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笔记—
展览背后的历史哲学：记新西兰蒂帕帕国家博物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百年纪念展
徐 纯
台湾博物馆专业协会
摘 要 这项展览背后的历史哲学是从伦敦皇家战争博物馆翻转而来的，皇家战争博物馆在呈现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展览中，都反映出当时英国后方民间所参与更广大范围的社会历史。当然，在战争中，英国博物馆的意愿、颠踬、混乱的努力也都必须在适时反映，虽然它们远离前线，但却更近于一场社会的战争。新西兰的这项展览就是要道出一战期间，新西兰毛利族人“战争的范围”，不仅仅是被殖民的原住民必须为女王而战，他们的战争范围也跟英国国内一样，扩充到整个新西兰的原住民社会中。英国博物馆界以社会史来描述战争背景历史感的这项概念，与巴黎军事博物馆所展现的拿破仑英雄的展览设计概念有相当大的区别。新西兰建立国家以来，步上英联邦与英国博物馆协会对民间参战资料的重视，当然历史哲学的着重点就是新西兰的全民，这次展览就以参战的新西兰战士、医生与护士等，他们在战争期间留下对战争的感受，用他们的家书、遗书、绘画、录音等真实的资料呈现在展览中，让这场战争背后的社会史真实地表现出来。这就是该展览的概念设计！
关键词 新西兰蒂帕帕国家博物馆 第一次世界大战 纪念展
新西兰国家博物馆（Te Papa Museum）于2015年4 月18 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举办了100 周年纪念展——“Gallipoli: The Scale of Our War”。2017 年底，学习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的台湾研究生王思婷将展览名称翻译为“加里波利：战争之殇”。展览名称的副题则是对这个战役的形容：“伟大却又具毁灭性的战役”（A Great yet Devastating War）。之后，新西兰国家博物馆再次邀请到几位一战的史家，重新撰写百年纪念展的脚本做出新的展览。2018 年11 月4—10 日，国际博物馆协会区域博物馆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Regional Museums）和人事与培训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Personnel and Training）在奥克兰与惠灵顿举办联合年会，正巧赶上这场百年纪念展的重新展出，我参观后将展览的名称重新翻译为“加里波利之战：我们的战争范围有多大”（Battle of Gallipoli:The Scale of Our War）。因为我认为，这项展览背后的历史哲学是从伦敦皇家战争博物馆（Imperial War Museum）翻转来的。这场战争反映出当时后方（新西兰）更广大范围的历史，博物馆的意愿、颠踬、混乱的努力都必须在适时反应，虽然它们远离前线，但却更近于社会战争。这就是一战新西兰毛利族人“战争的范围”。
就博物馆的发展来说，英国许多博物馆（包括国家级博物馆）无论一战还是二战期间，常常因经济问题而被迫停止开放，保持开放的博物馆则必须响应支持前线的口号：后方的前线才是战争的主力。由于后方担负着备战教育的责任，博物馆多半要进行有关战争的教育宣传展示。1917 年伦敦成立国立战争博物馆（the National War Museum），与巴黎军事博物馆（Les Invalides）在展览的历史哲学背景上存在着很大的分别，馆中并没有拿破仑英雄式的人物出现。英国博物馆界在战争初期宣传时，曾有馆长希望保存一份完整的战争经验记录，在收藏与记录上皆有不同分类的取向。当时伦敦国立战争博物馆分成几个分支委员会，各自分担不同的收藏工作，每个支会负责人都是该收藏领域的专家，也是工作的实际执行人。这些收藏具有空前的范围与规模，形成了今日观众了解一战的基础。这种以社会史来描述战争背景历史感的概念，与巴黎军事博物馆所展现的英雄设计概念有相当大的区别。
当时镇上只有一个知青返城指标，本该是舒曼的，因为舒曼本不属于上山下乡的对象。舒曼把这个指标让给自己的爱人。
三组产妇在麻醉前、麻醉平面达T8时及胎儿娩出后的SPO2相比，无明显变化，无一例发生呼吸抑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一战改变了英国的每一件事，英国在战争时应付、挣扎、忍受了四年，留下的是无尽的哀痛。就欧陆来说，二战这四年的战场主要也是在欧洲，千万人被杀、受伤、成为难民，百万人成为寡妇、孤儿，英国亦无法例外，这是英国“战争的范围”。战争过后，仅留下极少数可以保持原样的东西，生活的空虚导致人们感觉的徒想。两次战争起因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帝国的建立与敌对，导火线则是对德国帝国精英统治野心的恐惧，英国内阁当时并未想到代价的沉重，马威克（Arthur Marwick,1936—2006）1965 年出版的著作《大洪水》中，就将这个战争重点放在了解英国的后方以及英国国内情况与战争前线的关系上。战后，幸存者遍于各处，第一手资料是由围绕战争的诗篇、艺术、音乐、个人记忆谱成，这些记忆在战争中都是没有未来的，都是对牺性、愤怒、忍受与勇气的记忆，被殖民国家的原住民也被卷入在这场战争的范围中，新西兰也不例外。
战争期间，欧洲各国人民都全身心投入到为国效劳的战争中，民众服务机构，包括博物馆在内，亦多如此。在大变迁世界中，大部分维多利亚时代的博物馆也都反映出当时后方更大范围的历史，博物馆的意愿以及颠踬、混乱的努力都必须在适时反映，虽然它们远离前线，但却更接近社会战争，博物馆的进步就是基于这段时间的条件与压力。博物馆经验的性质与效力，所提供的公众服务，所作的发展，是否受到在战争时他们所服务的社会的影响？这些议题都要我们透过复杂的重要资料，对博物馆的复杂度、问题、成就，以至于荒谬，都要作公平的呈现。1919年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Glasgow）博物馆馆长以人性与个人因素的影响之下，博物馆应该呈现出这项人类重要的经验。博物馆是否能被有效使用？博物馆有没有做出对这项人类记忆的贡献？因此，格拉斯哥博物馆在战后成立的展览“人民殿堂”（People Palace）就是社会史博物馆最好的说明。
这是Wallingford 队长在8 月10 日所完成的任务。他们准确巧妙地架好机关枪，创造了一堵阻挡土耳其反攻的死亡之墙，保卫住了纽澳军队撤退的后路。这座Maxim 炮可以在一分钟持续发射600 颗子弹，但为了防止它由于过热而堵塞正要发出的子弹，纽澳军团的炮兵们只能用每秒50 发的连发射击。这组炮兵包括了司令官、按发子弹的射击手、补给子弹带的指挥官，其他人则执行补填弹带子弹、提水、加油等工作。此展厅的模型清楚刻画了牺牲的战士们所留下来的痕迹。
从被殖民者——澳洲、新西兰原住民的角度来看，殖民主义流行以来的这500 余年间，世上有千万人口在欧洲的帝国荣耀下，被利用、谋杀、绑架、奴役、受酷刑，奴隶制度及殖民主义利用殖民劳力发展殖民主的工业及力量。这种制度造成殖民地本土的文化与资源同时受到破坏，殖民地不但因此产生种族敌对的暴动，开发中与未开发国家低度的发展，儿童、教育、健康等社会的问题也都连续发生，加上环境的过度利用、世界银行控制这些国家经济政策的力量远大过本土的承受能力，正式的立法或行政运作限制了本土人民在其他方面的参与权，甚至透过这些统治力量来管理其文化遗产，因此，贫穷、无力及种族的不平等就是这些殖民主义过去之后留下的后果，有时在殖民主退出后的第三、四代的今天，我们能够看见世界上仍有许多地方在为此奋斗。
这些殖民地在二战后继承了原殖民主义的独立国家观念，但他们不能控制自己国家的未来。一、二战中，英国的殖民地也加入战争的行列，战后英国也考虑到殖民地要独立面临的自主困境，因此组成了大英联邦（Commonwealth of Nations）。在这项概念下，英国和其他国家在国协内部是平等的。他们生存于一个服务祖国的制度下，共享大英联邦文化，采用英国的代议民主制度，在找回各自本土文化前，他们必须先了解这些后殖民文化与原英联邦的共同记忆是各自相异的，当年的奴役制度与殖民主义已不久存了。过去认为西方国家是由天赋优异的基督教生活形式产生的，而相对的，后者则因贫困、疾病而造成了他们的无能、懒惰；奴役与殖民主义是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立即反应，那是过去的痛苦、残杀与恐怖，如何从中学到日后的发展方向，是英国与其后殖民国家所面对的现实，他们的博物馆也加入这重整的行列，负起文化再建的责任。
1900 年开始，几个列强在欧洲的局势呈现紧张的状态，新西兰的政府得到英国当局的命令是，也要他们准备为“祖国”防卫纽澳的海岸。1909 年他们引进强迫性的军事训练，毛利族人从12 岁就开始接受学校里军事学员的训练，到18 岁时，他们就被征入伍做领土保卫人员。当时并不是每个人都支持这种培训，但是，如果你表现出拒意，就会受罚、入狱，甚至失去选举权，也可能要冒着失去伴侣与工作的危险，或被打得鼻青脸肿。以下就是我看到的展览：
1914 年8 月4 日，英国向德国宣战，我们跟所有英国人民一样，当天醒来时，就发现我们已经处于战争状况。一颗子弹都还没发出去之前，我们跨出一步就占领了德国属的萨摩亚（Samoa）群岛。10 月16日，有8 500 人、4 000 匹马的主要部队就抵达法国。所有人员都加入到英国的军队到西战场攻打德国军队，当土耳其支持德国，也加入战争时，我们往法国进军的部队就守在埃及，在土耳其境内鄂图曼帝国的边缘，以保卫苏彝士运河（the Suez Canal）的畅通。
另外，隐喻概念具有系统性、文化衔接性、拟人化特征，隐喻有方向隐喻、实体隐喻等。方向隐喻是指一些抽象词汇具有方向性隐喻特征，比如 happiness\consciousness\good\life\health\more\high status是向上的，sad\bad\sickness\death\less\low status是向下的。实体隐喻是把经验的一部分看作具体的实体或者物质，这样就能指称抽象事物，使之范畴化、分组、以及定量化，如Inflation is lowering our standard of living。（把通货膨胀看作实体）。
当时我们对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1874—1965）的战略所知不多，只知道他当时有一项相当具有野心的新计划——从陆路去援救直布罗陀海峡。他要派一队海军力量来封锁土耳其穿过海峡，不但可以将土耳其排出欧洲战场，也可以直捣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 or Estanbul）。新西兰部队在Gallipoli 阵亡3 000 人，这只是开始，在西战场交战时的死亡人数高增四倍以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规模是无止境的！
Westmacott 原来是奥克兰的新西兰远征军总部（the New Zealand Expeditionary Force） 步兵营（Infantry Battalion）的军官，当新西兰军队到达埃及时，接到攻打Gallipoli 的命令，因土耳其当时向德军靠拢，新西兰部队以为要打击土耳其并无困难，便有了新西兰到欧洲之后的第一次战役。
计划疏漏、指挥不当、配合不力皆是这场战役失败的原因，导致伤亡惨重。凭心而论，一战在当时己陷入僵持不下，而协约国拥有制海权，打击相对战力较弱的土耳其，本来是一个很合理的选择。此次失败主要归咎于指挥者的优柔寡断，正如英国著名的军事史家富勒（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 1878—1966）所言：“这是一个正确、大胆而有远见的计划，但却被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英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错误给断送了。”
在2018 年区域博物馆年会之后，我特地在惠灵顿多停留了两天，再次回到他们的国家博物馆，从头再参观一次这项展览，希望能深度了解这项展览的设计概念。展览描述的是新西兰毛利族人在效忠英国女皇的号召下，赴欧洲参战的惨痛经验。展览的六个主题都以个人的故事与1：10 大小的雕像来诠释战争中的故事（见图1），以放大个体的故事来诠释这场失败的战争即是该展览的设计概念。
（2）灾难中的命令（Order from Chaos）
图1 展馆内的人物雕像
该展览的六项主题为：
（1）大冒险（The Great Adventure: Lieutenant Spence Westmacott）
这个战略的失败是为夺回海滩，盟军判断一定要以陆军占领加里波利才可得到达达内尔海峡控制权。协约国在埃及和希腊群岛仓促中集结了一支近八万人的远征军，其主力由当时驻埃及的澳纽军队组成，即“澳纽军团”（ANZAC）。这一队匆促间聚合了75 000 战士的军力，包括澳洲人、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与新西兰人。1915 年4 月25 日夜，在掩护舰队炮火准备后，协约国部队同时展开登陆行动，企图入侵加里波利半岛（Gallipoli Peninsula）。但是由于澳纽军团士兵大多没有接受过夜间登陆训练，再加上对半岛地形一无所知，错误地登陆在目标以北的一个无名小湾（如今名为澳纽军团湾）。同一天，英国和印度部队在海丽丝岬同样遭到鄂图曼土耳其（Ottoman）军的猛烈火力。法军在海峡对面的达达内尔亚洲一边登陆，但第二天就撤退加入英军。虽然建立了滩头阵地，登陆军却实际上陷入了不稳固的、难以防守的立足点。鄂图曼土耳其军队在穆斯塔法凯末尔上校（后来“土耳其之父”阿塔土克）的指挥下，随即进行猛烈的还击。经过一夜的混战，双方死伤惨重，已登陆的1.6 万名澳纽军团士兵，在鄂图曼土耳其军队炮火的压制下，被困在临时遮蔽的土壕中，动弹不得，接下来的几天，双方又陷入了僵持局面。一直僵持到1916 年1 月9 日，当最后一名澳纽军团士兵离开海滩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登陆战宣告彻底失败。
2.改革金融会计监管模式。针对金融会计的监督管理模式的改革，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对企业当中参与金融监管的各个部门的职能都进行明确，合理安排各个部门之间的分工，每个部门之间的信息都要进行共享，从而使得每个部门都能对金融会计起到监督的作用。企业根据现有的金融管理监督机制，根据不同的情况和种类制定出相对应的解决方案，充分利用资源，使得企业金融的监管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二是将监察管理原则变更为事前、事中、事后，来对金融会计进行监管。方案确定之前需要仔细考量，集思广益，对制定出的方案也要反复的检查，方案实行之后要做一个全方位的评定，这样才能反映出企业最真实的情况。
第三主题的主角是Private Jack Duna（1885—1960），他是一个机关枪手，很喜欢运动。他与哥哥一起报名从军，经过几次的甄选，他被录取参与到这个半岛的血腥战役中。他到达之后的第一个月便因肺炎住院，待出院回到岗位，这个疲惫不堪的少年在站岗时睡着了，这是危及到整个部队安全的罪责，于是他被一视同仁的军法判了死刑。被送到军团中心时，他脸上表现出毫不畏惧的勇气，他说：“我已经准备好要死亡，希望上帝可以原谅我所有的罪行。”直到有一位将军认为他是带病上岗，情有可原，最终还给了他清白，回到前线。
Westmacott 带领着他的步兵小队，1915 年4 月25 日在Gallipoli 的Anzac 海湾登陆，打算作澳洲战士的后盾，当天，Westmacott 第一个登陆，他爬上名为Baby 700 的丘顶，大声喊着：“勇敢战士们！我的好伙伴们！”第一天的战事真的惨无人道，厚密的草丛把新西兰的战士们都分隔开来了，却无法为他们挡住子弹。Westmacott 在抵抗土耳其军队时右手臂中弹，他忍受着血肉模糊的手臂带来的痛苦，仍负起此战役的指挥任务，用望远镜寻找敌人的踪迹，最终被抬上担架撤离战场。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知道得用左手……我滚到右边，发出让我觉得羞愧的呻吟，拔出我的轮手枪……决定……瞄准我的腹部，但是我最终还是决定以一人之力来对抗敌人的百万颗子弹！”在Westmacott 的记忆中，新西兰部队在4 月25日的登陆是个血腥的炼狱。
3.1.1 一次压缩结构 枝丫材置入料仓后，由滚动及摆动压料辊进行间歇式压缩，实现对枝丫材的调顺、初压实目的。该系统主要由一次压缩料仓、驱动辊、摆压辊、马达、传动链条、机架等部件组成。系统结构见图5。
（3）僵持的困境（Stalemate）
只有上帝知道，为了这个海湾，澳纽军团的付出有多么惨痛，有一位兵士Claude Irvine 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可以收到配给我们的郎姆酒。但他们是不会无端多配给我们的！”事实上，无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这些纽澳军人都感谢上帝！“这次的配给是郎姆酒！我们可以多得1/16 pt，平日里，我们如果可以得到基本配给的食物就算是福气了。我们知道那是因为我们引燃了这场大火，这一次的攻击并没有任何侥幸来让我们突破这个困境。”在供应存货站里存放郎姆酒的瓶子上印着缩写的SRD，由于常常被偷，军士们认为它是“很少到达目的地”（Seldom Reaches Destination）的缩写。
据统计，当时有5 000 个伤兵，每三个人只能占一码的空间。他们接到的命令是要把Anzac 海湾变成血染的海湾，但当时土耳其军队并没有因而被阻止，澳纽军团却落到危急的处境。指挥官们为了迅速改善防卫力，便让这些受到惊恐的兵士再度上战场，造成伤兵们躺在血泊中，医官们绝望地在灾难中眼看着他们涌入医疗站。Lieutenant Colonel Percival Fenwick 是第一位上岸的医官，在连上帝都会恐惧的24 小时内，他在海边抢救了几百个澳纽军团的伤兵。事实上，Fenwick 对战场并不陌生，之前他曾参加过南非的服役，但他对这次战役却有全然不同的感受。他设置了一个临时的医疗站，尽力在规则之外争取更多的补助品，为无尽的受伤兵士医治，在持续两个月的Gallipoli 战役结束时，45 岁的他带着疾病与疲乏，被护送回新西兰。
从表1可以看出,制备的NiCr薄膜电阻的偏差值在1%～11%的范围内。其中,线宽为100 μm,方阻数为2的NiCr薄膜电阻的方阻值与设计方阻值的偏差最小,最接近设计方阻值。
6—7 月，土耳其军队企图用围堵的战略把澳纽军团赶回海上，澳纽军团采用防卫坚守阵地把土耳其排在阵地之外，形成僵持的战局。炎热的夏天削弱了他们的抵抗力，这些军士每天只能挖些少得可怜的树根充饥，几乎每个人都空着肚子，饿得弯下腰来，更惨的是没有水喝，如果补给品再不到，他们只有慢慢地死去。
（4）死亡之墙（Chunnuk Bair: Maori Contingent machine-gun section）
Jesse Wallingford 队长回忆说：“每条战线都陷入只能使用纵枪扫射的处境，他们都到了弹尽炮绝……爬行散开前进……丢弃他们的来复枪……我们能做的只有让还能够使用的机关枪持续开火。”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7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在民事诉讼程序中，调解制度是一项相对成熟且适用较多的制度，但在行政诉讼中是否需援引此条规定，及是否直接适用调解制度，则值得商榷。
（5）珍重再见（Saying Goodbye:Staff Nurse Lottie La Gallais）
在Chunuk Bair 战役之后，澳纽军团损失了无数的伙伴，寒冷也开始侵袭，补给品无法冲破敌军的防线，战士们都疲倦，状况不佳，等待着奇迹的出现。其中有一位护士Lottiele Gallais 总是追问着他哥哥的讯息，她作为军队的护士，登上7 月从新西兰惠灵顿启程的医院船Maheno，希望可以见到赴Gallipoli打仗的哥哥Leddie，但是他们从未见上面。11 月，Lottie 写信给哥哥，要求他与她见面，却只等来一张黑色的名单，上面印着：“已阵亡！退回送信人！”当时他已经阵亡4 个月了，家属没有收到过任何讯息，Lottie 写道：“我好难过！这就是事实，Leddie 已经阵亡了！”
Lottie 回忆：“当我们最后离开Gallipoli 时，把很多生病与受伤的士兵带走后，军队就只剩下了一半。我们在埃及又带走了几个无法作战的士兵。这艘医院船上有红十字标志，是安全的，而战舰Marquette 却没有那么幸运，在10 月29 日，这艘船被德军的German U-boat 鱼雷击中，船上的护士与勤务兵全部阵亡。我们抵达奥克兰时正逢新年，三周之后我们又跟着新西兰战士出发了，这次是去欧洲的西战线（Western Front）。我们曾三次到过Anzac Cove带走1 200 名病人，但是病人太多了，我们只好把他们安置在甲板上。这次任务对每个人都很艰难，包括在船舱里铲煤的动力伙夫。”
（6） 西前线（Western Front: Sergeant Cecil Malthus）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规范财政资金使用，是事业单位管理的重要内容。强化财务管理，可以及时发现解决在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进而有效防止事业单位内部管理中出现资产闲置浪费的问题，对于提升事业单位资金资产使用效率和使用效益，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Cecil Malthus（1890—1976），他是一个士兵、教授、作家。他的日记中写道：“在法国境内的战事比Gallipoli 更惨，我们都活在死亡的阴影下……污秽的环境、营养不良的食物、疲倦的身体导致很多人都生病了，5—8 月的天气酷热，在这无人之地（No Man’s Land）到处都是腐烂的尸体、跳蚤、昆虫成堆，臭味熏天。”“伤寒——我们叫它做绞肠痧——到处流行，几乎每个人都或腹泻或得了痢疾，小伙伴们给腹泻取了很多名字：土耳其内急、Gallipoli 小跑、跑厕所、屎……我们只能以此为乐，因为已经没有任何其他让我们愉快的事情了！”
“有一天，患者走进诊室，不用刷手机，只靠‘刷脸’便可完成预约、就诊和支付，甚至可以先诊疗后付费，才是最好的医疗方式。”王立明向记者展望，当下，利用不断进步的技术，完善一体化的院内诊疗格局，实现院际更为紧密的协作，满足患者的就医新需求，是众望，也是医院不断发展的根基所在。
1915 年，奥克兰军团的前哨是第一队登陆加里波利战场的，也是最后一队撤退的。以上展览中每个子题的展示场面都让人想哭，展览把个人在战争中的感受用家书、遗书、绘画、录音等真实的资料呈现出来。战争近百年的2004 年，土耳其政府把这些石头送到奥克兰第三军营（the 3rd Battalion Auckland），阮福里（Ranfurly）伯爵夫人以及新西兰北地皇家步兵团（the Northland Royal New Zealand Infantry Regiment）作代表接受。2005 年陆军总司令马特巴拉耶（Jerry Mateparae）爵士中在奥克兰军区为这个纪念碑揭幕，他们登陆地所在海岸的石头也出现在展览中，让观众想象当时为“祖国”参战的他们在那里上岸，海水浸透了他们的衣服与伤口。
这次的展览是献给服务于一战的Waikato 族，曾赴欧洲战场的男人与女人，他们留名于Waikato族的纪念碑中，永被怀念。展览透过曾经历一战的Waikato 族战士与护士们的故事完成，这些讯息都呈现在：“他们为我们而倒下！”网站中（见图2）。该网站是这个社群正在进行中的计划：“我们需要你，请你协助我们填满那些阵亡者参战的细节！”
图2 “他们为我们而倒下”主题墙
其他展评资料说：这个展览集合了多家收藏机构的藏品，且联络到海内外战争后裔，挖掘故事，并将之呈现。制作工艺也很赞，找的指环王布景的工作室制作十倍大的写真人，选出的人物首先依据的是图像和军事档案资料，然后根据人物故事设定的情节和神态，官网上有一系列策展和制作的视频。
Historical philosophy behind the exhibition: The First World War centennial exhibition of Te Papa Museum
XU Chun
Abstract The exhibition brief of “Gallipoli: The Scale of Our War: A Great yet Devastating War”in the Te Papa National Museum of New Zealand is based on the social history as the conceptual background. Obviously, this way of interpretation for “The Scale of Our War”has been familiar to the field since the 1960’s, as we saw in the Imperial War Museum,London. The main actors in the exhibitions about World War I & II in the Imperial War Museum were the ones who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Wars. It was considered that the home front is the war effort, and so this is the “Scale of ‘Our’War.”There are no heroes’stories like Napoleone in Les Invalides, Paris. The stories in the“Gallipoli: The Scale of Our War”exhibition are interpreted and based on the letters, recorded tapes, photos, last wills and other first-hand materials of the victims. They were the natives who joined the British Tommies for the “mother country”to fight on the Western Front. On Oct. 16th, 1914 the Main Body- about 8 000 soldiers and 4 000 horses-sailed for France. This is the reality of the scale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 which these New Zealand people had participated. When the Turks joined the War in support of Germany, Winston Churchill,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changed the strategy to knock the Turks out, but when it failed, a fierce group of 75 000 Aussie, British, French, Indian, and New Zealand soldiers was hastily put together. On April 25,1915, they invaded the Gallipoli Peninsula. The scale enlarged and the victims increased, and this is the 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this exhibition.
Keywords Te Papa Museum, the First World War, anniversary exhibition
doi: 10.16703/j.cnki.31-2111/n.2019.04.012
引用本文： 徐纯.展览背后的历史哲学：记新西兰蒂帕帕国家博物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百年纪念展[J].科学教育与博物馆，2019（4）：314-319.
（2019-07-17 收稿，2019-08-27 修回）
作者简介： 徐纯（1940—），女，博士，台湾博物馆专业协会创始人与副理事长，从事博物馆学研究，E-m a il:hsu88539239@ya hoo.com.tw。
Author's Address Taiwan Association of Museum Professionals, E-mail: hsu88539239@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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