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背景下的自由主义与民主的二律背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自由主义论文,民主论文,背景下论文,二律背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521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06)03-0009-(05)
1999年夏弗拉基米尔·普京到达俄罗斯国家权力顶峰以来，俄罗斯政治表现出了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普京在国内进行了重大的专制主义的权力巩固，与此同时又表现出了超凡的个人魅力，甚至获得了“民主的”声望。尽管普京在实践上表现出一个压制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政治家的形象[1]，但与此直接相应的是，其民众支持率却在上升并维持在很高的水平(70%)。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普京受到俄罗斯民众的欢迎，原因是普京努力塑造一种新的政治认同。这一后苏联时期的政治认同源于沙皇时代的专制主义传统、苏联时期留下的遗产，包括在国外的大国地位和在国内的社会安全遗产。这一认同甚至还源于斯大林时期对于秩序的强调，以及俄罗斯潜意识下的民族共识这样一些方面。[2]总之，普京治下的民粹主义基础已经保留下来，而1990年代初曾经在俄罗斯国内外大肆吹嘘的俄罗斯自由主义的希望已基本消失。对于这一披着俄罗斯外衣的、“不自由的民主”现象，我们将如何进行解释呢？[3]本文首先从哲学与历史的角度考察自由主义与民主的本质关系，其次分析自由主义与民主在俄罗斯的发展与应用，最后回答“不自由的民主”在俄罗斯是否可行的问题。
一、自由主义与民主的本质：普遍的和历史的思考
作为主张人类公民平等的哲学基础，最终也是作为民主政治责任的哲学基础，自由主义是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特有的现象。“自由主义起源于18世纪，并于1914年达到其影响的高潮。从历史上来看，自由主义是与自由的思想相联系的一场政治运动。”[4](P347)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具有影响力的公众运动的出现，它取决于一组特殊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在这些环境不存在或是受到削弱的地方，自由主义的前景就比自由主义源起的心脏地带要黯淡得多，比如英格兰海岛和苏格兰低地以及英国的海外殖民地。自由主义植根于17世纪中叶英国政治中国王与议会之间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由于崭新而又强大的商业利益的兴起，商业资本拥有巨大的物质利益，他们要求独立于国王，要求对经济、法律和政治风险进行合理的、可以预见的计算，因而使自由主义的根基得到了成功的培育。
从历史上看，与18世纪英格兰和苏格兰启蒙运动形成期出现的完全成熟的自由主义相联系的是：(1)作为社会最小单位——个人的公民自由；(2)存在着自由的政治机构，独立于任何特定的个人或政府部门；(3)宗教自由不仅意味着宗教团体的自由，也包括个人的自由；(4)基于私有财产、得到法治保障的自由企业和自由贸易；以及(5)规定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义务关系的契约概念。并非巧合的是，这种自由主义在其广度和影响范围方面的扩展是与英帝国(British power)的扩张相伴而生的。[5]
自由主义的政治与文化影响力达到顶点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也就是温斯顿·丘吉尔担任自由党议员，墨索里尼担任社会党议员的时候。苏联的自由主义者后来认为自由主义的影响力在里根—撒切尔夫人时期达到顶点，然而并非如此。苏联时期在经济领域的自由派和民主派把自由主义看成是解决有60年历史的中央计划经济的一剂良药，只不过是俄罗斯知识阶层出于对西方的某种羡慕而模仿想象中的西方的又一个例子而已，反映了他们与社会大众相脱离的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说，毫无疑问，假如苏联是在1971年而非1991年垮台的，俄罗斯的改革者们会采取凯恩斯的而不是弗里德曼的经济政策，而这仅仅是因为凯恩斯主义在当时是西方世界盛行的经济正统派学说。[6]
事实是，在当今西方世界，公众对古典的自由主义政策和政党的支持非常有限，在英国本身可能只达到1/5的选民，在德国还不到1/10，更不用说在法国了。而在整个后共产主义时期的欧洲，几乎每一个政府在其掌权的四年里，即使是试图奉行温和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都会受到选民的拒绝。即使是在美国，这个被法国知识阶层称之为“安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的邪恶帝国，严格意义上的自由党在共和党和民主党内也只是一股残余势力：民主党主要反对的是商品和服务的自由交换，而共和党在本质上也是反对大多数自由的交换，双方都倾向于政府的管制与调节。因此，甚至在整个西方世界，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斩获都是非常有限的，即使其历史遗产在欧洲和北美的政治制度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记。
因此，不仅从历史的角度，而且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自由主义都先于现代民主。随着民主的进步，自由主义却在退步。从哲学上来说，民主为一个集体中的绝大多数人提供了可以表达其偏好的手段，而自由主义则主要关注的是个人自由产生的、无害他人的偏好，这种偏好可以不受他人的限制，不论是来自国家或是来自民主的绝大多数人的限制。从历史方面来说，民主是在确定无疑的自由主义制度架构，即市场经济、法治和受到制约的国家权力中形成的。
二、在俄罗斯的应用
影响自由主义的这些限定性条件主要是基于西欧和北美的经历。在这些地区，自由、民主的原则和制度以及产生和支撑这些原则和制度的社会集团经历了长时间有机的演进，然而在自由主义的原则与民主的利益相互冲突时，又伴有频繁、激烈的动乱，更别提大众经济与平民政治之间经常表现出自相矛盾的逻辑。因此，即使是在西欧与北美，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形成都是非常复杂，非常艰难的。可想而知，在后共产主义时期的俄罗斯，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形成比西欧与北美更加复杂、更加艰难。从以下几点可以得到证明：
(1)试图在苏联崩溃后的制度和道德废墟之上，通过同时进行的民主化和市场化进程来推进自由主义的原则，其中民主化亦即赋予大众政治权力，而市场化则包括剥夺大众的社会和经济权力；
(2)到1993年秋，俄罗斯社会的大变革引发的紧张状态证明是不可忍受的，而且这种政权的性质以及政府的组成都不是由投票而是由子弹来决定的；
(3)在后共产主义欧洲的其他地方（即波兰、匈牙利、立陶宛），具备更为有利的民主的先决条件，第一个“自由主义的”改革派政府到了1993年已经沦为提倡社会安全高于经济自由的“新共产主义者”。然而，与根纳季·久加诺夫的俄罗斯共产党不同的是，中东欧的“新共产主义者”全都与斯大林主义者的过去断绝了关系，并接受了欧洲的社会民主传统。而在俄罗斯，久加诺夫领导的共产党明显的对苏联的怀旧使得叶利钦能够在1996年将其妖魔化为新斯大林主义者，从而确保了他再次当选。而今天俄罗斯共产党本质上的保守性使其失去了作为治理21世纪俄罗斯的候选人的资格。
(4)与中东欧国家不同的是，从民主和自由主义的理论观点来看，俄罗斯受到两个深层次的，而且极为关键的劣势的严重影响：俄罗斯没有机会被吸收进欧盟或北约。而在中东欧其他国家，欧盟与北约这两个组织在这些国家艰难的转型期都发挥着外部减震器的作用。然而，在俄罗斯的背景下，北约的扩大埋葬了俄罗斯自由主义者的政治前景。[7](PP187-215)
总的来看，俄罗斯在1990年代的经历及其后果，是由于试图移植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但却没有考虑由此带来的制度和社会伴生物所造成的。杰夫里·萨克斯、安德斯·奥斯兰德、伊格尔·盖达尔以及安德列·伊拉里奥诺夫试图将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移植到俄罗斯土壤上，但是俄罗斯90年代的经历却使上述精英所理解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受到怀疑。而且，这一过程也正好与俄罗斯反美主义的发展同时发生。这也是有史以来规模较大的一次反美浪潮。这种反美主义情绪在1999年春北约对塞尔维亚的战争中达到了高潮。因而，俄罗斯反自由主义的反应就集中在了美国身上，从而使得俄罗斯的精英成为其法国精英伙伴在这方面的天然同路人。[8](PP5-31)
尽管俄罗斯自由主义的前景有些令人不安，然而这种反自由主义的情绪与反应对于俄罗斯的民主化前景而言却不关紧要，至少在理论上如此。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比起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自由市场、宗教和民族主义的共识来说，俄罗斯人的观点往往更加接近西欧国家的观点。无论是在斯大林时期、后斯大林时期的几十年里、戈尔巴乔夫时期以及在今天，俄罗斯人的观点往往更加接近西欧国家，即在国家、社会和个人的特定关系问题上达成一种社会民主共识。即使绝大多数的俄罗斯人都认为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以便在国外寻求和平，在国内保障安全，他们也历来都反对恐怖国家；即使大多数俄罗斯人认可政府管理工业经济的作用，他们也反对农业集体化和服务业的国有化；即使大多数俄罗斯人接受对煽动种族、宗教仇恨的新闻进行审查的制度，他们也赞同新闻自由；即使大多数俄罗斯人接受国家作为雇主和最后的社会保护者的角色，他们也认同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也存在社会不公平的观念。[9]较之西欧而言，无疑，这些观点更带有中央集权论者和集体主义者的特点，但是，比起强调变动、竞争作为调节社会紧张状态的手段，并具有自由市场、自由民主传统的美国来说，它更为接近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传统，强调稳定和控制作为调节社会紧张状态的手段。
对此并不令人惊讶。美国市场经济分权历史的形成，要先于现代官僚政治国家的建立。18世纪后期，重商主义传统在英国仍然占据很重要的地位。然而，通过成功地脱离英国，北美13个殖民地从成为独立的州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明显不同的“非加拿大”的发展道路，其特点是，“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高于“和平、秩序和良政”。民主以及在稍低程度上的市场制度先于国家，这与欧洲大陆的情形形成了对比。在欧洲，民主是在与国家以及市场架构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这样一种市场架构中，出于今天我们称之为“国家安全”的原因，国家允许并鼓励发展。而且，20世纪前半期所有欧洲人经历的极端的不安全感使得整个欧洲大陆就以安全，因而也是以稳定为目的。其中，首要的目的是反对法西斯倾向的复活，其结果是带有强烈的干涉主义的福利国家在西欧达成了共识，而这一现象在美国的历史进程和价值观中并没有出现。[10]
因此，美国人和欧洲人对于国家在经济和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往往有着截然相反的观点。在欧洲大陆，国家的主要职能，从国内来看，是按照通常所称的某个“政治阶级”所确立的正确的目的来管理社会。在美国，国家的主要国内职能是防止权力垄断，因为垄断性的权力会阻挠民众的知情权以及自由产生的偏好。在绝大多数美国人的眼里，正是维持了真正竞争的框架条件才使得国家具有了合法性，而这样的一句话却会在欧洲大陆引起人们的退缩。[11](PP235-264)相比之下，在西欧，负责给选民登记注册的是国家；而在美国，个人自身要为确立其投票资格负责。在欧洲，国家可以处理各国GDP的50%以上（在法国，近年来高达54%），相反，在美国却为30%（而且联邦计税基数目前不足美国GDP的 20%）。[12](P72)175年前，托克维尔对美国的私人交往生活密集而重要的网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今天的欧洲社会在慈善、教育和文化这样的领域里仍然没有发挥什么太大的作用，这些领域差不多普遍被视为国家特有和独占的，相反，在美国，私人捐款使得政府在这些领域的支持显得相形见绌。
不言而喻，西欧社会民主共识的前提是支持管理良好的国家，俄罗斯社会发现它很有吸引力。俄罗斯发现，在民主的欧洲依然存在着强大的国家中心主义残余势力，这不仅令人吃惊而且令人羡慕。因而，俄罗斯拒绝接受自由主义，应该有别于俄罗斯社会对于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变体的依恋与支持，有别于俄罗斯国家对于譬如说象丹麦的国家的有效管理范围的羡慕。对于观察者而言，分析上述问题以及俄罗斯社会的悲剧就在于，在俄罗斯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观与俄罗斯作为掠夺性国家的实际运作之间，基本上不存在什么对应的关系。在普京整个任职期间，他一直是油价上涨的受益者，因而普京在俄罗斯还保持着相当广泛的民众支持。尽管如此，这却不能掩盖俄罗斯社会对于政府运作信心的全然崩溃，如同对国家运作信心的崩溃一样。[13]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是一种带有个人魅力、建立在公民投票基础之上的“民主”。在这种民主体制下，国家建立选举制度，将行政权力与大众监督以及制度化责任制分割开来。在这一进程中，国家有能力压制反对力量及其来源。现代意义上真正的民主（相对于亚里斯多德而言）不仅是指绝大多数人与领袖人物之间观点短时间内的一致，例如1936-1939年期间希特勒的德国就完全可以这样说。而更为重要的是，第一，保留有某些自由主义特点的有效的民主制度（如法治），第二，同样也保留有某些自由主义特点的有效的民主价值观（例如对于少数人的宽容），现代意义上真正的民主应在上述两点之间保持一致。
为了使真正的民主得以演进成为可能，自由的传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即使从哲学以及历史上来看，自由主义与民主时常处于相互冲突的状态之中。俄罗斯历史学家史蒂芬·卡特金(Stephen Kotkin)最近写道：
“对于成功的国家建设而言，自由主义比民主更为重要——自由的秩序包括强大的议会，能够控制财政、颁布一系列稳定的法律，还包括具有权威性的司法机构，对议会的法律进行解释和裁决，同时还包括始终如一地执行法律法规的高度专业化的行政部门。而这一切都要考虑到公民组织的影响。换句话说，自由主义不是指摆脱政府，而是指忠实、严格地执行公共管理职权。”[14](PP143-44)也就是说，在法律所确定的限制范围之内，不管这种限制是什么，自由主义意味着有效的政府，甚至不仅仅指民主的政府。
三、俄罗斯不自由的民主是可行的吗？
普京对于自由主义的压制并不一定带来反民主的结果。对于尤科斯事件，俄罗斯一家权威的民调显示，仅仅只有8%的俄罗斯人认为这是对民主的威胁。民调同时显示，超过70%以上的俄罗斯人同意政府对媒体进行审查。普京所违反的仅仅只是建立在西方标准基础上的自由主义。而且，在俄罗斯普遍流行的观点是：整个90年代代表了俄罗斯自由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体制的灾难性的失败，美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俄罗斯不仅在国内承担了极大的灾难，在国外也遭受屈辱（例如北约东扩）。因此，对于美国人来说，同俄罗斯人谈论这些问题差不多是不可能的，反自由主义和反美主义共同存在于当前的俄罗斯政治敏感中：很少有俄罗斯人，实际上没有俄罗斯精英愿意听美国人如同教皇般谈论俄罗斯的未来。[15]
如果美国人难以在美国之外对俄国人谈论自由与民主的标准，至少在美国人心目中要清楚俄罗斯的实际情况：那就是，俄罗斯的自由民主看起来没有什么希望，但是即使如此也不存在很大的问题(hopeless but not serious)。美国人对俄罗斯的民主概念的认知存在相当大的问题。俄罗斯人并不是民主的陌生者，例如俄罗斯社会的极权主义民主。然而对于自由主义，俄罗斯几乎没有任何经验。俄罗斯自由主义的未来看来是一种半权威主义的自由主义，其中，这一半权威主义的自由主义并不必然是不民主的。
目前，俄罗斯政府从油气出口中获利颇丰，然而政府功能以及运作还是非常虚弱。俄罗斯政府在 2005年早些时候的社会补贴革新工作基本失败，给人的印象是俄罗斯政府似乎不能认真地管理国家。同时，俄罗斯政府也给人一种欺骗性的印象，也即，似乎俄罗斯政府执行权力非常强大，实际上非常虚弱。然而，普京成功地把总统的正式权力集中，政府的宪法基础变窄。普京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卫星议会以及司法系统，也使媒体变得驯服，这也意味着与叶利钦时代相比，对行政权力进行制约与平衡的规则与制度更少（实际上根本没有）。俄罗斯社会从组织体制上看也非常虚弱，然而能源租借费用使得政府在90年代摆脱了对金融寡头的依赖，使俄罗斯国内总统行政权力的极大膨胀成为可能。实际上，从经济上看，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呈现出来的不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而是呈现出“总统行政治理下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从目前来看，政府执行权力和物质财富的联合并产生聚变，进一步限制了在经济政治领域制度的透明性与相互竞争。这样，从政治上看，目前在俄罗斯出现的是这样一种体系，它包含着民主与自由主义的形式，但是却缺乏经济、社会与管理的制度，而从历史上看，正是这些制度的实践与价值观使得自由主义与民主成为可能。
对于这一新的、排斥自由主义与民主的世袭综合体，是不是可持续的呢？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世界油价保持在每桶40美元或者以上，对于俄罗斯政府来说就少有动力去反思其发展道路。即使是作为世界上成本最高的石油生产国，当前的全球能源价格还是可以允许俄罗斯政府对关键性的国内选民“大把花钱”(throw money)以赢得选民的支持，甚至彻底地完成车臣战争，而且不需要外来援助偿还外债。然而，如果石油价格猛跌到30美元以下并持续一段时间，那么，能源收入占联邦预算50%以上的俄罗斯政府，其运转将面临严重的危机。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在1986年，石油价格下降到每桶10美元，宣告没有资源戈尔巴乔夫就无法进行改革；另一次是在1998年，能源价格同样下降，导致俄罗斯政府违约以及卢布大幅度贬值。这些不同的结果都涉及社会运动所引发的社会变革，包括通过剥夺大众的公民权利所带来的变化，同时还涉及对财产的重新分配，通过以社会征服国家的方式使政府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社会民主精神和谐一致。然而，俄罗斯社会以前曾经走过同样的道路，而且与 1936-39年经历了内战的西班牙人一样，似乎也决定不要再走同样的道路。两种情形对于俄罗斯的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前景都不利，但对于俄罗斯人为适应变革的社会试验而言，甚至对于其在缺少发展的情形下也开始增长而言，最终或许还有话可说：它胜过似是而非的可能选择。
结论
通过从哲学以及历史的分析，我们知道自由主义与民主时常处于相互冲突的状态之中。即使是在西欧与北美，成熟的自由主义与民主形式也都经历相当艰难与复杂的历程。因此，在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形成比西欧与北美更加复杂、更加艰难，也更加具有自身独有的特点。无论是从经济体制还是从政治体制看，俄罗斯的发展模式远远不是西方所设想的发展道路。90年代以来俄罗斯自由民主的发展也并不是按照西方尤其是美国所希望的模式发展，而是呈现出一种“不自由的民主”的发展模式。普京对自由主义的压制并不一定带来民主的丧失，俄罗斯“不自由的民主”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段内将继续存在于俄罗斯的政治体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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