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大武》乐章演变新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周论文,乐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1)05-0081-04
一、从《左传》楚子语看《大武》之首章
《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曰：
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1](P634)
楚子这段话的逻辑线索是：“武王克商，作颂……又作《武》……其三曰……其六曰……”先总言作颂，意指以下各诗均为颂诗，不言首章，也不言篇名，读者从所引诗句自可得篇名；次言篇名，不言颂，也不言次章，因为《武》处于次章的位置于叙述中自可见；后文则只言章次“其三”、“其六”，不言篇名。这段话在叙述上行文错举，前后照应，这是《左传》叙事语言的一贯风格。
“其卒章曰”，指《武》一诗的卒章，非指《大武》的卒章。楚子言《时迈》、《赉》、《桓》三诗均引其诗句，《武》虽直接说出篇名，也需引诗句以与整体保持一致。《武》的最后一句为何称“卒章”呢？原来，上古时期称乐曲结束为一章。后来又有所引申，诗歌的结束也可称一章。《左传》中的“卒章”都是指一首诗结束之章节，如《左传·昭公二年》云“季武子赋《绵》之卒章”、“武子赋《节》之卒章”等。楚子显然把“耆定尔功”看作《武》一诗的卒章。“其卒章曰”与下文“其三曰”、“其六曰”无关：“其三”、“其六”是针对《时迈》是其一、《武》是其二而言的，不过“其一”、“其二”因行文错举并未出现，但它们是隐含在字里行间的。如果《时迈》不是《大武》之“其一”，那么后文的“其三”、“其六”便没有了着落。如果“其卒章”指的是《大武》的卒章，那么楚子这段话在表述上可谓语无伦次了。
其实，楚子语之意古人早已有论说。孔颖达《左传正义》：“《传》言‘克商作颂’者，包下三篇，皆述武王之事。既作《时迈》，又作《武》篇也。颂皆一章，言‘其卒章’者，谓终章之句也。”[1](P635)可见，楚子语中，武王克商所作颂诗的篇目明确无疑。前贤因误解“又作《武》”为“又作《大武》”，误解“其卒章曰”为“《大武》的卒章曰”，从而导致对《大武》首章及篇次的理解人各一词，莫衷一是。并因误解楚子语而把《时迈》一诗排除在《大武》之外，于是对《大武》首章只能旁求别解，不惜迂曲求说，如有“卒章”是“首章”之误说[2](P1043)，有“卒章”是“次章”之误说[3](P126)等。只要理清《左传》楚子语的逻辑顺序，这些曲说便不攻自破。
二、《大武》六诗作时考辨
《大武》首章是《时迈》，其余五诗为《武》、《赉》、《般》、《酌》、《桓》，前贤考论不误。兹对六诗作时及配用于《大武》的次序考辨如下：
《毛诗序》：“《时迈》，巡守告祭柴望也。”《孔疏》：“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诸侯，至于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为柴望之礼。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尚书·武成》记武王克商后，“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庙，邦甸、侯、卫骏奔走，执豆笾。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竹书纪年》：“武王十五年，初狩方岳，诰于沫邑。”[4](P243)这些记载均暗示了《时迈》的创作背景，且与诗义相符。《大武》首章表现武王克商“始而北出”，后世用《时迈》配合《大武》首章，是取其“薄言震之，莫不震叠”等内容以象征始出观兵而震慑天下之含义。
《武》颂武王继承文王之业，胜殷而建立大功，主题明确。《逸周书·世俘解》记武王克殷后之甲寅日举行献俘祭典时，即有“籥人奏《武》”之事。此时所奏即此诗，故《武》必是武王克商后即作。据王国维、郭沫若、于省吾、杨宽等考证，周初的文、武、成、康均为生称，死后因以为谥。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武》实周公作之于武王之世。诗言‘於皇武王’者，象功颂德之词，非谥也。”[2](P1089)《大武》六诗中凡直称“武王”者均如是。《武》直接歌颂武王“胜殷遏刘”之功，《大武》乐章就是在此诗基础上增益、修订而成。《武》在后世作为《大武》第二章，表现“再成而灭商”的内容，它是《大武》的核心和主题之所在。
周之大封诸侯，必在武王时。特别是“时周之命”一语，意谓凡今之事皆周之命，非复商之命矣，并要求诸侯寻绎而思之，这符合武王克商后，天下听命于周的时事背景，是诗篇所要强调的重点。诗曰“文王既勤止，我应受之”，此“我”应指武王。陈奂《诗毛氏传疏》：“‘我’，我武王也。‘我应受之’与《武》‘嗣武受之’句义相同。”[5](P1214)则诗必作于武王时。《竹书纪年》：“武王十三年，遂大封诸侯。”[4](P242)此即《赉》创作之时事背景。因诗有“我徂维求定”等语，故后世用之以表现“三成而南”的《大武》第三章。
武王巡守已有《时迈》，则《般》应是成王巡守之诗。《竹书纪年》：“成王十九年，王巡狩侯、甸，召康公从。”[4](P246)《般》诗创作背景即此可见。《白虎通义·封禅》篇：“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诗》云：‘於皇明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泰山也。又曰：‘堕山乔岳，允犹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来归也。”[6](P268)此以《般》为周太平封禅之诗。《史记·封禅书》：“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纣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爰周德之洽维成王，成王之封禅则近之矣。”[7](P1120)则太平封禅乃成王事。巡守、封禅实为一事。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时迈》作于武王时，鲁说已详之。此诗为成王巡狩而作，鲁说不误，而说者犹以为武王，斯亦傎矣。”[8](P1059)《般》在后世被配用于《大武》第四章，用以象征周初治理南国之事。
《酌》“於铄王师”，指武王伐纣之师，则“我龙受之”应指成王或周公，诗作于成王时。《竹书纪年》：“成王九年春正月，有事于太庙，初用《勺》。”[4](P245)《勺》即《酌》，“初用”实即始作。《汉书·礼乐志》、《白虎通义》皆谓《酌》作于成王时。《酌》末三句大意是：武王能继嗣文王而建立大功，实依赖汝“公”和“师”的功劳。因诗以颂“公”和“师”结尾，故在后世被用为表现周公、召公分职而治的《大武》第五章。
《桓》诗末曰：“绥万邦，屡丰年。”《左传·僖公十九年》：“周饥，克殷而年丰。”《竹书纪年》：“武王十三年，秋，大有年。”[4](P242)史载正与《桓》诗相符，知《桓》作于武王时。《桓》以歌颂武王为主题，又有欢庆的气氛，故在后世被用为《大武》第六章，表现“复缀以崇”的欢庆结局。
《大武》六诗中，作于武王时的四诗皆出现了武王，以颂武王为中心：《时迈》“允王维后”、“允王保之”，皆指武王；《武》“於皇武王”、“嗣武受之”；《赉》“文王既勤止，我应受之”、“我徂维求定”，亦指武王；《桓》“桓桓武王”。这四诗正是武王时诗人歌颂武王成功之作。而《般》却未直接或间接地出现武王，也没有颂武王的意思。《酌》由颂“王师”转向颂周公等。《般》、《酌》与其他四诗的这种不同说明它们当作于成王时期，与其他四诗是异代之作。这一结论也为下文的考论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大武》乐章演变考论
先秦古籍中凡言及《大武》皆曰“舞《大武》”，那么《大武》有诗相配吗？答案是肯定的。《左传·襄公十六年》：“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可见有舞即有诗。此虽春秋时事，西周应亦如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孔颖达《正义》曰：“乐之为乐，有歌有舞。歌则咏其辞而以声播之，舞则动其容而以曲随之。唯言舞者，乐以舞为主。”上古时，诗乐舞一体，而以舞为重，故古人立言亦往往重“舞”。《周颂·维清·序》云“奏《象》舞也”。《象》舞怎么可以奏呢？可见“奏《象》舞”就是奏《象》乐并舞《象》舞。古籍所言“舞《大武》”，其实就包含了奏《大武》乐。
从《左传》、《礼记》看，春秋时人必把《时迈》至《桓》六诗视为固定的一组诗，且已有从“其一”到“其六”的固定编排顺序。若当时没有这种顺序，楚子只是随意引诗以明理，则“其六”显然应该说成“其四”。《时迈》为其一，《武》为其二，《赉》为其三，《桓》为其六，左氏所言的这种顺序的依据是什么？这在今人只能理解为：是按照这几首诗被配用于《大武》乐章的顺序为依据的。孔子所言“六成”、郑玄注“六奏”正与楚子语“其六”相符，说明《大武》确有六章。楚子语引诗为何不言“其四”、“其五”呢？因为其先言“武王克商，作《颂》曰”，作为下引诸诗的总前提，则下引诸诗只能是武王克商后所作颂诗。而《大武》第四、五章《般》、《酌》二诗是成王时作，故楚庄王只能对其略而不言。
孔颖达《礼记正义》引皇氏语：“武王伐纣，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欢乐歌舞以待旦。”武王伐纣当夜士卒于商郊之歌舞，并非后世所传之《大武》。因为这种即兴的歌舞，没有舞前的创作和演练，随意发挥，兴到即止，显然是无法传下来的。故只有事后追颂、模仿而特意创作的纪念性歌舞才有可能传之后世。
《竹书纪年》：“武王十二年，作《大武》乐。”[4](P242)此武王十二年即武王克商之年，以文王受命之年为元年而立言。《吕氏春秋·古乐》：“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为作《大武》。”[9](P132)以上两记武王克商之年即命周公所作之《大武》，并非后来作为有周一代之乐的《大武》，因为据前引《礼记·乐记》，《大武》有象征治理南国和周、召分治的内容。而武王克商后在位时间短，未及治理南国，且克商后短时间内创作大型乐舞的可能性也不大；至于周、召分职而治，《史记·鲁世家》：“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崔述《读风偶识》：“周公、召公皆至武王之世始显，至成王之世始分陕而治。”[10](P108)可知是成王时事。但武王克商后命周公所作、被后人称为“大武”者，应即后来象征周一代之乐的《大武》的雏形，这就是《周颂·武》。所以，《逸周书·世俘解》记武王克商后举行献俘祭祀仪式时，即有“籥人奏《武》”之事，陈逢衡注：“《武》，《大武》乐，此时所奏只《大武》一成之歌。”[11](P454)这也与《庄子·天下》篇“武王、周公作《武》”相合。故《毛诗序》亦直言：“《武》，奏《大武》也。”《毛诗序》正是从源头上揭示《武》一诗创作的本义。
武王时的“大武”只有一成，即《武》。《时迈》、《赉》、《桓》并未包含在《大武》内，因为这四诗并非同时、同事而作，而据《竹书纪年》及《吕氏春秋》，武王克商之年即命周公作“大武”。所以，唯一的结论只能是：《武》就是武王时的“大武”。因为《武》在创作之初是单独表演的，又是后世《大武》乐章的雏形和核心，它本来就是原创的“大武”，故后人有时仍称之为“大武”。然武王克商后庆成功而作之《大武》，必不同于后来天下太平制礼作乐而作的象征有周一代之乐的《大武》。故宋人卫湜《礼记集说》引马氏曰：“武王始得天下而作《大武》，所以象其功之成，至于周公六年朝诸侯而始制礼也。然周公制礼之时又曰作乐者，缘其颂声而广之耳。”[12](P321)
《史记·周本纪》谓周公“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周初周公制礼作乐，对一系列礼乐制度加以创制改作，史有明文，乃史学界所公认。《大武》是周代最重要的乐舞，周公制礼作乐对之加以修订，当属应有之事。王国维《观堂集林·说〈勺〉舞〈象〉舞》、马银琴《两周诗史》均认为周公制礼作乐曾重修《大武》。但成王时的增修并非《大武》乐章的定型，而是只包括《时迈》、《武》、《赉》、《桓》四诗的《大武》。这四首诗集中歌颂武王克商，有始出观兵、克商、凯旋、欢呼庆贺而归功于天子，自成一完整的体系，且主题集中明确。所以《酌·毛序》曰：“告成《大武》也。”显然在《酌》篇创作之成王时，《酌》不属于《大武》，此时所告成之《大武》仅是把作于武王时的四首乐舞合并奏之而已。
周公制礼作乐，把《大武》由一成增益为四成，四成的内容及顺序是按照武王克商的历史事实为依据的。《国语·周语下》伶州鸠曰：“(武)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以夷则之上宫毕，当辰。辰在戌上，故长夷则之上宫，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则也。王以黄钟之下宫，布戎于牧之野，故谓之厉，所以厉六师也。以太蔟之下宫，布令于商，昭显文德，底纣之多罪，故谓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内，以无射之上宫，布宪施舍于百姓，故谓之嬴乱，所以优柔容民也。”[13](P418)此记武王克商前后所奏之乐，有夷则之《羽》，黄钟之《厉》，太蔟之《宣》，无射之《赢》。《羽》以象征上天羽翼周之民众，《厉》以激励六师，《宣》以宣三王之德，《赢》以安抚民众。这四乐正与《时迈》、《武》、《赉》、《桓》四诗相对应，亦与《左传》楚子语相印证。可见武王克商后所奏之乐，绝不关涉《酌》和《般》。
那么，包含《酌》和《般》的六成《大武》始于何时？
《竹书纪年》记载：“康王三年，定乐歌。”[4](P248)马银琴据此认为，康王三年定乐歌活动是《诗》文本的第一次结集[14]。成王时代诗歌创作量的积累，为康王时定乐歌提供了必备条件。但康王三年定乐歌并不仅仅是把已创作的诗歌结集成册，它应当亦是继周公之后的又一次改制礼乐活动，并为现有乐歌确定仪式功用，以为后世法。至此，武王时创作的《时迈》、《武》、《赉》、《桓》与成王时创作的《酌》、《般》，全部被配用于《大武》。也就是说，在康王三年的定乐歌活动中，对创始于武王、修订于成王周公时的《大武》加以再次修订。在成王时四章《大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象征周公、成王整治南国与周公、召公分职而治的两成内容，至此才产生了《礼记》所言的包含六成的《大武》。这正符合《白虎通义·礼乐》篇所言：“武王之乐曰《象》，周公之乐曰《酌》，合曰《大武》。”[6](P203)
本文所论周初增修《大武》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礼记·乐记》：“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郑玄注：“言其有损益也。”《孔疏》：“礼乐之迹，损益有殊，随时而改，故云不相袭也。”郑玄又于《乐记》另处注曰：“《咸池》，黄帝所作乐名也，尧增修而用之。”成、康时对《大武》增修，性质正与此相同。《墨子·三辩》：“汤放桀于大水，环天下自立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濩》。”可见《濩》亦是因袭先王之乐和自作乐两者结合的产物。《吕氏春秋·古乐》：“帝舜乃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修”即是一种损益、修订的活动。由此可知，古籍中记载的西周前代乐舞可能均非一时一事所定，它们都可能经历过异代的增修，只因年代久远，史料缺失，无从考实而已。《礼乐志》曰：“王者未作乐之时，因先王之乐以教化百姓，说乐其俗，然后改作，以章功德。昔黄帝作《咸池》，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汤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可知上古时增修前代乐舞以为己用是历代相延的事实。西周《大武》乐章的演变、损益，与上古时期其他礼仪典章制度的发展演变情况是相同的。若以静止的眼光看待《大武》，只会陷入纠缠不清的困惑和谜团。
再从另一角度考察，把《大武》六诗与《乐记》孔子所言《大武》六成之象征义逐一加以对照，便会发现，只有《武》一诗与“再成而灭商”的象征义完全吻合，其他五诗与其象征义均不甚吻合。这从另一面有力地证明，《大武》在其创作之初只有核心内容《武》，其余五诗是后世借已有之诗以增益的结果。这五诗当初并非为《大武》而作，只是后世取其近似而用之而已，故诗义与配用于《大武》后的象征义必然会不相吻合。这种用诗方法，实际上已开春秋时用诗断章取义的先河。
古人用诗，只取其某一点含义以用于某种象征意义，而与诗篇原义无涉。这与其时重舞不重诗的背景有关，因此，诗篇可以取其近似而用之。清人范家相《诗沈》：“歌诗与作诗之意判然不合，有不可强通者。乐之用施之于朝廷，亦通之于邦国，其辨在音容之隆杀，器数之等威，而不在于文辞章曲之异同。故其义苟可通则通用之，而不为紊。不必泥于作诗之本意。”[15](P186)《时迈》等五诗被配用于《大武》，既符合古乐发展演变的实情，亦符合古人用诗之例。
综上所论，西周《大武》乐章在周初经过两次增益、修订。《大武》中除《武》之外的其余五诗，其初并非为《大武》而作，它们是在后世被配用于《大武》的。具体说来：武王时的《大武》只有一成，所配用之诗即《武》。成王时的《大武》有四成，所配用之诗是创作于武王时的《时迈》、《武》、《赉》、《桓》。康王时的《大武》共六成，在成王时四成的基础上，增加了创作于成王时的《般》、《酌》，分别象征周初整治南国和周公、召公分职而治，这是《大武》乐章的最后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