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扎实 视野宏阔——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百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阔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扎实论文,一百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不平凡的20世纪已近尾声，值此新旧世纪交替的重要时刻，各门学科都在回顾、总结20世纪的成就、得失，展望、部署下个世纪的发展，那么马克思主义这一居于指导地位的综合性学科，100 年来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更要总结一下。但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是一个十分严肃、颇有价值的课题。新年伊始，读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唐宝林研究员主编（顾问：丁守和）的新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 年》，为之欣喜。这本书是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全书洋洋65万言，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100年（1898—1997 ）来曲折而光辉的历程及其发展规律。
我们回首100年来所走过的路，不难发现，这100年恰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同步，出现一个又一个的曲折，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是起伏跌宕，波澜壮阔，内容丰富，色彩斑斓。要把这100年的发展说清楚，是颇为不易的。但是， 该书作者怀着庄重的责任感，迎难而上，以他们厚实的马克思主义功底和史学功底，历经数度寒暑，查阅了大量的材料，爬梳抉择，切磋琢磨，终于写成了这部很有份量的专著。该书不但把发展的线索说清楚了，还总结了若干经验教训，探讨了发展规律，因而是目前国内最完整的一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该书认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100年来，大致经历了两个曲折、 两个辉煌。
俄国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只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整治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激进学说之一，认为不适合中国国情。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国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推翻了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劳农专政”的国家，从而震惊了世界，也震惊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于是，他们也开始学俄国人的样子，成立共产党，开展工人运动，建立统一战线，发动武装斗争。但是，开始时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是犯右的错误，就是犯“左”的错误，加上共产国际错误多于正确的遥控指挥，以致第一次大革命和土地革命先后遭到失败。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个曲折。
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左”倾机会主义遭到了毛泽东等人的有力清算，并结束了在党内长达四年的统治。此后，毛泽东及其战友总结前两次革命失败的教训和从井冈山斗争开始摸索到的农村武装割据的经验，创造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结果，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个辉煌。
新中国成立以后，如何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新课题。开始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比较谨慎，实事求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和平赎买，引导个体农业和手工业走上合作化道路等方面，有许多创造，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经济建设方面，不只学习苏联经验，也有自己的一些新办法。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这个时期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新胜利的标志。但是从1957年以后，就开始不冷静了，犯急性病，加上国际形势的影响，党在“左”倾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阶级斗争扩大化，最终导致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违背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使国民经济滑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历了第二次大曲折。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拨乱反正，坚决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恢复毛泽东思想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制定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继第二代领导集体之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这一基本路线。近20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同时也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邓小平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个辉煌。
该书通过回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的历程，分析两个曲折、 两个辉煌，总结出了一条重要规律：凡是背离马克思主义或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运用的时候，必然发生曲折；凡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或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走向辉煌。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实际上，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 年经验的结晶（该书《结束语》）。
笔者读罢这部书后，感觉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全面性，二是客观性与学术性。
关于全面性，可从以下几点看出。
第一，该书分为七编，全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状况，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运用、发展的方方面面。
第二，该书全面论述了中国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各种人物的反映是不一样的。胡适、胡汉民、朱执信、戴季陶、梁启超等人物的表现，该书都作了论述，使读者可以看到当年的复杂局面，社会的全景。
第三，全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和曲折，以及经验和教训。该书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遭受的曲折用较大篇幅进行了分析，既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观原因，又分析了客观原因；既分析了领导人的原因，又分析了人民群众的原因，然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结论。当然，这些看法和结论未必都恰当，有些可以商榷、再探讨。
书中有些分析是比较深刻的。例如，《绪论》中有一部分就分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期认识上的失误。如在建国初，国民经济刚刚恢复，就提出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批判刘少奇“右倾”，取消原来设想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社会主义改造也一再加快速度，批判邓子恢主张合作化稳步发展是“小脚女人”走路，“东摇西摆”，总埋怨别人走快了，自然也是“右倾”。三大改造刚完成不久，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就又发动“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不是从实际和可能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忽视经济规律，搞大而全，高速度，仍然习惯于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大兵团作战”，结果是得不偿失。我们国家本来经济科技很落后，是一穷二白，却认为一穷二白可以写最好的文字，画最好的图画。用这种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观念来指导大规模经济建设，必然要出问题。以致出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共产主义就在眼前”的宣传，出现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使主观能动性发展到唯意志论，结果造成三年大困难。违背经济规律，自然要受到惩罚。这与人们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认识的偏差很有关系。
再如，对“文化大革命”起因的分析，作者力图避免片面性、简单化，尝试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绪论》中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不是偶然的，而是“以路线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把“文化大革命”单纯归结为少数野心家的阴谋和上层领导间的争权，是肤浅的，并不符合实际。就以这场“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来说，情况就是很复杂的。这中间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也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既有憎恶和希望打破官僚机器（如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改煤炭“部”为煤炭“科”，改中宣“部”为宣传“组”，又不安于“二线”，怀疑“大权旁落”，有人“篡权”；既追求永葆革命热情和努力奋斗精神，又渴望做“君师合一”的世界革命领袖和导师；既有“天理”，又有“人欲”。总之是复杂地混合在一起的（见《绪论》第35页）。这些分析是新颖的，当然也是可以商榷的。
第四，该书全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政治、哲学、文学、艺术、历史学、经济学等各个领域胜利推进的情况。这些学科的代表人物和他们的成就，诸如李达、艾思奇、胡绳、邓拓、吴亮平、郭沫若、华岗、吕振羽、何干之、嵇文甫、范寿康、瞿秋白、翦伯赞、蔡和森等，都作了扼要的介绍，使读者可获得全面而又具体的了解。
关于这本书的客观性和较强的学术性，是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的。
首先，该书用相当多的篇幅介绍了许多非共产党人士，包括资产阶级学者、国民党员（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等）、共产党的退党或脱党者、西方传教士等，在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方面所作的贡献。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给予他们应有的地位。该书在这一点上与一般的文章和论著不同。过去我们的视野大多局限于共产党人所作的工作，而对非共产党人所作的传播和研究，涉及甚少。这些非共产党人士，当初他们未必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学说，介绍过来，客观上是起了传播作用的。有的人开始时也一度真诚的信服过马克思主义，相信社会主义能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例如，国民党员邵力子，1920年11月8 日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了《再评东荪的“又一教训”》，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是真正‘开发实业’底方法，是真正‘使一般人都过着人的生活’底方法；现在中国穷到极点，和谈论社会主义毫不相干，谈论社会主义也急欲救穷。”邵力子对张东荪的批驳，是颇为有力的。
其次，该书用事实说明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吸收了某些非共产党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成果。最典型的是1923年退党的李达在20—30年代译介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果，对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有重大影响。例如，李达在1926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是中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社会问题的专著，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了解大大前进深化了一步，成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研究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参考书。1937年5月， 李达又出版了一本《社会学大纲》。他将此书寄给延安的毛泽东，请毛泽东指正。毛泽东对这本书十分喜爱。他在一次小型会议上说：“李达同志给我看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10遍，我写信请他再寄10本来，让你们也可以看上。”毛泽东称赞李达是真正的人，称赞《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他还向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和哲学研究会推荐，说这是本好书，在十年反动时期能有这样一部书问世是难得的。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中，每天读这部书平均25页多，一个多月内就读完了。书中《唯物辩证法》等篇章，他至少批读了两遍，共写了3000多字的读书批注。
另外，该书还介绍了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和米丁等人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影响。他们的著作《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新哲学大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30年代中译三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毛泽东均认真研读过。
第三，对于犯过机会主义错误而又对发展马克思主义作过贡献的中共领导人，该书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肯定其历史地位。陈独秀、瞿秋白、博古、张闻天等人虽然犯过错误，但他们在中国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组织全党和根据地军民学习马克思主义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此，该书没有遗忘他们，而是客观地肯定。
第四，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多次受挫和革命建设经受的巨大损失，过去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着重于犯错误的领导人的责任，着重于对领导人的分析与批评。该书则有所不同，它注意到两个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传播到中国过程中本身的不足（主要是翻译理解的不正确，特别是30年代以前的早期著作）；二是革命群众（主要是文化不高甚至是文盲的工农分子）因不能直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受蒙蔽。所以，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最后战胜错误理论，关键在于全党以至全国人民马克思主义水平的提高。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已届百年，通过该书的论述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科学。它继承了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是一座丰富的思想宝库，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同时马克思主义又是根植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它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穷尽真理，更没有结束真理，而只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随着时代的前进，必须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探讨和解决新问题，吸收人类创造的新成果，使马克思主义不断丰富和发展，它的生命力也正表现在这里。邓小平指出：“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邓小平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确认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等等。实践证明，邓小平理论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是正确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发展，邓小平理论必将引导中国人民创造新的辉煌。
由于这本书是几个人的合作，所以全书在风格上还不尽一致。有些地方的论述还可再精炼一些，而某些重要论断的论证似不够有力，不够充分，也有一些结论值得商榷。特别是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分析，研究有待于深入，分寸把握得是否恰当，是需要反复斟酌的。这本书吸收了许多新的成果，但还有些成果可能因篇幅所限，尚未吸收进来。
简言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这本书，是一部内容扎实、 有功底、有见识、有建树的专著。希望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在此基础上再努力， 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不断推向前进， 促使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取得更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