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改革论文,文化与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改革的关系，是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改革实践中不容回避的一个具有现实性的理论问题。但是，我国高教理论界对此还缺乏应有的关注。最近，有学者在围绕传统文化与高校招生考试改革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与商榷中〔1〕〔2〕，把这一理论问题集中提了出来。为此，笔者试图对之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高教理论界的师长与同仁。
一、文化与高等教育具有潜在的、更深层次的联系
为了说明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改革的关系，首先必须揭示文化与高等教育的关系。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表明，教育是受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制约并为之服务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尽管都与高等教育有密切的联系，但其联系方式是不一样的。它们并非是处于同一层面来对高等教育发生影响的。
经济、政治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显性的，处于表层，容易为人们所察觉与把握。其中政治对高等教育的影响表现为高等教育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任何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团体，总是要利用其政治权力，通过立法、行政、财政等手段将高等教育纳入自己控制的轨道，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在阶级社会里，谁受高等教育、接受什么样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为谁服务，始终是政治斗争所关注的问题。经济或生产力发展水平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也是显性的。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教育内容的改变、教育方式方法的革新，是由经济或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再向普及教育的发展，也是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结果。特别是本世纪中期开始的科学技术革命所迸发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对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在为政治服务、推进科技和生产力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和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日益明显，并为人们所强烈意识到。
文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则是隐性的、潜在的。从根本上说，文化主要表现为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的教育实践活动的结果。人的实践活动，总是人的思想观念、社会心理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具体经济、政治环境中的“外化”。高等教育价值观的形成、教育目标的确立、教育内容的选择、课程的设置与排列、教学方法的采用等一系列环节，都与人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有着密切关系，亦即文化不仅作用于教育客体，同时也作用于教育的主体。正是因为文化作用的方式是潜藏于人类主体行为背后的，因此人们很容易忽视这种潜在作用。
文化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之所以是潜在的、更深层次的，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中介性。文化既可以相对独立地对高等教育产生影响，同时又是经济、政治对高等教育产生影响的中介，经济和政治的作用往往要通过文化的“折光”表现出来。
文化作为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归根到底是受人类的生产方式，并主要地是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但是，文化除具有受动性外，还有其相对独立性。一方面，文化往往与一定时期社会的经济、政治之间表现出不一致性。古希腊艺术产生的经济基础同现代相比，无疑是落后的，但它作为人们通过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至今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在某些方面来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德国社会，在政治、经济上都是非常落后的，然而在精神文化方面却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文学上产生了歌德和席勒，哲学上诞生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儒家思想，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辉，以至处于后现代社会中的西方人士认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来，必须回头二千五百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另一方面，尽管人类文明已进入信息时代，生产力和物质生活条件也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那些在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和条件下产生的思想观念和意识仍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正如马克思在分析艺术时所说的：“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繁荣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3〕这种与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的非比例性表明了文化具有超越一定社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的形态的超历史性。在时序上，它与政治、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同步的；在空间上，它可以跨越一定的经济共同体和政治的共同地域范围而发生作用。因此，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能超越经济的、政治的需要而对高等教育发生独立的影响。比如教育要求和教育目标中涉及到对人的精神、思想观念、人格等文化修养方面要求的内容，并非能用单纯的经济、政治需要来解释，而只能理解为一定社会文化发展要求的体现。
文化除具有相对独立性外，还是另一个重要的特性，即中介性。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之间有没有中介？马恩的经典著作虽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但恩格斯晚年在致梅林的信中谈到了这一问题。他说：“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观念和其他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该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的缘故忽略了形式的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和歪曲。”〔4〕另外，普列汉诺夫在其《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一文中，通过将社会意识区分为“社会心理”与“思想体系”两种基本形式，也论证了其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指出这一中介是存在的，它是“某一时代的心理”，即社会心理〔5〕。我国有学者认为这一中介是“民族文化心理结构”〔6〕。这些都说明了文化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中介，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作用以及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都要以文化作为媒介而进行。也就是说，作为受社会意识所支配的人类主体行为、人的实践活动与社会的“经济事实”之间，客观地存在着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文化“存在物”。从根本上说，高等教育是人类的一种具体的实践活动。因此，经济和政治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也要通过文化这一中介来实现；高等教育对经济和政治的反作用也主要地是通过文化的中介作用，即以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予以“折射”的。比如，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就不一定直接地对高等教育施加影响，它可能因为文化的中介作用的存在，由于文化与经济的滞后性或超前性而使生产力水平延迟或提前对高等教育产生影响。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此类例子屡见不鲜。例如英国是工业革命最早爆发的国家，新型的生产力最早在英国出现，但是英国的高等教育却“持续了200多年对新科学的反对，……在十九世纪中叶才开始崩溃”，〔7〕科学技术内容很迟才进入英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中。而德国在18世纪初期，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非常落后的，但是德国的高等教育却首先确立了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原则，率先将科研纳入高等教育体系中。其中的缘由，主要是两国文化价值观念不同。
总之，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中介作用，决定了高等教育与经济、政治的关系并非一种简单的线性的因果关系，它使得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可能超前或落后于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水平与状况。这就深刻地说明，文化不仅受动地传导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反映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性质与水平，它还可以主动地对高等教育产生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文化与高等教育有着潜在的、深层次的联系。
二、传统文化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影响
文化与高等教育之间有着潜在的、深层次的关系说明，高等教育改革在考虑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时，必须考虑到文化这一制约因素的作用。文化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影响，其中就包含了传统文化对高等教育改革的重大影响。
传统文化不仅仅表现为过去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文化，它也是现时文化中不可缺少的内容，这是文化的超历史性的表现。我们今天称之为传统文化的东西，与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文化的发展必须以传统文化作为基础，是传统文化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绵延。任何一个社会中的传统文化都是现时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以至我们往往很难将两者区分开来。同时，由于文化发展的吸附性和统合性，传统文化也不只是某一时期、某一种思想文化观念的文化，而是各种思想文化观念的复合体。比如，中国的传统文化尽管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但又不只是儒家文化，它实质上是融道、佛、儒、法、理等各家文化于一体的文化复合体。传统文化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影响是深刻的、多方面的，这里只择要而述。
1.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它以整体方式影响高等教育改革
人们在分析研究传统文化时，一般认为它具有两重性，即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或者既有积极面，又有消极面。作为研究传统文化对现实生活的影响，持这种划分方法是可以理解也是必不可少的。但问题的关键是，传统文化中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根据什么标准来判定其积极面和消极面？
其实，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中性”的。精华和糟粕只是具有相对意义的概念。如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人际关系的特性是好是坏、是精华还是糟粕？恐怕没有人能贸然作答。精华与糟粕可能互为依存互为条件，失去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复存在。这就是说，传统文化中的积极面和消极面并不是被分别放置，而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只能在具体的历史时期的特定实践中，经过“实践批判”才能作出判断。毛泽东同志把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中精华和糟粕的区分过程比做食物消化过程。他认为：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肠胃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取其精华”〔8〕。这就表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并不是先验地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它首先是作为整体在对人的活动发生影响，然后在人的具体实践过程中，经过人的“分解”和“消化”过程，方才显现出精华和糟粕的。因此，传统文化是以整体方式影响高等教育改革的，只有在改革实践中才能显现出精华和糟粕。
2.传统文化具有广泛的弥散性，它影响到高等教育改革的方方面面
传统文化的弥散性，通俗地说，就是指传统文化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特性。对高等教育改革来说，它不仅深藏于改革者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对改革者的行为产生影响，而且对改革的每个环节或内容都起作用。高等教育改革的诸多方面，如改革的内容、方式，改革的广度、速度、力度等，都要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与影响。传统文化对高等教育改革制约与影响的全面性；决定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3.传统文化具有显著的民族差异性，它使各国的高等教育
改革遵循不同的改革路线
传统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民族差异性，实质上是文化传统的民族差异性的表现。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心理模式或类型。它是肇始于过去、融透于现在并直达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由于各民族处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与条件，面临着不同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因此，作为各民族解决各自生存与发展问题所积淀下来的民族文化传统是有着根本差异的。我们今天所说的传统文化，便是文化传统在过去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膨胀”和具体化，它的“结晶物”便是文化传统中的有机构成因子。因此，尽管传统文化是在过去历史时期产生的文化，但由于它富含文化传统的“因子”，它仍然存在于我们现今的文化土壤中，对高等教育改革产生制约和影响。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会导致高等教育改革遵从不同的路向，如西方大多数国家的高教改革多注重自下而上的改革方式，而中国的高教改革则一般习惯于从上至下的改革方式。这种改革方式上的差别，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权威、专权思想和西方文化中重个性、分权思想的差异性的表现。再如，美国高等教育改革总是从课程改革入手，教育价值观的变化以及高等教育对广泛的社会生活的适应，也都以课程改革为突破口而表现出来。在殖民地时期，美国大学增设世俗课程，瓦解了宗教对高等教育的垄断；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爆发前，大学开设了“平行课程”，允许学生有选课的“完全自由”，促进了专业教育和技术学院的兴起；南北战争到“二战”前夕，又大量开设为工农业服务的实用技术课程，扩展了大学为社区服务的职能；“二战”以来，美国大学课程五花八门，以迎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美国人对课程的重视，是由其实用主义价值观、自治、自由观念等文化因素决定的。然而英国的高教改革则主要以教学方法改革为主，而不在课程改革上花大气力。因为英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浓厚的绅士传统和追求古典人文价值的传统，他们讲求自由教育或博雅教育，崇尚人文课程对形成绅士风范和维护贵族文化传统的价值。对此，阿什比曾说过：“我们英国人对课程的改革，不象美国人那么感兴趣。原因很多，最突出的是：我们对科学的崇拜，从来不及对纽曼、乔义特和柏蒂森等十九世纪牛津大学人文主义者的影响的崇拜。对他们来讲，大学教育的试金石不是讲授伟大真理，而是用什么高明的方法来讲授伟大的真理。所以，讲授什么不及如何讲授更重要。美国哲学家亚历山大对这个教育观点的解说是：‘通才教育指的是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而不是指导学生选修哪些学科’。”〔9〕这就深刻地说明了传统文化的差异性所致的高教改革的差异性。
4.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它往往影响到改革的成
败得失
传统文化作为文化传统在过去历史时期中的表现形式，它一经形成便以心理积淀和社会遗传方式贮存于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构成一种稳定的心理价值取向，并依此世代相袭。如果没有强烈的外力或内部分化力的作用，传统文化一般很难出现“断裂”，它总是按照其自身发展的逻辑与规律向前发展，并时刻左右着人的思想和行为。高等教育改革，从一般意义上讲，对于传统文化是一种外部影响作用，它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因而会遭到传统文化的强烈抵抗。在不突破传统文化的“弹性限度”内，改革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力越强，它所遭到的传统文化的反作用力也就越大。
以英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为例，英国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是所谓贵族精神与绅士传统，〔10〕高等教育带有浓厚的绅士教育特色。19世纪中期，随着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学习有用的知识”成为社会的口号，新的科技知识被引进到高等教育领域，就连最顽固的贵族堡垒--牛津和剑桥也相应地设置了现代科技知识课程，城市大学迅速兴起，一场“新大学运动”席卷全国。但是，在强大的贵族精神与绅士传统的作用下，中产阶级主体价值逐渐向传统文化价值观念认同，继而彻底地“绅士化”。高等教育改革转变了发展路向而向传统的绅士教育复归，新兴大学逐渐向牛津、剑桥等古老大学靠拢和看齐。中产阶级所培育出来的“维多利亚精神”实质上最终成为新的按工业阶级的形象塑造出来的绅士精神。因此，轰轰烈烈的高教改革最终收效甚微。直至今天，我们仍可在英国的高等教育中看到绅士文化精神的“影子”。在很多英国人的思想观念中，只有毕业于大学的人，受到过博雅教育或绅士教育的人，才能称得上有教养的人。而毕业于综合技术学院的人，只能说受到了某种训练，很难说有何心灵的陶冶。
再拿中国来说，中国近代的高等教育，是在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下的一场革命。早期建立的同文馆，虽是应学习西方“长技”需要而设立，但传统的经学课程仍是必不可少；最早的3批留美幼童，即使远在异国他乡，身处西方文化的腹地，但仍是长袍长辫，每日行三叩九拜之礼；晚清时，尽管科考已废，但早期出洋留学拿到博士、硕士学位的归国留学生，仍要参加归国测试并奖励传统的进士、举人等出身，出洋留学仍是跻身仕林的阶梯。一批经过欧风美雨洗礼的留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离异--回归的历程……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对高等教育及其改革的影响是持久的、顽强的。
传统文化虽然顽固地影响着高等教育，但是高等教育改革的成功有赖于对传统文化的某种“顺应”。洪堡领导的德国大学改造运动之所以成效显著，主要原因在于其大学改造的思想观念与目标同德国历史上形成的理性主义的传统保持高度一致，美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之所以大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也是与其顺应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念有着密切联系分不开的。上述事例足以说明，当高等教育改革与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相一致时，改革的阻力便小，易于成功；而当高等教育改革与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背离时，改革则要受到传统文化的强烈抵抗，容易导致改革失败或者偏离既定目标。那么，这是不是说，高等教育改革也要顺应传统文化中的所谓“消极面”呢？前文已述，传统文化对高教改革的消极影响，并不是先验地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的，而是在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中显现出来。即使对某些明显的消极的东西，有时我们也只能采取一种策略的处理方式，只有先顺应它，然后才能改变它。也就是说，当传统文化中的消极面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影响在一定历史时期是不可超越、摆脱不掉的时，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暂时“迁就”，以减少改革的阻力。相反，如果不正视现实，急于求成，强行改革，往往会适得其反。我们说，高等教育改革要区别不同情况、分阶段、分层次渐进改革，同时要与整个社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改革相配套，体现的便是这种改革策略。
三、高等教育改革只能是对传统文化的“主动适应”
以上论述了传统文化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强烈制约作用。那么，高等教育改革究竟对传统文化有何影响？它在推动传统文化的变革中起多大的作用？传统文化变革的最重要的力量来自哪里？不回答这些问题，就不可能真正认识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改革的关系，也就不可能确立正确的改革思想。
1.高等教育改革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微弱的
传统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至今仍然起作用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它以整体形式影响着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如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并在人类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都有具体的表现形式。但是，传统文化又不是其在具体的社会生活领域的表现形式的简单相加，因为传统文化在各具体的社会生活领域的表现形式之间又是错综复杂、相互交融与渗透的。这就决定了人类的改革实践活动必须确立全面改革、全面推进的原则，但并不排斥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与改革的重要和紧迫程度，在众多的改革领域中有所侧重。有所侧重必须有全面改革的思想作后盾，否则“孤军深入”便可能导致“全军覆没”。
高等教育改革，作为在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具体领域--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固然也要触及到传统文化的其它方面，但最根本的指向是传统文化在高等教育，尤其在教育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具体表现形式。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化在具体领域的表现形式是有严格区别的，它相当于主干与枝节的关系。折枝不一定损干，干在枝损时则可能出新枝。亦即尽管高教改革可能会改变传统文化在高教领域的表现形式，但传统文化则可能在新的条件下，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高等教育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微弱的，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改革传统文化。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等级和特权观念，一个历史时期在高教领域的表现或反映形式是“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观念，科考士子无一不以做官为读书之鹄，因为做官方能标明地位与身份，方能享受特权。后来，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要革除“读书做官”的思想，强调“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那么，等级和特权思想是不是改变了呢？并没有，它以新的方式、新的表现形式在起作用。大学毕业生为什么对外资企业情有独钟？为什么现今只要带“外”字的专业便“门庭若市”，而基础学科专业却“门可罗雀”？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主要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等级与特权思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以经济地位标明社会等级地位，以经济实力获得社会特权。
2.传统文化变革发展的动因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变革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一切观念的、思想的变革的总根源。这就说明了传统文化变革的最终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近代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对传统文化变革的重大影响即是明证。但是，当我们研究共时性的时代课题时，必须小心谨慎地利用从历时性的考察中得出的规律与结论。从历时性的角度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只是一种总的趋势，它并不能代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具体情势，历史总趋势下往往具有与其不一致或者相反的情形存在。况且，生产力作为最终决定力量和总根源，它往往要借助具体的外力通过事物内部的分化来促进传统文化的变革。因此，我认为促进传统文化变革的重要力量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政治大变革，二是文化大交融。政治尽管是经济的集中反映，但它并不是经济本身，政治大变革之所以能促使传统文化发生骤变，主要是政治革命裹挟着强大的政治冲击力。彻底的政治革命总是以毫不妥协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的，它不仅要摧垮作为传统文化保护层的旧的上层建筑，而且要冲决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使传统文化的稳固结构和历史惯性发生瓦解和中断，进而重构文化。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治革命便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诉诸彻底的政治斗争方式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革命，最终建立起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当然新文化中总是含有传统文化的成分的。不诉诸彻底的武装革命，新文化就不可能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中凸现出来。
与政治大革命不同，文化大交融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在文化系统内部通过各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而使传统文化发生变化的。在文化发展史上，战争、商贸往来、传教、留学教育、民族迁徙、翻译运动都可能导致文化大交融，从而促使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变革。西方历史上发生的3次十字军东征，以战争这种血与火的残酷方式导致了东西方文化的大融合；阿拉伯在阿丰索十世执政时期盛兴的翻译运动，将阿拉伯学术和文学名著译成西班牙文，导致了欧洲文化新世纪的到来。在中国近代史上，鸦片战争也是以战争这种方式促进了近代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碰撞，几千年来绵延不断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冲击，改变了发展的固有路向；本世纪初云集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掀起了西方学术思想著作的译介热潮，使西方的思想文化取道东洋，转入国内，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变迁。因此，文化大融合，无论是采取何种方式、凭借何种载体，它客观上都会使传统文化发生大的变革。
除此之外，传统文化似乎处于变革的“量变”阶段，即所谓“能量积蓄”阶段，它遵从着文化自身发展的逻辑，缓慢地、渐进地丢弃旧的内容，吸纳新的成分，以致我们在有限的历史长度中似乎很难觉察这种变化。因此，我们说传统文化的根本变革要借助于政治大革命或文化大融合的强大冲击力，高等教育改革要在开放的环境下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相配套。只有形成经济、政治的、文化的强大的变革“合力”，才能冲破传统文化的限制，高等教育改革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方才少受传统文化的限制。
3.高等教育改革只能是对传统文化的“主动适应”
事实业已证明，高等教育不改革就不能发展，就不能生存。我只是想强调，高教改革要充分地估计传统文化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制约与影响以及高教改革对传统文化变革所起的作用，并且要牢固确立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改革相适应的配套改革思想，避免不顾客观条件的“冒进”式改革和为改革而改革的思想和实践。我是不大赞成笼统地提“改革是对传统文化的否定”的观点的。因为改革是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从改革实践来看，它不仅要吸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去其糟粕，而且有时还要对其中的所谓的“消极面”的顺应。基于此，我认为高等教育改革只能是对传统文化的主动适应。
高等教育“主动适应”的思想，是潘懋元教授在80年代中后期提出来的，〔11〕他指出高等教育主动适应的核心是要充分发挥主体的价值判断与选择作用，即在遵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力求高等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适应，不同的历史时期，可以对所适应的对象有所侧重。高等教育改革对传统文化的主动适应，实际上也是要根据教育的规律和改革的目的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加以判定，力求适应其积极面，避免其消极影响。这里的“主动适应”也包括对传统文化中一时尚不能根除的“糟粕”的适应，即先适应它，后改变它；同时，也要注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精华和糟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改革内容中，往往并非僵化固定的，而可能是相互转化的。因此，主动适应是一种动态的适应，而不是僵化的适应。同样，主动适应是一种全面的适应，即高教改革要与社会所进行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相适应，相配套，而不是片面的适应。只有始终坚持改革应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这一目标和标准，才能真正实现高等教育改革对传统文化的主动适应，才能克服高等教育改革目标失落或出现偏差的现象。
注释：
〔1〕刘海峰：《传统文化与高校招生考试改革》，《上海高教研究》，1995年第3期。
〔2〕康安国：《改革是向传统文化的挑战--与刘海峰同志商榷》，《上海高教研究》，1995年第5期。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11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3页。
〔5〕《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61年9月版，第715、740页。
〔6〕严捷：《论传统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见《断裂与继承--青年学者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1 月版，第109-128页。
〔7〕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伍况甫等译，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19页。
〔8〕转引自常思敏：《传统与现实生活》，《哲学研究》，1995年第2期。
〔9〕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滕大春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18页。
〔10〕钱乘业等：《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版。
〔11〕潘懋元：《潘懋元高等教育文集》，新华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11-223页，又见，潘懋元：《市场经济的冲击与高等教育的抉择》，《求是》，199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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