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我国档案合作编研的现状和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状论文,我国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合作编研，亦称联合编研，是指以一具有代表性的部门《档案部门或其他部门》为核心，以其他相关部门或机关、企事业档案部门为依托，把各种编研力量组织起来，通过相应途径而开展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编研工作，是档案信息开发的一种重要手段，它扩大了档案编研的主客体范围及其成果受益者，是实现社会化“大编研”和档案信息资源全人类共享的必由之路。文章欲通过调查我国目前合作编研工作及其成果之现状，分析其特点，更好地指导和促进当前的档案文献编研工作。
一、现状
我国的档案合作编研，历史悠久，而现代意义的合作编研则是伴随编研工作的开展和社会实践的需要应运而生的，是已被实践所证明了的可行的一种编研方式。这种编研方式因其优点和长处，日益受到档案部门的青睐。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各类档案馆都不同程度地进行过合作编研。如中央档案馆分别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编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资料选编》（近2000万字），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20余卷），与20多个省、市、自治区档案馆合编的《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约300卷，近5000万字），与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央卷，中央档案馆负责编辑了3卷4册，共350万字）等均是大型多卷集的高水平的档案文献汇编；新华出版社、全国市长培训中心和中国国际名人传记中心联合编研了海内外发行的《中国市长大辞典》一书，影响较大。地方上，《江苏档案要览》是江苏省、市、县共同合编的产物，《吴江市获优质产品奖档案资料选编》是江苏省吴江市档案馆和本市企业综合档案室联合编研的杰作；山东省档案馆与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了《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与团省委合编了《山东青年运动档案史料选编》；云南省档案馆分别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财政厅、昆明市委党史办公室、云南省经济研究所合作编研了《护国运动》、《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护法运动》、《新中国农业税史料丛编》（云南分册）、《一九四八年昆明“反美扶日”运动》、《云南兴文银行始末》、《云南近代矿业档案史料选编》、《云南近代金融档案史料选编》等等；宜兴市档案部门与该市市志办、党史办、文史资料编委会合作编研了《宜兴革命史料》（1～7辑）、《宜兴文史资料》、《宜兴县志》，与县委组织部合编了《中共宜兴县组织史》，与市房改办合编了《宜兴市住房制度改革资料汇编》，与市体改委、农工部、财政局联合协作，编研了《宜兴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文件资料汇编》；南通医学院档案室与该校科研部门合作编研了《1982-1992年南通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摘要汇编》；通州市档案局与该市房改部门合作编研了《通州市住房制度改革文件汇编》、与市党史工作办公室合作，编研出版了近26万字的《中共通州市历史大事记》；武进市档案馆先后与市委组织部、党史办等单位共同协作编写出版了《武进组织史资料》、《武进党史大事记》；吴江县档案馆与有关单位合编了《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柳亚子早期纪实》、《吴江年鉴》、《吴江大事记》、《吴江组织史资料》（共约200万字）；湖南郴州地区档案馆与地委政策研究室合作编研了《农村政策文件选编》；山东高密市档案馆与组织、党史部门联合编研了《中共高密县组织史资料》、《中共高密党史大事记》；首钢档案部门与有关部门共同合作编研专业文件汇编、科研成果简介、产品简介、专利项目简介等编研成果30余种940万字；另外，上海市档案馆与日本横滨开港资料馆合作出版了比较论文集和图片集；《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则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联手合作的结晶；等等。再如江苏省档案馆编研处和有关部门合作拍摄的一部反映江苏40年成就的系列录像片；江苏天明化工厂档案部门与他人合作拍摄的三部电视资料片：《天明创业歌》、《天明人的情怀》、《天明人在前进》；上海市档案局馆与有关单位合作拍摄的《一号机密》、《档案里的故事》；扬州市档案局与该市广电局合拍的30集系列专题片《城市年轮》及《回顾和永恒》；北京市档案局与有关单位合拍的《反腐倡廉》（电视片1～4集，录像带）及2001年10月2日《光明日报》上公布的我国第八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理论、文献电视专题片入选作品《新中国重大决策纪实》、《使命》、《春秋五十度》、《半个世纪的回响》、《红旗飘飘》、《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共和国摇篮》、《毛泽东与湖南》、《瞿秋白》、《中国特区》及2003年3月上海市档案局馆与永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作拍摄的《追忆——档案里的故事》等等，都是档案合作编研成果表现形式的创新尝试。此外，合作举办档案展览成为一种新的编研方式日显重要。1999年由青岛市人民政府主办，青岛市档案局和青岛日报社承办了“世纪之路——青岛百年回顾展”；2000年、2002年10月分别由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档案局、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北京市档案馆承办的“百年经纬看北京——二十世纪北京回顾展”及“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纪念彭真诞辰100周年展览”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开展，影响巨大；2001年北京市档案局馆与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党史研究室共同举办了“北京市纪念建党八十周年展览”；2002年，上海市侨办和黄浦江开发办主动与市档案馆合作举办了“母亲河——黄浦江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展览；同年5月和7月上海市档案局馆又分别与西藏自治区档案局馆、河北清东陵文物管理处合作，联合举办了“走近西藏——来自档案馆的精品”的展览、“中国皇陵的绝唱——世界遗产地清东陵文物精华展”；2001年4月，莫斯科城市档案馆联合体在北京市档案馆举办了“莫斯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展览，同年6月北京市档案局馆又在莫斯科城市档案馆联合体举办了“今日北京——迈向现代化的东方古都与文化名城展”。
上述所列举的档案合作编研工作及其成果只是我国档案部门合作编研的一部分，但通过对这些合作编研及其成果的分析，不难看出我国档案合作编研的特点。
二、特点
1.大部分合编成果为一次档案文献汇编
即是以相关档案部门之馆藏为主，将原始档案汇编成书，也即原始文献公布。如上述之《档案资料选编》、《档案史料选编》、《文件汇编》、《文件选编》等等；而其他如《大事记》、《组织史资料》等虽属三次文献汇编，但范围又太窄太专。因此，决定了这类档案成果利用者有限。已故档案编纂学家曹喜琛先生1999年5月和9月分别参观完北京市和广州市档案部门举办的档案编研成果展览后，在其撰文中指出：“从两市展出的档案编研成果（包括自编和合编成果）层次上看，属于编纂、编述型的居多，而具有较高层次的研究性成果偏少；内部刊印和发行的居多，公开发行的偏少，这种状况与我国基层档案馆（室）藏状况和编研工作人员的素质与水平有关，是需要进一步提高的。”（注：曹喜琛：《〈近年来基层档案馆（室）档案编研的选题述评〉——从北京、广州举办的档案编研成果展览之所见谈起》，《北京档案》，2000年第3期，第13页。）
2.档案合作编研成果的表现形式多样化
合编成果虽然大部分仍以书籍、文献、图册形式表现出来，但随科技的发展，合编成果也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即电视剧、系列专题片、录像带、网上合作编研等等。以新的形式开展编研，这是社会大众需求的必然体现。近年来文献纪录片的繁荣反映了社会各方面对开发档案历史信息的重视以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反映了当前编研公布档案文献在加工制作形式、传播公布途径等方面发生的突破性进展。可以肯定，随着档案信息社会服务的深入，更新颖的编研成果表现形式还会不断出现。
3.作为档案合作编研方式之一的合作举办展览异军突起，在合作编研工作中日显重要。
“展览是引申的编研”（注：刘南山：《增强信心 抓重点 夯基础 加快上海档案工作跨越式发展步伐》，《上海档案》，2003年第1期，第10页。）。展览又分为自办和合办两种。自办方式多用于影响较小的馆室办展，合办方式则多用于展览主题综合性较强的大中型展览，而后者因其涉及面广、影响较大已日益成为办展的主要方式受到各级档案编研部门的青睐。如上述展览均为社会影响较大、举办较为成功的合作办展之典范。
4.国际化合作编研的加强
随着档案部门对外交流的日益加强，我国各种形式的档案合作编研也益显其国际化趋势。比较典型和影响巨大的要数上海市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开展的跨国档案合作编研工作，它们为我国探索国际化的档案合作编研迈出了成功的步伐，对其经验进行总结，无疑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近几年，上海市档案馆在国际化合作编研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如该馆曾与日本横滨开港资料馆开展了长达5年的“上海——横滨都市近代化比较研究”的系列活动，不仅相互轮流举办了比较图片展，还各自分别负责出版了中、日文两种版本的比较论文集和图片集。尤其比较论文集的出版，在日本及其他国家的档案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有力地推动了上海市档案馆同亚、欧、美洲各国各地区档案交流和合作编研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与深化。（注：参见朱榕：《浅议档案编研的社会化与大众传媒化》，《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4期，第80页。）又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日本冲绳县教育委员会自1991年3月签署《互相交换清朝时期有关档案缩微胶卷等事宜的备忘录》以来，双方在友好的交流合作中已携手走过了10余个年头。10余年来，在中日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双方专家学者共同努力，以中琉历史关系研究为主题，以清代中琉关系档案开发为目的，进行了多种形式、系列化的档案合作编研，以及多层次、多渠道的学术交流。通过卓有成效的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编研出版了5部清代中琉关系档案史料即1993年出版的《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1994年出版的《清代中琉关系档案续编》、1996年出版的《清代中琉关系档案三编》、1997年出版的《清代琉球国王表奏文书选录》及2000年出版的《清代中琉关系档案四编》，又联袂举办了两次中琉历史关系档案展览，交换了档案缩微胶卷及多种文献资料等等，标志着双方合作的成功。这不仅对于合作双方，而且对中日两国档案界、史学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影响。以此为契机，促进和带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和合作编研工作。自1995年以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又先后与韩国汉城大学、新加坡国家档案馆进行了合作，合编出版了《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汇编》、《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续编》及《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等；还与法国有关方面合作，合编出版了《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的汇编》。此外，近年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与澳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有关单位合作编研出版档案史料。与澳门基金会合作，合编出版了《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澳门问题明清珍档荟萃》；与葡萄牙东方基金会合作编研出版了《中葡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目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正在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整理编研出版清宫内务府活计档。（注：参见邢永福：《开发中琉关系档案促进中日学术交流》，《历史档案》，2001年第1期，132-136页。）这些不仅加强了我国档案界和世界各国的合作和交流，也是我国档案信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成功典范，为档案信息共享开辟了途径。
5.档案合作编研的主客体多元化
合编主体多元化是指合作编研的机构、人员不局限于档案部门或档案人员，而是包括了社会上与之有关的各行各业、各类人员，特别是网络信息技术在档案合作编研领域的应用，使合作编研主体多元化的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只要需要，任何异地的编研人员均可适时参与。合作编研主体多元化使原来编研工作的主体范围得以拓展。从参与编研的机构来看，编研主体可以有：中共党史部门、政策研究室、信息中心、社科部门、广电部门、经济部门、科技部门、科研部门、高校、档案馆（室）等等；从人员来看，编研主体除档案工作者外，还有大批史学工作者、科技工作者、研究人员、新闻工作者、专家、学者、相关个人等等。有人甚至认为一些Web站点、数据库生产商、信息处理公司都应视为合作编研机构，相应的这些网站的维护人、数据库生产者也都可以是合作编研人员；合作编研客体多元化是指合作编研的编研对象除档案部门所保管的馆（室）藏外，还包括有关单位、部门甚至个人拥有的编研对象——各种类型和形式的档案信息资源。合作编研，使各单位、各部门保管的档案信息资源集中起来，解决了“无米”的难题。事实上从档案编研成果的诸多作用比如保存档案和历史；推行政令，规范社会；传播知识和社会教育等来分析，仅靠馆（室）藏档案是远远不够的，而应把具有档案属性的各类资料、实物等集中、联合起来，共同编研开发，才能满足多种需求。在信息社会中，各种信息技术如整合宽带网的使用，可以使各级各类档案馆的信息资源在可控范围内得以最大限度的集中和检索使用，丰富、充实了档案合作编研客体多元化的内涵，体现出合编的优势和作用。
上述档案合作编研工作及其成果，与实现社会化“大编研”所要求的发行、应用范围是“服务于整个社会对档案信息资源的共享需求”（注：《档案编研与史学研究六人谈》，《上海档案》，1995年第2期，第10页。）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其合编形式、内容、应用范围还应进一步拓宽和深化。特别是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休闲社会也接踵而至，“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档案馆正逐步走出石室金柜（匮）的阴影，进而走上大众的、社会的、科学的道路。在信息共享的休闲社会，人们不仅可以参与到社会的民主化管理，也可以借助档案维护自身的权利以及实现自主的权利救济。可以说，档案作为一种资源丰富的信息源只有在面向社会最广大的利益群体时，才具有最现实的使用价值。”（注：陈忠海：《欧美现代社会档案观及启示》，《上海档案》，2001年第4期，第48页。）
值得注意的是，档案合作编研目前虽已受到各级各类档案部门的重视，并已进行了相应实践，但由于种种原因如档案馆、室之间，档案馆际之间的档案信息交流还很有限，相互之间尚处于半封闭状态，缺乏合作意识和条件等等，实行的还不普遍，还存在诸多问题，没有真正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和效能，对这些问题的理论研究还不够。当然，这些问题需要档案部门和相关部门的共同探讨和研究，因为档案合作编研毕竟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它受到社会环境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档案部门如何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开展档案合作编研工作，扩大档案编研工作的影响并促进自身的发展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和深入研究的课题，同时也是一个“将无限丰富的档案内容以绚丽多彩的形式不断展现于人类面前，为世人所共享”（注：曹喜琛：《档案文献编纂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第93页。）的过程。
标签：企业档案工作规范论文; 上海展览论文; 中国现状论文; 社会现状论文; 文献回顾论文;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