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版书：图书出版走向繁荣和成熟的一种标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繁荣论文,和成熟论文,标志论文,走向论文,图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重版书的主要特点，是其所“承载”内容的长久稳定性、相对完整性，以及社会作用和社会影响的超时空保持性。重版书是图书这一特殊文化传播载体基本性质和基本功能的典型体现，也是图书出版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有效集合体。提高重版书比率，既是图书出版走向繁荣的一条必经之路，也是图书出版进入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与国内外一些成功的出版单位相比较，目前国内一部分出版社的图书重版率居低不上，令人焦虑。因此，有必要改变观念和采取措施，促使那些重版率偏低的出版社走出困境，从而进入一个优质高效的良性循环轨道。
图书出版中重版书比率的提高，不仅是一个出版社图书出版事业迈向繁荣的必由道路之一，同时也是一个出版社图书出版事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忽视这一点，便有可能使一个出版社的图书出版事业陷入永远没有优质高效黄金收获季节的误区。
一
正确地认识图书这一特殊文化载体的性质和价值，对于深刻地理解重版图书的特点和功用，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一般情况下，图书、报纸和期刊，被通称为“新闻出版业”，其实，此三者的性质和价值，既有相互接近甚至相互重合之处，但又有着明显的区别与不同。就这三种载体所承载内容的性质而言，报纸所载内容，性质上基本以社会上新近产生的新闻、信息或动态为主；图书所载内容，则主要是专家、学者、艺术家等人所撰写的学术、文化著作或艺术创作作品；就其所承载内容的结构而言，报纸所载内容的结构，是相对零散、点滴并具流动性的，它只追求所载内容的新颖性、快捷性，而不刻意追求也无法顾及其系统性、完整性、稳定性和深刻性；图书则首先注重所载内容的系统性、完整性、稳定性和深刻性而不片面追求其新颖性和快捷性。期刊所载内容，就其性质而言，往往介于报纸和图书之间，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但其系统性、完整性，还是稳定性、深刻性，一般都较图书逊色。
再就报纸、图书和期刊的社会价值或社会功能而言，虽然三者均属“传播学”范畴，但相互间的区别仍十分明显：报纸的主要功能，在于通过信息、消息，使读者尽快了解社会上纷纭复杂的各种变化、动态或趋势；而图书的主要功能，则在于传播和积累社会上各种已经较为成熟的学术、文化知识，或者艺术创造作品，以便读者于其中掌握较为系统的知识，深化思想观念意识，或者受到情操的陶冶。再就其各自在时间和空间中传播的长短度和深广度而言，尽管三者在超越空间这一点上具有共同的特点，即报纸、图书和期刊均有跨越不同的地域乃至国度得以传播的功能和价值，但在时间中流传的长短度却有明显不同。报纸的传播尽管有快捷、迅速等特点，但其功能和价值的时效性却极短，然而图书的功能和价值所具有的时效性，却较之报纸远为长久，甚至超越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而趋于无限。期刊的功能与价值，尽管与报纸和图书相比较，有其相似或相近之处，但其所具有的时效性，不仅在快捷、迅速方面无法与报纸抗争，尤其在时间的悠久性方面，更难与图书相提并论，期刊中某些文章的长久流传往往更借助于最后被收入书里。以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后的出版为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逻辑学》，以及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伏尔泰的《老实人与乐观主义》等一大批哲学、伦理学、道德学、政治学、文学专著，直到今天仍然拥有大量的读者，有的甚至有可能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延伸，永远流传下去。套用曹丕的话来说，如果我们认为图书、报纸和期刊这三者，均为适应当时社会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经国之大业”，那么其中只有图书才堪称跨越时空而社会价值永存的“不朽之盛事”。这样，我们便可以将图书的基本特质和基本价值，作如下概括：图书是一种用于传播和积累具有相对稳定性和相对完整性的学术、文化或艺术成果的特殊载体，其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具有超越时空限制而存在的特殊性质。
阐明图书所具有的基本特质和基本功能，对于我们认识重版书的价值、规律和特点，有重要的参照意义。对于任何一个图书出版社来说，不断地向读者和社会推出自己的新版图书，不仅是满足社会读者不断发展、变化的精神文化的需要，同时也是谋求图书出版社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必需。然而，并不是出版社所推出的所有新版图书，都具有重版的价值或能够获得重版的机会。重版图书与非重版图书的主要区别就在于：第一，就图书所承载的内容价值而言，重版书要求其具有超越时空的相对稳定性，而且这种稳定性跨越时空的长度和广度越长、越宽阔，图书内容所具有的价值便越大。但在那些新版图书中，有些图书所承载的内容价值，在时空中的有效性却相对短促狭小，或者经不起时间和空间的检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变换，这些图书的内容价值便会逐渐地减弱甚至完全消失。然而，有一部分图书，其内容价值却具有超越时空跨度和变换的相对稳定性，即能够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社会、历史或者地域的变化，而长久保持下去。一般言之，能够重版的图书，其内容价值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这种超越时空跨度的相对稳定性，至少在其重版前后如此。第二，就图书内容的结构而言，要求其具有相对的完整性或系统性，而且这种完整性和系统性越强，图书的内容结构和内容价值便越稳定，就越具有超时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有的新版图书并非如此，即有些图书内容尽管在某些方面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在内容的整体构成上却缺少应有的完整性或系统性，因此这些图书在出版不久，便会被选题相同或者相近，但内容结构更加系统或完整的图书取而代之。所以，就一般情况看，只有那些内容结构也相对完整或相对系统的图书，才有重版的可能。第三，就图书对社会、对读者的影响力而言，凡是那些对社会和读者影响力保持得越长、影响范围越大的图书，就越在社会和读者中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但有些图书作用于读者和社会的功效，却是较为短促的，甚至只是昙花一现。通常情况下，那些能够重版的图书，在社会和读者中的影响力，都较为长远；而那些经久不衰地重版下去的图书，对读者的影响力，应该说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都可能趋于无限。第四，就图书所具有的文化积累价值而言，要求图书在人类文化乃至人类文明不断延伸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应当刻下自己应有的痕迹，甚至引起奠定一个历史时期文化和文明基础，或者推动文化和文明前进的“基石性”作用或“阶梯性”作用。一般而言，那些能够重版的图书，或多或少，或强或弱，都具有这种“文化积累”的价值或功用。内容价值的超时空稳定性，内容结构的相对完整性或相对系统性，对社会和读者影响力的长久保持性，以及对于人类文化和文明延伸发展的历史积累性，构成了重版图书最基本的特点和最基本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重版书是图书自身应有基本特质和基本功用的最集中、最典型的反映或体现。
在这里有必要辨明，我们在确认和肯定一般图书尤其是重版图书上述基本性质和基本功能的时候，丝毫没有轻视重版图书以及一切图书所应当具有的社会宣传和舆论引导的价值与功用。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正确的社会宣传和舆论引导，同时也是重版图书以至于一切图书所应当具有的重要价值和重要功能。我们只是说，重版图书以至于一切图书在承担社会宣传和舆论引导时所包含的内容和所具有的功能，与报纸等新闻媒体或一般期刊杂志相比较，应当更具备其应有的超时空稳定性、相对完整性、历史积累性和长久保持性。如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00多年前所撰写的那一系列伟大作品，如《共产党宣言》等等，一方面不仅在当时，即使在现在和未来，都具有非常强的社会宣传和舆论引导的价值和作用；而在另一方面，无论其内容价值和社会功用，又都具有非常强的超时空的稳定性和超时空的影响力，同时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和文化的积累，尤其是对于推动整个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发展，又具有极为深远的价值和意义。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们的那些经典作品，才能够在这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被译成多种文字一再重印再版，同时也将不断地重印再版下去。
在阐清图书的基本特质和基本功用，以及重版书的基本特点和基本功能，乃至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后，问题便逻辑地归结到了这里：重版书对于图书出版社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国外一位著名出版家曾经说过，图书出版自有其最高要求和最高境界，这就是：既崇尚和追求精神世界和艺术世界的最高价值，同时也注重和遵循经济学范畴的一般规律。重版书，便是图书出版社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最高要求和最高境界的一条重要途径。只有抓住了重版书，一个出版社所出版的图书才有可能进入最广阔的时空，赢得最广泛的读者和最广大的社会，由规模数量型转为优质高效型，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好收成，即所谓“以一当十”地“在有限之中赢得无限，在瞬间之中赢得永恒”，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重版书是一个出版社走向成熟的一种标志，重版书也是一个出版社走向繁荣的一条必由之路。
二
正因为重版书是一个出版社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佳途径之一，是一个出版社走向繁荣和成熟的必由道路之一，所以国内外一些取得成功的出版社，都十分重视图书重版率的提高和稳定。如法国全国的所有图书出版社，自1978年以来，重印书比率一直维持在全国出书总数的50%左右，1981年至1983年3年中，每年全国重印书比率竟高达54%以上。英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1947年到1985年这39年之内，共出图书116万多种，其中新书为87万多种，重印（包括部分再版）书为28万多种,重印再版率在近40年间也平均高达近25%。日本全国出版社的平均图书重印率，也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据《日本出版年鉴》统计，全国平均重印书比率一直保持在25～30%之间。韩国全国出版社的重印书比例，自1980年到1990年10年间，也一直保持在很高水准，并呈节节上升之势。1980年韩国年出新版图书1万3千余种，而重版书便达到近8千种；1981年该国出版新版图书也是1万3千余种，而重版书却上升到1万多种；到1990年，韩国全年出新书2万零9百多种，而重版书却也达到了2万零8百多种，新版书与重版书几乎拉平，即在全年出书总量中，新版与重版书几乎各占50%。
国外的一些出版社，不仅注重重版书在整个出版图书总量中比率的提高，尤其注重某些学科或种类的图书在重版书中始终保持其高印数、快频率的重版印制发行。如联邦德国在1989年，哲学、心理学类图书新版为1875种，重印版便达1015种，应用科学、医学类当年新版图书为6303种，重印版图书便达2267种。德国最大的农业出版社保罗·帕克出版社，建社早在1848年，但直到现在，即近1个半世纪以来，经过修订之后，仍在重版印制发行该社建社初期所出的一些图书，如该社的《加尔克图解植物志》从1849年出版第1卷后，直到现在仍在修订重版，并已增加到了25卷。该社所出的《实用农业手册》，自第1版问世后，至今已重版35次。英国的泰晤士和赫德森出版公司，是一家图书重印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的图书出版公司，如该公司1950年出版的自己的第一部图书《英国大教堂》，于当年年底便予以重印，此后并连续重印20余年之久。该公司1951年出版的《希腊人的上帝》，40多年来，一直畅销不衰，直到现在仍在重版印刷发行。该公司1956年开始出版的包括有100余种图书在内的“小黑书”系列读物，直到现在仍然在重版印刷发行，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成为世界畅销书。毋庸置疑，国外像保罗·帕赖、泰晤士和赫德森这样的出版社，都非常重视重印书比率的提高和保持，并由此而提高自己的声誉，保证自己所出图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出版工作的生命线是具有新思想，并且要不断努力去发现能保持长盛不衰的图书，使这些图书在若干年后还能够修订出版。”
我国建国之后的重版书，不包括用于教学的课本，比率本来是比较高的。从1952年至1959年的8年中，我国共出版图书18万3千多种，其中新书12万多种，重版、再版书6万2千多种，重版、再版率高达近34%，60年代初至“文革”开始前的几年之内，由于重新调整了图书出版方针，更加注重图书的质量和重再版书的比例，重版、再版图书的比率较50年代又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如1961年至1964年4年之间，共出版图书38376种，其中新版图书21456，重版、再版图书16920种，重版、再版平均比率高达44.09%，而1962年等年份，全国图书重版、再版比率甚至高达45%以上。70年代，由于十年动乱的干扰和影响，我国图书出版全行业的重版、再版图书比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滑坡。70年代的10年之中，我国共出版图书65474种，其中新版书55635种，重版、再版图书9839种，重、再版率下降到15.02%。
从80年代开始，由于我国再次调整了出版方针和政策，确立了以社会效益为主，并且兼顾经济效益的图书出版方针，全国图书出版中的重版、再版比率，得到了较大幅度的回升。如1980年至1985年的6年之间，尽管年出版新书总量较70年代年出版新书总量增加了好几倍，6年间共出新版图书14万8千多种，但重版、再版图书总量也在同步上升，6年间重、再版图书总量达3万2千余种，重、再版图书平均比率在6年之中回升到21.84%。其中，像1984年，重版、再版图书的比率甚至回升到25%。
从1986年至1995年的10年间，我国的图书出版事业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图书出版社至现在已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100多家发展到540多家，年出版图书总量也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不足1万种，增到1994年出版图书的10万4千余种，是十几年前的10倍还多。在这10年中间，伴随着新版图书日益增多，重版、再版图书的比率也同时有所上升，但总的看来增幅不大，而且发展极不平衡。国内一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均为上乘的出版社，近几年来由于充分认识到了重版图书在整个出版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制定并实施了确实有效的重版图书战略和措施，使得重版图书的比率出现了直线上升的趋势。如金盾出版社，1993年该社出版新书177种，但重印图书版次却高达426次。1994年共出版图书510种,其中新书仅占110种，重版图书却占到了400种，这一年该社重版图书数量是新版图书数量的3.6倍。1995年1至4月份，这家出版社已出版图书达290种，其中重版图书为230种，新版图书却不到60种，重版图书与新版图书的比率是3.8比1。中华书局近几年来也特别注重所出图书价值的超时空稳定性和有效性，强化常版、长版书的策划、组织、管理机制和运作机制，使重版书比例有较大幅度提高，在1995年，中华书局的重版书比率将提高到出书总量的55%以上。上海辞书出版社近年来重版、再版图书的比率，也呈稳步上升趋势。如该社1983年新版推出的《唐诗鉴赏辞典》到1995年已重版14次，并发展成以唐诗为中心，上启汉魏下及现代的8部诗辞鉴赏辞典，总发行量现已达到350万部，而且在今后的若干年中，预计每年仍将重版印制发行。该社在1993年至1994年间新版推出的《绘画故事系列辞典》共计23册，当年第一版推出之后便迅速售完，所以当年便立即予以重印，并再次受到读者和社会的普遍欢迎。上海译文出版社，由于采取“高质量”和“低定价”等策略，狠抓常版书和长版书的出版发行，近几年来图书重版比率上升很快，现在已达到80%以上，即使像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这样的以出版工业技术类图书为主的专业出版社，图书重版比率也已达到40%以上。据了解，在国家新闻出版署所表彰的全国首批优秀出版社中，相当一部分出版社近年来图书重、再版比率，都已达到30%或40%以上。当然，其中一部分出版社，近年来图书重、再版的比率就更高。就在国内一部分出版社重、再版图书比率呈节节上升之势的同时，国内的另外一部分出版社，重版、再版图书的比率却一直徘徊不前，甚至呈急剧下降之势。据了解，国内目前一部分出版社，近年来新版图书的出版数量虽然直线上升，骤然增多，然而重版、再版图书比率却一直在5～10%之间徘徊，有的出版社年图书重版再版率竟然几乎等于零，即只见大量的新版图书纷纷推出，而不见重版、再版图书的“回头”，真可谓“新版一去不复返，重版再版空悠悠”。
毋庸置疑，对于相当一部分重再版率低下的图书出版社来说，不仅难以取得应有的社会效益，赢得应有的社会声誉，即使经济效益也由此而受到较大影响。于是乎，如何提高图书的重版再版率，便成了这些出版社能否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在激烈竞争的图书市场中站住脚并生存下去的最大课题。
三
近年来，国内一部分出版社图书重版、再版比率“居低不上”，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认识或观念方面产生错位乃至踏入误区。无疑，促进国内图书出版事业的持续繁荣，是国内图书出版社近年来的普遍的呼声、愿望和追求目的。同时，图书的持续繁荣，无疑也就包含着图书出版品种和数量的稳步增长。这些均不必置疑。然而，这仅仅只是图书出版走向繁荣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图书出版的繁荣更主要地包含图书质量的提高，社会效益的增强，以及在保证社会效益前提下经济效益的增长。图书通过自身不断提高的质量，超越时间和空间地走入更为广泛的读者和社会之中，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和作用，才是图书出版事业的真正繁荣，即只有通过图书自身的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所促进的图书繁荣，才是真正的、全面意义上的图书出版事业的繁荣。否则，充其量也只是片面的繁荣。在图书依靠质量推进繁荣的进程中，如前所述，重版、再版图书的比率提高，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或起着重要的作用，认识不足，听任重版、再版书被滚滚的“数量规模”所淹没，根本没有提上予以注重的议事日程。这不能不说是目前国内一些出版社重版、再版图书比率一直徘徊不前甚至大幅度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图书出版中片面的经济利益趋动。不可否认，图书作为一种特殊商品，既包含有社会效益的要求，也包含有经济效益的要求。这是图书出版业既区别于其他非赢利性的精神文化事业，又区别于其他赢利性的商品制造业的根本性质所在。但是，图书所具有的正当的经济效益，又只能在首先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才能够实现。在此两者中间，图书的社会效益是第一性的，图书的经济效益应当是首先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才能够实现。然而，在近几年商品经济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下，国内某些出版社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并因此有意或无意地制抑甚至窒息了重版、再版图书比率的提高；出卖书号或变相出卖书号，当然与提高图书重再版率毫不相干；为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大量发行内容、格调庸俗低下的图书，而这些图书不是当时便属“速朽”之列，就是过不久就会遭到读者和社会的普遍抵制甚至唾弃，自然也无重版、再版之可能；即使是某些所谓“轰动一时”的“畅销书”，也因为没有顾及其中内容价值的稳定性、完整性和科学性，其中一部分也不过是昙花一现。来去匆匆。往往今朝花香十里，但到不久便成为昨日黄花，此类图书自然也就失去了重版和再版的价值与意义。
再其次，新版图书的内容缺乏应有的稳定性、完整性、科学性、艺术性或积累性，以及对于读者和社会跨越时空限制的影响力。近几年来，国内图书出版界一方面是出版单位急剧增多，从事图书出版业的编辑队伍骤然扩大；另一方面却是图书编辑队伍的素质提高滞后，一些新近进入图书编辑队伍的人员，业务素质或专业素质，远远落在应达到的基准线以下。因此，这些“未达标”的编辑人员，所组织或所审改加工的图书稿件，在内容上往往缺乏图书这一特殊文化传播载体所应有的稳定性，完整性，积累性，以及对读者和社会的长久影响功能，当然这些图书在第一版推出之后，便很难获得重版、再版的价值和机遇。
此外，由于图书出版和图书发行的“反馈”信息不灵或重视不够，所导致的图书重版、再版比率难以上升。一般而言，一种图书是否具有重、再版的价值，往往首先来自对此类图书出版发行后的信息反馈，即某种图书投放社会之后，如果赢得了读者和社会的认可乃至欢迎，而且图书市场上尚且有相当大的空缺容量，那么此种图书便具备了重版的价值，获得了重版的机遇。但在目前情况下，国内一部分图书出版社，在某种图书出版发行后，往往对市场需求量的追踪调查不够，且渠道不完备、不通畅，因此便使得那些具有重、再版价值的图书，也只好“毕其功于一版”，空守书阁，望重版而自叹，失去了不应当失去的重版或再版机遇。
鉴于上述原因，国内的一部分图书出版社，欲想走出图书重版、再版比率偏低的谷底或迷途，当务之急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必须正确地理解和认识图书这一特殊传播媒体的基本特质和基本功能，以及重版书自身所具有的基本特点和基本功能，以便在扭转重版、再版图书比率低局面的努力中，认清途径，找准基石，站稳“起跳台”。第二，转变观念，认清重版、再版图书比率的提高，对于一个图书出版社增强社会的效益和经济效益，以及提高社会声誉、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认清只有抓住了图书重版、再版比率的提高，才算牵住了实现图书出版“双效益”的一个重要“龙头”，因为重版、再版图书本身就是图书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一种最佳体现。第三，提高图书编辑队伍素质，变图书编辑出版的广种薄收、粗放经营为精耕细作、多出精品，变片面追求图书出版的规模数量为优质高效，使所出图书最大限度地在内容上以至于形式上，都具有重版、再版的价值和可能。第四，不仅要在图书出版发行后，做好信息反馈的跟踪、调查，为已出图书的重版或再版寻求市场。同时，更要在图书编辑出版前，就要为图书的重版和再版奠定坚实的基础，即在选题确定时或在组织书稿时，就应当通过对读者、市场和社会的调查及预测，在结构和比例上，尽量多地策划和保留那些具有重、再版价值或可能的选题与书稿，并确保其出版发行。此外，应当“风物长宜放眼量”，使那些眼下虽无太大经济效益，甚至也无所谓“哄动的社会效应”，但却在将来具有重、再版可能的选题或书稿得以出版，以求在长远的未来中，通过这一图书的重版和再版，获得“滚动式”的不断增加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图书出版事业的成熟和繁荣，期待和呼唤着图书重版率的提高；图书重版率的提高，则又标志着图书出版事业开始走向繁荣和成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和真正做到这一点，将使我们的图书出版业迎来一个优质高效的丰收季节。否则，我们的图书出版事业在自己的前行道路上，将有可能失去自己应有的正确航标和通畅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