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共产党宣言》创作史、传播史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党宣言论文,地位论文,经典论文,史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2/48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4)12-0005-06
认真检视马克思的文本解读史，我们会发现，不仅尚有大量的笔记、札记、提纲、书 信、藏书中的眉批等没有纳入研究视野或者研究得非常不够；就是对于那些我们曾经着 力研究、宣传过的著作，也还有一些理应加以梳理、探讨的内容事实上我们并没有认真 研究过。比如《共产党宣言》(以下均称《宣言》)，过去关注的主要是它的思想和策略 ，对其文体结构、创作过程、传播途径等的探讨就很少。现在看来，《宣言》在马克思 文本序列中的经典地位仍然毋庸置疑。但这种经典地位是如何确立起来的呢?是由其本 身的思想和内容奠定的，还是由后继者对它总体思想中的某些部分的突出强调和与实践 的紧密结合而形成的?构成这一文本的四个部分之间为什么会在叙述风格、行文节奏、 篇幅长短等方面不一致、不均衡?一部当时并未引起多大反响的小册子为什么在以后的 岁月中发挥了无与伦比的影响?这些在过去甄别得并不很清楚。深入的马克思文本研究 应当对如许难题给予令人信服的解答，而离开对当时特定情境和不同版本的考察和辨析 ，单靠纯粹的思辩，这些难题是不能得到解决的。
一、《宣言》定稿的结构分析
无论是前苏联、东欧还是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界，过去都不同程度地夸大了《宣言 》原初的文本与以后流传过程中它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之间的因果关系，即为了凸现其经 典性质和思想意义，有意无意地把以后因复杂因素而产生的判断附加到其身上。即使是 像诸如马丁·洪特(Martin.Hundt)和巴加图利亚(Багатулья)这样的马克思文献研究专家在其涉猎过的《宣言》创作简史、(注：[德]洪特：《<共产党宣言>是怎样产生的》，商务印书馆，1979年。)理论内容和逻辑结构(注：[苏]巴加图利亚：《<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内容和逻辑结构的形成》，载《共产主义的宣言与现时代》，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74年。)的研究中也存在这种状况；而国内学术界即使是近年的研究中，也流行这样的判断：“《宣言》不是一蹴而就的仓促之作、应景之作，而是经过反复修改、反复锤炼的精心之作”。(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共产党宣言>与全球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5页。)这种说法虽然给予了《宣言》文本很高的评价，但与实际情形却并不符合。在展开对《宣言》创作史的梳理之前，我们不妨先分析一下其定稿的结构，看是一种什么状况。
我们以199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为蓝本。不包括7个 《序言》，《宣言》的正文从该书的第271-307页，共37页、214个自然段。各部分的情 况分别是：
开头部分在该书的第271页，分6个自然段，分别阐述共产主义在欧洲的状况及其影响( 第1、2自然段)，从这种影响中引申出的“两个结论”(第3、4、5自然段)以及撰写《宣 言》的目的(第6自然段)。
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在该书的第272-284页，共13页，分54个自然段。首先论述 贯穿“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第1-5自然段)；然后分析资本主义 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作用(第6-28自然段)；无产阶级的现实命运及其前途与使命 (第29-54自然段)。这一章篇幅最长，语调舒缓，段落甚长，论证详实，视域宽泛。
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在该书的第285-294页，共10页，分86个自然段。首先阐 述共产党人与无产者的关系(第1-14自然段)；然后以论战的形式反驳对共产主义的责难 ，即似乎共产主义要消灭“财产”(第15-39自然段，由论述财产问题还涉及到个性、劳 动的动因和教育问题)、“家庭”(第40-52自然段，由论述家庭问题还涉及到教育)、“ 民族和祖国”(第53-58自然段)、“宗教和道德”(第59-68自然段，由论述宗教和道德 问题扩展到探讨一般社会意识问题)；最后论述“工人革命”的步骤和措施(第69-86自 然段)。这一章篇幅变短，语调加快，以句为段，多观点陈述和事实描述，论证减少， 特别能看出是对作为《宣言》“草稿”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的 直接搬用。
第三章《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在该书的第295-305页，共10页半多，分56个 自然段。该章的第一部分“反动的社会主义”叙述了“(甲)封建的社会主义”(第1-10 自然段)、“(乙)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第11-17自然段)、和“(丙)德国的或‘真正 的’社会主义”(第18-34自然段)的情况；第二、三部分是关于“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 社会主义”(第35-42自然段)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第43-56自然段) 的材料。这一章属于文献辑录和汇纂，显然是从“共产主义者同盟”提供的众多材料中 选择出一些进行罗列和评论的。
第四章《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在该书的第305-307页，不到2页半，分12 个自然段。具体说明“共产党人对各国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第1-5自然段)，最后集 中论述了共产党人的政治策略的基本原则(第6-12自然段)。这一章篇幅最短，在列举了 共产党在各个国家的活动情况(并不完全)、表述了党的要旨和纲领之后，就匆匆煞尾了 。
以上的统计和分析表明，就《宣言》的定稿而言，第一，四个章节之间的层次划分不 分明，在论述的内容上有重复；第二，叙述风格不一致，有的偏于说理论证，有的则只 是罗列材料和观点；第三，篇幅长短不均衡，第一章最长，最后一章最短，相差竟有11 页之多；第四，论证节奏不一致，有的徐徐道来，视野宏富，有的则以句为段，只提出 论点、措施而没有分析。
我们知道，《宣言》的定稿工作是由马克思来完成的。这时虽然他才29岁，但已经是 一个“老笔杆子”的理论家了。他已经完成了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的学习和训练，经 过为《莱茵报》撰稿和主持编务的磨难和在克罗茨纳赫研读历史、在巴黎研读经济学、 在伦敦和布鲁塞尔研究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历练，已经撰写了《博士论文》、一 大批时事评论、《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神圣家族》、《 哲学的贫困》等作品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 志意识形态》等著作，并且正在撰写多卷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纵观马克思到写作 《宣言》为止的著述，可以说不仅思想深邃、论证严密，而且那些已经定稿的作品布局 谋篇非常讲究，篇幅长短均匀，论述思路清晰，行文节奏一以贯之。相形之下，《宣言 》的定稿却是这样一种情形，就很难说这是一部“经过反复修改、反复锤炼的精心之作 ”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结局呢?这就需要对《宣言》的创作史做出分析了。
二、《宣言》是在什么情况下定稿的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宣言》并不是马克思计划中的著述，而是一部“委托”之作， 这一点在他与恩格斯联合署名的1872年德文版《序言》和恩格斯单独写成的1888年英文 版《序言》中已经反复说明了。这里需要澄清的问题是：第一，“共产主义者同盟”的 领导人为什么要委托马克思、恩格斯起草其纲领?第二，马克思、恩格斯是在什么时候 介入起草纲领一事的?是同时介入的吗?介入的时间有多长?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完成 的这一工作?以下我们一一作出梳理和甄别。
我们知道，“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正义者同盟”，而“正义者同盟”的前身 则是“流亡者同盟”。这些政治组织之所以发生前后相续的嬗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其纲领一再流产，其成员对其活动的目标、步骤等一直没有形成一个明确而统一的意见 。“流亡者同盟”本身是“一个具有共和民主主义倾向的组织”，“目的是……建立和 保持社会的和政治的平等、自由、公民美德和人民的一致”，这一规定本身就“潜伏着 两种不同的思想基础和实践策略”。(注：[苏]坎德尔：《<共产党宣言>的创作经过》 ，载《历史问题》1948年第10期，第12页。)结果其内部形成了两派，两派之间的对立 和斗争，最终导致其分裂，其中的一部分人组织了“正义者同盟”。“正义者同盟”建 立伊始，便为制定纲领而进行了积极的活动。1838年同盟委托魏特林起草纲领。为此， 魏特林写了《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从“人生下来就是平等的”这一原则出发， 论证了财产“共有共享”的合理性，号召无产阶级为实现这个目标而斗争。同盟对此并 不满意。除却对其所阐述的思想有意见外，对其表述方式也不认同，因为他采取的是一 个“教义问答式”的形式。
1847年1月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莫尔到各地征求各支部成员对同盟改组的意见 ，其间他也到布鲁塞尔拜访了马克思、到巴黎拜访了恩格斯。前苏联和我国撰写的马克 思主义哲学史论著，认为莫尔此行是“专门正式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同盟’”的 ，并且“在确信它(指“正义者同盟”——引者注)的领导者同意按照科学共产主义的原 则对‘同盟’实行改组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同意参加”，(注：[苏]罗克加斯基 ：《<共产党宣言>是怎样产生的》，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62年，第13页；黄楠森 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566页。)这一说法无法 得到材料的佐证。反倒是我们在原民主德国统一社会民主党中央马列研究院和苏共中央 马列研究院集体编辑的3卷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文件和资料》中找到了莫尔去访问 时所带去的“磋商全权证书”，全文如下：
“亲爱的弟兄们：
特命约瑟夫·莫尔先生前去了解各支部的活动情况，并征求诸位对同盟的意见。我们 希望得到你们的真实的情况和真诚的建议，衷心地问候你们。
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并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
卡尔·沙佩尔、约瑟夫·莫尔、亨利希·鲍威尔
1847年1月15日”(注：民主德国统一社会民主党中央马列研究院、苏共中央马列研究 院：《“共产主义者同盟”文件和资料》第1卷，柏林：狄茨出版社，1972年，第433、 1094页。)
这份“磋商全权证书”一开头就称“亲爱的弟兄们”，显然指的是“正义者同盟”各 支部的正式成员，而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并未加入同盟，所以我们判断，莫尔这次只是 顺道访问马克思、恩格斯，其目的主要还是了解各支部的情况。此行的成果在1847年6 月由“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而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发表的《 “共产主义者同盟”致同盟盟员的通告信》中反映出来，《通告信》详细地列举了同盟 支部在各地的具体情况与所存在的问题，但没有提到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访问。(注：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24-437、439、45页。)还有就是马克思本人并 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仔细查阅从1847年1月底莫尔到访至1847年11月19日共产主义者同 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马克思的活动记载和著述，(注：[苏]弗·阿多拉茨基：《马克 思年表(1818-1883)》，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3-42页。)也没有发现他对同盟的事 宜发表过任何看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时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已经完成了对“德意 志意识形态”即以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和以卡尔·格 律恩、海尔曼·泽米希、鲁道夫·马特伊为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在 德国理论界崭露了头角，但还没有达到独领风骚的地步，所以恐怕还不能说共产主义者 同盟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引者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02、266页。)
好多论著还谈到，莫尔到访时已经委托马克思、恩格斯代为起草同盟纲领了，就是说 委托期要从1847年1月底算起。姑且算有这回事，其实正如上文所指出的直到11月29日 马克思实际上没有操作此事，恩格斯也是直到6月初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才起 草了《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人们已经习惯于把马克思、恩格斯看成是一体的了，其实 马克思与恩格斯对此事的态度还是有些差别的。这说明《宣言》的创作至少不能早于6 月以前。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从莫尔到访算起，受托起草纲领者只有马克思、恩格斯，还是还 有别人?我们倾向于认为是后者。证据是，虽然到6月2-9日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只有恩 格斯拿出《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以至于6月24日中央委员会将它与章程草案和一个致 同盟的公告一共3个文件分发给各支部，要求认真抓盟员阅读、学习文件的工作，(注：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24-437、439、45页。)但实际上随后就陆续收 到一些盟员就党的纲领写的较长的文章甚至小册子，其中包括斯蒂凡·波尔恩、克里斯 蒂凡·古德凯、佩尔·耶尔特勒克等人的，特别是赫斯写了《一篇绝妙的教义问答修正 稿》作为提案。只是在收到反馈意见并看了其他草案后，恩格斯才又于1847年10月末代 表巴黎支部撰写了《共产主义原理》作为对纲领草案的意见。
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在伦敦召开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 思、恩格斯均参加了。经过讨论，大会通过了一个经过重大修改的章程和关于委托马克 思和恩格斯撰写《共产主义宣言》的决议。因此，严格地说，这时马克思、恩格斯才算 受托起草《宣言》并且成为惟一的受托者。会后马克思正式展开了这项工作，由于对同 盟的状况不熟悉，中央委员会给他提供了诸多材料供其所用，同时他又特别参照了恩格 斯先前所撰写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但抛弃了中央委员会仍然 沿用的魏特林式的“教义问答”的行文方式。马克思先在伦敦，后在布鲁塞尔，起草这 一文件，但与此同时，他并没有中断自己正在进行中的著作的写作。(注：参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24-437、439、45页。)
1848年1月24日，一直没有见到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文稿，等得不耐烦的“共产主义 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作了如下的决议：
“中央委员会决定委托布鲁塞尔支部委员会通知卡尔·马克思：如果今年2月1日(星期 二)之前，他不把在最近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承诺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寄到伦敦，那就 要对他采取其他措施。如果他不打算起草《宣言》，中央委员会要求他立即退还代表大 会提供给他的各种文件。”(注：民主德国统一社会民主党中央马列研究院、苏共中央 马列研究院：《“共产主义者同盟”文件和资料》第1卷，柏林：狄茨出版社，1972年 ，第433、1094页。)
在这种情况下，《宣言》就匆匆煞尾了。——确实是“仓促”完成的。
三、《宣言》为什么能成为马克思影响最大的著作
文本的命运犹如个体生命的历程，曲折而多变。尽管是一本受托写作、又是在上述情 况下匆匆交稿、结构上不能算很完整的小册子，其事后的影响力却超过马克思任何一部 计划写作、精心构思、反复锤炼的作品，这恐怕是马克思本人始料不及的，也是意味深 长的。回溯《宣言》的传播史，我们感到有几种因素起了关键作用：
1.在马克思的文本序列中，《宣言》篇幅短小，语言通俗，又是具体的政治组织的纲 领。因此，它较之《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大部头的巨著，较之《博士论文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哲学作品更易于流传，更容易为普通民众特别是劳动 者所接受。
2.恩格斯的《序言》所起的导向作用。现在作为《宣言》组成部分的7个《序言》中， 有两个是马克思、恩格斯联合署名的，其余5个都是恩格斯写的。再查上世纪60年代阿 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德国组组长布鲁门伯格(Werner Blumenberg)为该所所藏马 克思手稿原件编写的目录，所有《宣言》的《序言》的原件全是恩格斯的笔迹。虽然18 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事件后，《宣言》所阐述的措施就显得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和工 人运动的实际有些脱离，因此作者也承认《宣言》的思想有的已经过时了，但恩格斯总 体上对《宣言》持非常高的评价，特别是在马克思去世后更是这样。比如在1892年波兰 文版序言中他甚至认为：“近来《宣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测量欧洲大陆大工业发 展的一种尺度”，“根据《宣言》用某国文字发行的份数，不仅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 国工人运动的状况，而且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大工业发展的程度。”(注：《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02、266页。)恩格斯的名字是与马克 思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马克思去世后他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权威的阐释者，他的导向和 看法对人们接受马克思的思想所起的作用是无人替代的。
3.当马克思主义发展谱系中政治家成为主角的时候，他们的评价更形成了单纯的学者 和理论家所难以起到的影响力。列宁突出强调了《宣言》在马克思文本体系中无出其右 的独特价值，认为它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它“以天才的透彻而 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 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 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416页。)“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 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注：《列宁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3页。)斯大林更称《宣言》是一部划时代的文献，“马克思 和恩格斯以自己的‘宣言’创造了一个时代”。(注：《斯大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 社，1956年，第322页。)在中国，毛泽东认为《宣言》是帮助他建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 三本书之一；邓小平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也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 扑不破。”(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82页。)政治家们以 其敏锐的观察力和战略气魄突出了《宣言》的时代意义。
4.与前一点相联系，当大规模的出版、宣传成为一种“国家行为”的时候，在普通民 众的印象和理解中，《宣言》的思想就同马克思主义划上等号了。在长达70余年的苏联 历史上，《共产党宣言》成为出版版本最多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据笔者统计，仅从1932 年到1986年，《共产党宣言》在苏联再版19次。这其中，时间间隔最长的18年(1932-19 50)，此外，每隔3年或5年就再版一次(1950-1956，1966-1969、1976-1979、1979-1985 )，有时是隔年再版(1956-1958、1959-1961、1962-1964、1964-1966、1970-1972、197 2-1974)，或每年都再版(1958-1959、1961-1962、1974-1975、1975-1976、1985-1986) ，更有甚者，1966年一年出了两版，即在一般的“普及版”之外增加了“研究版”和“ 高等院校教学版”。与此相配套，注解、阐释、研究和宣传《共产党宣言》的书籍、论 文集更是难以计数。每逢马克思、恩格斯诞辰日和忌日、《共产党宣言》发表逢五遇十 纪念日、十月革命纪念日等，都有大量出版物涌现。1899年马克思的名字出现在中文报 刊上，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首先介绍的就是《宣言》的思想。(注：1899 年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首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与学说，称“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 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 。’”这里把马克思误为英国人。所引用的是《宣言》中的一段话，现在的译文是：“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此后从1920年出现第一 个完整的译本，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先后出现了陈望道译本(1920)、华岗译 本(1930)、成仿吾和徐冰译本(1938)、陈瘦石译本(1943?)、博古译本(1942)、莫斯科 外文局译本(1948)等。新中国成立后，《宣言》的译本更是经过反复改进。迄今为止， 它是马克思著作中在中国发行版本最多、研究资料最为丰富和普及程度最广、影响最大 的文本。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宣言》定稿结构的分析、对其创作过程和传播途径的重 新梳理和甄别，并不是要质疑其在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的经典地位；而是要表明，这种地 位的确立并不完全是由其本身的思想和内容奠定的，更主要的是由后继者对它总体思想 中的某些部分的突出强调和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而形成的。其实这种情形在思想史上并非 鲜见。比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论语》及其影响不也具有类似的特征吗?文本的写 作过程、最初的思想内容与其后来的影响之间确实存在一种错综、复杂和微妙的关系， 期待研究者不断地作出深入的探讨、客观的描述和中肯的评价，这也正是文本研究、社 会思想史研究的永恒魅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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