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弯道上的思考——20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点感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文学论文,感想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好像一条河，被山挡住了，过不去了。但是拐个弯，又可以奔腾向前，说不定还颇显波浪壮阔。我觉得世纪末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正像这河，从“几千人挤在一小块地盘”的似难有出路的困惑中，只拐了一弯，又看到开阔的前景了。
近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正有一种“向外拐弯”的趋向。这指的是前一时期强调“内在批评”、“文本研究”，唱过了“把文学还给文学”之后，现在又反过来，注重“外在批评”了。1997年第一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钱理群的《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纲》。这个《大纲》除保留要对作品作细读外，主要提出影响20世纪文学发展的三大文化背景（要素），即出版文化、校园文化和政治文化，以此作为他的研究重点。钱先生的方向是有代表性的，如今已成果初显。不但有《20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丛书》的编撰，有研究出版业与现代文学关系的文章发表；而且先后有几部专著问世，如《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栾梅健）、《稿酬怎样搅动文坛》（鲁湘元）等。人们开始不满于对“外在批评”的忽视，认为“自从80年代中期‘向内转’以后，对文学的外部描写和研究便不屑一顾”的现象，应该改变。此外，关于地域文化、宗教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也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成果更多。这个弯拐得很大，几乎是折返。但反者，道之动也，这是现代文学研究继续前行的新潮流，并且反映了思维方式的变化。此前是从“文学从属于政治”的单向度思维，走进“文学就是文学”的另一个单向度思维。现在的折返不是走回头路，而是走向更加开放的多向度思维。
还有一事应该一提，那就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和编纂，也成热点。既有写法新颖、学术个性鲜明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谢冕等主编），又有几部作为面向21世纪教改研究项目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问世。这同样代表学科发展的一种趋向，一种扩展的趋向，即打通近、现、当代文学，在较长的时段里考察文学发展的历史状况。
无论是拐弯、折返或扩展，现在都只能说是刚开个头。前景开阔却也引出了一系列有待探讨的问题。这里我只能举一个例子来谈谈。自从把《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编纂付诸实施，注意到了百年文学的多民族性（重视记述少数民族的文学）、多地区性（包含台港澳文学）、多品种性（雅俗文学一齐入史），便感到待开发的领域真多，要深入绝不轻松。我甚至产生这样的疑问：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编了200 多部各类型的现代文学史著，我们已经把中国现代文学或20世纪中国文学的面目描述清楚了吗？它的面目真的就像这200多部里写的这种样子吗？
首先，为什么现代文学史里不记“五四”后的旧体诗词、戏曲等传统形式的变化发展和成就？现在可以不必来争论这些旧形式的作品可否入史，现在更重要的是要回答：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交替究竟取了什么形式？是“一刀切”，即古典文学时期结束后，便是白话文学的一统天下了；还是“交叉式”，即旧体文学退出主流地位后，并不立即消亡，还有一个“惯性滑行”阶段，在这个阶段，新旧两种形式并存、交叉，此消彼长。文学革命或文化革命，不同于政治制度的变革，可以用打碎旧政权机器，消灭旧势力的方式。文化领域只对一些迷信、伪科学用消灭的方式而大部分文化的变革不能用消灭的方式，因为旧文化中含有人类创造的优秀精神成果，它有很强的延续性、继承性，不能简单地抛弃，只能用扬弃的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旧文化中的精华汲取、包容、融化到新文化之中，才能说是文化革命的成功。不论“五四”新文学家们口头上怎样高喊打倒旧文学，实际上他们也是取了吸取、包容、融化旧文学精华的路子，来创造新文学的。这个过程因为历史的曲折，至今不能说最终完成了。就诗而言，这就造成这样的局面：一方面是白话新诗成了主流，但新诗艺术仍在探索过程中，其影响力尚有限，使新诗不能完全取代旧诗词。另一方面一些有古代文化修养者，便继续使用旧诗词形式，创作了不少好作品。不承认这种创造，不让它入史，正是“五四”文学革命中形而上学、绝对化思想的继续。就戏曲而言，被钱玄同批得一钱不值的这一品种，同样在继续发展。它在文学方面，一是改编、新编传统的戏曲题材和剧目，一是用戏曲形式表现现代生活，创作“现代戏”。显然，这种变革也不是要消灭、抛弃旧形式，而是保留其尚有生命力的部分，从表现现代生活，满足现代人审美需求出发，加以改造，包括融进可用的外来形式，使转化为一种既与传统形式保持联系，又已经不是旧形式的新品种。这种革命不妨称为“转型”。现代文学史不记载这些变革的过程和成果，又怎能如实反映文化变革的情状和规律，真实反映历史的更迭？“一刀切”既不符合历史实际，迷信这种直线的、僵硬的历史发展模式，造成青年思想简单、僵化，其害甚大，可谓殷鉴不远，在“文革”之世！
和戏曲一样，本世纪初在城市里繁荣起来的通俗小说（如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也受到“五四”新文学家们的猛烈抨击，长期被排除出现代文学史。现在的问题也已经不是文学史里可否让雅俗文学“双翼齐飞”了，现在要问的是，历史真如我们写的那样单纯、划一吗？所谓通俗小说（或“旧派小说”）其实就是本世纪初中国社会加速城市化中兴盛起来的市民文学，这是最能反映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文学。分析它的成就和缺陷，分析它与中国市民阶层的关系，描述它的命运、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曲折遭遇，并探究其因，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由于市民文学的发展贯串于20世纪的整个一百年中，有自己独立的、鲜明的线索，如何确定其在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怎样处理它与启蒙文学、革命文学的关系，也是个有待研究的大课题。
还有对现代多民族文学的记载，现在还只能用“大拼盘”式，好像各民族文学处于一种互相冷漠、互不相关的并列关系。尚未能把它们之间或紧或松地互相纠缠和互相渗透融合的状态写出来。虽然早已有人认识到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的难分难解的“拉拉扯扯”的关系，只因缺乏深入研究，现在尚不能在文学史里充分描画各民族文学自然地汇于一体的情状。这的确不易，因为各民族文学发展程度差异很大。在本世纪文学中，既有已具有现代形态、正在“走向世界文学”的新分子，又有仍靠口耳相传或基本属于古代形态的因素。这正是本世纪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表现，是我们的重要国情，把现代文学史写得那么单纯、划一，有背实情。我们绝不抹杀“五四”文学革命划时代的意义，但也要写出“五四”后既有北京、上海等地掀起的启蒙文学热潮，又有非中心地区和边远地区仍保守、沉寂的文化状态，这才是真实的中国，这才是真实的中国文学。
以上认识如能成立，那就说明写了200 多部还没有把“五四”后新旧文学交替的真实历史情状，把现代文学的复杂的、多成份的、不平衡的历史面貌写出来。现代文学史真该重写，而且要把这些多种多样的成分融会贯通起来，形成一个互斥互吸的大系统，还真要有理论上的大气魄，善于运筹调度的大手笔。这有相当的难度，首先需要更新观念。要改变文学史等于作家作品史的观念。作家作品无疑是文学史的主要内容，但文学史还要反映一个时代文学的全貌。要改变唯中心的观念。文化中心的动态是研究的重点；但也要研究非中心，才能看清中心掀起的风暴的实际影响和效应，两相照应，才能写出历史的真貌。要改变“成为王败为寇”的观念。要写好历史的主流，写好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主导力量；但又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做出自己的评价，不能只依据主流派的观点来写史。要改变历史“清一色”的观念。凡把历史写成单纯的“清一色”，写成只有一种运动模式，这样的历史其真实可靠性应该怀疑。要绝对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如实写出其复杂性、多成份和差异性。这许多观念的更新又有赖于思维方式的进一步转变，从绝对而相对，从单向而多向，从一维而多维，从分析方法而系统方法。这才可能把对现代文学的认识，把现代文学史或20世纪文学史的编纂，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再说一句，本文仅仅是举了一个例子，若论整个学科的发展，问题当不止这些。所以在这河流的拐弯道上，自不免有一种任重道远的感慨。我们的学科毕竟还年轻，道路又很曲折，真正的发展只能说还在改革开放后这20年。为了抢回失去的时间，大家日夜兼程地赶路，缺少学术研究所需要的日积月累，梳捋推敲，深思熟虑的功夫。20年来成果数量虽多，但品流不一而少精品。特别要指出，对拨乱反正的深刻性还是认识不足。拨乱反正有两个层次，表层的是推倒“四人帮”对新文学的诬蔑，这比较容易。深层的是清除我们自己血液里所受影响的毒素，这比较困难，因为涉及世界观，且由来已久。早在1954年批判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不是导向加强求证，反而助长了无须求证的风气，为学术研究的主观随意性开闸。1958年在“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将许多前人的学术建树斥为资产阶级“伪科学”，主张不需要深厚的学养和起码的积累，只要敢于“解放思想”、“打破常规”，就能迅速出成果，实现学术的“大跃进”。所谓“解放思想”，实为放纵主观随意性；所要打破的“常规”，则本是人们在长期科研实践中总结的，为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以求得可靠科学结论的途径和方法，也就是学术规范。在本来就重理论轻史实，重见解轻证明的特定历史氛围中，经过一次次这样的“运动”，更增加了思想的混乱，主观随意性被披上了一件“革命精神”的外衣，流毒很广。这为后来“文革”中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登峰造极准备了条件。可见拨乱的“乱”，有久远的历史，且程度不同地深入到我们的肌体中。而反正，是要反回到辩证唯物主义。这都是相当艰难的。在拨乱反正尚未达到一定的深度时，急遽变化的中国社会又开始了经济的转型。在巨大商潮的冲击下，急功近利的浮躁之风强劲地袭来，于是板凳不坐一回冷，文章敢写整篇空，出现了学术“泡沫化”现象。此时，无论引进的西方二战后流行的学术流派，还是土生土长的国内时兴学说，其要旨均在提倡主观性或主体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时尚喜炫新斗奇，极端的例子虽属个别，但造成学风虚浮则有普遍性。我们的学科处于学术阵地的脆弱部位，容易受影响。所以虽然成果丰硕，其中也凝结着同行们的智慧和辛苦，却往往不完美，不完善，恰似煮了一锅夹生饭。
因此，我认为清除主观随意性，端正学风，提倡遵循学术规范，是当前我们学科求发展，并为顺利完成历史使命，所首先要强调的问题。可能会有一番思想斗争。今后，要把注意力和工作重心转到求质量上，戒急戒躁，沉稳些，坚韧些，去开创新世纪学科发展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