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在汉中的传播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主教论文,汉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天主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基督教最大的教派，早在唐朝和元朝时就曾传入我国，但都没有生存下来，直到明朝末年第三次传入后才真正在中国立足，从此打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门，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获得了迅速的传播和发展。汉中作为陕南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曾以它富饶的资源、险要的地理环境而成为重要的战略要地，从春秋战国到汉唐盛世，这里都是十分关键的政治军事重镇。在明末清初揭开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新篇章里，汉中以它独有的特征而载入史册，深受世人瞩目，而天主教在这里的传播和发展就是其中最主要的内容。从1635年耶稣会神父方德望来陕南传教开始，天主教在汉中已有近400 年的历史（注：李崇正《汉中教区简史》。）。在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天主教给汉中地区人们的生活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本文试图详细考察天主教在汉中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根据它发展的基本概况分成三个历史阶段：即开创时期（1635—1887），大发展时期（1887—1949）和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时期（1949—1999），现就这三个时期的状况分别进行概括研究。
一、开创时期（1635—1887）
从16世纪80年代开始，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一批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踏上了中国土地，这是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也是继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又一个意义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开始进行实质性的碰撞和对话。天主教在汉中开创时期以“礼仪之争”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705年，因罗马教皇格来孟十一世宣布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祭礼，激怒了康熙皇帝，遂宣布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这是天主教与中国文化正面发生的第一次冲突。[1]
1.“礼仪之争”以前阶段
1623年，记载基督教在唐朝传播历史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西安出土，引起了在华西方传教士们的极大关注。1625年，陕西泾阳人王徵要求北京耶稣会传教总会派传教士到陕西传教。王徵是明朝天启二年（1622）进士，任扬州府知府，他在北京与西方传教士交往密切，后领洗加入了天主教，是陕西第一位天主教徒。1625年他回家为母守丧，邀请法国耶稣会神父金尼阁到西安传教，这是天主教传入陕西的开端。继金尼阁之后，又有汤若望、曾德昭、方德望、郭崇仁、梅高、艾儒略、杜奥定、南怀仁等一批耶稣会西方传教士来陕西传教，其中方德望神父于1635年到汉中传教，这是天主教传入汉中的开始。[2]
方德望1597年出生于法国南部阿维尼翁，1630年他奉耶稣会总部的命令到中国传教。他先在澳门学习了一年汉语，随后又在北京、太原等地传教。在山西太原传教时，他结识了一位祖籍汉中城固县的姓韩的县令。韩县令在与方德望接触过程中接受了天主教，领洗入了教，并邀请他到陕西传教。1635年，方德望在这位韩县令的介绍下翻越秦岭来到了陕南开始传教，主要活动在汉中、城固、洋县一带。至今在这些地方仍流传着这位法国神父的许多故事。由于方德望品德高尚、平易近人，其言行深受当地人们的尊敬，在他的劝化下，皈依受洗入教的人日渐增多，最后，他在城固县董家营乡小寨村修建了陕南第一座天主教堂。据1696年在巴黎出版的法国传教士李明所著《中国近况新回忆录》记载：“方德望曾在陕南一个名叫小寨子的乡村为村民驱逐蝗虫，他身着白衣，口念祷文，倾洒圣水，竟然奏效。村民们原先答应他驱逐蝗虫后便改信天主教，此时却又反悔，于是蝗虫又席卷而来，无奈，村民们只好再求助于方德望神父。方神父不应许，后来难以推却，就重演故伎。到第二天，蝗虫驱除净尽，于是村民们便皈依了天主教，建立起天主教堂。”这种宗教神奇故事反映了当时方德望在汉中传教时的具体情况。1659年（清顺治十六年），方德望在汉中生活24年之后去逝，葬于汉江边一块平地上，他的墓地被称为“方爷坟”。过去，陕南许多地方都有为祭祀他而设立的祠庙，庙内供奉的方德望塑像头戴神父举行弥撒祭祀时所用祭巾，被人们称为“方土地”。据说这是由于秦岭山中时有野兽出没，往来行人常被老虎所伤，当方神父经过一次以后，老虎即消声匿迹，他因而受到当地人的崇敬而给他立了祠庙。正如利玛窦成为上海等地钟表匠的行业神一样，方神父成了陕南一方的土地神。[3]
方德望的这些神奇故事至今仍然在陕南地区有着深远的影响。当年他生活过的村庄一直是天主教信仰的中心，迄今虽已过三百多年，陕南的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们前往其墓地追思悼念、祈祷求福的人仍旧络绎不绝，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这里更是热闹非凡。1979年春节前后，曾每日有上万人前去“方爷坟”扫墓、谒灵、朝圣，很多人从甘肃、青海、内蒙、河北等地赶来，他们以得到“方爷坟”墓地的一把土、一勺水、一撮草而为幸，视之为珍品带回家收藏。“方爷坟”成为成千上万人朝拜的“圣地”。（注：李崇正《汉中教区简史》。）从宗教信仰角度看，这是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入汉中后遗留下来的深刻印记，是民间信教群众一种朴素而原始的信仰生活的表现。[3]（P103）
2.“礼仪之争”以后阶段
经过几十年的传教活动，陕西的天主教有了较大的发展。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经罗马教廷批准建立了陕西教区，主管陕西和山西两省的教务，陕西汉中的天主教也随之有了进一步发展。但到1705年，由于罗马教皇禁止中国天主教信徒祭祖祭孔，遭到康熙皇帝的反对，掀起了“礼仪之争”，使很多传教士被驱逐出中国。雍正年间，雍正皇帝下令“天主教堂改为公所，误入其教者，所行禁饬。”1753年（乾隆二十二年）正式推行闭关政策，严禁天主教在中国传播。从此，天主教在中国被迫转入地下，秘密开展活动。虽然陕南的天主教同样遭到清朝政府的禁止，但天主教的传播在这里始终都没有停止。从1659年方德望神父去世到1887年汉中教区成立这二百多年的时间里，陕南出现了十几位本籍神父，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继承着天主教在陕南的发展命脉。其中最著名的有汉中第一位本籍神父李安德（1692—1775），最早到意大利那波里圣家学院攻读神哲学后回家乡传教的刘嘉禄（1742—1820）和余恒德（1794—1854），此外还有张三乐（1829—1906），黄金书（ 1835 —1901），张全恩（1853—1893）等，他们为天主教在汉中的传播和发展奉献了毕生的心血。（注：李崇正于1947年编写《汉中教区若瑟修院庆祝金庆（50周年）纪念册》，由安坡神父著《汉中教区之光》记载其生平事迹。）
康乾盛世过后，中国文化日益落后于西方文化，天主教伴随着欧洲殖民主义者的炮舰和屠刀一起传向全世界。 虽然清政府实行了长达150多年的闭关锁国和禁教政策，使刚刚扎根中国的天主教受到严重的压制，但天主教以它顽强的生命力终于在中国存活了下来。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了封闭很久的国门，迫使清政府逐步取消了禁教命令，于是又有很多意大利传教士来到了汉中，使汉中的天主教又一次获得迅速发展。到1887年，经罗马教皇批准，建立了独立于陕西教区之外的汉中教区，专门管理陕南教务，这标志着天主教在汉中的传播迈入一个新纪元。[2]（P23—24）
二、大发展时期（1887—1949）
1885年（光绪十一年），罗马教廷决定从陕西教区中划分出汉中教区，管理陕南汉中府（今汉中市）和兴安府（今安康地区）的天主教事务，在未委任主教以前，由意大利神父瑞良负责管理教会。1887年，罗马教廷任命罗马圣伯多禄圣保禄修道院的安廷相神父担任汉中教区第一任主教（1887—1895）。1889年5月12日安廷相到达汉中就职， 由此打开了天主教在汉中传播和发展的新的一页。继安廷相之后，先后在汉中担任主教职务的有属罗马圣伯多禄圣保禄修道院（后改名罗马外方传教会）的拔士林（1896—1918）、康道华（1919—1925）和属于意大利米兰外方传教会的巴明善（1929—1934）、祁济众（1935—1946）、孟守道（1947—1952），共有六任主教。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汉中教区逐步成长为全国比较有名的天主教大教区， 到 1949 年信徒达到20000人，神职人员70多人，教堂100多座。（注：李崇正《汉中教区简史》。）1928年，经罗马教廷批准，安康教区又从汉中教区中独立出去，任命意大利人苏辑五为安康教区第一任主教，此后，安康教区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日益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异常尖锐，社会动荡不定，中国人民在内忧外患中苦苦挣扎；汉中作为深处内陆的地区，在封建统治下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天主教也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了严格的神职人员组织管理体系。作为一个社会实体，天主教会为了捍卫和传播自己的信仰，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组织管理制度，特别是对专门的神职人员，提出了十分严格的要求，如绝财、绝色和绝意三愿，就是要放弃财产、家庭和个人意志。他们是天主教神学理论的创造者、实践者和传播者，也是教义、教规的解释者、制定者和执行者。主教是一个教区的核心，负责教区的全部事务。在信徒中，主教代表着耶稣基督，听从主教的命令就是听从上帝的声音。神父是主教的助手，负责宣传福音、管理教友、举行弥撒祭礼。执事是由主教、神父祝圣后为教会的礼仪、讲道及慈善事业从事服务工作的信徒，可以是独身的专职执事（六品），也有平信徒兼职的执事（一至五品）。天主教神职人员在宗教活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被认为是上帝与人之间的联系人，是向人民传达上帝意志的使者，又是代表人民向上帝表示敬畏和祈求帮助的代言人。汉中教区成立以后，开始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宗教神职队伍。来自意大利罗马圣伯多禄圣保禄修道院与米兰外方传教会的主教们十分重视教会的神职干部的培养和任用，他们任用了大量的外籍神父，也培养了大批本籍神父，为教会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到1949年，汉中教区拥有外籍神父30多人，本籍神父30多人，在汉中各县都有神父传教的场所。
第二，建立了培养专业神职人员的教育机构——若瑟修院和善导修女会。汉中天主教区一建立，就立即成立了神职人员的教育机构——拉丁修院，1896年3月19日改名若瑟修院， 这极大地提高了修士们的神学修养和文化知识水平，培养了许多本籍神职人员。1930年，若瑟修院推荐李圣学、何乐仁、刘光元三名修士到罗马传信大学深造。1934年又派徐士宏、李崇正、张明岑三位修士到河南开封教区由米兰外方传教会办的总修院学习。这些人后来都为天主教在汉中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47年6月29日， 汉中教区隆重庆祝了若瑟修院建立五十周年，孟守道主教发表了《告全体教友书》，鼓舞神父、修士修女和信徒们为天主教在汉中的发展壮大而努力工作。当时的红衣主教田耕莘、总主教于斌都致函祝贺。（注：中国第一位红衣主教田耕莘的祝词是：“主简若瑟，杰兹群伦；菁菁处士，吾教之珍；悫尔修院，垂五十春；慈恩广被，宠眷弥深；金庆逢祝，勉旃前仁。”总主教于斌（后来成了红衣主教）的题辞：“修院为栽培传教人才的基地，必须改善修院教育，培养能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人才，教务始得发展。”（见《汉中教区若瑟修院庆祝金庆（50周年）纪念册》））1952年，随着外籍传教士离开汉中，若瑟修院也停办。1907年，拔士林主教在城固古路坝建立了修女院。到1922年康道华主教又改名为善道修女会，吸收了一批青年修女进行培训，并选拔了一些学习比较优秀的修女到教区各县教堂从事传教、教育和慈善工作。1933年又将善道会改名为善导修女会，建立了一套十分完备的修会规章制度。1947年3月15日， 罗马教廷传信部签发了《关于批准汉中教区善导修女会为正式修女会的决议》文件，使汉中这所修女会成为教会内具有独立的法人身份的团体，到1949年该修会已发展到51人，为汉中教区的发展培养了大量后备人才。（注：中国天主教协会编《天主教基本知识》，又见李崇正神父编《天主教汉中教区善导修女会概记》。）
第三，由教会私立创办了完整的基础教育体系。1925年，在康道华主教的倡议下由教会出资创办了明德女子小学，由意大利神父德路高担任校长，对学生进行宗教教育和科学文化知识教育。1929年，巴明善主教将它又扩充为明德小学，增加了高级班（五、六年级），并任命中国籍神父余继贤为小学校长。1942年，祁济众主教又在汉中铺镇、南郑山口子镇、新集镇、勉县黄沙镇、新街子镇创办明德小学分校5所， 由罗马信传大学毕业回国的何乐仁神父担任校长，具体的教学、管理工作委托由善导修女会负责，1949年时学生达500多人。此外， 教会还在城固办新民小学1所，在其他各县农村创办初级小学12所， 并在汉中市西大街建幼儿园1所。在中等教育方面，1938年， 祁济众主教首先创办了明德女子中学初中部，由余继贤、李圣学先后担任校长。1947年，孟守道又将明德女子初级中学增加了高中部，扩建成了明德中学，1949年时有学生500多人。解放后由政府接管，改成汉中第四中学， 为汉中基础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些由教会私立的学校虽然都开设有宗教课程，但同时也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为提高学生的文化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四，由教会创办了许多慈善医疗机构。天主教会遵照“上敬天主，下爱众人”的教义，在汉中创建了许多慈善事业。主要包括：在汉中总堂、城固县城和古路坝三处修建了育婴堂，几十年共收养弃婴近万名，但由于当时的物质条件和医疗条件有限，很多婴儿都难以存活，死亡率很高。这种现象被教外人猜想为天主教杀害婴儿作为食物。此外，教会还在汉中总堂和城固古路坝建起了两所养老院，照顾那些无依无靠的老人，到1949年收留了50多位老人。同时在宁强县燕子砭教堂里建立了一所麻疯病院，收容所有患有麻疯病的人，到1949年约有20多位病人。这种慈善事业为汉中社会的发展，为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教会创办了许多医疗卫生事业，包括设立在城固县、古路坝、西乡、南郑、勉县、略阳、宁强等地的7家医疗诊所， 由一些业务能力很强的修女负责管理经营。1947年3 月在汉中西大街创办了“汉中天主堂医院”，最初有病床20多张，后来逐渐增加，分为内科、外科，聘请有中西名医和护士200多人，解放后由政府接管， 改建成“汉中市人民医院”，这是天主教为汉中人民的身体健康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注：李崇正《汉中教区简史》。）
由此可见，从1887年到1949年的半个多世纪当中，天主教在汉中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传教事业、教育事业还是慈善医疗事业都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势头。但是，由于这种发展从根本上是建立在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基础之上的，因而缺乏现实的社会依存条件。随着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教会创办的教育、慈善和医疗卫生事业都收归人民国家所有，天主教会的传教事业也通过自立革新运动走上了独立自主的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发展道路。
三、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时期（1949—1999）
1949年12月6日，汉中解放， 汉中天主教会的发展历史也进入了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阶段。由此到1999年五十年当中，汉中天主教会经历了接受改造、遭遇迫害和恢复三个时期。
1.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1958）
面对全国的解放，天主教汉中教区同整个中国天主教一样，都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一条是积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在坚持天主教基本信仰的前提条件下，与包括罗马教廷在内的帝国主义势力割断各方面的联系，积极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另一条是顽固坚持反共立场，听从罗马教廷的命令，走上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相对抗的道路，很显然，这是一条死路。
这时，罗马教廷对天主教在新中国的发展方向进行强行干预，圣职部发出指令，以“有神无神势不两立”、“爱国爱教有矛盾”等为借口，不许天主教徒拥护中国共产党，不许看共产党的报纸，不许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和活动。1951年，罗马教廷驻中国公使黎培里发布命令，反对中国天主教徒与人民政府合作。面对这种倒行逆施，广大爱国的天主教徒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自立革新运动。1950年11月，四川广元天主教神父王良佐等500名天主教徒发表了《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 号召中国天主教徒“基于爱国爱人民的立场，坚决与帝国主义割断各方面的联系，自立更生，建立自治、自传、自养的新教会。”这个宣言发表以后，得到我国广大爱国教徒的热烈拥护和响应，由此兴起的自立革新运动打击了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势力，割断了中国天主教与罗马教廷的联系，使中国天主教真正成为中国天主教徒独立自主自办的宗教事业。[1]（P164）
与此同时，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保护宗教的合法权益。1949年9月颁布的《共同纲领》明确提出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54年9月召开的一届人大通过的《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为了保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各级人民政府陆续成立了宗教工作机构，由民政局和宗教局直接负责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次接见宗教界上层人士，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要求他们在尊重和享受宗教自由的同时，支持各种反帝反封建的活动。人民政府对宗教信仰的尊重极大地促进了广大爱国天主教徒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也加强了他们与外国势力决裂的信心。
天主教汉中教区在这种形势下，以天主教私立明德中学校长李圣学（1904—1984）神父为代表的汉中爱国信徒们也在汉中教区掀起了自立革新运动。他们坚决主张顺应时代的变革潮流，使天主教会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相适应主张割断与罗马教廷的一切联系，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1951年10月，以孟守道主教为首的意大利米兰外方传教会神父、修士、修女共30多人离开汉中回国，由何昶权神父任代理主教，负责汉中教务。从此，汉中教区摆脱了外国势力的控制，开始走上了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发展道路。经过了八年的社会主义教育和思想改造，汉中天主教的大多数神长教友终于认清了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道路的意义，于1958年10月召开了第一次汉中教区教友代表大会。李圣学在这次大会上被民主选举为汉中教区主教和汉中天主教爱国会主任。1959年3月在周至教区总堂由李伯渔主教祝圣，他成为陕西省第一位自选自圣的主教。（注：见汉台区政协编原《汉中市文史资料》第二辑《天主教爱国领袖李圣学传》。）
他担任主教后不久，由于“大跃进”运动开始，极“左”思潮逐渐兴起，天主教在汉中的发展进入了停顿和遭遇迫害时期。
2.极“左”路线对汉中天主教的影响（1959—1978）
大跃进以后，“左”倾思潮逐渐滋长泛滥，在宗教信仰政策方面，也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由于没有正确估计我国天主教界在解放以后所发生的根本变化，有些领导干部错误地认为宗教领域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把应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现象扩大成为敌我矛盾。本来由于建国以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执行，天主教通过自立革新运动已经完全变成与社会主义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团体，按照自选自圣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广大神长教友们的爱国热情都在不断增长，社会主义觉悟也在不断提高，并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洪流之中，然而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不适当地提出“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消灭一切宗教”的口号，使党的宗教工作向极“左”的方向错误地发展。1959年底，政府竟然派人在汉中天主教总堂架起了高音喇叭，宣传“打倒一切唯心主义”，“一切宗教都是牛鬼蛇神”的口号，不允许神职人员进行宗教祭祀活动。这些做法严重地违背了《宪法》的基本原则，天主教界的爱国人士也遭到极不公平的对待，广大神长教友对党的宗教政策也发生了怀疑，党同宗教界的统一战线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此后，李圣学、李崇正等一批神职人员都放弃了独身誓愿，建立了家庭，并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天主教会已名存实亡。
“文化大革命”期间，汉中天主教会也同其他宗教团体一样，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和极“左”路线的严重迫害。一切与宗教有关的组织活动都被严格禁止，就连天主教爱国会也一律取缔，政府里的宗教工作机构被撤销。广大天主教爱国神长教友和一般信教群众都被看成是帝国主义的“内奸”、“走狗”和“别动队”受到打击和迫害，在宗教界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许多神父、修士、修女被迫害致残或致死。汉中教区的所有教堂都被砸毁了，宗教书刊被烧掉了，任何宗教活动都成了现行反革命活动。这种肆意踏践法律尊严、摧残教会的行为严重伤害了广大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这场浩劫几乎使刚刚在汉中立足的天主教会化为历史的灰烬。
3.改革开放以来恢复和发展时期（1978—1999）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纠正了极“左”路线的错误，重新恢复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为了落实宗教自由政策，团结广大信教群众，同心同德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同志在1981年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中明确阐述了我们党和政府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的方针：要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要求宗教信徒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只是要求他们不得进行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要求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和教育。1982年，根据邓小平关于宗教问题的指导思想，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在这一文件精神的指引下，党和政府有关部门拔乱反正，落实政策，做了大量工作，使党的宗教工作走上了正轨。1991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重申了党的宗教政策，提出了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等问题。1993年，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对宗教工作提出三点方针：一是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二是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三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这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宗教政策的系统总结，成为包括天主教在内的各大宗教发展的基本保证。（注：中共中央统战部编《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学习纲要》第66页。）
从1982年开始，汉中教区的神职人员从各地农村劳改单位调回汉中总堂，在汉台区民政局和统战部的大力帮助下，开始对宗教界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昭雪，把没收的教会房产和财物归还给教会，宗教活动也重新恢复起来。李圣学主教从他下放劳动改造的洋县农村回到了残破不堪的天主教汉中教区主教府，开始进行恢复教会的艰苦工作。李崇正、余润琛、叶荣华等一批神职人员骨干重新回到了汉中天主教爱国会组织，同时将善导修女会会长周西德从汉中福利院接回总堂，把其他修女安置在城固刘家桥、古路坝等地，并招收了一批青年修士、修女送到北京、上海、西安天主教神哲学院进行培训。1984年10月，李圣学主教逝世，汉中教区又选余润琛为主教，并于1986年11月30日在北京由宗怀德主教祝圣为主教，这是汉中教区第二位自选自圣的主教。（注：余润琛主教（1931—），陕西城固人，幼年入汉中教区若瑟修院学习神哲学，于1957年12月祝圣为神父。1958年以后受到迫害，下放农村劳动改造。1980年落实政策后，他被安排到铺镇某中学任教，1984年回到汉中教区传教，先后在南郑、勉县等地任本堂神父。1986年被选为主教，同年11月30日在北京由宗怀德主教祝圣为主教，成为汉中教区第八任主教至今。）1987年，在全体神长教友们的共同努力下，在汉中天主堂原址上重新建立了一座罗马式大教堂，堂高23米，能容纳近千人，是现在汉中教区的主教座堂，同时恢复了城固、洋县、西乡、南郑、勉县、汉台、略阳等地的教堂近20处。到1999年为止，共有神职人员60多人，教友超过3万人，还送了周军、任建国两位修士到意大利攻读神哲学，为教会培养接班人。汉中的天主教徒们在主教的领导下建立了“教友之家”、“教友联谊会”等团体，加强了对教友们进行宗教知识和政治思想的学习，培养爱国爱教的新一代天主教徒，为天主教在汉中的发展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综上所述，作为西方文化重要内容之一的天主教，自明末清初就已经传入中国陕南地区。在长达400年的漫长历史长河中， 它大致经历了开创时期、大发展时期和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时期三个大的阶段。虽然天主教在清朝受到禁教政策的限制，在近代又受到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和利用，特别在解放以后还受到极“左”路线和思潮的影响，但是，作为世界文化中极其重要的一种文化形式，天主教仍以它顽强的生命力在陕南生存了下来。今天，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前进，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天主教将在汉中人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作出更大的贡献，也将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