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渔洋论唐代乐府诗——读渔洋《论诗绝句#183;其九》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乐府诗论文,绝句论文,札记论文,唐代论文,论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渔洋《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其九论唐代乐府诗，云：“草堂乐府擅惊奇，杜老哀时托兴微。元白张王皆古意，不曾辛苦道妃豨。”称道唐代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乐府诗都写得好，具有古意，而不是机械模仿古乐府。其言颇为简括中肯。
王氏此论，在其诗话中有较具体的阐述，可供读者参证。王氏门人何世璂《燃灯纪闻》（《清诗记》本）第十九条述王渔洋论乐府诗有曰：
古乐府原有句有音。在当日句必大书，音必细注。后人相沿之久，并其细注之音而误认为句。附会穿凿，至于摹拟剽窃，毫无意义，而自命为乐府，使人见之欲呕。如南中某公作乐府，有“妃呼豨，豨知之”之语。夫“妃呼豨”三字皆音也，今乃认妃作女，认豨作豕，一似豕真有知，岂非笑谈？唐人乐府，惟有太白《蜀道难》《乌夜啼》、子美《无家别》《垂老别》以及元、白、张、王诸作，不袭前人乐府之貌，而能得其神者，乃真乐府也。后人拟古诸篇，总是赝物。
这段话可说是对上引《论诗绝句》的最佳解释。这里称道唐代李、杜、元、白、张、王诸家所写乐府，能得到古乐府的神理，即《论诗绝句》所谓具有古意。所记南中某公把古乐府“妃呼豨”三个记音字实解为女呼豨，视为笑谈，即《论诗绝句》末句所讥嘲之对象。按汉乐府《铙歌》中之《有所思》篇有云：“妃呼豨，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妃呼豨”实为表声的字。汉《铙歌》十八首中特多表声的字。故宋刻本《宋书乐志》（四）末尾馆臣校语有曰：“《汉鼓吹铙歌》十八篇，按《古今乐录》，皆声、辞、艳相杂，不复可分。”王渔洋《古夫于亭杂录》有曰：“沈约云：乐人以音声相传，训诂不复可解。凡古乐录，大字是辞，细字是声，声辞杂写，故致然尔。此言甚明白。故今人强拟《汉铙歌》篇，必不可也。”（《带经堂诗话》卷一引）可见他对汉乐府中声辞相杂的情况颇为注意。上引《燃灯纪闻》中前面数句，指出古乐府声辞相杂现象，即本诸沈约的言论。（王渔洋所引沈约数语，见《乐府诗集》卷十九《宋鼓吹铙歌》三首题解，今本《宋书乐志》不载。）渔洋认为应当理解汉乐府体制，区别音声和文辞，不应机械模仿，这意见是中肯的。
王渔洋《池北偶谈》又有论乐府一则，亦可资参证。文太长，节录如下：
郑渔仲曰：继三代之作者，乐府也。乐府之作，宛同风雅。……后世文士如李太白，则沿其目（指题目，即沿用乐府古题）而革其词，杜子美、白乐天之伦，则创为意而不袭其目（指制作新题乐府），皆卓然作者，后世有述焉。近乃有拟古乐府者，遂专以拟名。其说但取汉魏所传之词，句模而字合之。中间岂无陶阴之误，夏五之脱，悉所不较。或假借以附益，或因文而增损，蹐蹐床屋之下，探胠滕箧之间，乃艺林之根蟊，学人之路阱矣。以此语于作者之门，不亦恧乎！夫才有长短，学有通塞，取古今之人一一强同，则千里之谬，不容秋毫；肖貌之形，难为靓面。若曰乐府，则乐府矣，尽人而能为乐府也。若曰必此为古乐府，使与古人同曹而并奏之，其何以自容哉！李于鳞曰：“拟议以成其变化。”[①]噫，拟议将以变化也，不能变化而拟议，奚取焉？余知其不可而不能不为也，第命曰古乐府，而不敢以“拟”称云。
右蒙阴公文介公孝与（原注：公鼐字孝与，谥文介）乐府自序也。虞山钱牧翁尝亟取东阿于文定公论乐府之说，不知文介此论与文定若合符节。予尝见一江南士人拟古乐府，有“妃来呼豨豨知之”元句，盖乐府“妃呼豨”皆声而无字，今误以妃为女，呼为唤豨为豕，凑泊成句，是何文理？因于《论诗绝句》著其说云：“草堂乐府……”亦于、公二公之绪论也（《带经堂诗话》卷一引）
这里前面引录了公鼐论乐府之说，肯定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的古题、新题乐府诗，批评明代中期以来拟古乐府的弊端。接着王渔洋对此深表赞同，又一次提到江南士人误会“妃呼豨”的可笑现象，并说明了他写作《论诗绝句·其九》的由来。由此可见，王渔洋对乐府诗的看法，系受到公鼐的启发。
郎廷槐编《师友师传录》，有一则记渔洋论唐以来乐府诗流变，也值得重视。节录于下：
故乐府者，继三百篇而起者也。唐人惟韩（愈）之《琴操》，最为高古。李之《远别离》、《蜀道难》、《乌夜啼》，杜之《新婚》、《无家》诸别，《石壕》、《新安》诸吏，《哀江头》、《兵车行》诸篇，皆乐府之变也。降而元、白、张、王变极矣。元次山、皮袭美补古乐章，志则高矣，顾其离合，未可知也。唐人绝句，如“渭城朝雨”、“黄河远上”诸作，多被乐府，止得风之一体耳。元杨廉夫、明李宾之各成一家，又变之变也。李沧溟（攀龙）诗名冠代，祗以乐府摹拟割裂，遂生后人诋毁。则乐府宁为其变，而不可以字句比拟也亦明矣。
这里王渔洋指出，唐代李、杜、元、白、张、王诸家，以至元代杨维桢、明代李东阳诸家、写作乐府诗，都有发展变化和创新，故能成就卓越。他不满意唐代无结、皮日休所作之补古乐章，当是由于它们机械模仿雅颂，缺乏创新变化。他不满意李攀龙的拟古乐府，因为它们对古乐府是机械摹仿，以割裂古辞字句为能事。渔洋论唐代及以后的乐府诗，肯定创新变化，反对机械摹仿，其见解是可取的。从上引诸条和诗《论诗绝句·其九》结合起来看，可见他屡屡肯定唐代李、杜、元、白、张、王诸家的作品，正是从这一原则出发的。
关于《论诗绝句·其九》，尚有两点须说明一下。一是首句所谓“草堂乐府”，究竟是指何人的作品，二是关于“辛苦道妃豨”的历史背景。至于第二句赞美杜甫“三吏”“三别”等篇感时伤事，托兴深微，第三句赞美元、白、张、王乐府注意反映民生疾苦，具有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古意，意思都颇明白，无烦细说。
首句“草堂”借指何人，旧注有两说。惠栋《渔洋精华录训纂》以为指李白。注曰：“《唐书·艺文志》有李白《草堂集》二十卷，李阳冰录。首载乐府。”金荣《渔洋精华录笺注》则以为指杜甫，注曰：“胡宗愈《成都草堂先生诗碑序》：草堂先生，谓子美也。草堂，子美之故居，因其所居，而号之曰草堂先生。”按惠注是，金注非。首先，句中以“惊奇”称道草堂乐府，此乃李白乐府诗之最大特色。考孟棨《本事诗·高逸》载：“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贺又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故杜子美赠诗及焉。……或言是《乌夜啼》，二篇未知孰是。”所称杜甫赠诗，指其《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诗，有句云：“昔年有狂客（贺知章自称四明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汨没一朝伸。”又殷璠《河岳英灵集》评李白诗有曰：“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后代诗家论李白乐府、歌行，也常从惊奇角度指陈其特色。如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评曰：“太白《蜀道难》、《远别离》、《天姥吟》、《尧祠歌》等，无首无尾，变幻错综，窈冥昏默。”渔洋诗中“惊奇”二字，正从杜诗、殷璠评语概括而来。又上引渔洋诗话言及李白乐府，总是提到《蜀道难》、《乌夜啼》，正与《本事诗》所记贺知章所叹赏篇章相合。渔洋利用前人评语，以“惊奇”二字称道李白乐府，可谓得其要领。再则，从上引渔洋诗话，可见渔洋论唐代乐府，总是李、杜、白等诸人并提，此诗不会独遗李白。再从全诗结构、行文看，前三句每句说唐代一人或数人，假如第一、二句均说杜甫，于文理亦不顺。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首句草堂乐府是指李白作品。李阳冰为李白编录《草堂集》，并为作序，其本不传。后来所编的李白集，改称《李翰林集》、《李太白集》等名称，《草堂集》一名遂不再受人注意，而杜甫成都草堂为人们所熟悉，因而在这方面易滋误会了。
王渔洋讥讽江南一士人摹仿汉乐府《铙歌·有所思》，把记声字“妃呼豨”误解为女唤豕。这虽出自个别士人之手，实际反映了明代中期以来部份诗人机械摹拟汉乐府、割裂字句、生吞活剥的流弊。在这方面，李攀龙起了不好的带头作用。他写了百余篇古乐府，对汉乐府铙歌、相和曲、杂曲歌、南朝吴声歌曲和西曲歌、北朝鼓角横吹曲等，一一加以摹拟，大抵因袭古辞字句略加变化，缺乏新意。（见《沧溟先生文集》卷一、卷二），李攀龙是后七子的领袖，因而对诗坛产生明显影响，形成了一种机械摹拟古乐府的风气，流弊滋深。渔洋讥讽江南一士人辛辛苦苦摹仿汉乐府，误“妃呼豨”为“女呼豕”的笑话，乃是这种拟古创作风气中的一个突出例子。对于李攀龙的带头摹拟古乐府，后人包括王渔洋多有訾议。上引《池北偶谈》一则，公鼐抨击李攀龙“拟议以成其变化”之说。据《师友师传录》所记，则渔详更是直接批评李攀龙“只以乐府摹拟割裂，遂生后人诋毁”。《池北偶谈》又曰：“乐府古诗不必轻拟。沧溟诸贤病正坐此。”说“诸贤”，可见机械摹仿古乐府者不止一二人，由于李樊龙是这方面的领袖人物，所以只是提他的名。与渔洋同时的冯班，对这种现象也多所指摘：
近代李于鳞取晋宋齐隋乐志所载，章截而句摘之，生吞活剥，曰拟乐府，至于宗子相之乐府，全不可通。今松江陈子龙辈效之，使人读之笑来。
《钝吟杂录·古今乐府论》
酷拟之风，起于近代。李于鳞取魏晋乐府古异难通者，句摘而字效之，学者始以艰涩道壮者为乐府，而以平典者为诗。吠声哗然，殆不可止。
《钝吟杂录·论乐府与钱颐仲》
乐工采歌谣以配声，文多不可通。《铙歌》声词混填，不可复解是也。李于鳞之流，便谓乐府当如此作。今之词人，多造诡异不可通之语，题为乐府；集中无此辈语，则以为阙。乐志所载五言、四言，自有雅则可诵者，岂未之读耶？
《钝吟杂录·正俗》
这里冯班除着重批评李攀龙外，还指责了宗子相（宗臣）、陈子龙等明代复古派文人。冯班还指出汉乐府“《铙歌》声辞混填，不可复解”，而李攀龙等偏偏喜爱摹拟这类不可通的语句，以此求奇，其风气至清代初期不绝。所以说，王渔洋所讥嘲的某江南士人误“妃呼豨”为“女唤豕”的可笑现象，正是当时不少文人刻意摹拟古乐府的创作风气中的产物。
综上所述，可见王渔洋《论诗绝句·其九》论乐府诗，主旨有二：一是肯定唐代李、杜、元、白、张、王的乐府诗写得好，它们学习古乐府，但能变化创新，获得古乐府的精神。二是通过对“妃呼豨”三字误解的例子，批评明代中后期以至清初乐府创作方面机械摹拟古乐府的不良倾向。
最后，要补充说明一下王渔洋对唐代乐府新歌的评价。唐人所作乐府诗，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古题乐府，其题目自古乐府鼓吹曲、横吹曲、相和歌、清商曲，杂舞曲、杂曲歌等沿袭而来，但内容往往能有所变化创造，推陈出新。二是新题乐府，体式和古题乐府相近，但根据所反映的内容，自制新题。李白擅长古题乐府，白居易专写新题乐府，杜甫、元稹、张籍、王建诸人，则古题、新题都写。这两类乐府诗，在体式、技巧上都蒙受古乐府的深刻影响，在当时为文人案头之作，大抵不合乐。三是乐府新歌，则为配乐（燕乐）演唱的歌词，《乐府诗集》称为近代曲辞。其歌词一般篇幅短小，多用绝句（七绝尤多）。这类歌词在当时大抵在宴席上歌唱，其内容多为日常抒情送别一类，不似前两类歌词多反映社会现实。王渔洋对这类乐府中的佳作也颇加肯定，其《唐人万首绝句选序》有曰：
考之开元、天宝已来，宫掖所传，梨园弟子所歌，旗亭所唱，边将所进，率当时名士所为绝句尔。故王之涣“黄河远上”、王昌龄“昭阳日影”之句，至今艳称之。而右丞“渭城朝雨”，流传尤众，好事者至谱为阳关三叠。他如刘禹锡、张祜诸篇，尤难指数。由是言之，唐三百年以绝句擅长，即唐三百年之乐府也。
王渔洋编选《唐人万道绝句选》，在很大程度上即表现了对这类乐府新歌的赞赏和肯定。在该书凡例中，渔洋又把上述王之涣、王昌龄、王维三绝句和李白的《早发白帝城》四篇推为唐人七绝压卷之作，更可看出他对这类新歌的崇高评价。唐代元结从狭隘的教化观念出发，对这类乐府新歌颇为不满，在《箧中集序》中指责道：“彼则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听而诵之，则未见其可矣。”在《师友诗传录》中，郎廷槐曾举元结的这几句话征询王渔洋的看法，渔洋回答道：
风化所起，《关雎》托始于房中；《乐录》（当指释智匠《古今乐录》）所载，清商亦存乎西曲。小伎容参法部，双鬟亦奏旗亭。周郎所顾，识者艳之；凉州之歌，君子所采。唯其无伤于雅道，或亦不见鄙于通人。
这里所谓凉州之歌，指王之涣《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篇）。据薛用弱《集异记》记载，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人某日在旗亭饮酒，诸女妓所唱绝句，均为王、高等三人作品，一双鬟女妓歌王之涣《凉州词》。此处王渔洋又一次肯定了《凉州词》等唐人乐府新歌。他不但不像元结那样鄙薄那些乐府新歌，而且认为那些多涉男女风情、由女妓歌唱的乐府诗，滥觞于《诗经》，“无伤于雅道”，其见解是相当通达的。
注释：
①李攀龙所作古乐府小引末尾曰：“《易》曰：‘拟议以成其变化。’‘日新之谓盛德。’不可与言诗乎哉！”（《沦溟先生集》卷一页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