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心不足和信仰危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深层次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深层次论文,社会稳定论文,信心论文,危机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我国社会稳定状况跟踪分析与对策研究”课题组在对1997年以来的调查资料、国际国内有关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目前我国社会稳定状况提出了基本的判断，认为信心不足和信仰危机是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深层次因素之一。如果说，失业和下岗问题是目前从体制方面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的话，那么，信心不足和信仰危机是在心态方面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而恰恰在这方面，我们长期以来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一、基本结论
在微观和个体层面上，我国居民被就业、个人和家庭收入、社会保障等因素困扰，缺乏安全感，在宏观环境和群体层面上，我国居民被国家发展中面对的，短期内难以走出的瓶颈所困扰，信心不足；信心不足是我国居民普遍的心理特征；信心不足不仅源于居民面对的经济生活状况，也源于缺乏信仰教育和培养；我国目前的社会稳定是建立在一个多种不稳定因素并存并相互牵制的结构之上；任何突发性事件都可能引发全面的社会危机。
就业和下岗问题固然是当前社会发展中影响全局的问题，但是这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稳定，取决于居民的信心和信仰。我们必须把对社会稳定的关心同时放在制度性因素和心态性因素两个层面上。忽视居民的信心和信仰会引发重大社会危机。
二、主要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居民对于他们自身利益满足预期的信心不足。解决生存问题依然是我国居民生活中关心的核心问题。目前与我国居民切身利益直接有关的问题主要是自身利益的满足，这些自身利益包括个人和家庭收入状况、就业状况和社会保障状况；其次是他们周围社会生活环境的改善——既包括自身利益，也包括环境社会经济环境，还包括环境的污染程度；所谓宏观环境主要指目前的改革和经济发展——国有企业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和经济发展——包括物价变动情况和通货膨胀情况。调查研究表明，我国居民最为关心的问题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满足(26.2%)，其次为社会生活环境的改善(25.2%)，再次为国家政治经济改革的成败(23.3%)。我国居民对于自身政治权利的满足(3.4%)和生活娱乐的满足(3.1%)的要求还不高。与生存问题相联系的，在微观和个体层面上就我们所说的个人和家庭收入、社会保障状况以及就业问题；在宏观和群体层面上就是国家政治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状况和前景。
对于居民信心影响较大的因素主要有就业状况(R=-.264)、个人收入(R=-.177)、和家庭收入(R=-.252)，家庭收入的影响比个人收入影响要大。与个人收入、就业状况和家庭收入比较，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状况也对居民的态度产生一定影响，但比较弱。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比医疗保险更重要。在各种保险中，失业保险最为重要。在各类因素中，就业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家庭收入次之。对于社会稳定状况的评价，就业状况、个人收入状况、家庭收入状况、养老保险状况、失业保险状况、医疗保险状况都产生影响，他们的重要程度可以排序为：失业保险、就业、家庭收入、个人收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所有这些，都被我们视为与研究对象自身利益有关的制度性因素。
当前，我国社会将和几乎所有后发国家一样面临一个共同的难题：在工业化中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进入改革和发展的攻坚阶段，在资源短缺和人口规模巨大双重约束下，居民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进一步扩张，体制又缺乏必要的安排，经济和社会动荡的风险进一步加大。毫无疑问，“九五”我国稳定的社会环境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不断增长，居民需求的不断扩张，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会不断显现，各种不确定因素与体制缺乏安排和资源短缺而交织在一起，相互牵制。
在这种条件下，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会受到经济增长的制约，将呈现平稳增长的态势。农民收入增长将更加困难。国内农产品市场将面临来自国际市场的强烈冲击；以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素质的现状，在城镇就业形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农民依靠非农产业增收的前景也不容乐观，农民收入地区间差别会更加突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难度加大。城镇居民收入保持平稳增长，但收入分配关系将发生新的调整。所有制比例关系的变动以及知识经济的发展，将逐步动摇传统的劳动就业和分配关系，个人收入分配将向富有智力或资本的人群倾斜。由于城镇劳动力就业供需矛盾更加尖锐，因失业等原因造成的城镇低收入人群将有所增加。所有这些都对居民信心产生影响。事实上，内需扩大的阻力之一就是居民的消费信心不足。
就业状况对于居民的社会态度和社会心态影响比较大，下岗和失业会引起居民的不满意和心理的严重不平衡，也会导致他们对于社会形势的消极判断，形成消极情绪。但是，就业状况对于居民采取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选择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下岗职工在心态上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群体，但这并不意味他们会采取冲突方式来解决他们面临的社会问题，不过，一旦社会发生其他事件，就会引发这个群体的骚动。
（二）居民对于社会发展和国家经济发展信心不足。与其他国家比较，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初期必须处理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之后才开始处理的各种问题，在社会资源短缺、政府财力有限、制度框架脆弱、巨大人口压力、巨大就业人口等约束下，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而且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在没有明确手段和对策的情况下，这些发展性瓶颈严重影响居民的信心。任何一个要素显化都可能引发危机。因此，当前我国社会处于一个“不稳定因素多元化和因素之间相互诱发”时期。
调查表明，居民对于社会稳定的判断和对于生活满意状况的判断，都十分有限地乐观。居民对于纷繁复杂的发展性瓶颈的认识是非常清楚的。46.5%的被调查这对于未来我国经济状况表示难以确定，表示很乐观和较乐观的为39.7%，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55.0%的被调查对象表示不置可否，表示很乐观和较乐观的为17.1%，而表示悲观和很悲观的为24.8%，远远高于表示乐观和较乐观的。对于惩治腐败，46.7%的人表示不置可否，12.3%的人表示很乐观和较乐观，表示悲观的却是37.8%。对于社会风气，不置可否的为42.6%，很乐观和较乐观的为11.5%，而表示悲观的为43%，等等。
与对于未来缺乏信心联系在一起的问题是居民对于政府工作的力度也缺乏信心，调查说明，在解决失业问题上，52.8%的人认为政府在这方的工作不显著或较不显著，另有21.5%的人不置可否，认为显著或较显著的占21.4%，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也基本如此。
（三）官员腐败的最大危害是它影响了广大居民对于党和政府的信仰，信仰危机也是目前居民的心理特征之一。认为官员腐败是影响社会稳定的第一因素表明居民对于政府和官员缺乏信心。官员腐败、失业下岗人数增加、收入差距拉大、社会治安恶化和党的基层组织软弱无力成为居民心目中影响社会稳定的五个基本问题。对于惩治腐败，44.5%的人认为不显著和较不显著（肯定的占31.9%）。干部作风不正和收入分配不合理以及自己的主人翁地位下降是居民们最为不满意的问题。干部作风不正和收入分配不合理是历次调查中居民反映最突出的问题，主人翁地位的下降是与这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的。部分官员腐败导致居民对党和政府缺乏信心的更深层次的结果是：公众对于原来信仰的共产主义失去信心，形成心理和道德空白。没有信心和缺乏信仰，使得我们在面对高速经济发展和众多制度性矛盾的时候，缺乏足够的社会资本匹配。
（四）在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和居民对于社会保障体制缺乏信心的情况下，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对于社会稳定会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庞大的人口基数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目前平均每年净增人口仍然在1200万以上，一些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人口增长还比较快，人口素质较低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老龄化社会特征开始出现。抚养系数提高，为老年人提供社会服务的要求明显增强。根据张翼的研究：“1997年，65岁以上的人口所占比重达到36.6%——已经逼近了老年社会线。另据1998年《我国人口统计年鉴》中部分数据推算，我国65岁以上人口，已经在总人口中占据37%左右的比重。所以说我国已经进入了老年社会。目前广东、山东、福建、浙江、辽宁、北京、上海、天津等省市已经大大超过了7%。据预测，到2000年时，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占总人口的10%。届时，紧紧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占世界60岁以上人口总数的21%”。老年劳动力的比重在“十五”期间将逐年上升，从2001年的16.9%上升到2005年的17.3%。这一部分人口中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仍会继续寻找就业机会。
老龄化的直接结果之一是社会抚养系数加大，在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和居民对于社会保障体制缺乏信心的情况下，一些老年人会试图通过非人间的力量来安慰自己，例如参加一些封建迷信活动。目前一些封建迷信活动盛行一方面与信仰危机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有关。
（五）、地区性差异是社会形势中必须特别注意的问题。北京和武汉是两个比较敏感的地区，居民态度较其他地区消极，值得引起注意。应当划分社会形势的重点地区和重点问题，区别对待，对于重点地区要严密监视。应当划分社会形势的重点地区和重点问题，区别对待，对于重点地区要严密监视。北京市市民政治意识浓厚，是历次运动的发源地，同时，北京又是共和国的首都，北京的动向对于全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目前要特别给予关注。1997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我国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在某些领域，例如在城市人口中，出现一定程度的不平等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但有迹象表明，有些收入不平等现象发展过快，已经超过限度，变得不再可取”。收入不平等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样的不平等，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阶层所引起的反响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对于不平等的认识取决于人们的文化和背景，以及历史传统。
（六）、工人、知识群体和个体经营者是目前社会中最容易冲动的社会群体。调查表明，工人(47.7%)、学生(50.0%)、科研人员(46.8%)、个体(46.5%)、外资、合资企业人员(50.0%)、文体工作人员(58.3%)、无业人员(79.3%)以及社会其他人员(46.4%)对于目前生活状况表示不满意的人员比例较高。根据我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社会结构转型课题组的研究报告，“在改革进行了几十年之后，知识阶层突然发现，随着改革的进展，自己的相对贫困化日益严重，有的甚至陷入绝对贫困化之中。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除了下海经商从而也不再属于知识分子的那部分人之外，知识分子已经由过去的高收入阶层，变成今天的低收入阶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知识分子也是一个在改革过程中遭受利益损失的阶层。同时，随着市场化的进程，‘金钱崇拜’铺天盖地而来，知识阶层历来被奉为神圣的知识在一夜之间大贬值，甚至受到轻蔑和数落。在这种情况下，从90年代开始，只是阶层对于改革态度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这个解释可能能够说明为什么知识阶层对于现状不满意。对于工人态度，我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社会结构转型课题组的研究报告是这样解释的：“从绝对生活水平看绝大多数人都有上升。但如果从相对的角度看，则有相当一批人生活上遇到困难。目前最突出的是农民和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职工”。个体户“在一大批涉及国计民生的经济生活领域中，市场准予方面的限制使他们不得其门而入；而当国家采取紧缩政策时，他们也和平民一样饱受经济萧条之苦，并且随时有可能被抛入社会底层”。
三、政策建议
第一，信心不足和信仰危机是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最基本因素。
第二，鉴于目前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众多，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也非常多，要加强对于各种因素的分析与监测，防患于未然。
第三，对于重点地区和重点的产业部门进行重点监测，提出专门的对策与方案。
第四，及时了解工人、知识分子和个体经营者的态度变化。
第五，考虑把“社会资本”和“社会保护”纳入“十五”规划，建立与环境资源核算类似的“社会资本”核算体系，并逐步把其纳入国民经济体系。要强化社会资本的意义。社会资本是指那些可能促进社会互动质量和数量的体制、规范和人际关系。实践证明，社会资本对于一个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稳定都是非常关键的因素，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居民的道德需求、公理需求，并加以正确引导。
第六，要特别关注突发性事件的发生，突发性事件的爆发是威胁“不稳定因素多元化和因素之间相互诱发”社会的关键性因素。90年代以来，由于民族问题、种族问题、体制问题等，许多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潜在风险相继爆发，前苏联由于民族、体制等问题，最终解体而引发一系列社会动荡和倒退。1992年的美国洛杉矶骚乱造成数百亿美元的损失。1995年12月，法国交通工人大罢工引发法国60年来最大的社会危机，一度使巴黎等大城市陷入瘫痪。所有这些历史事件，我们都应当进行研究，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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