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伽梅什的哲学与美学阐释_吉尔伽美什论文

吉尔伽梅什的哲学与美学阐释_吉尔伽美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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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伽美什》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人类最早的史诗。吉尔伽美什是传说中乌鲁克城的国王,在苏美尔人最古老的国王名录中记载着他的名字。公元前3000年前后,吉尔伽美什的神话传说就在苏美尔人中广为流传。古巴比伦第一王朝建立后,在全面继承苏美尔人的文明时,巴比伦人对吉尔伽美什的神话传说也加以再创造,并以史诗的方式写定。这部史诗成形的时间约在巴比伦第一王朝时期(公元前19—18世纪)。公元前11世纪,喀西特—新巴比伦时期,乌鲁克的诗人也对史诗加以编写。最后的文本是编定于公前7世纪的亚述本, 是在亚述国王阿述尔巴尼帕尔所拥有的尼尼微图书馆编定的。史诗《吉尔伽美什》共三千余行,用楔形文学记述在12块泥板之上。公元1872年英国考古学家乔治·司密斯从清理尼尼微宫殿遗址出土的泥版残片中,偶而发现了史诗中“洪水神话”的有关部分,这是史诗的第11块泥板。1873年他再度到尼尼微发掘, 又发现了“洪水传说”的残余部分。 司密斯最后确定这部史诗由12块泥板组成。以后不少学者参与了对这部史诗的文本解读,逐渐弄清了每块泥板的内容,并于20世纪20年代陆续翻译了全部史诗。从发现到全面解读,整整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我国学者赵乐甡于1981年将这部史诗译成中文。近年来,有些文章初步论述了这部史诗,表明中国学界对这部史诗的研究已经起步。

史诗从情节结构上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记述了苏美尔乌鲁克城俊美的吉尔伽美什王以及他建造乌鲁克城的功绩,同时描写了他的专横和残暴,构成了他两重人格的基本特征。在民众的怨恨中,天神创造了一个可同吉尔伽美什对抗的善良英雄恩启都来到人间,恩启都是半人半兽茹毛饮血的野人。吉尔伽美什听信了猎人的要求,派了神庙中的神娼去同恩启都交配,借以消耗恩启都的精力。恩启都同美丽的神娼交配了六天七夜后,在她的引导下具有了人性和智慧。善良的恩启都同勇猛的吉尔伽美什进行了一场搏斗,未分胜负,他们相互敬佩并结拜为友,成为一体。

第二部分记述了吉尔伽美什和恩启都受命去除掉占据着杉树林的凶恶怪物芬巴巴的艰险历程。他们在神的帮助下除掉了怪物,解救了被怪物霸占的女神伊什妲尔。伊什妲尔对吉尔伽美什产生爱意,并要求做他的妻子,被吉尔伽美什断然拒绝。吉尔伽美什数落伊什妲尔对爱情朝三暮四、对情人弃如敝屣的丑恶习性,惹恼了伊什妲尔。她到自己的父亲、天神阿努那里,要求用天牛去咬杀吉尔伽美什。吉尔伽美什同恩启都杀死了凶恶的天牛,在宫廷中举行了胜利庆典。

第三部分记述吉尔伽美什和恩启都杀死天牛之后所遭受的厄运。众神决定对吉尔伽美什和恩启都给予惩罚,让两人之中死掉一个。众神最后决定让恩启都死去(寓意让人类的野性、天性死去)。好友的死亡令吉尔伽美什悲痛万分,他感受到死亡的恐惧,认识到人的命运不可逆转,于是走遍天涯海角去寻求关于“生与死”问题的解答。在乐园中太阳神舍马什告诉他:你所探索的永恒的生命不会获得。

第四部分叙述吉尔伽美什找到了远祖之神乌特那庇什牟,请教如何获得永生的方法。乌特那庇什牟告诉吉什伽美尔,大海中长有“长生不老草”,谁获得它,谁就能使生命永恒。吉尔伽美什就勇敢地沉下深海,取得了长生草。但是,在他准备把草带回乌鲁克城并让全城的人都能吃到这草时,长生草却被蛇叨跑了,吉尔伽美什绝望地回到了乌鲁克城。史诗的结束部分即第12块泥板记述的故事被某些学者认为是后来增补的,它通过吉尔伽美什同恩启都灵魂的对话,描述了远古时代人们想像中的死亡之所即阴间的恐怖情景。

黑格尔在论述史诗的美学特征时认为:“一种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观和客观存在,经过由它本身所对象化成的具体形象,即实际发生的事迹,就形成了正式史诗的内容和形式。……作为这样一种原始整体,史诗就是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书’或‘圣经’。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这样绝对原始的书,来表现全民族的原始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史诗这种纪念坊简直就是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意识基础。”(注: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上册,朱光潜译,第107页。 )他还指出:“为着显出整部史诗的客观性,诗人作为主体必须从所写对象退到后台,在对象里见不到他。表现出来的是诗作品而不是诗人本人。”(注: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上册,朱光潜译,第108页。)因此, 史诗对人物和事件的评价更显得客观冷静。黑格尔还论及史诗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如果一部民族史诗要使其他民族和其他时代也长久地感兴趣,它所描绘的世界就不能专属某一特殊民族,而是要使这一特殊民族和它的英雄的品质和事迹能深刻地反映出一般人类的东西。”(注: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上册,朱光潜译,第124页。)这就是说, 优秀的民族史诗必须具备人类共同关心的内容,从而使民族史诗升华为世界性史诗。

一个多世纪以来,各国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如社会历史批评、结构主义、人类社会学和神话原型批评等,对史诗《吉尔伽美什》加以不同的阐述。这些研究见仁见智,都不乏闪光之论。这里,我们试从哲学和美学角度来论述《吉尔伽美什》的象征意蕴。

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久远,它成为人类哲学思维的最早产生地,大致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与这一地区发展很早的农业生产及生活方式有关。农业生产必须顺应自然,观察自然,人们对于经常目睹的动植物生命的死亡和再生的规律性现象必然要尽力给予解答。因此,在回答这些问题时自然哲学率先出现。其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战乱频繁,暴力和死亡是人的一生中多次面对的现象,那么死亡究竟是什么?人的生命能否再生?人能否获得永生?这些问题同宗教信仰交织在一起,不仅令巴比伦人经常思索,而且成为后世人类永恒思考的哲理。其三,古代肉搏型战争的重要后果就是人的大量死亡和奴隶的大量产生,因此,两河流域的部族城邦国家进入奴隶制社会很早。严酷的奴隶制所带来的民族压迫和等级压迫非常残酷、恐怖,人与人命运之间的巨大差异迫使人们思考:命运是什么?人能否改变自己的命运?恶是什么?善是什么?这些深刻的人生哲理问题不断地折磨着善于思考的人们。史诗《吉尔伽美什》正是古代巴比伦人通过历史上的这位国王的经历和遭遇,来解读上述这些人们共同思考和关心的问题。公元前7世纪, 亚述王朝编定了这部已流传千余年的史诗,正说明这部史诗反映出了亚述人心中同样的迷惘、苦恼和困惑,所以,亚述王朝的尼尼微图书馆才花费了那么大的功夫来编定、刻制和保存泥板文书。黑格尔在《美学》中关于史诗的部分谈到,史诗产生前,人们已有了发表全民族的箴铭、格言和教谕的需要,因此,人们在石头圆柱、四方尖碑以及各种器具上,总之,在一切坚硬的历时久远的东西上,雕刻下那些劝谕或告诫全民族的思想。黑格尔把这种表现思想的方式看成是创作史诗的最早冲动:“这种掌握方式之所以具有史诗性质,是因为这类格言所揭示的不是主体的情感和纯粹个人的感想,而且目的也不在打动人心,激起情感,而在使人认识到它对于人类就是职责,就是光荣,就是正当道理的那种意义深远的东西。”(注: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上册,朱光潜译,第103页。 )当代俄国美学家奥夫相尼科夫认为:“巴比伦—喀西特时期(公元前1700 —前1100年)艺术的特点是怀疑、探索和嘲笑的精神,是前几个时期根本没有的哀诗情绪,悲伤,乞求怜悯的祷告,人道的思想,尽管除此而外还有另一个特点,这就是寻求的思想,检验、比较、冷静地劝谕的思想相当发达。”(注:M.φ.奥夫相尼科夫《中近东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6—47页。)

从哲学认识论角度来解读这部史诗,可以看出,史诗的思想特征有如下几点:

第一,这部史诗显示出巴比伦人的思维中已发现了对立面同体的现象。巴比伦人懂得并能自觉地运用这种观点看外部世界: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可能以对立的、相互否定又相互依赖的状态存在。例如天地、水火、男女、大小、野蛮与文明、善与恶、太阳和月亮、夜与昼、生与死等等。这些对立的东西相互依赖,没有一方面,也就没有了另一方面,这种对立的东西往往是同体存在。这种存在方式是创世者、造物主先验规定的,因此对立同体是天命的存在,也就是自然的存在。用这种观点分析,可以发现一个事物既好又坏,既善又恶,既美又丑。可见这是一种原始的、立足于感觉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朴素辨证法。这种思想也同时存在于东方其他古老的民族思想中。例如,古代印度的思想家尤其是瑜伽派圣哲就把这种对立同体现象称为“双昧”。他们主张用智慧的眼光和超现实的态度去看待物质世界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对立的现象,也就是说,把各种对立的东西都看做本质上同一的,如冷热、生死、得失、福祸、善恶、软硬、美丑等等。婆罗门教的《奥义书》也说:“大梵光明,有其二相:一为静者,一为动者。”(注:《五十奥义书》,商务印书馆,1987年,徐梵澄译,第272页。 )中国古代哲学家也早就认识到事物存在的这种状态。老子较系统地揭示出事物的存在是相互依存而不是孤立存在的道理,不仅指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而且还例举了美丑、长短、有无、刚柔、强弱、生死、轻重等等系列的对立现象。当代结构主义学者列维—斯特劳斯把古代人类的这种二元对立的观点上升到古代人类思维特征的层面来分析,他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认为,野蛮人的思维可以界定为类比的思维,类比思维的主要特点是把任何东西都按照对立的原则进行区分和比较,并以这种方式去构建神话模式。因此,“他试图把文化行为、庆典、仪式、血缘关系、婚姻法规、烹饪法、图腾制度的各组成部分看成不是固有的或无联系的实体,而是相互保持的对比关系,这些关系使它们的结构和语言的音位结构相类似。”(注: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6页。)这就是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论”。对此,当代俄国学者也予以证实:“分析古代苏美尔的抄本《“100条”天命》,可以看出, 它是按两极对立的天命成对结合(撒谎的权利和说真话的权利,建设的权利和破坏的权利,战争的权利和和平的权利等等)的原则编纂而成的。……苏美尔神话中,每位天命新主宰都要把天命‘联成对’,只有做到这一点,他才能真正主宰它们。从阿萨格那里夺回天命的尼努尔塔终究没有成为它们的主宰,因为他不会把它们‘联成对’。统治者据以把天命‘联成对’的原则,显然是有伦理学的意义。”(注:M.φ.奥夫相尼科夫《中近东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45页。)但是,认识到事物之间的二元对立,只是辨证思维产生的基础,它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辨证思维。因为,史诗《吉尔伽美什》中所显现出来的古代思维,还没有认识到对立面之间的相互转化和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而这正是古代思维同现代思维最重要的区别。

如果我们用苏美尔—巴比伦人这种对立同体的天命观来看待这部史诗,那么吉尔伽美什人格的双重性以及他同恩启都的互补关系就顺理成章了。巴比伦人“联成对”的或者说对立面同体的认识论,导致了史诗中吉尔伽美什的双重人格和评价他时的双重价值论。首先,它表明吉尔伽美什是“神人”同体,即“他三分之二是神,三分之一是人”,(注:译文引自赵乐甡译《世界第一部史诗——吉尔伽美什》,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页,以下所引史诗均自该书。),这就为赞美或歌颂他的超常性或神异性找到依据。其次,他是善恶同体,这表现为民众对他的尊敬爱戴与对他的憎恨诅咒兼具。吉尔伽美什是国王,“他修筑起拥有环城的乌鲁克的城墙”,他是“乌鲁克城的保护人”,民众盛赞他“强悍、聪颖、秀逸”,“他手执武器的气概无人可比”。但是,民众又极端地憎恨他,指责他“不给父亲们保留儿子”,“不给母亲们保留闺女,即便是武士的女儿,贵族的爱妻”,这是民众对奴隶制社会专制王权的憎恶和控诉。史诗这样描写:“人们在议事厅定下了一条规矩:拥有广场的乌鲁克王,为娶亲他设了鼓,随心所欲;连那些已婚的妇女,他也要染指,他是第一个,丈夫却居其次。这样定下来,是按诸神的意旨,而对他这样授意,是在切断脐带的同时”。民众憎恨他说:“日日夜夜,他的残暴从不敛息”。史诗从审美价值论的角度表明他是美丑同体。他的美在于:“大力神塑成了他的形态,天神舍马什授予他俊美的面庞,阿达特使吉尔伽美什姿容秀逸,他有9指尺的宽胸,11 步尺的身材。”“瞧他那仪表,大丈夫气概,精力饱满,他浑身都是诱人的魅力”。但是,吉尔伽美什在追寻永生的秘密过程中,形象变得丑陋:“我漫步流浪,把一切国家走遍。我横渡了所有的海,我翻过了那些险峻的山。我的脸色表明缺乏充足的、舒适的睡眠,我身受失眠的折磨,手脚为忧伤所缠。还没有到女主人家,我的衣服就已经磨烂。”史诗中还以其他方式描写了吉尔伽美什身上的对立因素,如勇敢与怯儒同体。他非常勇敢,敢于去杀死强大的芬巴巴,杀死天牛。但是,面对人人都不可避免的死亡,他又显得非常胆怯:“我的死,也将和恩启都一样。悲痛浸入我的内心,我怀着死的恐惧,在原野里徜徉”。他同恩启都两人实际上是同体互补的关系,就像一个钱币必然由两个面构成一样。巴比伦人以他们两人从形体到性格的对立同体寓意着伟大人物身上的人性与兽性的对立同体,理性与感性的对立同一,思想和情感的对立同体。据说,吉尔伽美什的母亲、女神宁孙知晓一切,她说:“实际呀,吉尔伽美什,有个人和你相同,他生于原野,在山里长成”。神妓对恩启都说:“你会爱他,像爱你自己”。在远征芬巴巴之前,恩启都显得非常恐惧和胆怯,而吉美伽尔什却冷静地开导他,鼓励他。这实际上是象征吉美伽尔什个人内心情感与理智的矛盾冲突。他内心非常惧怕所面临的任务,但是理性又促使他冷静地面对现实的责任和荣誉。可以说,史诗以象征寓意的手法表明了这样的哲理:生与死是对立同体的,一方不能取代另一方,不能消灭另一方。同样,史诗也说明善恶、美丑等都是天命的存在状态,这是神圣的自然规律或法则,任何人都无法加以改变。

第二,史诗从生与死的问题开始,合乎逻辑地展开为人生的不朽在于创造伟业的思想。人类对死亡的必然性认识很早,但又总不甘心这一归宿,总想超越死亡获得永生。人类抗争和超越死亡的意识和行为在各方面都有明确的表现:在宗教领域内,表现为信仰灵魂不死、轮回观、祖先崇拜或生殖崇拜;在神话传说中,表现为人类通过自己的努力成神成仙而达到永生;在哲学领域内表现为对死亡必然性的清醒认识以及为这种意识所支配力图建立永恒功业的愿望。例如,中国古代哲人从人生的价值、创造和贡献的实践理性的角度论述了人生的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注:《左传·襄公24年》,中华书局,1985年。)同样,史诗《吉尔伽美什》体现了苏美尔—巴比伦人萌芽中的理性精神,他们以建功立业、创造永世基业作为不朽人生的表征。在史诗中,吉尔伽美什决定去杀死占据着黎巴嫩杉树林的怪物芬巴巴时,连恩启都(象征吉尔伽美什本能的内心情感)也感到死亡的恐惧,但是,吉尔伽美什的理性思想“把恩启都勉励:我的朋友啊,谁曾超然人世升了天?在太阳之下永生者只有神仙,人的寿数毕竟有限,人们的所作所为,都不过是过眼云烟!你在此竟怕起死来,你那英雄的威风为何消失不见?让我走在你前!你的嘴要喊:‘不要怕,向前!’我一旦战死,就名扬身显——‘吉尔伽美什是征讨可怕的芬巴巴,战斗在沙场上把身献’,为我的子孙万代,芳名永传”。史诗通过吉尔伽美什创建功业的行动,宣扬建功立业是生命不朽的一种转换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古代西亚地区盛行修筑各种纪念碑,镌刻伟人的业绩,以示永垂不朽。这种风气影响到希腊民族而延续至现代社会。

第三,史诗显示了黎明时期的人类对死亡必然性的深刻认识,显示了巴比伦人对永恒生命的渴求意识。这是超越死亡意识、战胜死亡的深刻的哲理思考。史诗从第七块泥板以后正式转入吉尔伽美什对死亡的感受和思索,以及他如何走遍天涯去寻找永生的秘密,力求像自己的先祖乌特那庇什提牟那样获得永生。恩启都受到天上众神的惩罚,生病而亡。吉尔伽美什体验了死亡的感受,感觉到一步步逼来的死亡的威胁,因此决心以自己的实际行为去破解死亡之迷,获得永生。在寻找永生之秘密的途中,他遇到了一对沙索利人(蝎头人身)夫妇,这对夫妇劝他说:“并没有谁曾经把这件事情办成,也没有人曾跨越那条山径”。他遇上海岸边的客店女老板(女巫),女老板也开导他:“你所探求的(永恒)生命将无处寻觅。自从诸神把人创造,就把死给人派定无疑,生命就在诸神手里!吉尔伽美什哟,你只管填满你的肚皮,不论白天黑夜,尽管寻欢逗趣;每天摆起盛宴,将你华丽的衣衫穿起;你洗头,淋浴,爱你那手里领着的儿女;让你怀里的妻子高高兴兴,这才是做人的正理。”最后他找到了先祖神乌特那庇什提牟,先祖告诉他,自己成为神获得永生,是因为在神毁灭人类的大洪水中,保留了人类,也使众神有人祭祀,因此,神界给他以永生的恩惠。在先祖神的指示下,吉尔伽美什在海底得到了长生草,长生草却又被蛇叨走了。这一系列的告诫和蛇的阻碍,都说明了人类追求永恒必然失败的宿命。但是,史诗正是通过吉尔伽美什的坚韧求索而表现了苏美尔—巴比伦人顽强执着的悲剧精神:人明知必死而顽强求生,面对死亡的不可抗拒而敢于发出坚强的挑战。吉尔伽美什对生命永恒的苦苦求索正体现了巴比伦人通过这位英雄所显示出来的全民族悲剧性的理性意识。这种富于深刻哲理的思索是人类哲学史上最初的耀眼光束。黑格尔没有看到这部史诗,没有看到吉尔伽美什所表现出来的悲剧精神和理性意志,所以他把人类哲学的黎明时期或曰萌芽时期放在中国、印度、波斯民族的理性意识上,而把人类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的正式起点放在希腊。这是历史的误会。从美学悲剧性的角度看,人类第一部史诗中的英雄人物吉尔伽美什也是人类第一位被记录下来的悲剧性人物。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巴比伦的史诗,不仅为世界提供了第一位悲剧主人公,他是自己时代的象征,他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息息相关,在他的悲剧中体现了世界的悲剧。《关于看见了一切的人》的作者还是最先达到了悲剧效果,因为在他的长诗中我们不仅发现了悲剧所固有的事件的要素,而且还发现了悲剧所固有的叙述的感染力。长诗《关于见到了一切的人》(关于吉尔伽美什)是世界上第一部悲剧,而吉尔伽美什则是第一位悲剧主人公。”(注:M.φ.奥夫相尼科夫《中近东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6页。)这一评价应该说是客观而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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