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同盟在云南（1941-1945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民主同盟论文,云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41年到1945年，中国民主同盟云南地方组织在民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云南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史上，谱写了重要的篇章。本文试从个案研究（case study）的角度对此进行叙述和分析。
一、民盟昆明支部的建立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由于国民党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使得中国大片国土沦陷于日寇之手。沦陷区的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来到了昆明，工商企业也从内地大量迁到滇省。“到1938年，大约有六万人的逃难者涌入了滇省。”“到1939年8月，共有49家企业从华东迁到了云南。”①大批知识分子进入云南昆明，使昆明成了一个新的文化中心，也为民盟在云南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泛的社会基础。
抗战时期，云南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中央政府貌合神离，因而制约着国民党中央对云南的控制。这样就为民主运动在云南的开展、民盟在云南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在重庆上清寺“特园”（民主人士鲜特生私邸）秘密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敬告政府与国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建立了中央领导机构，推选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黄因出国，辞去主席职务，由张澜接任），左舜生为总书记，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1941年10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结束秘密状态，公开活动。
民盟成立不久就对云集在昆明的知识分子特别重视。民盟昆明支部成立之前，南迁到云南的民盟成员已在昆明积极开展活动，为建立民盟的地方组织作准备。
抗战初期云南的民主进步人士发起成立了“九老会”组织。“九老会”的座谈会用轮流请客吃饭的方式每两周举行一次，交换对时局的看法，讨论在云南开展抗日民主运动的有关问题。因最初参加者有九人，故名“九老会”。1942年，经常参加“九老会”活动的人有：李公朴、张天放、郑一斋、冯素陶、楚图南、杨春洲、艾志诚、周新民、刘达夫、杨一波、孙起孟、周禾书等。“九老会”的活动为民盟云南地方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1942年冬，民主政团同盟派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长罗隆基（1898-1965）到昆明，为建立地方组织作准备。罗隆基到昆明后，即与先期南下滇省在西南联大任教授的盟员潘光旦、在云南大学任教授的盟员潘大逵一起积极进行筹备工作。
1943年2月，面对着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中国共产党积极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关注着民盟云南省支部的建立。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共产党员周新民到昆明，以民盟成员的身份公开活动，帮助民盟筹建地方组织，秘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民盟云南省支部成立之前，民盟的盟员罗隆基、唐筱营、潘光旦、周新民、潘大逵等人利用唐筱营与唐继尧的父子关系，经常在唐宅（唐家花园）聚会，谈论时局。罗隆基还以民盟负责人的身份，与龙云及英、美驻昆领事常相往来，交换国内外军事、政治形势的情报。民盟负责人之一杜斌丞从重庆来昆明期间，常为他们分析国民党的军事政治形势。在多次会谈中，罗隆基、潘大逵等人都觉得在全国包括昆明地区的民主运动不断高涨的情况下，在昆明成立民盟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几经磋商之后，决定筹建“民盟云南省支部”，先成立筹备小组。小组的成员有罗隆基、潘光旦、周新民、唐筱营、潘大逵。②
从1943年春开始，筹备小组的成员分别联系各自熟识的朋友参加民盟。经过他们的努力，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校的教授曾昭抡、费孝通、闻一多、楚图南、胡毅、王赣愚、尚钺、姜震中、吴富恒、陆钦墀、夏康农、朱驭欧等人，以及在昆明的各界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知名人士李公朴、李文宜、辛志超、李德家、冯素陶等，都陆续加入了民盟。还有些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上层人物如缪云台、金龙章、杨杰的侄女婿朱健飞等人，由罗隆基联系发展为“秘密盟员”－不参加民盟的公开活动和盟内小组生活。
民盟在知识分子中有巨大影响，一个重要因素是民盟内有一批著名的教授、学者。吴晗是由李文宜发展加入民盟的。李向吴介绍说，民盟是爱国民主党派，主张抗战到底，反对蒋介石的倒退、投降政策，并告诉他潘光旦已经参加民盟了。吴晗本来就对蒋介石很不满，一听说民盟反蒋抗日，连潘光旦这样的名教授都参加了，他便欣然答应加入民盟。③
1943年春，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遣代表华岗来云南秘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④华岗带来了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和延安整风精神，同时也带来了周恩来、董必武对云南知识分子、文化界人士、青年学生、云南的民盟工作和民主革命运动的亲切关怀。华岗到昆明，公开的任务是收容和清理红军长征途中因病伤散失在云南的干部和战士，但实际是秘密做龙云的工作，并根据党的政策，帮助指导民盟的工作和云南大后方的民主革命活动、青年活动等各个方面的群众运动。华岗没有公开职业，由楚图南（中共党员）与云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胡小石商量后，聘请华岗担任云南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化名林少侯。因此，华岗可以公开同云南上层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接触并发表文章，扩大影响。这样就为云南的民盟工作和民主革命运动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华岗与中共党员周新民秘密商量，决定以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的形式，来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扩大中国共产党对民盟的影响。西南文化研究会成立后，其主要成员有：罗隆基、潘光旦、闻一多、费孝通、冯素陶、李文宜、吴晗、周新民、楚图南。他们每周在唐筱营家花园集会一次，轮流作学术报告。后一段时期则以讨论政治问题为主。在他们的聚会上，闻一多作过关于儒家学说的报告，潘光旦作过关于云南民族问题的报告，华岗作过关于社会学任务的报告，但更主要的是讨论时局问题。这样经常的协商、座谈、讨论、争辩，逐渐消除了本省人和外省人，云大和联大之间的隔阂，也消除了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诸如留美派、留欧派、洋教授和土教授等门户之见，使文化研究会的人员在抗日救亡、争取民主和进步的旗帜下团结、统一起来了。民盟不仅扩大了组织，同时也配合了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领导的群众运动，掀起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准备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⑤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工作，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1943年5月，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第一个地方组织－－政团同盟昆明支部正式建立。罗隆基、潘光旦、周新民、潘大逵、唐筱营任支部委员。罗隆基任主任委员，周新民任组织委员、罗隆基兼任宣传委员（有潘大逵、闻一多负责宣传之说）、潘大逵任青年委员、潘光旦为财务委员、⑥杨怡士任秘书。
民盟昆明支部的建立，是民盟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开创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建立地方组织的先例，对于民盟本身的发展壮大具有重要的意义。
民盟昆明支部建立后，非常重视青年学生的工作。支部决定由潘大逵和吴晗分别担任青年运动委员会的主任和副主任。潘大逵负责联系云大、中法大学的学生，吴晗负责联系联大的学生，后来在中共地下党和民盟的积极支持下，成立了“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
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会议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会议首先讨论了民盟改组问题，经过认真的讨论，最后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取消“政团”二字，即取消同盟的团体会员制，以后盟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加入，吸收无党派民主人士入盟。
1944年10月1日，民盟昆明支部召开全体盟员大会，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昆明支部”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通过了“民盟云南省支部执行委员会组织简章”，选举罗隆基、潘光旦、周新民、潘大逵、李公朴、闻一多、吴晗、费孝通为委员，罗隆基为主任委员，周新民为组织委员，潘大逵为宣传委员，吴晗为青年委员会主任，潘光旦为财经委员会主任，李文宜为妇女委员会主任，杨怡士任秘书处主任。⑦
民盟云南省支部，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第一个省级地方组织。
二、民盟云南省支部在抗战时期的发展
在民盟昆明支部演变到民盟云南省支部的过程中，民盟在云南发展壮大，形成为一支有力的政治力量。到1944年年底，民盟云南省支部的盟员已近200人。李文宜在其回忆录中记录了近百人：
1、大学教授方面有：西南联大潘光旦、罗隆基、曾昭抡、吴晗、闻一多、闻家驷、吴征镒、胡毅、王赣愚、朱驭欧、吴富恒及讲师陆钦墀；中法大学夏康农；云大尚钺、费孝通、潘大逵、楚图南、周新民、李德家、姜震中等。
2、各界人士：李公朴、刘达夫、刘宝暄、金龙章、寸树声、宋云彬、李何林、吴大琨、常任侠、陈白尘、叶丁一、叶笃庄、张光年、赵沨、冯素陶、杨一波、艾志诚、白麦浪、谢加茵、吴邦彦、时宜新、辛志超、苏延宾、吴克清、刘桂五、方仲伯、杜迈之、张兆麟、唐登岷、王志诚、林彦群、朱辛瑜、金若年、杨述之、胡国钊、唐筱营、丁维铎、杨维骏、莫翰文、蒋南翔、杨明、王建、郑独步、杨怡士、吴传启、张德诚、关修平、许易源等。
3、妇女界：李文宜、王振华、吴任林、林成竹、丁月秋、宋方、杨静珊、田白灵、陈学文、陈端仪、钱玲娟、张曼筠、王漱园、竹淑珍、易秀娟、王建平、彭淑端、周德坚、花定英、宋蕴庄、郭秀莹、杨贤如、杨默霞、何文训、陈祥珍、陆凡、范淑瑾、石振坤、黄敏慧、王菊英、肖玉琴、钟韶琴、邓裕志等。⑧
“以上回忆起来的一百多人。除秘密盟员朱健飞、龙绳祖（龙云子）单线联系外，大都分成小组过组织生活。”“路南、建水、石屏等县的中学进步师生也有加入民盟的，有成立小组的”。“分组每小组六、七人，七、八人不等。在盟员家中开会，多讨论时事，读《论政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书。会期视各小组情况而定。民盟支部委员七人，每人分工联系三个小组并参加所联系的小组开会。”⑨
民盟云南支部还积极制造并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罗隆基、潘光旦、费孝通等经常与英、美驻昆明领事联系，把民盟中央的政治纲领、时局宣言译成英文，或把中文印刷品直接送给他们，宣传民盟的主张。英、美领事多次举行茶会、宴会招待民盟云南支部的领导人。1944年7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到昆明时，民盟云南支部举行了一次茶话会欢迎这位美国副总统，还组织了几个人和他们打了一场篮球。直到抗战结束以后，民盟云南支部与美驻昆领事仍保持联系。⑩
民盟云南省支部的公开活动以宣传为主，形式多样，如组织群众大会讲演和游行，举行小型时事座谈会，出版刊物等等。宣传的内容，是贯彻民盟中央的方针，主张团结，反对内战；主张民主宪政，反对专制独裁；主张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民盟大多数人基本上同意中共的主张，与中共党员配合工作，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但又不是完全接受中共的一切纲领，而是独树一帜，介于国共两党之间，标榜第三条路线，以争取群众，扩大自己的阵容。(11)例如，罗隆基为民盟总部起草的政纲中，提出“英美的政治、苏联的经济”，“耕者有其田，工者有其器”，“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等主张，在昆明引起了热烈的争论。(12)
1944年秋，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大溃败，日军进攻广西，包围桂林，云南受到威胁。广大人民对国民党政府抗战不力和腐败无能更加不满，要求改革政治的情绪更为强烈。“民盟云南省支部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策动下，决定利用‘双十节’庆祝国庆的机会，在北门外云大操场举行群众大会，宣传民主和抗战。”后大会因故改在昆明城内昆华女中操场。“那天到会群众五千余人。大会由李公朴、闻一多主持。罗隆基、潘大逵等都坐在主席台上。事前决定由云大自治会组织纠察队负责维持秩序，防止特务捣乱。”会上楚图南、闻一多等人都讲了话。大会虽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捣乱，但到会群众毫不畏惧、奋起斗争，“继续坚持开会。演讲结束，全体一致举手通过事先准备好的宣言。宣言指出，局势危急，要求保障人民身体、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释放汉奸以外的政治犯，改革财政经济，提高士兵待遇，平均分配全国军队的装备与供应等。”(13)这次大会得到了成都、贵阳等地的响应，他们声言要“迎着昆明的巨浪前进”。
12月25日，是云南护国起义三十周年纪念日，这是云南人民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光荣节日。民盟云南支部组织群众大会纪念护国运动。会议在云大操场举行。云南耆宿和当年追随唐继尧、蔡锷反袁护国起义的将军都出席大会并作演讲。这次纪念活动强调“反对独裁、拥护共和”。会后，进行游行。闻一多、吴晗等与云南的耆绅宿将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游行时的口号是由“昆明文化界纪念护国大会筹备会”印的，内容有：“立即实行宪政！”“保障人民身体自由！”“取消审查制度，开放言论自由！”“惩办贪官污吏！”(14)
民盟云南支部也很重视理论宣传工作，积极占领舆论宣传阵地。1944年10月民盟支部改为民盟云南支部之后，即拟筹办一个定期刊物。先在经济方面争取可靠的支援（秘密盟员朱健飞筹措了不少经费），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终于创办了民盟云南省支部的机关刊物，刊物定名《民主周刊》。支部主任委员罗隆基兼主编，潘光旦、闻一多、潘大逵先后任社长。杜迈之在1945年7月间曾主笔写过不少进步文章，社址设在府甬道十四号。
1944年12月9日，《民主周刊》第一期正式出版。该刊经常发表民盟中央的时局主张、宣言和盟员个人的意见，宣传民主宪政，主张加强团结，抗战到底，反对内战，主张建立联合政府。12月9日第一期的时评《怎样渡过难关》，呼吁国民党当局接受举国一致的要求，召集国是会议，共同协商国事，组织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以渡过国家民族危亡的难关。16日第二期的时评《国际民主战争到国内民主战争》，从国际反法西斯的民主战争谈到许多国家国内掀起了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暗示中国国内现在也存在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罗隆基在这期发表《政治的民主与经济的民主》一文，主张中国“不走英美苏的旧路，却在英美与苏联的道路中寻找一条新路”，“让人民先有政治的自由平等……再用这样一个政治民主的国家以进行工业化……用政治的民主进到经济的民主”。罗隆基的这种主张，既有配合中共反对国民党独裁要求实行民主的积极意义，又有走“第三条道路”的幻想。23日第三期的时评《铲除枭雄盗国的思想－－纪念云南护国革命》一文，从辛亥革命谈起，剖析袁世凯阴谋盗国称帝遭到全国反对而可耻失败的历史，影射蒋介石独裁专制是逆时代思潮，也必定自取灭亡。在这一期，吴晗发表了《战时教育应有的措施》一文，指出：“在民主政治之下，党务应该和学校完全分开。参加政党与否应是个人的自由”。“国立学校属于国家……也只有超出党派的利益的学校，才能造就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为国家为民族服务的人才”。
《民主周刊》问世后的一段时期内，所宣传的主要精神是：要加强抗战，挽救国家民族，必须实行民主，成立联合政府。这与当时中共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相呼应的。但对于民主的认识，民盟领导人之间的看法是有分歧的。罗隆基为代表的一些曾留学英美的教授主张：政治上学英美的民主，经济上学苏联的民主。盟内的中共党员和拥护中共的人士则赞成和坚持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想，主张实行无产阶级领导下各抗日阶级联合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双方围绕这个问题虽有争论，但并不因此妨碍共同团结开展抗日民主活动。(15)
1945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广播讲话（“新年文告”）说：“我现在准备建议中央，一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反攻基本确立，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要及时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归政于全国的国民。”针对蒋介石的“新年文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和民盟提出了召开党派会议，商讨国是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步骤的建议。1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对蒋介石新年文告发表“时局宣言，主张只有“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召开党派会议”，“中国始有实现民主宪政的可能”。(16)为了响应和支持中共中央与民盟总部的主张，民盟云南支部围绕民主宪政问题和蒋介石的新年文告，连续几个月在《民主周刊》上发表了《民主政治与民意政治》、《党派团结的具体方案》、《民主的先决条件》、《关于团结的几个问题》、《改组国民大会》、《团结与军队统一》等一系列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
由于《民主周刊》深受昆明各阶层群众欢迎，国民党云南省党部非常恐慌，通过新闻检查部门干预《民主周刊》的文章内容。1944年12月30日的周刊第四期的时评就被新闻检查部门勒令撤销。《民主周刊》就在这一期的封面时评栏刊出“抗议”和“被扣”几个大字，以揭露国民党对言论出版自由的粗暴干涉。民盟成员、名教授邓初民在这一期发表《人民是最后的裁决者》，该文根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精神，阐述中国今天必须实行“不是资产阶级专有的民主，而是各革命阶级各革命党派的联合政权”；指出：“在新型的民主革命过程中，各革命阶级的力量，尤其是工农阶级的力量，亦即真正的人民的力量，在不断的生长、壮大，乃至使人民的力量与反人民力量的比重发生基本的变化，最后必然要由人民的力量来决定一切”。
国民党当局对《民主周刊》处处刁难，时时查禁发表的进步文章，加之刊物的经费不充裕，困难重重。但这个刊物在艰苦斗争中坚持按期发行了一年半多的时间，并且发行量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大，实属难能可贵。该刊一直坚持到1946年7月“李、闻惨案”后才被迫停刊。《民主周刊》的所有文稿一律不给稿酬，周刊少数办事人员只略支微薄的生活费。由此亦可见当年知识分子的奋斗精神。昆明之所以被人们称为抗战期中的“民主堡垒”，是与民盟云南省支部一系列活动和《民主周刊》广泛的社会影响分不开的。
当时，除《民主周刊》外还有盟员自办的刊物，如费孝通办的《时代评论》周刊，杨默霞办的《云南妇女旬刊》。所有这些都推动了民主运动的发展，也推动了民盟的发展。
1945年3月12日，民盟云南省支部负责人罗隆基、闻一多、李公朴、周新民，费孝通、吴晗、楚图南等与昆明文化界342人联名发表《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指斥蒋介石“新年文告”中年内召集国民大会通过宪法的允诺“实际只是蒙蔽国际视听，拖延国内民主的技术”。“目前的团结合作，并无移交政权于各党派，还政于民之说，而蒋主席必斤斤以此辩白于天下，这倘不是搪塞粉饰之词，那就是固执一党独裁的成见了。”要求国民党政府“邀集各党派产生民主联合政府，保障各种自由并彻底改组统帅部”。延安《解放日报》于5月11日发表了《昆明文化界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
4月下旬，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民盟云南省支部出面与各大学学生自治会商定，在5月4日举行大规模的纪念大会和游行。国民党中央当局闻讯后非常恐慌，密令云南省党部和各校负责人“严加防范”，并特派何应钦来昆明部署镇压。云南省党部命令各校不得与西南联大接触，各报不得刊登有关“五·四”纪念活动的消息。联大训导处还企图以免费请学生看电影之名，分散和瓦解学生的力量。何应钦则要龙云牺牲几个警察，把学生的活动镇压下去。何的计谋是派特务混进学生的游行队伍中捣乱，以引起地方宪警的干涉，于混乱中制造学生与地方宪警的冲突，达到镇压学生纪念活动的目的。中共地下组织得悉这个消息后，一方面通知各校“民青”和学校自治会负责人商议对策，另一方面让杨维骏代表几个大学的自治会去见龙云，将情况说明。后来龙云打电话给何应钦，告诉他不要管学生的活动，否则出了问题要何负责。何见计谋已被识破，只得作罢。(17)
昆明学生从5月1日到7日举办了“五·四”纪念周。在各大学任教的盟员同学生们一道参加了各种报告会、座谈会、音乐会、诗歌朗颂会、体育活动。
5月4日下午一时，在云大操场升旗台举行的“五·四”26周年纪念大会是“五·四”纪念周活动的最高潮。大会有近万人参加，以学生为最多，新闻记者、美国友人也来了。开会不久，天忽然下起雨来，很多学生跑到会场旁边的屋檐下躲雨。闻一多见此情况，站出来讲了“天洗兵”的历史故事，作了有力的鼓动演讲，稳定了会场秩序。罗隆基、吴晗、潘大逵相继发表了演说，号召青年们为完成“五·四”运动未竟的反帝反封建、争取自由民主科学的历史任务而不懈努力。大会之后，举行了示威游行。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手挽手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同青年学生一道高呼：“打倒独裁者！”“立即停止一党专政！”“要求民主自由！”“组织联合政府”等口号，口号声震撼了初夏的昆明。
1945年7月7日，《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为纪念抗战八周年敬告国人书》发表。晚上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应邀参加西南联大、云大、中法大学三校学生自治会联合举办的“纪念抗战八周年时事报告会”。闻一多、潘光旦、潘大逵、吴晗、曾昭抡、罗隆基、伍启元等人发表演讲。
8月，民盟云南省支部制订《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暂行组织简则》和《组织部工作计划》，规定抗战胜利后的组织发展和在昆明以外地区建立组织计划的要求，改变只在大学教师和社会中、上层人士中发展盟员的倾向，决定在大学生，中、小学教师和中下层职员中发展盟员。执行这一计划后，到1946年5月，全省盟员已发展到600余人，并相继在蒙自、建水、石屏、个旧、路南、泸西、呈贡、楚雄、大理、姚安、大姚、永胜、鹤庆、禄劝、富民、曲靖、富宁、陆良等19个县建立了小组。(18)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中国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举国欢腾。昆明街头爆竹声声，锣鼓阵阵，人们欢喜若狂，奔走相告，欢庆抗战胜利。当晚，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罗隆基、闻一多、周新民、吴晗及盟员刘思慕、尚钺、王赣愚等教授应邀参加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举行的“从胜利到和平”时事报告会，就战后局势，制止内战和民主团结问题发表了演讲。
8月16日，民盟云南省支部机关刊物《民主周刊》发表社论《我们在抗战胜利时的主张》，提出两大主张：一、保障国家安全；二、建立国内民主。
抗战时期，民盟在云南的发展是走在全国的前列的。民盟云南支部与中共积极配合，广泛团结各爱国阶层，争取了云南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发展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参与发动和领导了昆明的抗日民主运动。民盟云南支部在昆明市有六个小组，并在建水、下关、腾冲、陆良、路南、蒙自等县开展活动，发展盟员。抗战期间，昆明被称为“民主堡垒”，这与民盟在云南的活动是紧密联在一起的。
注释：
①〔美〕易劳逸著《蒋介石与蒋经国》，中译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0页。
②见潘大逵：《我参加民盟云南省支部活动的回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苏双碧、王宏志著《吴晗传》，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105页。
④华岗来昆的时间，有1943年10月之说，如《云南近代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507页）。
⑤参见楚图南：《抗战期间云南的民盟工作和民主运动》，刊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南》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⑥参见潘大逵：《从事抗日民主活动的回忆》，刊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南》一书；《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第1卷《潘大逵传》，华夏出版社，1991年版。
⑦ (18)参见《云南民盟大事记》，民盟云南省委员会编，1992年8月版，第8页；第19页。
⑧⑨ (12)李文宜：《在云南民盟内的工作回忆》，《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七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
⑩ (11)参见潘大逵：《从事抗日民主活动的回忆》，刊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南》一书。
(13)征引自杨维骏：《回顾抗日战争时期云南民盟的活动》，《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
(14)参见《闻一多评传》，刘恒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03页。
(15)(17)参考杨维骏：《回顾抗日战争时期云南民盟的活动》，《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
(16)《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民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36、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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