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到审美
——论马尔库塞后期语言理论的转变
程振翼
(杭州师范大学 文化创意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摘 要： 语言理论是马尔库塞整个学术思想体系中的一大重要维度，马尔库塞在不同时期对于语言的作用与价值有着不同的态度和理论阐述。聚焦于《反革命与造反》和《审美之维》两本著作进行分析，可以从中看出20世纪70年代马尔库塞面对新的形势如何对自己的语言理论进行调整重构，在否定语言直接的政治性潜能之后，为何转而求助于艺术语言，并认为语言的力量更多地在于“审美之维”，从而最终走上了一条乌托邦远景的建构之路。
关键词： 马尔库塞；《反革命与造反》；《审美之维》；语言理论
在马尔库塞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语言理论一直是一条重要的思想线索，这条线索既有连续性，又存在着断裂性，它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在不同时期马尔库塞面对语言的面孔是不同的。在20世纪60年代马尔库塞受到国际形势的鼓舞，认为语言有很强的政治参与性和实践性，未被资本主义整合的边缘语言包含着解放的潜能，此时语言是一种可以直接参与革命的战斗武器。但是到了70年代，马尔库塞放弃了这一看上去相当极端的理论主张，语言从政治和革命的战场上不断后撤，转而一步一步退缩到审美领域。从《反革命与造反》与《审美之维》这两本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思想线索，马尔库塞晚期思想的巨大转变并非是一步到位、一蹴而就的，也并不意味着与过去的彻底决裂，它更像是一条完成正反合转化的回归之路。
一、时代语境的转化
20世纪60年代，在革命和造反运动风起云涌的国际大形势下，马尔库塞作为一位思想家享有极高的精神领袖地位，与马克思和毛泽东并称为“3M”。有人曾指出那个时期里，“任何有关新左派的文章，如果不提一下马尔库塞都会被认为是不完整的；任何关于‘反文化’的讨论，也不敢不提马尔库塞关于解放的布道。”[1]257但是到了70年代，学生造反运动迅速转入低谷，国际革命的形势急转直下，马尔库塞面临着一个极其尴尬的局势，随着造反和革命的退潮，他也撤退到了书斋。1970年马尔库塞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社会研究科学院中分别做了演讲，随后将演讲稿成书，也就是1972年出版的《反革命与造反》。诚如道格拉斯·凯尔纳所说，此书标志着马尔库塞的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70年左右开始，马尔库塞把他关注的焦点从世界政治的星丛和对世界革命前景的分析转向了对美国的社会激进变革前景的分析，关注新左派在世界资本主义堡垒中应有的战略。他研究的结果见于《反革命与造反》一书”。[2]28这本书既是对60年代革命运动的理论总结，也是对新形势的新思考。
“在《反革命与造反》以及他七十年代后来的著作中，马尔库塞明显修正了他的单向度社会理论，并且放弃了对对抗政治和革命暴力的辩护。然而他对工人阶级的被整合和资本主义稳定化的观念使他坚信新左派是一支重要的反抗性政治力量，并且马尔库塞为新左派的斗争形式辩护”。[2]28-29他又意识到新左派有着局限性，所以他需要重新评估他的社会变革理论。马尔库塞认为西方世界已经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资本主义体系为了推行它的秩序和保护它的既得利益，要把国内和国外的反革命力量都组织起来，这种反革命“实施着法西斯政权的暴政：迫害、酷刑、甚至大屠杀”[3]。“民众的挫败和敌对情绪可以为法西斯主义提供大众基础”，过于敏感的马尔库塞认为大范围的“反革命”有可能会引起一种新的法西斯主义产生，并且这种“前法西斯主义”的征兆已在美国出现。在“新左派”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反革命”对决中，马尔库塞认为虽然道路曲折，但是前途仍是光明的。他为了继续支持革命，提出“革命新理论”，简而言之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群众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愈加尖锐，资本主义强加给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得人倍受压抑，“人的爱欲的受压抑使人们滋生了‘厌恶感’，‘厌恶感’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革命”[4]158。新的历史主体“新左派”若能通过“非暴力的反抗”“总体革命”的方式催化被整合的无产阶级成为革命力量，解放自然、感性和本能，那么人真正的解放也就将会到来。
法国学者勃莱哈特曾说：“马尔库塞在《反革命和造反》一书中所作的澄清丝毫没有给人留下他在这方面的观点已有新的发展的印象，他只不过是老调重弹而已。”[4]154这种观点被许多学者认同，但是马尔库塞在语言领域的变化确实是鲜明的，他彻底废弃了《论解放》中的那种粗秽的“造反语言”，转而开始寄希望于艺术语言，席勒的影响此时已经占了上风。
《反革命和造反》的基本基调还是比较乐观的，“新左派”尚且看似将会有所为：“尽管运动有着十分不恰当的激进主义因素，但它仍始终是一支最进步的反对力量……出路主要要靠年轻一代，但他们不应该‘下马’，也不应该去适应，而应该去学习……下一次革命将是几代人的事业；‘资本主义的最后危机’非常可能要持续一个多世纪。”[5]年轻的“新左派”被马尔库塞寄予厚望，被视为革命成功的种子，但是原本就处于守势的年轻一代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却是节节败退。马尔库塞虽然一直站在“新左派”的战线中，反复强调新左派尚未失败、仍有前途，但是他的辩解明显一次比一次无力。1974年在接受比尔·莫耶斯的电视采访时马尔库塞声称：“我不认为它(‘新左派’)已经死亡，并且它将会复兴。”[2]361975年在题为《新左派失败了吗？》的讲演中，马尔库塞反驳道：新左派虽然遭受了各种挫败、自身也存在诸多问题，但它仍然是先锋的、解放的，它代表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压抑的可能性。但是马尔库塞也清楚地意识到新左派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将会愈加举步维艰，新左派的未来只存在于马尔库塞不屈的愿景中。而且从他的写作中也可以明显发现马尔库塞的兴趣此时已经不在直接的政治斗争上了，他的精力和希望都主要地转移到了美学理论上。
马尔库塞曾经猛烈批判过资产阶级文化“肯定的性质”，也曾指摘过“诗的正义”，现在他修改了自己的理论逻辑，资产阶级文化从“向恶劣的现实秩序屈从”变成了“有着自身的辩证法”。他声称资产阶级文化的肯定性质之中包含着否定的革命因素，这种否定性就存在于高雅文化的审美形式之中。艺术的超越性和异在性必须要借助于审美形式来完成，借助于新奇的(即足以打破人们“习以为常的感性确定性和理性框架”的)语词、色彩、音调来进行升华。这种形式必须是开放的、“前概念”的，必须能够“冲击日常语言的法规”，打断事物与名称之间的联系。所谓的“前概念”是与“回忆”相联系的，即摆脱工具理性的控制，回到人原初的一种自然状态，这与阿多诺对“概念拜物教”的批判殊途同归。
二、《反革命与造反》——革命的溃败
语言和意象的颠覆性力量在亚文化、在“粗秽”语言那里被取消，马尔库塞此时再次把希望转向了另一个维度，即上文所提到的前者：艺术维度，资产阶级高雅文化成了语言变革的武库。马尔库塞认为文化革命(即从资本主义文化控制中解放出来)的目标不应该把资产阶级文化艺术作为直接的攻击目标。他给出了很多理由为资产阶级文化辩护：首先，资产阶级文化的创造主体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他们的文化在当下也不具有支配性的地位；其次，资产阶级文化中包含着一种无可调和的矛盾——物质方面与精神方面、工具理性与理想主义、实证主义与乌托邦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内在张力。马尔库塞认为在那些资产阶级高雅文化中，审美的领域一直在控诉、抗拒或者逃避着物质的现实，所以资产阶级文化并没有肯定资本主义的现状，相反它们创造出审美世界是理想的彼岸。这也就是马尔库塞一直强调的超越性：“艺术的超越性并不在于达到一个虚构和空幻的王国，而在于抵达一个具体可能性的天地。”马尔库塞最后得出结论：资产阶级文化本身确实带有一定的阶级烙印，但是它们更内在地是为了全人类：“艺术还展示出另一个实际上是更大的和‘否定性’的整体：人类，生存的‘悲怆’天地和对世俗救赎——解放承诺——历史常新之渴望的‘悲怆’天地。我认为艺术激发了这个自由承诺，并借助于这个功用，既超越了任何特定的阶级内容，却又不消除它。”[6]p147-148
艺术如何借用审美形式来参与政治，发挥其政治革命潜能，马尔库塞指出这需要“语词的炼丹术”：这种语言的运用必须是异在的，“摆脱其习以为常的用法和滥用被重新组织”。这种语言理论与《论解放》及《单向度的人》中相关论述的逻辑是一致的，不同的是马尔库塞所求诸的对象有了变化，而且其策略也从直接的变成了间接的。马尔库塞指出词与物、语言与对象之间有着不可跨越的鸿沟，艺术形式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可抹杀的差异，“一旦对象和它的名称融为一体时，文学才会死亡”。语言是革命的先驱，它在不断地拒斥着日常现实，这也就是其政治潜能、颠覆功能之所在：“语言的意义将不断抛弃它们的日常意义：它们(以及形象和音色)将不断对对象世界、对人、对自然在想象中加以改造。”正是基于艺术语言的这种特性，马尔库塞进一步得出结论：“无论以任何形式，艺术都不能取消艺术与现实的冲突。”[6]166-167如果二者等同了，那么语言就成了“工具性的奴婢”，艺术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艺术是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的，必然性悲剧说明悲剧的实质永远、普遍地存在，而不是与某一特殊客体一一对应，包法利夫人的悲剧不是她一个人的悲剧，而是全人类的普遍悲剧。语言的这种对对象事物的超越与艺术对现实的超越是一致的，这种超越是否定性的，它们不可被操纵。被操纵的语言就可能成为奥威尔式的语言，被操纵的艺术也就可能沦为市场上待价而沽的“奴隶”。
马尔库塞认为艺术具有政治变革的潜能，并把艺术的作用力归结到它的形式上，“正是在形式方面寻求交往的努力，才打碎了压抑人们头脑和肉体的现存语言与意象，这种的语言和意象一直是控制、灌输、欺骗人类的手段”。艺术能够打破原有的意识形态支配，在此马尔库塞着重强调了语言的地位。彻底的对抗与解放的目标之间的联系，需要以语言的变革作为中介，语言变革是两者之间的必要条件，而这种新语言必须是毫不妥协的语言。新语言的出现有赖于人们“对传统材料的颠倒使用，并且在传统本身允许、保护和保存另一种语言和另一种意象的地方，我们自然就可以找到这种颠覆的可能性”[6]1139-140。这种新的、异在性的语言存在于对立两极领域中：其一为高雅艺术，二为民间传统(如黑人语言、俚语)等。在《论解放》中马尔库塞对这两者都是持支持和推崇态度的，并且充满希望和激情地为后者送上了赞美之词，现如今却出现了大转折，马尔库塞之前的语言观和学生运动一样遭受了大溃败。
下面分别研究突发事件导致市场价格稳定和随机两种情况下，采用基准三级数量弹性契约是否还能实现供应链协调，若否，如何对契约的参数进行调整.
对于这第二种语言，马尔库塞没有明确地全然否定，他所否弃的是他在《论解放》中的论点，抛弃了对“粗秽”语言的使用。马尔库塞认为这种语言的“政治潜能已失去它的效力，因为这种语言一旦为照料‘猥亵’的现存的东西说话时，它就不是那种革命的语言了，也就是说，它就不再超越自身了；而且，标准化了的猥亵语言，是压抑的反升华，或者说，是攻击性的简易(虽然是替代性的)满足”。马尔库塞原以为这样的语言革命可以带来性的解放、爱欲的解放，结果却适得其反：那些新左派已然把“粗秽”的语言当作他们的正式语言了，“这些对肛门和生殖区域在语言上加以谈论，其实是对性的贬低”。[6]140马尔库塞给出了例证，比如说某位激进分子大呼“Fuck尼克松”，那么“最高级生殖器快感”就与压抑的现存体制的最高代表联系在一起了，理想的东西与被反抗的代表联系在了一起，这样的语言就是对爱欲的降格，而远不是超越和升华了。另一方面，“粗秽”语言不仅损害、贬低了爱欲和性，更坏的事情是它形成了一种恶性的政治身份识别工具。因为这种语言被激进分子的广泛使用，并且这是一种标准化的使用，所以它就变成了左翼激进者的身份辨认标志，它原有的个性和差异性消失了，它的反抗力也随之瓦解。
“粗秽”语言的使用被抛弃，马尔库塞自然也就会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他之前所支持的亚文化。他认为在亚文化中，艺术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正在缩小，艺术的否定性与颠覆性随着其异在性缩小和消失。街头剧、摇滚乐等亚文化形式中虽然都存在着反抗，但是这种反抗并非是基于艺术本身的否定性力量，它们没有作为艺术而应该具有的超越性，而是将反抗置于现存的生活秩序之中，并从属于这套应被打破的秩序，“这种反抗艺术在现存天地的框架中蹦来蹦去，最后的命运不过是为其灭亡发出绝望的哀号”[6]161。
《反革命与造反》一书是马尔库塞反思和总结的结果，同时也是对其原有思想理论的修正。马尔库塞一面总结之前政治斗争中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也在思考着新的前进方向，关于前路，马尔库塞重点阐述了革命与自然和艺术之间的关系。马尔库塞继续发展他在《论解放》中提出来的“新感性”理论，在此时他通过重新阐释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引入了“自然”的概念，他认为新感性的使命就在于使人们能够在自然中去发现反抗现存压抑性社会的解放的力量，自然的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马尔库塞认为自然是具有主体性的，只不过这种主体性尚未被发展出来，未被发展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使得自然完全沦为被动的客体。而马克思认为事物具有其“内在尺度”：“这个尺度在事物之中，是事物内部的潜能，只有人能使这种潜能解放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人使其自身的潜能也获得自由释放。人是唯一‘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的存在物。”[6]128与解放自然的革命相配合的是文化的革命，颠覆“物质需求之外的所有领域”，而艺术则是作为文化革命的先锋。马尔库塞对其前一阶段语言理论的反思就包含于他对艺术与革命关系的论述中。
到了《审美之维》这本书中，马尔库塞不再为新左派辩护什么了，整个书中仅有几次轻描淡写地提到“新左派”这个字眼。有学者做了很好的总结：“在《审美之维》中，马尔库塞从《阻碍革命与反革命》的乐观立场，又回到了技术控制论和单维人的社会理论……把重点……完全集中在艺术本身。批判理论，又回到理论中，回到早期的思想中,马尔库塞的思想走出了一个循环。”[6]17马尔库塞语言理论最终走向了审美“乌托邦”的回归之程，语言的政治性变得十分内敛，而审美维度居于首要的位置。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经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注册(ChiCTR-OOR-16009313)。共72例行择期全麻剖宫产术的产妇纳入本研究，纳入标准：足月妊娠；ASAⅠ～Ⅱ级；有椎管内麻醉禁忌征，如凝血功能异常、脊柱外伤、穿刺部位感染、腰椎问盘突出且有明显腰背部疼痛症状、严重脊柱畸形等。排除标准：须胰岛素控制的妊娠糖尿病、妊娠高血压、子痫前期、心脏病或长期服用可能影响心血管系统的药物。所有参与者均签署了书面知情同意书。
总之，马尔库塞不再鼓吹“文化的反升华”、艺术家的反抗、艺术政治化、“粗秽”、粗口等，他此时强调的是艺术与革命之间的张力、艺术相对于革命实践的异在性，奉杰出的资产阶级艺术作品为典范。1978年3月，当道格拉斯·凯尔纳问马尔库塞为什么他60年代与70年代的文化解放理论有如此突兀的变化时，马尔库塞的回答却只是强调他美学理论的连续性。[7]352而他的这种回到高雅艺术的倾向在《审美之维》中则走得更远，语言与政治革命完全没有了直接的关联，语言被用来构建异在的、超越的审美形式，语言的力量只能期待为间接地召唤革命的需求。
他人的现在或许就是我们的明天，善待别人，其实就是善待自己。世间没有一个人是孤岛，我们无形中会跟许多人发生联系。你待人冷漠，别人遭受了伤害，说不定他日后也会变得冷血，当大家都自私自利，你遇了事也就无人相帮；你待人热情，别人得到了温暖，他内心也会变得温热，你遇上急难，别人也会自然而然地帮助你，我们出门在外就有了基本的安全感。
事实的确如此。改革开放40年来，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党中央和地方党委领导下，通过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紧密结合地方实际，积极探索和推进地方立法工作的实践，不仅制定出台了一大批促进地方治理方式转变和治理能力提升，为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法治保障的地方性法规，而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步形成和完善发展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加强民主法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地方立法体制不断完善、立法经验不断丰富、立法水平不断提高，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和地方人大工作夯实了基础。
基于这种对艺术超越性或者说对异在性的追求，马尔库塞又遇上了阿多诺在《美学理论》中一样的难题，即如何处理革命与艺术之间的社会性与自律性的矛盾。马尔库塞指出艺术与革命可以联手，但是这种联手不能以牺牲艺术自律性为条件，“艺术不能为革命越俎代庖”，艺术的自身维度在于它的审美形式，艺术的政治介入必须、也只能建立于形式之上。所以他给出的办法是：“让政治内容受制于作为艺术内在必然性的审美形式”，只有这样“艺术才能表现出革命。”[6]163马尔库塞举例说明，兰波支持巴黎公社，并且还为他们草拟了一部宪法，但这种政治参与并不影响其诗歌的风格和韵味，而是“出于一种技巧上的安排”，“把世界变成一种崭新的语言”。艺术的政治介入因而是一个“技巧”上的问题。
2.3 过表达B7-H3对细胞周期的影响 在肿瘤细胞中分别瞬转空载体和B7-H3真核表达载体，于转染48 h及72 h后收集细胞，用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周期变化。结果如图3所示，过表达B7-H3之后，与对照相比，处于G1期的细胞增多，S期细胞减少，提示细胞发生了G1/S期阻滞。
三、《审美之维》——遥远的乌托邦
《审美之维》开篇就把矛头指向了一种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这种美学认为“革命的艺术必须是无产阶级的艺术，并且所有的资产阶级艺术都是颓废的和意识形态的，意识应该首先按照它与社会生产关系的联系来进行阐释”。换而言之，马尔库塞反对这种将艺术政治工具化的倾向：“相对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我认为艺术的政治潜能在于艺术自身，就艺术本身而言其政治潜能在于它的审美形式，艺术相对于给定的社会关系有着很大的自律性。在其自律性中，艺术既反对这些关系，同时又超越它们。因而艺术颠覆了支配性的意识以及日常经验……艺术并不是因为它是写给工人阶级或者是为革命而作就是革命的。在更富内涵的意义上，艺术被称为革命的是因为它仅关涉自身、将它的内容转化为形式。艺术的政治潜能只在于它的审美之维。”[8]pix-xii虽然道格拉斯·凯尔纳为马尔库塞辩护，说他并没有躲进内在世界，但是《审美之维》的重心显然都更加集中于艺术如何帮助个体培育起一种批判性的主体性。在这本批判性的著作中，马尔库塞的美学理论显然笼罩着一种更悲观的色彩。
马尔库塞在此特别强调了人的主体性，而传统马克思主义美学忽视、低估了个体主体性的重要性，他们对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的过分强调可能会陷入庸俗的唯物主义的泥潭中。马尔库塞认为主体性不仅仅是内在的，而且它终将冲出樊笼进入文化和物质领域中去：“如今，在集权主义的时期，主体性作为一种反抗者已经变成一种政治价值、对抗侵略性和剥削性社会化的力量。”[8]5客观革命的需求必然源自个体的主体性，它“植根于个体的理智与个体的激情、个体的冲动与个体的目标”。如何解放人们被压抑和被束缚的主体性，马尔库塞认为这必须依靠艺术：“艺术被用来感知世界，这使得个体异在于他们在社会中的功能性存在和活动，艺术的使用就是在主体性和客体性的所有领域，解放感性、想象力和理性。”[8]9所以马尔库塞要求艺术从“干预的文学”中摆脱出来，疏离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所强调的物质生活关系和社会生产过程，因为艺术的这种解放力在于它的审美形式，真正有解放潜能的艺术必须是自律的、非妥协的。
进一步说，艺术的真理在很大程度上系于艺术的语言：“与艺术真理的遭遇，发生于异在的语言和意向中，它们使得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不再和尚未感知、述说、听到的东西变得可感、可见和可说了。”[8]p72马尔库塞认为要使艺术能真正地服务于革命、解放被压迫的大众，就必须先解放“人民”的主体性，让他们从被操纵的语言、观念、意识甚至无意识中摆脱出来。那么艺术处理对象世界的时候，必须要使用它自己的语言，并打破被操纵的日常语言的铁幕。一些伟大的资产阶级文学作品可能其中很好地使用了日常语言，但是马尔库塞指出，这些日常语言是经过“转换”的，被“转换”的语言“必须受制于审美的文体”，那些被文体化(风格化)的语言“每个句子都有着自己的节奏和分量”，并且只有这种语言才能够“揭示特定社会情景中的普遍性、以及所有客观性中不断重生和欲求着的主体”[8]23。艺术和艺术语言不应该直接地日常化和大众化，否则就会“削弱它解放的冲击力”。
在《审美之维》中，马尔库塞对艺术语言的如何使用没有做太多的论述，他几乎是先验性地赋予了语言以极大的威力。他认为，真正的艺术作品所使用的语言是解放的语言，能够激发出自由的主体性，马尔库塞认为语词可以不被压抑性控制所遮蔽，语词可以自由地去认识和起诉。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到另一现象，在《论解放》中马尔库塞所言说的革命语言的范围是很广的，包括文学话语、音色节奏、造型色彩都被划入语言的大类之中，可以说那时语言在一定意义上就等同于艺术形式。而在《审美之维》之中，语言似乎缩小了它的边界，他所说的艺术几乎只是文学一门，而他的艺术语言也就略等于文学语言。因此，有学者很敏锐地发现马尔库塞是一个语词的崇拜者，这一倾向在他的这本书中达到了极致。究其原因，一方面马尔库塞在音乐领域是一个外行，他认为“音乐只是一种模糊的语言，只能引起一种模糊的情绪”，“在否定性上就显得苍白”；在视觉艺术和造型艺术方面他也知之甚少，他“甚至认为视觉艺术(例如电影)以其直接性而损害了它的否定性”，“妨碍了人去认识，从而遏制了人的想象力”；而对于语词文字，他则认为“语词具有更为自由的想象空间因而包含更多的释义可能性(也就是说，包含更多的否定性)”。[1]317-318文学语言也会具有肯定性，马尔库塞也曾批判过逃避和妥协的“诗的正义”，但是马尔库塞又认为高雅的艺术作品借助于异在的语言而包含着多维的世界，非标准化使用的语言能够激发人的想象力，能让人摆脱外部的世界的单向度，所以马尔库塞才反复引用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和布莱希特的“间离”理论。马尔库塞深受席勒的影响，也认为革命必须先由“高尚的性格”开始，伟大的文学作品的艺术语言引领人们进入到另一种世界，帮助他们培养新的感性和理性，新的主体性势必与现实世界对立冲突，于是革命的需求也就产生，这就是马尔库塞的理论逻辑。正是基于这种思路，马尔库塞反对直接的政治诉求，亦步亦趋于现实的“反艺术”“从一开始就是自拆台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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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语言的观念，《反革命与造反》与《审美之维》是一脉相承的，后者是对前者的发展，可以说是从“战术”发展到“战略”。马尔库塞总是希望能从最根本的源头上来引爆革命，在《审美之维》中，他希望语言的“爆破”和本能的解放能建立新的主体性，从而召唤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的到来。似乎我们潜心阅读一些前机械时代的资产阶级高雅文学作品，革命的意愿就会成燎原之势，革命爆发也就水到渠成。这种“曲线革命”的道路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难以实现，看上去那几乎就是天方夜谭，语言和艺术被赋予了它难以担负起的历史使命。但是我们也可以换个思路，语言虽然不能成为直接革命的枪支弹药，但是作为那遥远的乌托邦的一根支柱，它终究会将人们在意念中解放出来，至少那些向往自由解放世界的人藉此得到了某种救赎。“梦里不知身是客”，60年代的“现实革命家”，壮志未酬，转身成为浪漫感伤的“诗人”，但他的腰间始终未解下的是那柄语言之剑！这柄剑能划破遮罩单向度世界的神秘面纱，让“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不再和尚未被感知、述说、听到的东西变得可感、可见和可说了”[8]72。
参考文献：
[1] 程巍.否定的思维——马尔库塞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 MARCUSE H.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The New Left and the 1960s[M].New York：Routledge，2005.
[3] MARCUSE H. 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 [M].Boston：Beacon Press，1972:1.
[4] 陈学明.马尔库塞的六本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
[5] 马尔库塞：工业社会与新左派[M].任立,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85-189.
[6] 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7] KELLNER D.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M].Michiga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8] MARCUSE H.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M].Boston：Beacon Press，1978.
From Revolution to Aesthetic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nguage Theory in Marcuse ’s Later Period
CHENG Zhen-yi
(College of Cultural Creativity,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 : Language Theory was a significant dimension of Herbert Marcuse’s academic thought system and he adopted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the functions and value of language in different times. Through focusing on 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 andThe Aesthetic Dimension ,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how Marcuse reconstructed his Language Theory in response to the new situation during 1970s. In addition,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why Marcuse fell back on artistic language and proposed that the power of language should lie more in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after his denying the direct political potential of language, and finally started a path of utopian vision construction.
Key words :Marcuse;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 Language Theory
中图分类号： B83-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12(2019)06-0092-06
收稿日期： 2019-03-29
作者简介： 程振翼(1986—)，男，安徽怀宁人，博士，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西方文论和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 刘 琴)
标签：马尔库塞论文; 《反革命与造反》论文; 《审美之维》论文; 语言理论论文; 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