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的环境管制会损害竞争力吗？——基于经济学文献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制论文,经济学论文,文献论文,竞争力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政府可按照“污染者付费”的原则采取一些措施，促使环境破坏者为自己行为造成的环境影响负责，将环境成本内化到经济活动中去，这就是环境成本内化。政府干预可采取多种方式，如对排放污染的活动进行管制，征收排污税（费），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等。除政府干预外，社会舆论监督、公民道德教育也能起到促进环境成本内化的作用。
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最快的历史时期。早期发达国家经历了几个世纪才完成的工业化过程，在我国被压缩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环境专家把这种经济高速增长、产业结构急剧转变的工业化模式称为“压缩型的工业化”[1]。在这种“压缩型的工业化”过程中，我国的污染物排放量急剧增加，生态环境出现严重恶化的趋势。如今，良好生态环境的短缺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增长和社会持续发展的重大结构问题。许多研究的测算显示，如果扣除资源损耗和环境破坏的损失，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将大打折扣[2][3](P51-58)。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环境的收入需求弹性为正，也就是说，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国民对环境质量的要求将进一步提高。要改善环境质量需要转变目前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将环境成本内化到经济活动中去，进一步加强环境管理，增加环境投资。但是许多政府官员和企业负责人，却十分担心这些措施会影响经济增长和企业竞争力。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甚至出现一味追求短期经济增长、不惜牺牲环境的倾向。那么，加强环境管理是否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削弱企业的竞争力呢？弄清楚这个问题，是加强环境管理、制定迈向绿色发展的战略的前提。
二、环境成本内化的宏观效应分析
要回答环境成本内化是否会影响到经济增长，需要权衡环境管理的收益和成本。但在实际上环境管理的收益很难量化，而环境管理的成本则是可见的、当期支付的。因此，在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时，几乎所有的学者只谈成本，没有考察收益。即使这样，学者们也发现环境成本内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很小。如Edward的研究发现，1973-1982年在没有环境管理的情况下，美国GNP的年增长率会提高0.07%[4]。D.W.Jorgenson和P.J.Wilcoxen发现1973-1985年环境管理对美国GNP的年影响率是0.191%[5](P314-340)。由于这些研究都没有计算环境管理的收益，使得它们有可能夸大了环境管理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实际上遵守环境规则对污染企业不仅有增加成本的一面，还有促进资源使用效率提高、改善员工工作环境、提高员工工作效率的效应。对社会来说，环境管理也不仅是付出成本，还有减少社会保健损失，促进农、渔业产业增长等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一面。如果能对这些正效益进行核算，就会增加实际经济增长率。
除了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外，对于加强环境管理是否会影响到生产率，一些学者也进行过实证研究[6](P2-29)，但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实际上，加强环境管理既有降低生产率的可能，也有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可能。如果企业将大量资源投入治污设备的运行，可能因此挤占生产性投资，从而影响生产率提高；为了环境达标，一些企业会改变其技术或生产方式，如大企业把一些污染严重的生产环节外包给一些小企业，而这些小企业的生产效率不如大企业，就会降低社会整体的生产率水平。但从另一方面看，一般来说，环境达标的技术比老技术效率高，环境管理会促进企业加强对生产流程的管理，有助于提高生产率水平。在环境管理中，会淘汰一批落后的技术设备和低效率的企业，促进技术进步和更新，也有助于提高生产率水平。因此，未来环境管理如何影响生产力要看这两方面因素的对比。
总之，从前人的实证研究来看，在短期内，环境管理和污染防治对宏观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很小的。在特定情况下，如总需求不足、社会投资机会有限时，污染防治投资还会拉动总需求并促进经济增长。从长期看，环境管理和污染防治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对宏观经济增长有利。
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缺乏、生态环境较脆弱的国家。在快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如果不能将环境成本内化，环境和自然资源会被过度地使用。一些研究显示我国经济增长的资源消耗强度和污染排放强度明显偏高[7]。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经济结构发展阶段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自然资源的产权界定不明晰，环境外部性大量存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政府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性、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战略。要达到这些战略目标，需要进行大量的环境投资，完善现有环境管理制度，将环境成本内化到经济活动中来。
由于经济中的各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的，要评价环境管理成本对经济的影响，仅仅测量它加注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身上的直接成本或收益是不够的，同时还应考察其对政府预算中其他项目的影响及其对被管理企业的消费者和供应商的影响。对污染企业的管理会通过这些联系渠道将影响传递到经济中的各个部分。例如受管制的企业减少自己的污染活动，他们的供应商会受损；受管制的企业如果要购买减污设备，生产这些设备的厂商会因此受益；受管制的企业如果将自己的成本负担以较高价格的形式转移消费者，消费者可能转向其他能提供替代品的厂商，而这些厂商会因此受益。因此，要对环境管理成本的经济影响做全面评测，需要使用一般均衡模型。但要将所有受影响因素都纳入模型存在很大的困难，这也使得准确测定我国环境管理成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很大困难。目前我国的研究者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尝试，如李善同等[8](P8-14)、郑玉歆等[9]。这些研究多集中在研究经济结构变化、征收碳税、硫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由于环境管理制度是一个复杂的体系，而要从整体上考查这个体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的资料无法取得，我们没有在本文中建立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正面估算环境管理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仅从定性的角度分析环境成本内化对宏观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
我国加强环境管理制度的成本包括两个方面：环境管理的行政与规划成本和污染者的守规成本。由于许多环境资源没有市场价格，人们往往不能直接得到环境政策的收益数据，这时可以采取变通的办法，将避免的损失作为收益。一些研究曾经计算过环境退化造成的损失，他们估算的环境污染损失占GDP的比重在2.17%～6.75%之间，生态退化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比重在5%～13%之间，两者之和约为GDP的7%～20%[3](P51-58)。环境管理的收益就是避免和减少这些损失。我们没有足够的数据估算环境管理的成本，单从收益上看，环境管理的收益是十分可观的。
加强环境管理包括大规模的环境投资，近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环境投资不断上升，“十五”期间规划的环境保护投资总量增长到7200亿元，占同期GDP的1.3%，有效减缓了污染状况恶化的趋势。环境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双方面的。一方面，环境投资会削弱生产投资强度，同时提高生产成本，对经济增长产生阻碍作用；但另一方面，环境投资会创造新的产业和就业机会，对技术革新提供刺激。我国环境投资的背景之一是生态环境大幅退化，出现大规模洪水、土地沙化加剧、各大河流域污染呈面状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还严重威胁到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基础。环境投资有效遏制了生态环境加剧恶化的趋势，减少了环境退化的损失，对于保持我国的自然环境基础起着重要的作用。背景之二是我国国内消费的有效需求不足。为了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家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国内投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环境投资的增加对其他生产性投资的挤出作用有限，并会因为加大了国内总需求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从长远和总体上看，环境投资是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在环境投资的促进下，我国的环保产业近年来快速发展，这对促进增长和就业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此外，目前我国的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发展滞后，重工业比重较大，企业规模结构偏小，企业装备的技术水平较低，经济增长仍未摆脱粗放型增长的特征。环境管理有利于促进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回收生产废弃物，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这些都是推动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的重要力量。
三、环境成本内化的中观效应分析
企业要达到环境标准需支付污染削减成本，特别是污染密集型行业的企业，要达到环境管理标准，需要付出更大的污染削减成本，受到的影响可能更大。在市场竞争中，成本的加大意味着竞争力的削弱。从这个角度看，环境保护成本可能对行业的发展产生影响。但大量实证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很小，宽松环境标准的相对优势往往淹没在其他相对优势中[10](P89-103)[11]。如果考察2002-2004年我国各行业污染防治设施的年度运行成本，就可以发现该项成本占总产值的比重不大，且呈现递减趋势，2002年为0.65%，2003年0.64%，2004下降到0.57%。这样低的成本比重不会对工业生产造成明显的影响。分行业来看，一些行业所负担的成本比重明显大于平均水平，这些行业多是重化工行业和原材料行业，属于污染密集型行业。2004年，比重最高的5个行业依次为纺织业及纸制品业、水泥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火力发电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其比重分别为1.88%、 1.70%、1.445%、1.09%和1.08%（如表1所示）。除了这些行业之外，其他行业的比重都在1%以下。
长期以来，加工制造业的出口是支持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我国的环境法规比较宽松，环境标准较低。加上被管制的外汇汇率，使我国许多出口产品的价格没有包括完全的环境成本和资源成本。从实际效果看，这对维持出口产品的低价格是有利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形成行业的竞争优势。但是这种竞争优势的获得是以牺牲国内资源环境基础为代价的。目前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是有形的关税壁垒不断减少，而以技术、环境标准等为表现形式的无形的绿色贸易壁垒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实际上过去我国在食品、纺织品和服装、机电产品、玩具、药品、陶瓷、化工品等行业产品的出口上已受到国外绿色贸易壁垒的影响。近年来，国际上又对我国主要出口行业企业进行“社会责任”的调查，指责这些行业的企业没有将包括环境成本在内的社会成本内部化。这些现象都显示，继续以排除环境成本的方式维持出口竞争力的贸易方式已经越来越不可行。在世界绿色产品市场不断扩大、国际贸易中绿色壁垒不断增多的背景下，只有将环境成本内部化、成功实现产品和产业结构转型，才能保持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一些调查显示，全球绿色消费规模不断上升，人们愿意花更多的钱购买绿色商品，企业的环保形象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12]。从这个角度看，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也为符合较高环境标准的企业扩大出口提供了机遇。因此，为了保护我国的资源环境基础，也为了真正保护我国出口行业的竞争力，我国需要采取措施将环境成本内化。这意味着企业负担的污染削减成本可能加大，但这种成本增加不等于削弱行业的竞争力。
四、环境成本内化的微观效应分析
在环境成本内部化的过程中，企业要负担两方面的成本：一是为削减污染支出的治污设备的安装和运行成本，二是为排放的污染支付费用。从静态考察，这些加大的成本会影响企业利润。如果企业将这些环境成本通过价格传递给消费者，就要承担由此造成的市场需求减少、竞争力下降的损失。从动态考察，由于人们的偏好会发生变化，企业面对的市场需求曲线是变化的，同时由于企业自身的管理和技术水平是变化的，企业的供给曲线也是变化的，这使得环境成本内化不一定导致企业利润减少、竞争力下降的结果。实际上，一些对微观企业竞争力的研究显示，环境成本内化会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积极影响[13]。这是因为内化的环境成本一方面会加大企业的负担，但另一方面也会激励企业通过提高原材料和能源使用效率的方法消化环境成本。在社会公众的环境意识不断提高、绿色产品市场逐渐扩大的条件下，积极防治污染还会使企业获得新的市场支持。另外，在环境标准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环境成本是企业经营者需要面对的不确定性之一，企业积极防治污染有利于减少这种不确定性。这样，污染防治不仅不会降低反而有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管理学者Porter认为环境管理压力就像市场竞争压力一样，鼓励企业进行清洁生产工艺或清洁产品的创新，创新的结果往往是新的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或生产工艺的产生。许多相关研究表明，有竞争力的企业并不是投入成本最低或规模最大的企业，而是具有不断创新能力的企业。比较优势不取决于静态效率，或在不变约束条件下的优化决策，而在于创新能力。通过对创新的激励，严格的环境标准有助于提高竞争力[14](P97-118)。Faucheux等将厂商对环境规则的战略分为防御型战略、跟随型战略和领先型战略。其中，采取领先型战略的厂商认识到环境规则和环境标准的实施可能为企业提供新的商业机会，获得竞争优势。因此，这类厂商往往会努力达到更高的环境标准，使其在市场上居于领跑者的地位[15]。
企业向清洁生产转变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企业竞争力，企业因此将污染防治视为投资而不是成本并积极进行污染防治，这样的结果的确令人鼓舞。但在我国，这种双赢的案例并不多见。对大多数企业，特别是广大中小型企业，能够自觉地将环境压力转化为竞争力的更是极少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原因在于环境污染是一种典型的外部性现象，在没有外部约束的情况下，企业的理性选择是逃避环境成本，产生更多的污染。要企业“主动地”承担环境成本需要几个条件：一是需要严格统一的环境管理，环境管理者对没有达到环境标准的企业进行处罚，使企业的环境违规成本足够大；二是企业要有资金、技术、管理上的能力进行污染防治；三是市场上要有对清洁产品的需求和支付意愿；四是消费者能够识别清洁产品或生产工艺；五是要能有效地防止不符合环境要求的企业和产品进入绿色市场。在我国目前的市场环境下，这些条件往往是不存在的。首先，我国目前环境管理的处罚标准低，加之环境管理部门执法力量不足，造成企业“违法成本偏低”。例如按照我国现行的排污收费标准和罚则的规定，排污企业违法可以节约成本；污染削减做得好的企业却可能因“守法成本高”而竞争力下降。其次，受资金、技术能力的限制，中小企业往往没有能力实施有利于削减污染的技术改造。再次，尽管随着我国国民收入的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的关注程度上升，消费者对环境友好产品有一定的市场需求，也形成了一定的购买力，但是发现这些需求，将环境友好产品与一般产品区别开来、防止不合格产品和企业进入绿色市场的成本巨大。没有政府的支持和全行业的合作，单个企业往往难以从开发环境友好产品或生产工艺中获得收益。因此，虽然从理论上讲，环境成本内化有可能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但在现实中，要达到这种双赢结果还需要采取一定的促进措施。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从前文的分析来看，环境成本内化的成本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有限、短期的，而其预期收益则是巨大、长期的。特别是在我国当前的环境经济形势下，环境成本内化不仅在宏观上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在行业水平上也有利于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转型、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对企业来说，在一定条件下，环境成本内化也可能成为扩大市场、提高企业利润的因素。
尽管环境成本内化可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但有几个原因限制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其一是环境管理的成本发生在现在，而收益多发生在将来，在追求短期成本最小化的目标驱使下，人们可能会错误地认为环境管理成本大于收益；其二，现行的会计体系中将污染防治开支作为成本计算，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不计算经济活动的环境成本，这些都不利于人们正确认识环境成本内化的收益；第三，环境管理的成本多会集中在某些行业和某些人群，而环境管理的收益是分散的，这使得与收益相比，成本因素更容易为人们所感知。为了促进我国尽快向绿色发展的道路转变，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从宏观、中观、微观的角度转变人们对环境成本内化的误解。
（一）树立科学发展观，改变地方政府政绩的考核办法
长期以来，中央政府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将经济增长和财税收入增长作为考察地方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这在客观上促使地方政府在任期内扩张投资、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目标，不惜以资源破坏和环境退化为代价，甚至充当环境违法企业的“保护伞”，抵制内部化环境成本的制度，破坏本地的长期发展能力。与市场失灵相比，这种政府失灵引起的环境问题更严重，也更难解决。实际上，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没有反映经济增长的真正成本，也不能衡量社会福利水平。因此，以GNP为主要指标的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有害的“指挥棒”，它鼓励人们掠夺地球，自毁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国外有人甚至将GNP戏称为“垃圾、噪音和污染”(Garbage,Noise,Pollution)。为了改变这种现象，需要从根本上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增强政府的公众服务职能，树立科学发展观，进行绿色GDP核算，建立新的政绩评价体系。
（二）采用更多灵活的环境管制手段
环境管制对企业和产业竞争力的影响，不仅与环境管制标准的松弛程度有关，而且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环境管制的手段。目前，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运用命令一控制型手段较多，而灵活的经济激励手段不足。命令—控制型手段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时可以在短时间内取得明显的效果，但是这些手段不会促使有削减污染潜力和削减成本低的企业超量削减，手段的灵活性也较差，无法对提高动态效率提供有效的激励，其成本大，效果也不稳定。而经济激励手段不是简单地“关、停、并、转”，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允许企业采取最经济的方法来削减污染，并可以对企业持续地削减污染排放提供激励。环境成本内部化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要看环境管制制度是否合理，是否具有较充分的灵活性。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机制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调节作用越来越强，企业经营机制也在逐步发生变化，各级政府应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标。
（三）规范环境执法，遵循严格统一的环境管制标准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环境管制标准不高，环境执法力度不强等原因，造成企业“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局面。环保部门统计发现，我国环境违法成本平均不及治理成本的10%，不及危害代价的2%；一些企业依靠偷排、漏排降低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以争取产品的市场份额，谋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守法成本高于违法成本，致使守法企业生产成本偏高，在市场竞争中“吃亏”，这无异于从经济上暗示或引导企业违法排污。为改变这种局面，引导企业积极内部化环境成本，需要加大对环境违法的处罚力度，建立严格的环境监管制度、健全污染损害赔偿制度。
（四）提供融资、技术和管理支持，帮助企业进行环境技术创新
前面的分析表明，企业在面对环境管制和环境成本内部化压力时，要将其变为提高竞争力的动力和机遇，关键在于企业要有技术创新的基础和能力。我国可借鉴日本等国的经验，由政府出面为污染削减成本大的行业防治污染提供融资支持。具体来说，可由政府出面提供担保，支持企业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用于技术改造和污染防治，或者由政府建立支持防治污染的专项基金。除融资外，为了帮助企业降低环境达标成本，政府还可通过支持中小企业的环境管理培训、帮助企业提高自身资源的利用效率、改善企业内部管理等方式帮助企业发现环境和利润的“双赢”机会。
（五）建立环境标志制度和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企业要增强在环境内部化过程中的主动性，除了对违反环境管制的行为进行惩治外，也需要对积极保护环境的企业和行为进行奖励。这种奖励主要应来自市场。也就是说，市场上要有对清洁产品的需求和支付意愿，消费者能够识别清洁产品或生产工艺，并能有效地防止不符合环境要求的企业和产品进入市场。在这种市场压力下和激励下，提高自身环境标准才会成为企业提高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因此，政府要建立环境标志制度和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环境标志制度为企业的产品提供差别定位，有利于符合较高环境标准的企业扩大市场，提高企业竞争力。政府提供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则可以帮助公众和媒体对企业的排污行为进行监督，从而影响企业的产品销售和市场占有情况。这些环境信息支持体系的建设对企业成功发现和利用不断扩大的绿色市场具有重要的意义，因而也可以促进企业自觉地进行污染防治，主动将环境成本内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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