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巴以）和平进程：问题与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东论文,巴以论文,进程论文,和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旷日持久的阿以冲突给中东局势带来了长期动荡不安，严重地影响了双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及文化的发展。自1978年9 月戴维营协议签署迄今已整20年，那么作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中东和平进程，在实现地区和平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又面临着哪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及前景如何，报刊杂志已作了不少介绍，本文试图就此作一初步综述。
一
自戴维营协议签署以来20年的时间里，中东和平进程可以说经历了70年代末的开始，80年代的停滞与徘徊，90年代初中期的高潮以及现在的再度低落等四个阶段。
1978年9月5日，在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和主持下，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在华盛顿附近的戴维营举行了为解决中东问题的最高级会谈。9月17日，埃、以、 美三方签署了《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签订一项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纲要》，二者即著名的戴维营协议。（注：关于戴维营协议的内容可详见钟冬编《中东问题八十年》，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207—215页。）协议主要规定了解决埃以双边关系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进程”。1979年3月， 根据戴维营协议精神，埃以和约正式签署。从4月25 日开始以后的三年时间里， 以色列军队陆续从其占领的埃及西奈半岛撤离（以仍占据塔巴城至1989年3月15日归还埃及）。1980年2月15日， 埃以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24日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戴维营协议和埃以和约标志着中东和平进程的正式开启，尤其是随着埃以和约的逐步实施，和平地解决了两国间的重大争端，对于两国经济发展和正常交往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它也打开了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阿以冲突的道路，对于中东实现和平具有深远影响。
但是，埃以和平的实现并不表明整个阿以对峙的结束；相反，和平进程随后却进入了长达十余年的停滞与徘徊。从1979年5月起，埃、 以、美三方就巴勒斯坦自治问题举行了多次会谈，都因以色列态度强硬而未取得任何进展。1982年6月， 黎巴嫩战争爆发使阿以冲突再次激化，国际社会认识到全面解决阿以冲突的迫切性，为此在战后出现了几种颇具代表性的和平计划。（注：即里根方案，非斯计划，“六点建议”。内容详见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436页。）以色列对这些计划全部予以拒绝， 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解主流派开始希望更多地通过政治和外交斗争寻找出路。1987年底，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爆发了持续两年之久的巴勒斯坦民族大起义，使巴以冲突再次激化。1988年7月，约旦表示放弃对西岸的领土权利， 这种情况下巴全国委员会在第19次特别会议上宣布，“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这一事件受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欢迎。到1988年底，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已达到90个，美国和以色列面临如此情况也被迫开始改变自己的强硬立场。然而，纵观整个80年代，和平进程可谓举步维艰，冲突双方几乎没有达成任何有效协议，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和中东局势都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国际社会对解决阿以冲突的呼声又高，有关国家在阿以谈判的立场上也发生转变，这样和平进程逐渐出现转机。海湾战后，经过美国多次斡旋，终于促成了1991年10月马德里中东和会的召开。尽管和会仍然由于双方分歧未取得重大成果，但它实现了冲突双方经过几十年兵戎相见第一次全部坐在谈判桌旁通过直接谈判解决问题。为双方进一步接触及寻求新的解决方式达成谅解创造了条件。1992年，以色列工党领袖伊扎克·拉宾出任以色列总理，终于把和平进程推向了高潮。
1993年8月，在挪威的积极斡旋下， 巴以双方在奥斯陆草签秘密和平协议，以答应在加沙和杰里科两地先行给予巴勒斯坦人有限自治。 9月13日，巴以在华盛顿正式签署对整个和平进程具有重要影响和作用的《临时自治安排的原则宣言》，宣言详细规定了和平进程的原则和框架，为巴以和解指明了方向。从1994年5月到1995年9月，随着原则宣言的部分实施，巴勒斯坦自治区域逐渐由加沙——杰里科扩大至约旦河西岸。1996年1月， 巴勒斯坦人在自治区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自由民主选举，阿拉法特当选为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这一切都表明以色列实际上承认了巴勒斯坦实体，承认了民族权力机构是自治领土上的执政当局。一个巴勒斯坦国的雏形已出现在中东大地上，它为最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及以后的谈判提供了基础、条件和保障。
90年代以来和平进程取得的另一重大成果是以约和谈及其关系正常化。1994年7月，双方开始正式谈判。7月25日，在美国斡旋下，侯赛因和拉宾在华盛顿举行了公开会晤并签署《华盛顿宣言》。10月26日，约以和约正式签订，两国建立外交关系， 实现关系正常化。 约旦成为继1979年埃及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第二个队拉伯国家，约以和约则成为90年代以来继巴以原则宣言之后和平进程的又一座里程碑。
就在和平进程取得重大成果进入高潮之际，却遇到了来自双方极右势力的抵抗和反对，恐怖事件接连发生。1995年11月，拉宾总理在特拉维夫遇刺身亡，震惊世界。以后佩雷斯执政尤其是1996年5 月底利库德集团新一代领导人内塔尼亚胡上台标志着和平进程斩谷而落进入到第四阶段。佩雷斯在极右势力的挑衅下迫于国内压力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封锁和关闭巴自治区与以色列的通道，发动对黎南部的武装袭击，但终未能笼络人心而倒台。内塔尼亚胡执政以来，一反工党时的和平政策，在每一个问题上都采取强硬立场，提出了新的“三不”政策（不许巴勒斯坦建国，不归还东耶路撒冷，不归还戈兰高地）。尽管由于各方面压力1997年初以色列撒军希伯伦使僵硬的关系稍有缓和，以后双方又经过多次接触都未取得实质成果。据最新报导，1998年10月23日，巴以双方在美国主持下就以色列从约旦河西岸撤军和巴以安全合作等问题签署临时和平协议。分析家认为，尽管协议很难顺利实施，但它毕竟打破了已陷入僵局达19个月之久的巴以和谈，使巴以和平进程继续向前迈进。
二
和平进程开始以来，阿以双方经过多次谈判，国际社会也进行了多次斡旋，但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成为通向和平道路上难以克服的障碍。
1.东耶路撒冷地位问题 1947年联大在决定结束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时，鉴于耶路撒冷在宗教上的特殊地位，将它划为国际共管区。第一次中东战争时，约旦军队攻占了耶城东部，北部和南部地区（即习惯所称东耶路撒冷），而以色列只守住了犹太人占主导地位的西区。1949年约以停战协定使耶路撒冷分裂成为事实。第三次中东战争时，以色列又占领了耶路撒冷全城，后又宣布它为以色列统一和不可分割的首都，东耶路撒冷遂成为“被占领土”。关于其地位问题，对以色列来讲，工党和利库德集团都主张兼并耶路撒冷，声明东西耶路撒冷是一个整体；而巴自治当局坚决要求在东耶路撒冷建立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首都，这一立场得到了埃、约等国的支持，阿拉法特为此曾提出以“罗马方式”解决，备受注意。（注：即按照梵蒂冈存在于意大利首都罗马西北一隅为实例，在东耶路撒冷建立巴勒斯坦国首都。但以色列坚持反对“一城两府”。）1997年3月18日， 由内塔尼亚胡决定的在东耶路撒冷进行大规模犹太人住宅建设的“哈尔霍马工程”启动，遭到巴勒斯坦方面的强烈反对和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因为这一工程是对东耶路撒冷的进一步分割，这就意味着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建立未来国家首都的愿望变得更加渺茫。
2.被占领土及边界问题 和平进程开始以来，以色列先后归还了埃及西奈半岛和塔巴地区，约旦的部分被占领土，并同意巴勒斯坦在加沙和西岸实行有限自治，但以色列仍占有戈兰高地，约旦河西岸大部分地区以及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地带。阿拉伯国家坚持以联合国242 号决议要求以归还所有被占领土，并坚持“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而以色列则拒不同意撤回到1967年的边界线，并主张约旦河是以色列东部安全边界，提出了“以安全换和平”的方针。叙以和谈及戈兰高地一度成为双方谈判的焦点，双方在撤军范围、时间及撤离的安全等方面存在着分岐，尤其是边界线问题更难以达成一致。（注：徐向群：《叙利亚和以色列边界线之争》，《世界知识》，1995年，第22期。）拉宾执政时，叙以谈判取得了一些小的进展。内塔尼亚胡上台后其执政纲领明确指出“戈兰高地是一个对以色列安全以及水源的保护极其重要的地区”，与叙利亚达成任何协议都必须以“保持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为前提”。（注：李绍先：《向右倾斜——以色列新政府初析》，《世界知识》，1996年，第13期。）被占领土及边界问题显然是和平进程的关键，它解决不了，那么其他问题也都难以解决。
3.犹太人定居点问题 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工党政府根据劳工部长阿隆的计划开始在加沙地带、约旦边界、戈兰高地和西奈半岛建立了一系列犹太人定居点并派兵驻守，形成了保护以色列本土的一条安全带。到1973年，定居点在被占领土上已形成布局，以色列历届政府都实行了扩建犹太人定居点的政策。1992年拉宾为表示其和平诚意宣布冻结犹太人定居点扩建活动，此时定居点已形成规模。据资料统计，现被占领土犹太人定居点共有180多个，居住人口约16万多。 （注：殷罡：《犹太人定居点——巴以和平另一难题》，《世界知识》，1997年， 第3期。）这些定居点犹如滋生在被占领土上的“毒瘤”，那里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也时有发生。长期以来，巴方一直要求以色列停建并拆除在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定居点。前述拉宾冻结定居点扩建是在这一问题上的一大突破。但内塔尼亚胡上台以后，明确提出“任何政治协议都必须保证犹太人定居点继续存在并得到加强”；（注：李绍先：《向右倾斜——以色列新政府初析》，《世界知识》，1996年，第13期。）他还“简化”一些定居点扩建的批准手续，为现有定居点扩建大开绿灯，从而引发巴以新的矛盾。据专家估计，如果将现有定居点全部撤离，将要花费上百亿美元，而且定居点已存在了30年，解决难度显然很大。定居点问题成为“一颗带有导火索的雷”随时都可能在艰难曲折的和平进程中引发新的爆炸。
4.巴勒斯坦难民问题 长期的矛盾冲突和战争使大量的巴勒斯坦人被迫离开家乡，飘流海外而沦为难民。据统计，仅1948年和1967年两次战争就造成300万巴勒斯坦难民；截止到1995年， 据巴解组织统计数字，难民仍有150万之多，他们背井离乡，生活在临近的约、叙、利、 黎、埃等国。几十年过去了，难民情况从根本上没有什么好转。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情况尤为恶劣。34万之众导致难民营拥挤不堪，卫生状况很差，难民身体健康根本无法保障；由于黎巴嫩长期受内战折磨，经济破坏严重，难民难以找到工作，生活也很难保证。随着全世界难民数量的猛增，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难民的救济越来越少，难民情况更趋恶化。对待难民问题上，巴以双方在难民身份界定和遣返条件方面存在着较大分歧。以色列两党一致主张1948年战争时离开巴勒斯坦的不是难民，他们不得返回以色列本土。此外，以色列还以巴勒斯坦经济难以承受和以色列安全受威胁为由阻止难民返回家园。
5.建立巴勒斯坦国问题 按照1947年11月联大通过的分治计划，在巴勒斯坦地区成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1948年5月以色列成立， 但由于分治计划受到阿拉伯国家的集体反对，因此分治计划中的阿拉伯国就一直未能建立。1967年以色列占领加沙和西岸地区以后，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 直至1988年7月约旦宣布放弃对西岸的主权后，巴解组织才开始考虑建国问题。前述巴全国委员会第19次特别会议宣布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它的首都为光荣的耶路撒冷。这以后，巴解组织从战略上转向通过政治斗争和和平起义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但以色列一直拒绝承认这样的国家。工党尽管曾经与巴勒斯坦方面就“自治将导致建国”达成相当程度的默契，但仍主张限制其主权，至少实现其非军事化并不得控制领空。内塔尼亚胡“三不”政策之首就是不允许巴勒斯坦建国，后来他又提出在巴勒斯坦实行“带减号的国家或带加号的自治”，从而在建国问题上大打折扣。建立巴勒斯坦国是双方争执中最敏感并处于核心的问题。
6.来自双方极右势力的反对和破坏 除了上述五个棘手的问题外，巴以还不得不迎接来自双方极右势力的挑战和破坏，而极右势力的破坏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和平步伐，甚至破坏着和平进程。1981年10月6 日，开辟和平进程的埃及总统萨达特在举行庆祝十月战争八周年阅兵式上被国内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刺死，显示了和平进程从一开始便不能一帆风顺。黎巴嫩战争的导火线则是所谓巴勒斯坦人员刺伤以色列驻英大使事件。1994年2月， 犹太枪手在希伯伦易卜拉欣清真寺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枪杀穆斯林事件，使65人丧命，256人受伤。1994年10 月和1995年1月， 分别在特拉维夫和内坦亚又发生了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哈马斯组织）针对犹太人的两起恶性自杀性爆炸事件，造成以色列伤亡数十人。每当恐怖事件发生，以色列便关闭以巴通道，从而给巴自治区带来困难。正如拉宾曾经说过的，实现和平的“障碍来自恐怖行径”。90年代以后，双方极右势力反和平逆流的高潮便是1995年11月4 日晚拉宾总理遇刺事件。它不仅影响了以色列政局的稳定而且直接破坏了和平进程，内塔尼亚胡上台的重要原因就是一系列恐怖事件使以色列人对工党提供的和平与安全不信任。这也是现阶段以色列拒不撤出被占领土最主要的理由。对付和打击恐怖活动已成为巴以官方共同的目标和任务。
上述每一个问题都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互相联系的，具有牵一发而动全局的影响。边界问题必须涉及到归还领土多少问题，领土归还的多少及巴勒斯坦拥有多大自治权又必然涉及到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建国则涉及到首都、人口、地理等问题，环环相扣，结果很难预料。哈尔霍巴工程就是东耶路撒冷地位和犹太人定居点相联系矛盾错综复杂的直接反映。
三
以巴以冲突为核心的阿以冲突有着深刻复杂的民族、宗教、国际、历史等因素，历时达百年之久，这就决定了解决问题的长期性和艰难性。再者，由于双方战略目标不同，政策走向不一，且内部都有极端势力干扰，所以走向和平的过程必然会出现一个又一个危机，需要克服一个又一个障碍。局势中蕴藏着的不稳定因素仍将在新的条件下存在并发展。然而和平毕竟是中东人民梦寐以求的，在客观上也存在着解决问题有利因素。中东实现和平，必须是以下三个要素的结合。
第一，国际社会作为要素之一，在和平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中东问题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因而它的解决当然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推动。目前，国际社会作为有利因素主要有以下三股力量构成：（一）美国。和平进程是在美国的积极斡旋下才得以开始的，20年来美国也一直是中东和平进程的主导力量。由于海湾战争的获胜，美国在中东的地位进一步加强，这显然有利于和平进程。根据1995年5 月美国国防部公布的《美国对中东安全战略》，在未来一个阶段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目标就是在确保以色列军事优势和国家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和平进程，消除阿以对峙所产生的矛盾，建立正常的，富有成果的国际关系。（注：张晓东：《中东局势基本平衡》，《世界知识》，1996年， 第3期。）1997年内塔尼亚胡上台以后，由于克林顿也继任美国总统，美国的上述立场短期内不会改变。（二）欧盟。长期的和平进程得到了欧盟的大力资助，据数字统计，欧盟是近几年来为和平进程提供经济授助最多的国家和地区。近两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欧盟国家表示不甘愿只作和平进程的“钱袋子”而要争取自己在政治上的发言权。1993年，挪威秘密斡旋对巴以签订《奥斯陆协议》作出重要贡献。1996年，法国总统希拉克三访中东，强调欧洲要争取在制定和平解决方案方面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4月，佩雷斯下令以军袭击黎巴嫩停火时， 法国成为停火协议的监督国家之一，这就使欧洲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打进了楔子。可以预料，随着欧洲势力的介入，和平进程必将继续前进。（三）阿拉伯世界。作为一支长期、稳定而又特殊的力量，阿拉伯世界在中东和平进程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1996年6月22日——23日， 在开罗举行的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是海湾战后六年来首次首脑集体会议。会议强调指出，实现全面、公正的和平是“阿拉伯国家的战略选择”，以色列按照联合国有关决议和“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撤出被占领土是中东地区实现和平的必备条件。会议还呼吁国际社会敦促以色列恪守和平原则，履行和平义务和已作出的和平承诺。在第三次中东北非经济首脑会议上，内塔尼亚胡的政策受到了一致谴责，对以色列形成很在压力。作为国际社会的阿拉伯因素，它仍将起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除此以外，联合国作为国际性仲裁机构也仍将发挥其权威性影响和作用。
第二，和平进程的推动力也来自于巴勒斯坦人民的长期斗争以及巴解组织领导策略的改变，这是解决中东问题的巴勒斯坦要素。中东和平进程的每一次阶段性成果某种意义上都是在巴解组织领导下巴勒斯坦人民长期斗争的逻辑结果。1987年底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爆发的持续两年之久的“因提法达”运动在巴以和平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它不仅使巴解组织改变策略，公开承认以色列而且促进了以境内的和平运动，对以产生了真正压力迫使其走向谈判桌，更主要的是它还粉碎了利库德集团妄图永久占领被占领土的梦想，恢复了巴勒斯坦民族的自信，改变了自己的国际形象。（注：详见赵克仁：《因提法达与巴以和平进程》，《世界历史》，1996年，第6期。 ）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解组织也逐渐改变其坚决反以态度，而是主张适应现实需要，通过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寻找出路。1996年4月，在加沙举行的巴全国委员会上， 《巴勒斯坦国民宪章》中有关消灭以色列的条款被取消，使事情继续向好的态势发展，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欢迎。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的地位也已确立，只有在巴解组织领导下的巴勒斯坦人民不断斗争下，和平进程才可能逐步向前。
第三，只有保障包括以色列在内所有中东国家的安全，才能最终实现中东和平，这首先可以认为是解决中东问题的以色列要素。由于犹太民族在历史上曾经遭受的长期苦难，所以人们必须理解并尊重犹太民族的特殊历史情绪，使犹太人拥有自己的家园并且稳定地生存发展下去已是不争的事实。中东战争尽管有着复杂的原因和背景，但以色列显然并不是每一次战争的率先发动者。从以色列长期执行的一系列政策来看，诸如设置定居点，扩大移民其出发点首先是为保卫以色列安全。而长时期的阿以冲突也使双方很难达成完全信任。针对以色列的自杀性爆炸事件使以色列人在“没有安全的和平”与“没有和平的安全”之间选择了后者，内塔尼亚胡正是打着给以色列人以“有安全的和平”的旗号得到多党支持而执政的，和平进程随之进入低谷。但是，以色列毕竟在1967年战争之后还占有大片阿拉伯领土，而领土在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任何一个阿拉伯人眼中都是最神圣的，只要领土不归还，和平也便不可能实现。当然，以色列即使鹰派执政，也不得不考虑来自国际和国内各方面的压力，和平进程在经过一段低落后也必然会再次走向高潮。
综上所述，20年的和平进程始终体现着在危机中存在希望，在和缓中充满了矛盾这一深刻的历史辩证法，它一方面表明和平进程尽管会出现多次僵持，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却始终在前进，在某个历史时期还会达到高潮。另一方面，它又提醒人们，和平进程显然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日完成，其间要付出财产、时间，甚至几代人的生命。只有巴以双方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下能以坦诚的态度，现实的做法面对危机，彼此妥协，那么和平的光明一定会早日照亮中东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