区域性的割裂的、分离的、不连续的空间，等级化的空间[45]。在Lefebvre看来，整个20世纪的世界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以区域国家作为社会生活基本“容器”的历史，而空间的重组则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的一个核心问题。1980年代，西方经济地理学和相关社会科学在向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激进转向以及在对这种转向的反思与批评中，形成了诸如“结构—行动”[46]、“劳动空间分工”[47]、“地方性(locality)”与“地域体”[46-48]等理论以及“新区域地理学”[49]的激烈讨论，而这些讨论共同分享着这样一种认识：虽然资本主义是一种全球现象，但资本主义乃运行在彼此相互联系的大小不同的空间范围里[50]。到1980年代后期，与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关注于新保守主义经济政策实践下的贫困、失业、逆工业化、老工业区衰退、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劳工地理、城市与区域的不均衡发展、都市空间等问题相对照，在西方经济地理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一个以研究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区域经济的复兴和繁荣为中心的学术思潮迅速兴起，并由此形成了前述的西方经济地理学剧烈的制度转向，并引发了一场有关弹性专业化、后福特主义与区域发展的激烈争论。与此同时，全球化以无法阻挡的威力迅速进入社会科学研究的视野，那些关注劳动国际分工和跨国公司活动的工业地理学家则迅速将视角转向全球化研究，并引发了一场有关“全球化”与国家、区域、地方的作用的激烈争论。在这场争论中，经济地理学的“尺度转向”是非常明显的。一方面，在“制度转向”中，地方和区域空间成为研究的焦点，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经济秩序中区域竞争优势的来源成为研究的核心；另一方面，在“关系转向”中，全球—地方关系成为分析的焦点，全球化过程中的全球城市—区域的形成及其组成的马赛克结构的变化动力成为分析的核心。
自1990年Smith提出“尺度的政治学”[51]这一概念以来，一些“激进的”地理学家追随Smith和Swyngedouw[52]迅速掀起了将政治经济理论运用于“尺度的生产”的研究工作，并将“尺度的政治学”广泛运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纷繁复杂的社会空间实践中。Brenner认为[44]，当代人文地理学对“尺度的政治学”的理解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将“politics ofscale”中的“of”作为“单数”，这种“尺度的政治学”概念表示的是，在一个相对有界的地理区域内社会空间组织某些方面的生产、重构或竞争，这种地理区域是一种有差别的、自我封闭的、特定的地理单元，如家庭、地方、地方性、区域、国家等，往往用地方的、城市的、区域的、国家的、超国家的、全球的等范围尺度来标记。因此，这种尺度政治学是“空间性的尺度政治学”(scalar politics of spatiality)。另一类是将“politics ofscale”中的“of”作为“复数”，这种“尺度的政治学”概念表示的是，在各种地理尺度之间特定的分异、排序和层级的生产、重构或竞争，它不仅包括了有差异的空间单元的生产，而且更加强调了在一个多层的、等级化的地理构架中众多或大或小空间单元的根植性和定位(positionality)。这种“尺度的政治学”是尺度重组的政治学(politics of scaling)或尺度结构化的政治学(politics of scalar structuration)，它关注于尺度的重组过程，将地理尺度理解为物质上和话语上建构社会空间差别的层级化(hierarchization)和再层级化(rehierarchization)的一种形态。在当代经济地理学转向中，许多制度主义区域发展理论家及其“新区域主义”区域发展理论[20]持头一种观点，而倡导全球化研究和“关系转向”的“关系经济地理学家”则持后一种观点。虽然这两种视角均关注于相互交织的地理尺度之间在组织上、战略上、话语上和符号上变动的关系，以及尺度间转变对每一地理尺度的表达、意义、功能和组织结构的影响，但由于前一类观点对“地理尺度”的处理有些简单化和表面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关系转向”的推动下走向后一类观点。
“尺度转向”在一定意义上是当代西方经济地理学的一次“本体论”革命，它对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提供了基于“尺度”和“空间”的独特视角。正如Lefebvre所言：“哪里有空间，哪里就有存在”[45]。通过“尺度转向”，西方经济地理学在关注地方的综合、地方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的同时，进一步强调尺度生产和尺度重组过程对资本主义空间经济动态的重要性，它使经济地理学家既关注于全球化对地方和空间的影响，也关注于地方和空间对全球化的影响。通过不同层级的地理尺度和对尺度间相互依赖性的政治学观察，使经济地理学对全球化、城市与区域发展的过程和机制以及管制与治理模式有了更为深入、全面的认识，一个富有活力和创新性的“全球经济地理学”(global economic geographies)已经浮现[53]。
7 结语：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ies)的问题与前景
西方经济地理学是一门折衷并追求时尚的学科。在西方社会科学中，经济地理学可能是最富有开放性的一门学科，它不断从其他学科吸取营养来丰富自己的理论视角，以使自己能够跟上社会科学发展步伐，并使自己与社会科学的主流旨趣相一致。198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经济地理学所发生的上述制度转向、文化转向、关系转向和尺度转向，共同促成了经济地理学在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地理学中的复兴，并初步形成了一个富有宽广研究领域和多元化视角的“新经济地理学”。Yeung认为[33]，这种“新经济地理学”的“新”有3个基本特征：①对经济行动社会根植性的理解。通过将“经济”嵌入到“文化”、“制度”和“政治”中，大大拓展了经济地理学对“经济”的理解，并对新古典经济学缺乏社会化的经济行动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由于任何经济、文化、制度、政治，均是地方性和空间性的，因此，经济行为存在着带有根本性的“社会空间根植性”(sociospatial embeddedness)。②对经济行动者变动的属性是如何依性别、种族、阶级、文化而在空间上和话语上产生分异的理解。通过将“社会行动者”概念化为具有多元性和多中心性、根植于社会实践和话语中的经济单元，大大拓展了经济地理学对“经济行动者”的理解：经济行动者决不是受利润最大化单一逻辑支配的，它同时受权力关系管制下的和由行动者的性别、种族、阶级、文化等属性影响下的多元实践的约束。③对情景(context)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塑造和认识经济行为的作用的理解。通过将“经济行为”嵌入到其所发生的特定情景中，大大拓展了经济地理学对经济行为者和其所处的情景之间关系的理解。由于经济行动和行为的多中心性，在历史上和空间上，事先决定经济后果是不可能的，对经济行为者来讲，情景并非外部的，而是经济行动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情景设定了经济行动得以实现和分析的权变条件。正是情景的权变性质，使新经济地理学反对实证主义的逻辑决定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决定论。
显然，西方新经济地理学是以反新古典经济学的面目而出现的，它日益与社会科学中的经济社会学、女性主义经济学、文化研究和经济学中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异端的制度主义和演化经济学亲和，而日益与新古典经济学决裂。正如Amin和Thrift所说[54]，经济地理学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躺在这支狮子（指正统经济学和新地理经济学）而不被吃掉，那是我们在愚弄自己”。因此，Amin和Thrift极力主张经济地理学应从异端的、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知识”中获取营养，认为这些经济知识较正统经济学能为经济地理学提供更加深刻的洞察力和解释，并且认为一个更加社会文化的视角正在对政策领域施加日益上升的影响。但是，许多经济地理学家注意到，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转向、文化转向、关系转向和尺度转向还是很肤浅的，除了研究论题和认识论、本体论方面的转向外，其方法论和理论建构上还存在许多问题[33,53]，许多概念和理论建构缺乏批判性、严谨性，经验研究也十分薄弱[55,56]，其与正统经济学疏离而与非正统经济研究亲和的走向以及在政策实践上的软弱性也日益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批评[57-59]，有的学者甚至提出“过分的文化转向会杀死经济地理学”[60]。
西方“新”经济地理学还正处于形成过程中，其走向是继续与正统经济学疏离而将“制度转向”、“文化转向”、“关系转向”和“尺度转向”进一步向前推进，还是转向与正统经济学特别是与“新地理经济学”的结合，拟或是以更加开放的心态走向一个能够包容正统与非正统、保守与激进经济理论的更加综合的“新经济地理学”，尚需要进一步观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西方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会使经济地理学更加繁荣并日益走向社会科学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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