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深，赤子本色是书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赤子论文,书生论文,本色论文,洪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洪深是中国话剧、电影先驱。“如果你喜欢中国电影，你应该认识洪深。如果你迷恋话剧，你更应该知道洪深”。①令人惭愧的是，由于无缘观摩洪深的作品(银幕上的电影、舞台上的戏剧)，笔者对洪先生的“认知”，曾长期停留在百科全书式的“词条”层面：“洪深(1894-1955)，中国电影、戏剧编导，文艺理论家，字浅哉，又字伯俊”②——权威、教条、干瘪，毫无魅力可言。2012年初，予赴美访学，到俄亥州大和哈佛大学寻访洪先生的足迹，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读完《洪深文集》、《洪深研究专集》和韩斌生撰写的洪深评传《大哉，洪深》，从洪先生远去的身影中，隐约见到一段别样的电影史、话剧史，以及民国知识分子执著的心路历程。于是萌生了“作文以记之”的愿望。
埋头于历史文献和《洪深文集》，感觉有千言万语，不吐不快。但真要命笔描述，却又颇为踌躇，不知从何说起。洪深太丰富了，“中西共冶，新旧兼容，著作六十余种而犹孜孜不息”③；洪深太全面了，“能编，能导，能演，是剧坛的全能；敢说，敢写，敢做，是吾人的模范”④；洪深太复杂了，“我一生也演过不少的喜剧悲剧，诚然是充满着矛盾；我也曾随波逐流，做许多别人都做的事情，我也曾牢持己见，做人家绝对不肯做的事情。我还做过许多那别人想不到我会做的事情；甚而做过我自己晓得不应该或不必做的事情”⑤；洪深太独特了，正如一位朋友对他说的，“你的行为和你的历史环境是不容分离的；你再强硬一点，你会没有了；你再软弱一点，你也没有了”⑥。关于洪深的研究，在文学、戏剧领域相当繁盛，在电影界却颇为冷清。本文虽少“新史料”，也不敢妄言“新视角”，但可当作几则读史心得，聊表后生电影学者对洪先生的追慕吧。
弃“实”从“艺”
从满清的洋务运动到民初的留学风潮，举凡中国的有识之士，大都曾抱有“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业救国”的梦想吧。洪深在清华学校，原本学的是实科；就是功课成绩，也是物理化学算学，比较哲学历史语言等的来得好。毕业前选择的科目乃是化学工程的一种烧瓷工程。在俄亥俄州大学习的是开掘、和土、捏坯、打彩、挂釉、浇型、焙烘、建窑、烧窑以及其它关于化学和工程的科目。可是，为什么在烧瓷工程即将学成之时，却毅然决然地转学哈佛，弃“实”从“艺”了呢?个中缘由，或明或暗地，有两种说法。
其一为“兴趣”说。洪深钟爱戏剧、天赋异禀且勤学不辍。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凡是学校里的演戏，除了是特别团体如某年级的级会不容外人参加的外，差不多每次都有他的份；他又很是高兴编剧，在清华四年，校中所演的戏，十有八九，出于他手；俄亥俄的省城，共有三个图书馆，……他都获到借书的权利，把里面所有关于戏剧的书籍，都借来读了。他曾将中国的题材写成两部英文戏，在学校里上演，得到教授的赞许以及当地报纸剧评者的称扬。尽管他的烧瓷知识和他的戏剧知识相并地增长着，但知己的朋友却劝他说，“你读烧瓷，未必读不好，但你终究不过做一个平常普通二三路的工程师而已；你如一心一意研究戏剧，前途未可限量也!”洪深被说得心里活动了，要烧瓷和戏剧皆有所成，实属不易，还不如从事离性子最近的一种吧。⑦于是毅然决然地写信，请求改科转学。
又一为“家庭变故”说。1919年4月，洪深的父亲洪述祖因涉“宋教仁被刺案”被处以极刑，既让洪深无辜地背负沉重的“原罪”，也让他一生充满了怨怼和愤怒。“我的那次家庭变故，给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决定，第一，我这辈子绝不做官；第二，我绝不跟那些上层社会的人去打交道。我要暴露他们，鞭挞他们。这样我就只有学戏剧这一条路。这条路我在国内学校读书时候就有了基础的”⑧。关于洪述祖的罪孽，“正史”已有“定论”，既毋庸置疑，也不值同情。但他在狱中隔洋示儿的对联“服官政祸及于身，自觉问心无愧怍。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著尘埃”，确是对洪深一生的警示。
对于洪深“弃实从艺”的原因，韩斌生在《大哉，洪深》中写道：“实业救国，简直是梦呓!更何况一个乱世，父亲的遭际，愚弱的国民，实业从何搞起!而救治国民灵魂，当首推文艺，应当走鲁迅的路改学文艺”。
“洪深眼前又浮现出许多读过的戏剧史书上的大师名字，莫里哀，莎士比亚，易卜生……对，不如做个易卜生，用社会问题剧来改良国民的人生。家庭的变故，友人的劝告，个人的兴趣，促成了他的决心”。⑨
个人兴趣、家庭变故，的确是洪深“弃实从艺”的重要原因。但洪深“弃实从艺”是否为了“救治国民灵魂”，是否决定效法鲁迅，能否做个易卜生，都不宜过早地判断、浪漫地演绎。不过，将洪深的“弃实从艺”与鲁迅的“弃医从文”进行比较，却是很有意思的。
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洪深说，“父亲不幸的政治生命，使我陡然感受人情的残酷”。鲁迅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时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国人对维新的信仰”；对于学习烧瓷的目的，洪深虽语焉未详，大抵也不出“学洋务、振实业”的范围。鲁迅说，“从那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紧的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他们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⑩；洪深说，“第一，我这辈子绝不做官；第二，我绝不跟那些上层社会的人去打交道。我要暴露他们，鞭挞他们，这样我就只有学戏剧这一条路。”
显然，鲁迅之“从文艺”，洪深之“学戏剧”，的确是各有针对。鲁迅要改变他们的精神；洪深要揭露、鞭挞他们。但前者的“他们”是“愚弱的国民”、“示众的材料”和“麻木的看客”；后者的“他们”是“相互倾轧的官场”，是“上层社会的人”，是“父亲走运时来亲近的”，是为了自证清白而“唾骂恶人”的骂人者。结果，鲁迅为了改变“他们”的精神，自己成了文化的旗手、呐喊者、思想家；洪深在鞭挞“他们”时，自己成了影戏的鼓手、剧坛的“黑旋风”和心直口快的“洪大炮”。
也许，有人会认为，将洪深与鲁迅比较，是不对等，也不公平的。但笔者以为，惟其将洪深与鲁迅比较，才能凸显洪深之于中国新文化、新戏剧和电影的意义。
洪深与《吴宓日记》
吴宓与洪深在读清华学校高等科时是同班同学，1919年-1920年间，又同时在哈佛就读。从1919年9月到1919年底，短短数月，《吴宓日记》中提到洪深的地方多达二十余次，可谓“过从甚密”。《吴宓日记》是记录民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活历史，我们不妨详细看看吴宓眼里、心中和笔下的洪深形象。
9月17日 下午，清华旧同班洪深、曹懋德诸君来。洪君专来此学戏剧一科。宓导之见校中执事人等。哈佛旧日中国学生，皆老成温厚，静默积学之人。此次新来者，则多少年俊彦、轻浮放荡之流，于是士习将为之一变矣。
9月25日 晚，洪君深来，谈戏曲之学，兼及小说，颇多心得。由其曾专心研究，多费时力故也。宓学无专长，应读之书，多知其名，而未开卷，模糊度日，殊自惭矣。
10月26日 晚，洪君来，商编戏之情节等。
11月8日 归后，复初来。又洪深君来，谈编戏之方术及经验，颇多心得也。
11月22日 晚，在洪君深及陈君宏振处谈，曾谈及足球之事。
11月24日 上课如恒。晚，本校Radcliffe College女校戏剧科学生The 47 Workshop演剧。洪君介宓等往观，剧设Radcliffe College之Agassiz Theatre。是晚，凡演三剧：(1)“The Next Step On”；(2)“Mother Love”；(3)“Cooks & Cardinal”。
11月27日 午偕锡予及洪深君，赴波城醉香楼吃中国饭。
11月29日 晚，洪君深等来，共议编新剧一本。
12月13日 晚，洪深君等来室中，唱戏。已而复初来。
12月18日 波城有商人多人，设有一会曰“Amateurs”，常互集自行演剧，只娱其亲友宾客，而不售票，犹中国之堂戏然。兹该会重演《黄马褂》一剧，洪深君昨往指示襄助，得赠戏票二张。是晚，乃邀宓同往观之。
12月25日 饭后，赴校中青年会Phillips Brooks House之庆祝年节会。会序甚长，中有洪深君唱《打棍出箱》及《李陵碑》二剧。十一时散。
洪君来，述其在Ohio State University时，办会务及演剧之经历，及中国学生反对之风潮，种种情形，及竞争选举之烈。于此见我国留学生之热衷自炫，私愤寻仇，机诈斗争之实况。呜呼，岂特桔化枳，是直教猱升木，养士适足以乱国而已。
12月28日 晚，偕诸人在Imperial晚饭。遇李君济，旋同至宓处。洪深君诵读其缩编“The Wedded-Husband”《为之有室》剧本，系春间所编而在Columbus， Ohio排演者，当时甚受欢迎。洪君专研戏剧之学，确有深造，此剧尤属完美。窃观此间同人所学，多不免浮泛敷衍之病，求其能如洪君学戏之殚精竭虑、聚精会神者，不可多得也。
12月29日 昔年最喜诵梁任公先生《双涛园读书》，中有云：我生大不幸，弱冠窃时名。诸学涉其樊，至竟无一成。……惊顾忽中岁，永夜起屏营。
近宓常有此感，但惜宓于诸学之樊篱，尚未尽涉耳。留美同人，大都志趣卑近，但求功名与温饱；而其治学，亦漫无宗旨，杂取浮摭。乃高明出群之士，如陈君寅恪之梵文，汤君锡予之佛学，张君鑫海之西洋文学，俞君大维之名学，洪君深之戏，则皆各有所专注。
12月30日 雪。读书如恒。午饭后，李济、洪深诸君来，谈清华旧日种种趣事。
12月31日 阴。午前，读书。……晚，洪深、曹明丽、陈宏振、张鑫海、王复初等诸君，在宓室中，陪卓寰谈。洪君唱京戏，众仿效之。洪君又述所作谐谈，婉而多讽。又杂谈小说。众共醵资，购果及糖食之，以送除夕。至十二时半始散。(11)
《吴宓日记》中的洪深是立体的、生动的：少年俊彦、轻浮放荡、交游广泛、博学多识、术有专攻、多才放达、健谈好辩、诙谐多讽、敢于表现……天生就是“学戏的材料”。洪深在分析自己迷戏、学戏的动机时说，“为人生而戏剧么?那时也固然放在嘴里说说。……而戏剧的真正社会作用，怎样地可以组织人群，改善人生，我那时是一概茫然。我最初从事戏剧的动机，恐怕只是自炫其长，所谓出风头主义”。这种“自炫”的心理，在一个戏剧艺人，确乎是种帮助。那乐乎自炫的人，最能“表现自己”；而他的诚恳，他的热烈，乃不为一般拘谨的人自觉的人所能及。所谓艺人，大都意识地或潜意识地以导师自命，真是“放之则弥六合”，他的范围是全世界，他的眼光是全人类，他必须为整个的人群思虑，感觉，打算。洪深关于“艺人”的高论，都化作一个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戏剧青年形象游荡在《吴宓日记》简赅、琐细的字里行间。
吴宓在清华时，颇有造成“学者”之志趣、之气度。在哈佛时，虽忧患千劫，感慨百端，但坚信读书既多，必有实益；淡漠结社，不喜风潮，远离运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交友谨严(林君人极聪敏，惟沉溺于白话文学一流，未能为同志也(12))。激进的“书虫”洪深之所以能与保守的“学者”吴宓“过从甚密”，最根本的原因，可能绝不在于洪深君之“少年俊彦、轻浮放荡”，而在于他之学习戏剧能够“专心研究、多费时力”，“殚精竭虑、聚精会神”者。吴宓既称羡“陈君寅恪之梵文，汤君锡予之佛学，张君鑫海之西洋文学，俞君大维之名学，洪君深之戏，则皆各有所专注”，又感慨自己在文学与报业之间，尚无定择。何去何从，久久不决。惟望“乘时多读佳书”，无论其为文学、历史、政治、时局、哲理等，但能选择精当，而所读既多，必有实益。真正的学者胸怀，令人感佩之至!洪深之成为吴宓读书的榜样，也不失为一段文史佳话。
数十年之后，陈寅恪之史学、汤用彤之佛学、张鑫海之文学、俞大维之名学，都在各自的领域成为高山仰止的典范。洪深也著作等身，成为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的开拓者。但陈、汤、张、俞的著作，如陈酿，愈久弥香。而洪深的著作，则难免先行者的尴尬，在面对与时俱进的话语时，渐趋冷落。究其实，难道因为陈、汤、张、俞的著作是“学术”，洪深的著作是“知识”?陈、汤、张、俞只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学者/知识分子；而洪深却有许多复杂的身份和冠冕的头衔——国民党党员、左联斗士、电影戏剧导演、剧作家、理论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在大多数研究中，常被拿来与洪深相提并论的，已经不是吴宓、陈寅恪、汤用彤这些在清华、哈佛同窗苦读、谈古论今的同学，而是在社会斗争中认识的左翼革命家，比如夏衍和田汉，也算是造化弄人吧。
诚如曹禺所言，洪深“能编，能导，能演，是剧坛的全能；敢说，敢写，敢做，是吾人的模范”。但“全能”取代了“专精”，“果敢”取代了“沉敛”，洪深作为戏剧家，没能留下一部跨越时代、超越阶层的作品，殊堪遗憾。不过，由于政治、国情等种种复杂原因，在20世纪的中国，因追慕“主义”而错失经典的创作，绝非洪深一人而已，亦不当苛责。
洪深与“影戏脚本标准”
1918年7月16日，商务印书馆第204次董事会议决定成立中国第一家中资电影机构——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1919年春，前清状元、实业家张謇资助留美学生卢寿联创办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1920年初夏，洪深结束在波士顿学校的功课，打算去纽约在职业的戏剧界里，寻找一个实习的机会。但这样实习的机会，在美国是非常之少。即使得了个机会，能在职业戏院里登台上演，所能学得到的，也很是有限；你得慢慢地看，慢慢地偷，至于各人的吃饭秘密，当然不肯公开传授给你的。(13)1921年5月，沈雁冰、汪仲贤、欧阳予倩在上海成立民众戏剧社，以非营业的性质，提倡艺术的新剧。1921年7月1日，中国影戏研究社施彬元、徐欣夫、顾肯夫摄制的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公映。既然“纽约居，大不易”，而国内的影戏、新剧事业又方兴未艾，洪深作为“到国外去专攻戏剧”的“中国破天荒第一人”，真的该回国了。但他既不想做一个当红的戏子，也不想做一个中国的莎士比亚，而愿做一个易卜生。
1922年7月9日，《申报》发布《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悬金征求影戏脚本》的启示，这是中国第一个电影脚本征求启示，也是洪深为中国电影“打鼓”的第一遭，不仅阐明了影戏的使命和原质，而且开启了为影戏立法的先河。
影戏之使命 在早期中国电影界，洪深并非唯一、最先睁眼看世界的人，但却可称得上最清醒、最透彻的人。他在《启示》中雄辩地指出，“影戏为传播文明之利器，无论深奥之科学、曲折之事情、以往之历史，无不可以详尽表示。世有不能读书之人，断无不能看影戏之人。欧美与我远隔重洋，语言文字不同，华人通西文者少，西人通华文者更少，国风俗尚不能互喻，一有交涉即不能彼此谅解，影响于国交者绝大。然有不能读中国书之西人，断无不能看中国影戏之西人。由前之说，影戏能使教育普及，提高过敏程度；由后之说，影戏能表示国风，沟通国际感情。本公司有鉴于此，觉现时代吾人之责任事业，罕有比编演中国影戏更重要者”。在国家贫病、国民昏昏、惟尚娱乐的时代，洪深振臂一呼，要求电影普及教育、表示国风，即使难有振聋发聩之效，至少也像“铁屋中的呐喊”，警醒了几个垂死者，造成新生之可能。
两年之后，周剑云、汪煦昌在《影戏概论》中指出，影戏虽是民众的娱乐品，但这并不是它的目的。在国际观念没有消灭，世界大同没有实现以前，它实负有重要之使命，约而言之，有如下数端：(1)赞美一国悠久的历史；(2)表扬一国优美的文化；(3)代表一国伟大的民性；(4)宣扬一国高尚的风俗；(5)发展一国雄厚的实业；(6)介绍一国精良的工艺。(14)
影戏之原质 “影戏为美术，脚本取材无论小说、笔记、历史、院本、时事，都无不可。其情节爱情、狭义、社会、家庭，均不限制。第一要义在曲折有味，能引起观众美感。”这里所谓“美术”，并非狭义的绘图作画之法，而是广义的“艺术”、“美的艺术”、“造美、审美和美育之术”。洪深的“影戏-美术”观，吸收了“戏剧改良”争论的精华。比如：“剧本的材料，应当在现代社会里取出”，“新剧的制作，总要引起人批评判断的兴趣”，“戏剧是教化的娱乐。利用娱乐的机会，以艺术的功能来发展再生的教化，就是近代戏剧的完全意义的”。(15)
影戏之立法 为了影戏普及教育、表示国风的宗旨，洪深为公司拟定的脚本取舍标准如下：(甲)诲淫的不录；(乙)诲盗的不录；(丙)专演人类劣性的不录；(丁)暴国风之短的不录；(戊)演外国故事的不录；(已)表情迂腐的不录；(庚)不近人情的不录；(辛)专演神怪的不录。……
洪深拟定的脚本取舍标准，推而广之，实为影戏内容制定的“道德法则”。在很多人看来，电影“到底是一种商业组织”，应当“专事营业”，洪深却要用来“普及教育，表示国风”，岂不是“发神经”么?何况这些条件，也未免太“超前于时代了”!各种讽刺和挖苦都向洪深袭来：“电影界的道德观念是向来薄弱的；不必说上海，就是美国的好莱坞又怎样呢?”你洪深何德何能!“洪先生拿他的艺术卖淫了”——要当婊子，何必立牌坊!
面对各种流言蜚语，洪深始终坚信，“第一，我以为做影戏，是正当的职业……第二，凡是道德人格名誉，乃是个人的事，与职业没有多大关系的……不过不幸社会对于电影界，格外的苛求，格外的注意罢了”。(16)洪深对影戏的道德立法，实质也是为中国的影人(艺人)正名。他不仅要求中国电影对中国的民性俗尚有正面的表达，而且绝不容忍西片对国人国风的歪曲和污蔑。1930年在大光明影院痛斥美国之辱华影片《不怕死》，并且状告影院“公然侮辱妨碍自由，传述虚伪诈财惑众”，确实堪称“吾人的模范”。
1928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驻沪办事处订定电影审查条例(《我国最近之电影审查条例》，“关于国体者”凡十四条；关于党义者凡十七条；关于风俗人性者凡四十条；关于字幕方面者，凡三条)，几乎全部吸收了洪深在《启示》中拟定的标准。不过，政府的电影审查和艺术家的道德自律，绝不可等而视之。
洪深与“编剧顾问”
1925年1月10日，洪深创作的历史电影剧本《申屠氏》在《东方杂志》第22卷第1号至第3号连载。《申屠氏》是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电影文学剧本，也是洪深为中国电影长城奠定的另一块重要的基石。很快，明星影片公司就将洪深聘做“编剧顾问”，并且为他挂起“美国留学的戏剧专家”的招牌。洪深与明星公司订立的合同上规定，公司付与洪深车马费每月四十元；洪深不能兼任别家影戏公司的职务，但仍得继续戏剧协社的工作。
在洪深心里，电影“所触接民众，为数更大，但到底是一种商业组织，一面教育一面营业，恐怕不是件可能的事”，所以“不愿放松了戏剧”。(17)但是，洪深作为明星公司的“编剧顾问”，绝不是“顾而不问”的闲人。从1925年到1937年，洪深在明星公司撰写了《早生贵子》、《爱情与黄金》、《劫后桃花》、《新旧上海》、《女权》、《夜长梦多》、《风雨同舟》等15个电影剧本，为中国电影树立了文学剧本的楷模。十几年来，洪深这个大牌的“编剧顾问”，不仅是明星公司多产的创作台柱，而且是“三巨头”(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颇为信赖的“智囊”。
1932年，夏衍、钱杏邨和郑伯齐等左联骨干作为“编剧顾问”进入明星公司，创作具有进步内容的剧本，“当心谨慎地开始了夺取电影阵地的工作”，保证了左翼影片的拍摄，促进了左翼电影的诞生。在这个过程中，党的领导、夏衍等左联骨干的战斗固然重要，但是洪深这个老“编剧顾问”也功不可没。也许，如果没有洪深，左翼电影的发展就会推迟，甚至是另一幅模样。
关于夏衍等人作为“编剧顾问”参加明星公司编剧委员会的过程。《中国电影发展史》是这样写的：“‘一二八’战争结束后不久，明星影片公司为了解决它面临的困难，周剑云以同乡关系找到阿英(钱杏邨)，并通过阿英认识了夏衍等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人。夏衍帮助他分析了当时中国电影界的情况和明星公司发生危机的原因，为他们指明了出路，提出新的制片方针。明星公司几经考虑、权衡得失后，决定接受夏衍等提出的方针，并邀请他们来从事编剧工作。
夏衍把这个问题提到党的会议上来讨论，会议是由瞿秋白主持的。……最后他做了结论：“好吧，不妨试一试。认识一些人，做一些工作，培养几个干部。”这样，在瞿秋白的直接领导下，党的地下组织成立了电影小组，由夏衍负责。……剧本是影片创作的灵魂。为了推动左翼电影的创作，电影小组极其重视电影剧本的创作，并在1932年为“明星”、“艺华”、“联华”写出了第一批反帝反封建的电影剧本。(18)
上述文字，笔则笔，削则削，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足见史家“春秋笔法”之威力：明星老板之昏昏被动，党的领导之英明远见，夏公衍之雄才大略……皆跃然纸上。但读过夏公在《懒寻旧梦录》中对同一事件的回忆之后，笔者又深切地感到“史家之笔”虽“微言大义”，却难免挂一漏万，让同样重要的人物和事实湮灭蒙尘。
“这一年初夏，大概是5月下旬，钱杏邨来找我，说他的同乡好友、明星影片公司负责人周剑云托他，邀请三位新文艺工作者到这家公司去当‘编剧顾问’”。夏衍认为此机会难得，但深感兹事体大，须经“文委”定夺。在“文委”会上，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难得意见统一。秋白也认为应该深入了解、慎重考虑。于是会后，夏衍和钱杏邨一同去找洪深了解情况。“我们说明来意之后，洪深笑着说，这件事“首先是我策动的”。洪深给夏衍讲明了事情的经过：一是关于《啼笑因缘》摄制权的官司；二是“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的丑闻，使明星公司的老板处于困境；加上“九一八”、“一二八”之后群众爱国抗日情绪高涨，对老一套的武打片、伦理片失去了兴趣。“于是，作为张石川的智囊人物的洪深就向‘三巨头’提出了‘转变方向’，请几个左翼作家来当编剧顾问的建议”。
对于洪深“这件事，首先是我策动的”的说法，夏衍是并无怀疑的。因为明星公司张、郑、周过去都与“文明戏”有关，郑是文明戏的编剧兼“名演员”，以“言论老生”闻名；周是剧评家，有事业心，也比较开通；张在政治上中间偏右，但对洪深这位留美名教授却十分信任。“因此，在‘一二八’之后的特定环境中，洪深提出聘请几个左派人士来当顾问，帮他们出点新主意，就表示了同意”。
在一个盛夏的晚上，杏邨、伯奇和夏衍和周剑云会面了。周剑云在非常客气的客套之后，单刀直入地表达了公司的诚意和来意：诚心请求帮忙，主要是对公司今后的方向出主意，最好还要请你们写剧本。夏衍也表达了剧本如何通过工部局和市党部检查的顾虑。“这是一次相当坦率而又相互间心照不宣的谈话”。
第一次编剧会议是在明星公司召开的。除张、郑、周三巨头外，明星公司的主要导演程步高、李萍倩和徐欣夫也参加了。“这一天除了张石川讲了开场白，对我们表示欢迎和希望之外，主要的发言人是洪深。……他从‘一二八’之后的形势讲起，讲到电影对社会的影响以及中国电影目前所处的危机，结论是电影一定要革新”。对于工部局、市党部对电影的审查，洪深还特别放大了声音说，“没有一个定律没有例外，没有一个条例没有空子可钻，所以请你们三位先研究一下审查条例，然后想出一些对付它的办法”。这样的话，夏衍等听了都颇为诧异，“可是张石川、郑正秋也居然微笑点都，似乎也表同意”。(19)
对比《中国电影发展史》和《懒寻旧梦录》对这段历史的描述，笔者有如下几点体会：
其一，明星公司聘请左翼人士当编剧顾问，始作俑者是洪深；
其二，为明星公司分析“当时中国电影界的情况和明星公司发生危机的原因”的人，不是夏衍，而是洪深；
其三，对于“一二八”之后中国电影的局势和发展方向，洪深比夏衍等人的认识更清晰。就此而言，洪深不仅是明星公司的顾问，而且是左翼文人的老师；
其四，对于“编剧顾问”的作用职责，夏衍暂属“十足的外行”，洪深已有深谋远虑；
其五，在某种意义上，夏衍在意的是“当心谨慎地开始了夺取电影阵地的工作”，洪深关心的才是“中国电影的发展方向”。
总的说来，经洪深“首先策动”，明星公司聘请左翼人士充当编剧顾问，撰写进步的电影剧本，揭开了左翼电影运动(亦可称中国电影文化运动)的序幕。在这次合作过程中，张、郑、周“三巨头”之在意“营业”也好，夏、郑、钱“三顾问”之在意“政治”也罢，都得感谢洪深的远见卓识、大胆谋划。洪深既是资本家的“顾问”，也是左翼文人的朋友。但夏衍也“懂得洪深的政治态度和性格”，郑伯齐也认为要“待人以诚”。站在今天的角度，这次合作的各方，虽心照不宣，各有所图，仍不失为一段历史佳话。我们不仅要待人以诚，也要待事以诚，待史以诚!
“洪先生战斗的一生，告诉我们：一个有良心、有正义感的艺术工作者的道路，是站在为民族某解放，为人类谋幸福而战斗的最前列，而为了忠于自己的良心，更是不惜自己的生命”。(20)在写作这篇短文的日子里，笔者白天埋头历史文献和《洪深文集》，睡前阅读《吴宓日记》(1-10册)和《不仅为了纪念》。《吴宓日记》是关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史记”，《不仅为了纪念》《读书》杂志选编的“人物”专辑。两本书中的主人公大都横贯了整个20世纪，都在自己的世纪里参与了对历史的创造，都留下了或深或浅、或正或斜的历史脚印，反复打量与思考他们遗留的身影和足迹，才能领会历史寄予的深意。走笔至此，心中突然涌起一阵感动：大哉，洪深!赤子本色，书生意气。
注释：
①引自2011年12月28日台湾大学艺文中心专题座谈“寻梦人的时代身影——中国话剧、电影先驱洪深”海报上的广告词。
②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影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190。
③郭沫若语。见《洪深先生五十寿》，原载1942年12月31日《新华日报》。录自：洪深研究专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53。
④曹禺语，同上。
⑤洪深：《印象自传》，原载《文学月报》1932年第7期。录自：洪深文集(第四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512。
⑦洪深：《戏剧人生》，原载《文艺报》1955年第17期。录自：洪深研究专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14、15。
⑧转引自洪钤：《父亲洪深的两次当官》，原载《南方周末》2010年9月2日。
⑨韩斌生.大哉，洪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28-29。
⑩鲁迅：《呐喊·自序》，载《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北京第一版，第437、438、439页。
(11)以上日记，摘自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1917-1924)，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3月第一版。
(12)林玉堂(1895-1976)，后改林语堂，字或堂，1919年入哈佛大学。
(13)(17)洪深：《我的打鼓时期已经过了么?》，原载1935年《良友》第108期。录自：《洪深文集》第四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519，517页。
(14)周剑云、汪煦昌：《影戏概论》(昌明电影函授学校讲义之一)，转引自罗艺军主编：《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上)，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20-21页。
(15)洪深：《现代戏剧导论》，录自录自《洪深文集》第四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4、15、21、22页。
(16)洪深：《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转录自韩斌生：《大哉，洪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2月第一版，第47页。
(18)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183-184。
(19)夏衍.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51-155。
(20)同3，第56页，潘梓年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