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与毛泽东、邓小平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央论文,关系论文,地方论文,江泽民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是我国行政组织体系中纵向划分的两个相互依存的行政层次。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权力分配、功能分划、行为模式等方面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国家统治阶级如何处理国家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中央与地方权益关系的组织基础、制度基础。“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30页。）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都十分重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都作过重要论述，他们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一、毛泽东强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分配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毛泽东的行政管理思想，其内容非常丰富。毛泽东在关于行政组织的建设与管理的论述中，着重分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分配问题。
（一）必须保证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在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在革命和建设中，各族人民、各个地方在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互相支援、共同发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由中央政府实行集中统一领导，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同时，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决定了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其它各项事业的发展必须在保证中央统一领导权力的基础上展开。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产品经济的体制下有必要通过中央政府对全国的人力、财力、物力进行统筹安排、统一调配。因此，毛泽东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30-731页。）并把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为我国一切国家机关实行的根本原则。必须坚持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原则的基本要求。
（二）扩大地方的权力，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29页。）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扩大地方自主权，才能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他认为：“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29页。）针对中央有些部门把过多的事务抓到自己手里，对地方限制得过多过死，忽视地方的特殊情况和特殊条件，应当同地方商量的事也不同地方商量的情况，他还指出：“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31页。）“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30页。）他认为，中央有事只有认真与地方商量，才能广泛听取意见，集中全国的智慧，形成正确的意见，大家同心协力地把事情办好。如果离开了地方上的协助和帮助，不仅中央决策会缺乏科学性，而且工作也很难顺利进行。同时，只有同地方商量，才能使地方明确整体利益，在工作中做到顾全大局，同时中央也能够充分照顾各地方的利益和特殊情况，使各项政策具有全面性和综合平衡性。
二、邓小平提出“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的思想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其丰富的治国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国情，对政府管理中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创造性的阐述，尤其是针对传统行政管理组织和体制的弊端，提出了让地方、企业、人民群众各方面的力量都“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的思想。
（一）合理地进行权力划分，建立民主化的决策体制
在现代社会，行政管理民主化是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率的前提和基础，是政治民主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邓小平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他进一步指出：“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多，民族多，地区之间发展又不平衡，如果中央包揽一切地方行政事务，既管不了，也管不好，客观上要求中央与地方分权。而且，各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中央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不可能照顾到各个地方的特点和实际需要。因此，邓小平强调：“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也要考虑到国内各个不同地区的特点才行。”（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3页。）“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5页。）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合理地进行权力划分，建立民主化的决策体制，才能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二）要维护中央的权威
邓小平分析高度集权体制的弊端，提出要适当给地方和企业分权的思想，但是从来没有否定中央应有必要的权威。恰恰相反，他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强调要维护中央的权威。邓小平指出：“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页。）“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8页。）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要求。从经济基础上讲，不仅在传统的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有必要通过中央政府对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统筹安排、统一调配，即使在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中央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和对其它各项社会发展的统筹规划，对国家的总体发展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上层建筑来讲，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满足全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总体发展上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必须坚持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因此，邓小平指出：“中央必须保证某些集中”（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1页。）。他进一步分析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总结性地指出：“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这几年我们走的路子是对的……。如果不放，经济发展能搞出今天这样一个规模来吗？我们讲中央权威，宏观控制，深化综合改革，都是在这样的新的条件下提出来的。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不能再搬用过去困难时期那些方法了。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8页。）
三、江泽民提出“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权限”
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改革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的问题，作出了一系列的重大部署，采取了一系列的实际步骤，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特别是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既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步伐的体制保证。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回答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许多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鲜内容。其中，关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重要论述，也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出了新贡献。
（一）按照转变政府职能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国际形势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知识经济及经济全球化蓬勃兴起。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我国经济体制和社会发展战略实现了根本性转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既充满无限机遇又带有巨大挑战的全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深刻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丰富经验，在继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立足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和当今时代发展，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适应我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提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2076-2077页。）“改革的目标是要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扩大基层民主，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303页。）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强调发挥两个积极性，意味着中央和地方应该形成合理分权，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该是中央的归中央，该是地方的归地方，中央只应当提出一般的方针政策和大体的规划，具体工作应当交由地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去部署办理。这样，既能够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使中央和地方都有必要的机动，又便于实行相互的监督，中央和地方的权力都会得到增强。江泽民深刻地指出：“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是机构改革的目标，它们是紧密相连的整体，其中转变职能是第一位的。……要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责权限，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搞好总量平衡和综合协调，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进行重点建设，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促进经济和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该下放的权力一定要下放，该加强的职能一定要加强，真正做到微观放开放活，宏观管住管好，这才是转变职能的完整内涵。”（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317页。）
（二）结合政府职能转变，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管理权限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权限，正确处理中央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注：《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深化行政改革的任务核心还是转变政府职能。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入世的背景下，在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和国有资本所有者职能相分离的前提下，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管理权限：
1.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在社会经济管理方面的权限。总的原则是依据全国性和地区性公共产品来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全国性的公共产品由中央负责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由地方负责提供。具体来讲：国防、外交归中央；宏观经济调控权归中央；全国性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归中央。地区性教育培训、医疗福利、公共建设和维护、市场管理、区域规划、治安司法等归地方。
2.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在国有资本管理方面的权限。江泽民的十六大报告在这方面有较大的突破。过去只是笼统地讲“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十六大报告更前进一步，结合国有资产形成的历史情况和国有资产管理的实际需要，明确指出：“在坚持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大型国有企业、基础设施和重要自然资源等，由中央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其他国有资产由地方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中央政府和省、市（地）两级地方政府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注：《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这基本上已经明确了中央和地方分级行使出资人职责的制度，划分了各自在国有资产管理方面的权限。这不仅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上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对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作出了新贡献。
江泽民认为，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关键是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和权限。他深刻地认识到要采用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手段明确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权限，使这种管理权限的划分在一个具有稳定性的制度框架内进行，使中央与地方关系有法可依，变行政分权为法律分权。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都十分重视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对此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他们都强调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服务于实践，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分别创造了一些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了发展和创新。他们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关系上，都强调既不能过于集中，也不能过于分散，要既有利于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也有利于正确调动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两者不可偏废。并提出适应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基本国情，只能采取中央和地方分权管理的方式等思想。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历史使命的不同，他们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认识、分析和解决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产品经济的体制下，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任务，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在革命和建设中，必须强调各族人民、各个地方在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互相帮助、共同发展、权力合理分配，以便更好地为政治革命和阶级斗争服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以发展和开放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为适应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而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江泽民则是从治党治国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在我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为适应中国渐进式的经济转轨战略，为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事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合理规范中央与地方的职责和权限。通过理论创新来推动制度创新和其他各个方面的创新，最终使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能够更好地指导和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三代领导人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论述，实际上体现了党的历史使命不断发展的过程，逐步走过了从解决阶级斗争、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到解决适应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再到解决治党治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问题。他们的理论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既不断继承又不断创新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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