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有为的进化思想及社会历史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观论文,康有为论文,思想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72X(2003)04-0010-05
中国近代思想家在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找到了进化论这个武器，他们带着不同的政治目的，从不同的角度理解、选择、改造进化学说，并将进化论引入社会历史领域，形成自己的社会历史观，用于指导中国的实际斗争。康有为也不例外，他将公羊三世说与西方自然科学进化观结合起来，形成一套系统的“三世”进化理论。
一、康有为进化思想的渊源
康有为进化思想的渊源并非“一源”，而是“多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近代西方自然科学进化观是康有为进化思想的主要渊源。康有为早在19世纪80年代接触西学时，就已接受“声、光、化、电、重学”的理论和进化论。他从当时江南制造局和西方传教士译著出版的一些自然科学著作如《地学浅释》中，学到一些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主要就是有关地质古生物学方面的进化论和天文学方面一些有关天体演化的知识。”[1](P110)康有为吸取西方的自然科学进化思想，十分强调“变”，把“变”视为宇宙世界的本性。世界上的一切无不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在时间上，万物“流变之微，无须臾之停”，无刻不变；在空间上，从宇宙天体到地球上的动植物乃至于人，无物不变。正是由于“变”，天地万物才得以存在，并呈现出勃勃生机。他说“变者天道也，天不能有昼而无夜，有寒而无暑，天以善变而能久，火山流金，沧海成田，历阳成湖。地以善变而能久，人自童幼而壮老，形体颜色气貌，无一不变，无刻不变。”[2](P1)“变”是自然界一种普遍的规律，无论天、地、人都不能例外。康有为还运用古生物学知识，论证了地球上生物的变易进化历史。他说“生物始于苔，动物始于介类”。[3](P76)又说“荒古以前生草木，远古生鸟兽，近古生人。”[3](P85)生物就是这样逐步从低级进化到高级，人类也是从动物进化而来。在严复翻译《天演论》之前，康有为已经了解了一些西方进化论的思想，而且已在宣传一些变易进化思想。但是，康有为当时所掌握和宣传的变易进化思想还不系统不完整，他获得的主要是近代中国早期输入的地质古生物学方面的进化思想。康有为从他当时所能获得的这些自然进化思想中，举一反三，得出了社会进化的结论，为社会改革提供依据。在严复译出《天演论》之后，康有为接受了其中的部分思想，完善了自己的进化理论，使其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
其次，中国古代变易思想和今文经学的朴素进化观也是康有为进化思想的主要渊源。近代以来，西方进化论之所以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为国人所接受，这与中国古代的变易进化思想有着密切联系。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在改造中国古代哲学的基础上，尤其是在改造古代哲学的发展进化思想和变易观念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古代哲学中存有“变易”的优良传统，起源于殷周之际的《易经》，其基本思想之一就是变化发展。变易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进化论传入中国以前，凡主张变革者无不以变易思想为理论依据，“变”成为追求历史进步者的共识。康有为说：“《春秋》发明改制，《易》取其变易”。[1](P117)他在中国传统的古典语言中融进了近代历史生活的内容，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古老的《周易》，在他那里得到了崭新的阐释、演绎和升华，《易传》“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变通思想被提炼出来而成为变法维新的哲学论证。今文经学也包含着中国传统的变易思想，认为历史是变化的，有所谓“三统”、“三世”的更替，即王朝变换由“黑统”而“白统”而“赤统”，社会演进由“乱世”而“升平”而“太平”。变化的动力是神秘莫测的“天命”，变化的结果是历史的循环。康有为依据自然科学进化论，对今文经学的朴素进化思想重新进行解释，使之有助于论证“变法”。他的变易进化思想，没有拘泥于传统的循环变易，而是融入了西方的进化论思想，认为“变”包含着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发展。“当他把进化的自然观应用于社会领域，意识到人类历史不仅是一个变化的过程（这是中国变易史观的水平），而且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而完善的上升发展过程时，他的进化史观的整体构造已基本完成。”[4]
再次，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是康有为进化思想的又一来源。柏格森是一位富有自然科学造诣的哲学家，其哲学主题在于发掘出一个真正的时间，或“时间的真实性”，他称之为“绵延”，“绵延代表了一种动态的、持续不断的存在，它与静态的、间断的空间概念相对立；绵延状态还代表了一种不可预测性、不可重复性，意味着新形式的源源不断的出现。”[5](P142)在达尔文《物种起源》诞生半个多世纪后，柏格森发表了《创造进化论》。柏格森对于进化动力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生命进步的真正原因在于生命的原始冲动，生命是作用于惰性物质的一种倾向。这种作用的方向并不是预先决定的，但它具有瞬时性、延续性，所以，分享了绵延的特性。生命在行进的过程中，还会不断碎裂成更小的片段。这就是个体和物种的形成。这种形成受制于两种原因：生命从惰性物质中遇到的阻力以及生命本身所承受的不稳定倾向——爆炸力。两种力的相互阻抗，则规定了生命进化的形式。”[5](P145)柏格森同达尔文进化理论的一个分水岭在于，柏格森认为生命是作用于惰性物质的一种不屈不挠的努力，他尤为看重生命进化中的主动创造性因素。创造是新事物、新次序源源不断地涌现的过程。进化本质上体现了与惰性物质相对抗的过程，它在努力冲破物质的束缚中奋力挺进。康有为赞同柏格森的观点：“吾人之意，重在其无本体而日在变迁，是为柏格森之言。柏格森以自由作绝对之非定命解，以其谓上帝自身亦在变迁中也。”[6](P169)戊戌变法以后，柏格森创造进化论成为康有为进化思想的又—思想来源。
二、康有为的进化思想及社会历史观
康有为用“公羊三世说”的古老形式与近代西方进化观念相结合，提出一套系统的历史进化学说。前面提到，《春秋公羊传》里有所谓“通三统”、“张三世”的说法，是汉代何休提出的一种对于历史演变的看法。所谓“通三统”，是说夏、商、周三代，每代的出现都是各自受命于天，自成为一统，各自之间没有继承关系，三代不同，当因时变革，决非沿袭旧制，一成不变。所谓“张三世”，是说社会的发展，按先后次序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由乱而治，愈变愈进步。康有为根据自己变法的主张，进一步发挥“三统”、“三世”的旧说，指出“据乱世”就是“君主专制”，“升平世”就是“君主立宪”，“太平世”就是“民主共和”。人类社会处在变易、更新、进化和发展的动态过程之中，这一过程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轨迹向前演进的。他在《论语注》中写到：“人道进化，皆有定位，有族制而为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渐正君臣，由君臣渐至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由独人而渐为夫妇，由夫妇而渐定父子，由父子而兼锡尔类，由锡类而渐为大同，于是复为独人，盖自据乱世进为升平世，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世……盖推进化之理而为之。”[7]这里虽然用的是“公羊三世说”的古典形式，阐发的却是近代工业文明、民主政治、男女平等的近代生活的内容。他这样阐述《春秋》中孔子的“微言大义”：“国之所立，以为民也，国事不能无人理之，乃立君主焉。故民为本，君为末，此孔子第一义，一部《春秋》皆从此发”。“当中古乱世，女弱，当有男子为依……此为据乱之法，若太平世则人之自立，两两相交，如国际然”，“升平太平世，女权渐生，人人自立，不复待人，则各自亲订姻好”。[8](P236)他认为中国现行的封建专制制度为据乱世，欧美一些国家实行的君主立宪制为升平世，而“人人平等”的民主共和制则为太平世。据乱——升平——太平的发展道路，被康有为用来解释君主——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之政治进化的必然过程。
尽管这种划分是不科学的，但是康有为的三世说是一种进化的历史观，它指出了封建专制制度只不过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它必然要变为君主立宪制，再变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这是一种较为进步的观点，它批判了复古主义和循环论的历史观，为变法维新提供了理论根据。康有为认为，世界已进入文明时代，中国必须改革封建专制制度。人类社会的治道是适应时势的，“世”变了，“道”也应随之而变。他说：“《春秋》发三世之义，有拨（据）乱之世，有升平之世，有太平之世，道各不同。”[9]康有为的“三世说”引起了死守着传统观念的保守势力的极大愤怒：“伪六籍，灭六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本朝也……。”[8](P237)
但是，由于受到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受到资产阶级改良立场的限制，同时也由于当时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进化论的“渐进”论的局限，康有为强调社会历史的进化只能按一定的次序（即他所说的“三世”）渐进，而不能随意超越。康有为的“三世”说粗分起来是据乱、升平、太平三世，细分起来则可至“无量数”世，他把“三世”中的每一世又划为“小三世”，“小三世”中还可以有更小的三世，“展转三重乃至无量数，以待世运之变而为进化之法”。[8](P237)就是说，在同一社会发展阶段中也有高级和低级的差异。康有为认为人类社会的变化只能是循序渐进，不能躐等。如果不循序而进，那么，非但与世无益，反而会引起天下大乱。“（三世）万无一跃超飞之理。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这就好比春夏秋冬四季的更替，“自夏徂冬者，必经秋之凉和，乃可以盛暑而至严冬，岂有一日能成者哉！”[10](P476)如何循序渐进呢？康有为认为现象界进化的根本动力在于“仁”。“仁”不仅作为“元”本体的体现而把现象界横向联成一个整体，而且还促使现象界的事物处于不断的纵向发展之中。康有为把社会历史的进化纳入“仁”的进化轨道，“凡世有进化，仁有轨道，世之仁有大小，即轨道大小，末至其时，不可强为。孔子非不欲在拨乱之世遽行平等、大同、戒杀之义，而实不能强也。可行者乃谓之道，故立此三等以待世之进化焉。”一般人的错误在于“见小欲速”，不能随时立义。[11]
戊戌变法以后，康有为通过对西方各种哲学流派的比较，接受了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如前所述，柏格森批判机械论的缺陷是把机械的因果制约绝对化，排斥了世界的发展与创新，提出宇宙的一切都是由绵延、生命冲动所派生的。创造进化论认为事物进化是由量变转为质变的过程，发展的结果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康有为运用这一思想重新诠释了“三世说”。戊戌前，康有为把“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分别称为封建专制社会、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和民主共和的资本主义，“升平世”与“太平世”之间没有质的区别。1902年，康有为在撰写《大同书》时，重新解释了“三世说”，“据乱世”是“各国有帝王、君主位号、权力。”这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合一的封建专制社会。“升平世”的国体是“始立公政府，有议员，有行政官，以统各国”，这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鼎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在同一国体下有两种政体，即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两种形式。[12](P91)“太平世”是无国家，无军队，无私产，无贵贱，人人平等的大同社会。可见，康有为受柏格森创造进化论的影响，把“升平世”与“太平世”进行了质的区别，“据乱——升平——太平”所经历的三个阶段，都发生了质变，每一阶段都产生了新的社会，这个历史进化的过程是创造进化的过程。
三、对康有为社会历史观的评判
康有为的进化思想是渐进的，其社会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变化只能是循序渐进，不能躐等，这和革命派的突变说相比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康有为的理论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是先进的，维新派的渐进说和革命派的突变说是互补的，而不是互相对立的。戊戌变法时，革命还没有出现，“维新运动之代洋务运动而起，成为时代中心，正是历史运动的自身逻辑使然。”[13](P278)维新派从当时救亡图存的时代需要出发，以进化论为武器，反对复古主义、循环论的历史观，反对“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用“生物进化”的道理，启迪民族意识的觉醒。维新派的宣传使进化论在中国迅速传播和发展起来，进化论也成为变法维新的哲学根据。因此维新派主张渐进，在当时是合乎历史潮流的。而到20世纪初，当革命派使进化论思想逐渐摆脱庸俗进化论的羁绊而具备了“革命”、“突驾”、“飞跃”等新的含义时，渐变说与之相比就变得落伍了。而且，康有为“对近代化的渐进主张，以及他反对用革命方式立即取得民主，不应埋没他坚持君主立宪仅仅是彻底民主的第一步的事实。换言之，君主立宪并不是民主以外的一个选择，而是中国的第一个民主设施。”[14](P195)“从总体历史发展趋势来说，康有为并不否认民主共和的基本价值。他同革命派之所以发生了尖锐分歧，乃在于他认为中国历史尚未进化发展到实行民主共和制那么一个历史阶段。这个基本点决不能因为他晚年反对革命主张改良而一笔抹煞。康有为担忧的是革命发生会导致长期内乱和政治动荡。事实上，在社会的激烈变动时期，对社会革新的方式和途径存在重大的以至根本性的分歧都是十分自然的，这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是一样的。”[15]
综上所述，西方自然科学进化观、中国古代变易思想和今文经学的朴素进化观及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是康有为进化思想的主要渊源，康有为既受到西方进化论的“源头”自然科学进化观的影响，又受到西方进化论的“源流”柏格森创造进化论的影响，而对其影响最大的是中国传统变易思想即中国古代变易思想和今文经学的朴素进化观，“多源”是康有为进化思想的一个特点。尽管康有为进化思想的来源不同，但康有为并没有照搬照抄西方的进化论，而是将进化论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进行了吸收和改造、选择和批判，从而使进化论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理论基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3-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