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看青年马克思的科学伦理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手稿论文,伦理论文,经济学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1X（2000）01—0016—08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一部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著作，这部著作给我们展示了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真实图景，含有丰富的科学伦理思想，也体现了青年马克思的科学伦理观生成过程中多重思想的交织和碰撞。
一、青年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生成的思想背景
青年马克思《手稿》中科学伦理观的生成有其特定、多重的思想背景，是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等多学科的综合与多重思想的交织、碰撞，其中主要包含有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青年恩格斯、赫斯—蒲鲁东的社会主义批判理论的印记[1]。 在这一思想游历的过程中，首先，青年马克思逐渐生成了以费尔巴哈人本学与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相整合的人本学主体辩证法，进而，马克思超越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以及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形成了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伦理（应是）话语。这种主体辩证法和伦理话语成为《手稿》中主导性的深沉的逻辑运演和话语，同时也是马克思阐发科学伦理观的主导性理论语境。其次，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中，形成了与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对话的现实性批判话语。马克思正是通过这一批判话语，深入到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之中，从交换开始，了解了货币的媒介作用；再从货币到信用批判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拜物教本质。同时这也是马克思探索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规律，从国民经济学中汲取社会唯物主义的要素，进而成为日后超越异化劳动伦理观、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现实性理论语境。再者，由于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受赫斯、青年恩格斯和蒲鲁东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和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进而生成了经济学—哲学社会价值批判的理论语境，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交换、货币实质上是人类活动——真正的人的社会关系的颠倒，这样为《手稿》中异化论劳动伦理观和共产主义学说的人与人关系的阐释作了理论定位，同时也形成了马克思在显性层面的伦理批判风格。
此外，青年马克思的科学伦理观还与马克思当时的共产主义学说和劳动伦理观紧密关联。首先，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是他科学伦理观生成的思想背景之一。在《手稿》中“共产主义”是作为“异化劳动”的对立面来设定的，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的揭露与批判，马克思阐发了有关的共产主义学说。在阐发这一学说的过程中，马克思采用了人本学主体辩证法和社会伦理价值批判的双重理论语境。一是马克思从社会伦理价值批判视角，揭示了异化劳动使自然界、人本身、人的活动机能、人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使类同人相异化；它使人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同时也把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的本质变成了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在《手稿》的《异化劳动》中，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雇主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同这个劳动的关系。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2]因此，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异化劳动消除的共产主义应当把私有财产的扬弃作为其核心内容。二是马克思运用人本学主体辩证法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他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3] 因为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条件下，劳动对于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即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的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这样工人所直接拥有的感觉就单一化、片面化、贫困化了。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就是要把被私有财产片面化了的人的感觉彻底解放。因而，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不过是下述情况的感性表现：人变成了对自己来说是对象性的，同时变成了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他的生命的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现实化就是他失去现实性，就是异己的现实。同样，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也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即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三是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变成人的。”[4]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感觉”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作为认识过程第一阶段的感觉[5 ]，而是指包括了五官感觉、精神感觉、实践感觉等等在内的广义的感觉。由此，马克思认为，“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6] 然而要使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变成人的，即使感觉在主体方面获得解放，就要把主体的感觉能力提高到真正的人的感觉能力的水平上，从而使人的本质的力量得以确证。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他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对于一个忍饥挨饿的人来说，并不存在什么与人的真正本质相协调的食物形式；对一个忧心忡忡的穷人来说，最美的景色也不能引起什么感觉。因此，要使人的感觉真正解放，一方面要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另一方面要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这必然要诉诸发展工业和自然科学，而这便成为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生成的重要的思想基础。
其次，马克思认为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来解放人的感觉，发展工业和自然科学都必须依赖劳动。因而科学伦理观的生成又与马克思的劳动伦理观和人的本质的界定相关。马克思从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人的类本质出发，阐发了劳动的伦理本质是一种生命活动。因为劳动这种生产活动本身对人说来，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7] 从人与人的生命活动的特性和动物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特性的比较中，马克思进一步论证了上述的思想。他说，动物和他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并且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马克思还从生产的方面对人的本质与动物的本质作了以下精辟的分析和比较：“诚然，动物也生产。……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他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8]马克思认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 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9] 从上述马克思对劳动的阐释中，可以看到，劳动的伦理内涵包括两个方面：它是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通过劳动（生产）“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同时人还可以“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这不仅包含了劳动的伦理本质和伦理功能，而且也蕴涵了劳动的伦理价值。这成为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青年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的生成及其内涵
首先，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的生成与他的自然伦理观的理论视界密切相关。其一，马克思以人本学主体辩证法揭示了人与动物和自然关系上的异同，他认为，“无论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说来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比动物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10]从理论上说来，自然界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和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自然界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马克思指出，“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11]因为，人靠自然界生活，即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这说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其二，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不仅能改变原来在私有财产条件下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且能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从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思维向度作出了以下的伦理推断，“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面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2]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了异化的扬弃和人与物的颠倒关系的复位，并不是导致一种新的人对自然和对象的支配和奴役，而是人与自然（对象）关系的真正解决[13]。就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人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它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它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4]
其次，马克思的科学伦理观的内涵是上述思想背景和理论视界在科学伦理观中的逻辑运演，但在理论语境上又有了新的转变，马克思不仅从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伦理（应是）话语，而且从现实物质生产（实践和工业）出发来阐释社会历史的实证性（是）语境[15]。在这里马克思所阐发的科学伦理观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从科学与社会（人）的关系方面，马克思以“应是”与“是”的双重语境揭示了自然科学和工业史的伦理功能——在确证人的本质力量过程中的作用。他指出，我们看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然而，在马克思看来，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上，而总是仅仅从外表的效用方面来理解，因为在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人们可以把这种工业看成是上述普通运动的一部分，正像可以把这个运动本身看成是工业的一个特殊部分一样，因为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自身异化的活动），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因此，马克思认为，“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16]这里马克思所说的“心理学”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而是指认识论[17]。在马克思看来，如果心理学（认识论）没有包括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工业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就不是真正的科学。
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方面，马克思论述了自然科学和工业的科学伦理价值——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因而，它“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和“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其一，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但是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甚至历史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它看作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18]由此，马克思认为，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19]其二，马克思进一步认为，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在马克思看来，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而作准备的发展史。因此，“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论证道：由于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因为，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所以，自然界的社会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在马克思看来，是同一个说法。
马克思还阐述了科学活动的社会伦理本性。其一，马克思认为，“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我只是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直接交往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因此，我从自身所作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20]这里可以看到，马克思已突破了原有的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理论语境，几乎站在了历史唯物论的待发点上。不仅如此，马克思认为，人的普遍意识不过是以现实的共同体、社会存在物为生动形式的那个东西的理论形式，“普遍意识是现实生活的抽象，并且作为这样的抽象是与现实生活相敌对的。因此，我的普遍意识的活动本身也是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理论存在。”[21]因而，应当避免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为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其二，马克思认为，“作为类意识，人确证自己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并且只是在思维中复现自己的现实存在；反之，类存在则在类意识中确证自己，并且在自己的普遍性中作为思维着的存在物自为地存在着。”[22]因此，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主体的自为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
三、关于青年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的几点思考
尽管马克思的《手稿》距今已有一个半世纪多，但《手稿》中所阐发的科学伦理思想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对当今乃至以后仍有深刻的影响。同时也有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从上述对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生成的思想背景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手稿》是马克思运用当时的哲学观点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资产阶级的经济运作的现状和黑格尔唯心主义所作的批判。由于马克思当时正受着费尔巴哈人本学思想的强烈影响，因而在《手稿》中所显现的理论中轴是人本学伦理意义上的“真正的人”；在理论语境上起主导作用的是以费尔巴哈人本学与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相整合的人本学主体辩证法和伦理（应是）话语，并且也是马克思阐发科学伦理观的主导性理论语境。同时，在分析马克思的科学伦理观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马克思在理论语境方面的变化，即从现实物质生产（实践和工业）出发来阐释社会历史的实证性（是）语境，特别在阐述科学活动的伦理本性时几乎站在了历史唯物论的待发点上。从这种理论语境的变化中，展现了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演变的心路历程：当马克思深入到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之中，就超越了原有的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伦理（应是）语境，逐渐地接近了他的哲学革命和第一个伟大发现——历史唯物主义[24]。
其次，作为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生成的理论视界的自然伦理观对当代仍有极为深刻的影响和科学伦理价值。在当代，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科学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从实践的方面看，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关系到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关系到人—自然—社会这一超大系统的协调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当代人们面对环境污染、化学废料和生态圈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的严峻事实，重温马克思的“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这说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25]论述，很受启发。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也曾指出，“需要和才能使人能够不断地发现各种控制和利用自然的方法……他用自然作手段来战胜自然；他的聪敏的理智使他能够以自然对象对抗威胁他的自然力量并使之失效，以此来保护和保持自己。然而实际上自然就其普遍性来讲是不能以这种方式被控制的，它也不会屈从于人的目的。”[26]马克思批判地汲取了黑格尔的自然观，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融入人—社会—自然的系统之中，并且把人—社会—自然看作相互作用的过程，他指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它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它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27]因而重新认识人—社会—自然这一相互作用的系统，并确认人在其中的地位及其在推进这一系统协调运转的道德责任，将马克思描绘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的图景变为现实是当代全球性重要的实践课题之一。从理论方面来看，马克思自然伦理观的论述，对于我们建立科学伦理规范体系、确立生态道德范畴和制定发展科学技术规划都有一定的理论启迪和导引作用。就科学伦理规范体系而言，自然伦理观是其本体论意义上的逻辑起点和归宿。因为科学伦理学揭示，科学作为人类探索自然的智慧的结晶，使人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经历了“人事之法天”到“人定胜天”的历程后，经过反思，现在正向着“人心之通天”即向着人—社会—自然这一相互作用的系统协调发展的方向前进。在“人心之通天”的运作中，其关键就在于须按照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说的那样，“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并且“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这样“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此外，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向来看，正如马克思所推断的那样，“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面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即异化的扬弃和人与物的颠倒关系的复位，并不是导致一种新的人对自然和对象的支配和奴役，而是人与自然（对象）关系的真正解决。
再者，在科学伦理学中，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离不开处理好科学与社会（人）的关系和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前者显现了科学的社会伦理功能，后者体现了科学的伦理价值。马克思在《手稿》中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对于科学迅猛发展并得到广泛运用的当代更有其深刻的人文意蕴与价值。在科学与社会（人）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即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尽管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以异化的形式呈现的。而这种异化的形式与当时的科学运作的伦理价值目标的功利性即：“被资本用作致富的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以及科学本身的价值目标的单一性——求真密切相关。当代科学的飞速发展使它更具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潜能，因而在科学运作的伦理价值目标上，必须注重人—社会—自然这一相互作用的系统协同发展，与此同时，科学本身的价值目标必须由原来单一的求真型向求真、臻善和达美的三维型结构转化，从而形成以求真为动力，以臻善为目标，以达美为指向的三维价值目标体系，使自然科学像马克思所期望的那样，“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为了实现当代科学的伦理价值目标，在理论层面上，必须处理好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关系。对此，马克思在《手稿》中论述道，“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他还预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当代科学正朝着这一方向发展，在发展中充分展示了其中内蕴的伦理价值；同时，也确证了马克思所论述的科学活动的社会伦理本性。
[收稿日期]1999—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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