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敏[1]2005年在《长沙市新型工业化道路探析》文中提出发展是解决人类社会前进过程中一切问题的关键。在当今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竞争日益激烈的新形势下,发展的任务显得异常紧迫。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史表明,工业化是加快社会进步和增强经济实力的有效手段,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经阶段。没有工业化的充分发展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但是,当前世界形势已完全不同了,人类社会从资源环境、社会阶段、政治格局、经济发展、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都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发展中国家发展和推进工业化已不可能也不必要走发达国家那样的工业化道路,而必须走一条适应当前新形势发展趋势、符合本国国情和地区实际的工业化道路。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我国工业化发展方向是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是针对当前世界科技突飞猛进、信息化时代悄然而至、自然资源严重短缺、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以及我国人口众多等现状提出的科学决策,对加速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步伐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开拓和推进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要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特别是要着眼于各地区实际进行宏观部署和合理规划,才能实现整个经济社会的全面、快速、协调、持续的发展。本文立足于内陆省会城市长沙市的实际,就长沙市在新形势下如何实施和推进新型工业化道路进行理论探究和发展战略探析,对工业化和新型工业化的内涵与特征进行了综合阐释,对长沙当前所处工业发展阶段进行了科学判断,在此基础上深刻剖析了长沙市工业化进程中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了长沙发展新型工业化的具体思路和可行措施。文章认为,当前长沙市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并伴随着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某些特征,从现实状况来看,长沙市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的潜力在工业,差距也在工业,着力推进新型工业化道路是长沙市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目前长沙实现新型工业化难点主要在于科技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产业集聚程度不明显、市场竞争主体活力不强等叁大问题。新时期,实现长沙新型工业
李爱诚[2]2002年在《长沙工业发展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方兴未艾的工业化运动，代表着当今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前进方向。审视现实与未来，长沙发展的差距在工业，优势在工业，希望在工业。长沙工业的发展，既有文化、地缘、人缘、技术、产业、环境等方面的优势，也有工业化水平低、基础薄弱、积累不足等方面的劣势；既有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良好机遇，又必须面对更为严峻挑战的形势。在这种条件和环境下，只有坚持市场化、信息化、城市化、集约化的方针，与武汉等中部城市协同作战，才能构筑与京津、长叁角、珠叁角经济区的菱形构架战略性关系，成为中国中部地区的制造业中心，实现在未来5—15年保持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2％，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0％以上的目标。为此，必须抓好培育支柱产业、优化工业布局、改造提升传统工业和打造工业“航母”等战略重点，通过营销“长沙”和输出导向等战略途径，采取国有工业根本性改革、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强化技术创新、加大工业投入、建设人才高地和优化发展环境等战略措施。
杨立[3]2007年在《长沙市实施“兴工强市”战略的路径选择》文中研究指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史表明,工业化是加快社会进步和增强经济实力的有效手段,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经阶段。没有工业化的充分发展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但是,当前世界形势已完全不同了,人类社会从资源环境、社会阶段、政治格局、经济发展、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都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发展中国家发展和推进工业化已不可能也不必要走发达国家那样的工业化道路,而必须走一条适应当前新形势发展趋势、符合本国国情和地区实际的工业化道路.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明确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本文立足于内陆省会城市长沙市的实际,就长沙市在新形势下如何实施和推进新型工业化道路进行理论探究和发展战略探析,对工业化和新型工业化的内涵与特征进行了综合阐释,对长沙当前所处工业发展阶段进行了科学判断,在此基础上深刻剖析了长沙市工业化进程中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了长沙市实施“兴工强市”战略的路径选择一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具体途径。本文认为,当前长沙市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并伴随着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某些特征,从现实状况来看,长沙市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的潜力在工业,差距也在工业,着力推进新型工业化道路是长沙市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目前长沙实现新型工业化难点主要在于优势行业整体实力不强、工业发展缺乏强有力的产业链系支撑、产品结构缺乏有长期支持力的产业增长点、科技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等六大问题。新时期实现长沙新型工业化的主要途径,一是要全面发展装备制造业,优化产业结构,走重点发展之路;二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科教兴长之路:叁是大力提升高新技术产业,走创新之路;四是全力打造经济增长极,走跨越式发展之路;五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走协调发展之路;六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李茜[4]2005年在《长沙市加快发展现代物流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现实国情,使我国现代物流业既有较好的发展机遇,又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目前从发展趋势看,我国的现代物流业正在由中间产品型基础产业向完全的中间产品型产业转变,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产业之一,但也要看到,我国的现代物流业是正日益突显为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瓶颈产业。如何突破“瓶颈”,理性地推进现代物流业发展,笔者认为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整合基础上,通过体制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主要是改变重“大而全,小而全”而轻外包、重技术而轻体制、重增量而轻存量等传统的物流观念,站在市场经济的新平台,树立起大物流、大市场、大中心现代物流新理念。深化物流体制改革,重点是改革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改变物流运作管理政出多门且不协调、市场准入门槛过高、行业垄断严重、地方保护主义泛滥、对外超国民待遇、对内非国民待遇等状况。要建立一个权威的物流领导机构或协调机构。要在物流运作的一般竞争性环节,尤其是在与国际物流接轨的远洋和航空运输环节和作为我国货运物流主要手段的铁路运输环节,要努力降低国有资本的比重。要简化设立物流服务企业或企业经营物流服务的行政审批办法,放宽对企业运作物流的经营范围的限制。发展现代物流业,必须大力培育和建立统一的物流市场,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通过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实现物流资源的整合。要坚持市场和外向带动的战略,积极鼓励并支持国外大型现代物流企业来我国设立分公司或合营公司,采取第叁方物流的运作模式,不断开拓物流网络和市场空间,以实现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对接和共荣。要结合产业规划与调整,减少生产企业对自己物流部门的投入,把更多的物流业务交给第叁方进行,积极发展社会配送中心和民营物流企业,促进市场竞争的良性循环、行业整体服务水平和运营效率的提升。政府部门要做自己应做的事,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引导和服务。在现阶段,应该注意从政策、法律以及市场的规范等方面,为现代物流发展提供保障,其间包括融资制度、产权转让制度、人才使用制度、市场准入制度或退出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以此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经营和发展环境。就现代物流业本身讲,必须建立高效能的物流运作网络。根据国外发展现代物流的经验和我国现有的物流基础条件及经济发展布局,应着手规划建立综合物流中心、物流园区、配送中心叁个层次的物流结点和物流网络体系。变革、机制转换、盘活存量资源等战略措施,促使现代物流向着现代化方向发展。为此,要求我们在物流观念、物流体制、物流市场、物流运作网络和物流技术诸方面都要有积极的行动。
王燕[5]2007年在《长沙市产业集群的现代物流支持体系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几年来,长沙产业集群得到了迅猛发展,并创造了相当可观的工业总产值,成为最有活力的经济组织形态。产业集群的发展有效的优化了长沙市产业结构,推进了本市城市化和新型工业化进程,成为长沙市的重要经济支柱。但是,在现代物流迅速崛起的大背景下,产业集群内外所存在的物流管理落后、物流效率低下和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并成为长沙市产业集群发展的瓶颈。因此产业集群和现代物流应借助本市良好的区位优势和政策环境以及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迅速找出解决方案,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本文在此背景下进行研究。文章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研究,即现代物流和产业集群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在既有的软硬件基础上,现代物流和产业集群两个复杂体系如何才能够实现协同发展?本文首先利用文字进行了物流与产业集群的定性关系论证,再利用图形形象的分析了现代物流在产业集群内部、外部及集群链内的角色定位,并立用灰色关联理论结合大量时间序列论证了产业集群和现代物流之间的数量关联,系统的论证了产业集群和现代物流之间的关系,为下文的分析找出切入点。然后根据产业集群不同的产业主体和发展阶段,深入的分析了产业集群对现代物流的需求重点以及阶段性需求,并结合长沙市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宏观环境及其物流体系的缺失分析,构建了产业集群的现代物流支持体系框架。文章最后针对此框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措施,力求从根本上解决物流不能有效支持产业集群发展的问题,以适应长沙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创建合理的物流支持体系,为长沙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源动力。
蒋新祺[6]2006年在《优势产业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竞争的重点和核心是“优势产业”的竞争。优势产业竞争理论是对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规律的一种补充和升华。二战后的事实表明:发展中国家靠“比较利益”规律参与国际贸易,发展本国经济,这只能是一种“追赶”。它将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永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只有依靠“产业优势”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竞争,才能使我国经济实现跨越式的“超赶”。优势产业是在经济发展中具有较强市场竞争优势、获取附加值能力强、资本积累能力强、对本国和国际经济有较强影响力和控制力的产业。因此,加强对优势产业的研究,对于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和综合国力,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本文在研究如何发展优势产业方面提出了四个重要观点,并做了详尽的论述。一是优势产业形成的动力机制。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因素:①需求动力。这是优势产业形成的直接动力。需求为优势产业的演进提供了目标,也为优势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容量。②供给动力。这是优势产业形成的重要动力。供给不仅能被动满足需求,而且能主动地引导或创造人们的需求。这一动力的存在大大加速了优势产业形成和发展的速度。③分工动力。分工是人类社会的显着特征,也是优势产业形成的又一重要动力。④技术动力。这是优势产业形成的主要动力。新技术的出现,必将促进新的产业的形成;必将使原有产业得到改造;必将刺激需求结构的变化,从而促进优势产业的发展。二是优势产业判断和选择基准。按照基准的重要性,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基准。这是判断和选择优势产业的首要标准。它包括竞争力基准、产业生命力周期基准、生产力上升基准和需求弹性基准。二类基准。这是判断和选择优势产业的补充标准。它包括产业关联度基准、经济发展阶段基准、产业集中度基准。叁是优势产业的培育。根据国内外优势产业培育和成长的实践,本文将优势产业培育模式归纳为叁大类:①技术创新模式。这是优势产业形成的重要前提,又是优势产业发展的不竭源泉。技术创新是培育优势产业的首选模式。②产业聚集模式。这是优势产业形成的重要条件。优势产业往往表现为集群发展的形态。产业聚集是培育优势产业最为快捷的方式。③产业整合模式。产业整合模式就是优化资源配置。这是培育优势产业的一条重要途径。四是优势产业的安全与发展。通过对工业化新时期和全球化条件下优势产业形成的分析,特别是以长沙市为例,对我国优势产业选择和培育的案例分析,证
石和春[7]2006年在《基于新型工业化的产业园区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充分思考、分析、借鉴了部分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与产业园区发展的相关理论成果,研究了新型工业化与产业园区的发展关系,构建了新型工业化战略下产业园区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同时,在调查湖南省产业园区尤其是长沙市产业园区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了新型工业化战略下湖南产业园区尤其是长沙市产业园区的进一步发展问题。 全文主体共分六个部分:(一)绪论;(二)基于新型工业化的产业园区发展的理论基础。阐述了新型工业化战略下产业园区发展理论及新型工业化与产业园区发展的相互关系;(叁)新型工业化战略下产业园区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论述了新型工业化战略下产业园区发展指标评价体系的设立原则与内容,构建了产业园区发展评价模型;(四)湖南产业园区的发展状况。通过对湖南产业园区的发展历程现状进行分析,对各地州产业园区的发展进行内部比较,指出产业园区发展对湖南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归纳出湖南产业园区在发展新型工业化方面还存在的问题;(五)湖南产业园区发展的对策探讨。重点提出了产业园区的产业集群、人才开发、技术创新战略、土地可持续利用战略、循环经济等十方面的对策建议;(六)新型工业化与产业园区发展的实证分析。以长沙市产业园区为例,具体分析了其发展的现状、在长沙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产业园区发展的战略、思路、措施及进一步优化其发展的具体方案。
朱顺娟[8]2012年在《长株潭城市群空间结构及其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1世纪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群形成与发展日趋完善,正在作为推进城市化的主体形态,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是在对城市群空间结构特点和变化趋势认识的基础上,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有意识地、有目的地对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化进行干预和引导,促使空间结构重新组合和要素优化,以实现整体效益达到最优的理想目标。城市群发展必然伴随着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变化,反过来城市群空间结构的优化也促进了城市群发展。建设一个强大的城市群,优化其空间结构是关键所在。长株潭城市群是国家重点引导和培育的七大城市密集区之一,是中部地区的重要城市群之一,在国家实施中长期区域发展战略中处于重要位置。然而,长株潭城市群虽然是中国最早提出的城市群概念之一,但发展却十分缓慢。本文从空间结构的角度对长株潭城市群进行研究,对于提升长株潭城市群竞争力、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和“两型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长株潭城市群空间结构进行系统的诊断,分析其特征及形成的原因,并针对现状特征提出长株潭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的原则与价值取向,进而提出具体的空间结构优化整合模式与优化对策。本文主要包括六个部分内容：首先,阐述了长株潭城市群空间结构及其优化研究的选题背景与意义；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研究框架,并指出通过文献和实地调研、定性与定量、演绎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来指导长株潭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其次,阐述了城市群、城市群空间结构及其优化的概念；论述了城市群空间结构基础理论、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理论以及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理论。其中城市群空间结构基础理论主要包括空间结构理论、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增长极理论、点-轴理论、都市圈理论、网络开发理论；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理论主要包括空间结构演化阶段理论和结构调整理论；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理论主要包括全球城市区域理论、区域管治理论、新区域主义理论、产业集群理论、统筹协调理论。第叁,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出国内七大城市群竞争力综合评价值。研究结果显示长株潭城市群在国内七大城市群中竞争力十分薄弱,竞争力排名末位。分析了长株潭城市群与东部长叁角、珠叁角城市群差异的主要原因。除了地理区位以及区域政策以外,空间结构因素也是造成长株潭城市群竞争力较低的主要原因。由于长株潭城市群竞争力先天受制于区位条件,而投资和政策等外部手段推动长株潭城市群竞争力提升的效果并不明显,因此提出了优化长株潭城市群空间结构显得尤为重要。第四,阐述了长株潭城市群空间结构发展演化特征,并从人口空间、城镇空间、经济空间分布以及城际空间联系等方面对长株潭城市群空间结构现状进行系统分析,从而判断出长株潭城市群空间结构现状呈现出：区域“点—轴”系统发育、空间发展呈现集聚与扩散共存,首位城市长沙集聚作用不强、区域总体发展水平不高,发展差异明显、城际联系较弱等特征。研究发现产业状况、交通设施、自然生态环境、政府政策机制等因素共同决定的长株潭城市群空间结构现状,并指出这种空间结构特征对于区域整体发展是不利的,若长株潭城市群按现状自由发展,较难从“点—轴”系统阶段更优的演进到网络化阶段。第五,阐述了长株潭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的原则与价值取向,并且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通过空间结构优化整合与产业整合、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以及协调制度构建等措施优化长株潭城市群空间结构。其中空间结构优化整合应形成“一核五心多节点,叁轴五圈”的模式；产业整合应优化产业结构,建立产业关联,组建产业集群；基础设施建设应构建交通联结网络化与信息联结网络化；生态环境建设应优化生态空间结构与加强空间管制；协调制度构建应完善协调的政策机制与建立多层次的协调机构。第六,结论部分将全文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方面总结出五个基本结论和叁个创新内容,并且提出了未来叁个方面的研究展望。
王辉[9]2012年在《“两型社会”建设背景下长株潭城市群都市农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建设的加快,长株潭城市群将向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迈进,其农业也由城郊型农业向都市农业转型。都市农业,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一种新形态,在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必须给予支持、推动和完善。城市群的发展对都市农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对城市群发展过程中规划都市农业,维持大都市社会、经济、生态良性循环和可持续运行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研究以“两型社会”建设为指导,从经济学视角出发,结合管理学、地理学等相关学科方法与手段的应用,对“两型社会”建设背景下长株潭城市群都市农业发展战略进行探索。本研究共九章,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导论,主要是提出问题,综述国内外研究进展,阐明研究的意义,并介绍研究的思路及方法；第二部分即第二章、第叁章,主要是理论研究,对都市农业的基本内容、理论基础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且对都市农业与城市化,都市农业与两型社会建设相互关系进行分析,从而说明“两型社会”建设背景下长株潭城市群都市农业发展的意义和发展的方向；第叁部分即第四章,主要是经验介绍,通过对美国、日本、法国以及国内长叁角城市群、珠叁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都市农业发展经验的总结,分析其发展的特点,从而得出一些启示,对长株潭城市群都市农业的发展给予经验借鉴第四部分即第五章、第六章,主要是实证研究,通过构建指标体系,用科学的评价方法对长株潭城市群都市农业发展的状况做一个全面的、系统的、综合的评价。通过对评价结果的分析,了解了2001年至2009年期间,长株潭城市群都市农业发展的状况,找出都市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内在问题,为下一步都市农业发展规划提供借鉴。第五部分即第七章、第八章,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根据长株潭城市群经济社会发展对农业的需求以及两型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提出长株潭城市群都市农业发展战略及对策建议。第六部分是结论,概括本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提出可能的创新之处以及下一步研究的展望。主要结论如下：(1)都市农业发展与两型社会建设对农业发展的要求有许多不谋而合的地方。两型社会建设对都市农业的发展既是保障,又是约束。(2)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01年到2009年以来,长株潭城市群都市农业发展水平指数呈上升的趋势,说明这几年来,都市农业的发展水平在不断上升。特别是2007年,国务院正式批准长株潭城市群和武汉城市群为“两型社会”建设实验区,长株潭城市群由此拉开了“两型社会”建设的序幕。两型社会建设的要求给都市农业发展带来了机遇,也给都市农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都市农业的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得到深度开发和利用,政府对于都市农业支持力度加深,这些都促使都市农业快速发展。(3)长株潭城市群都市农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重点应当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来保障都市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一是,加强政府对都市农业的支持力度,为都市农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二是,营造全方位的“反哺"机制,为都市农业发展提供动力。叁是,培养现代农民,为都市农业发展提供高素质劳动力。四是,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提高都市农业科技含量。五是,推进生态环境建设,促进都市农业可持续发展。六是,加强都市农业服务体系建设,为都市农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马先睿[10]2016年在《基于“智慧”+“力量”模型的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及其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发展水平代表着国家的发展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带来了国家实力的大幅提升。但与城市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相伴的,是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城市化重“量”不重“质”,唯经济论发展模式引发的诸多城市病,创新型科技发展投资不足,城市化发展水平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明显,贫富差距拉大,政府职能错位,“经济发展”与“道德滑坡”二律悖反,城市化发展模式的转变迫在眉睫。城市化进程中产生诸多问题,很大程度在于城市化各参与主体对城市化的本质认识不清,无法有效地抓住影响城市化的关键动力因素及其运行机制,从而做到有的放矢的选择适宜的城市化发展策略。在此背景下,任宏教授提出了“智慧”+“力量”的城市化本质论。论文基于此理论,回顾了国内改革开放前后的城市化历程,总结了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阶段性特征与前人研究,从自然界的规律、人类的发展脉络以及城市化历程中,对城市化的本质即“智慧”的涌现与“力量”的聚集进行了深入辨析,指出智慧与力量推动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带来了力量的集聚,加速了智慧的涌现。结合对城市化本质的认识,论文提出了“智慧”+“力量”的城市化动力模式,指出“智慧”是城市化的源动力,“力量”是城市化的直接动力。基于该动力模式,对各研究中的城市化动力因素进行了识别与分类,将智慧分为科技智慧、文化智慧、教育智慧与信息智慧四个子类,将力量分为产业力量、体制力量、开放力量、市场力量、经济力量与社会建设力量六个子类,继而初步构建了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系统动力学,对各城市化动力因素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了“智慧”+“力量”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初始理论模型。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动力机制初始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依据分析结果对动力机制评价指标体系和动力机制模型进行了最终修正,确定了中国现阶段城市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并量化了各动力因素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程度,指出智慧是各种力量不断增长的源泉,是城市化“源”动力。社会建设力量对城市化有显着的直接作用,经济力量是连接社会建设力量与其余力量的枢纽,智慧、社会建设力量、经济力量是现阶段影响城市化水平的叁大主要因素。而体制力量、产业力量、市场力量、开放力量是经济力量的重要支撑,是影响城市化水平的一般因素。在城市化动力机制模型相关参数的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基于“智慧”+“力量”的城市化动力水平综合评价模型,对中国各地级市与直辖市的动力状况进行了计算与排序,从35个典型城市以及十一大城市群着手,分别分析了各城市的动力状况。结果表明,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城市化动力偏低,城市化动力呈现东高西低的状态。各地区普遍存在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低水平现象较为严重,且经济力量相对好于智慧、社会建设力量的状况,城市化进程中重经济、轻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的现象较突出。根据各城市群中包含城市的动力均值大小,可将城市群划分为叁类。第一类城市群经济力量发展与智慧、社会建设力量大致相当,叁者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第二类城市群经济力量高于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且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普遍较低。第叁类城市群则存在智慧、经济力量、社会建设力量叁者过低的情况,导致城市化动力严重不足。结合动力评价的结果,论文引入基于距离的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各市的城市化动力与城市化水平的协调状况进行了计算与排序,并运用矩阵分析的方法,对35个典型城市以及十一大城市群内城市的协调状况与城市化发展状况进行了相应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多数城市的城市化动力与现城市化水平较好地匹配,呈现一种协调的状态。但这种协调更多的是一种低城市化动力下的协调,是一种偏离健康的状态,如何全面地提升低水平的城市化动力,仍是亟待解决的难题。根据动力协调矩阵分析的结果,十一大城市群中珠叁角、长叁角、山东半岛、辽中南、关中、武汉城市群多数城市处于问题区,京津冀、海峡西岸、川渝、长株潭、中原城市群多数城市处于偏离区,仅有大连、天津、苏州、无锡、武汉处于适中区,北京、深圳处于发展区,而杭州处于金牛区。最后,论文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提出积极培育智慧“源”动力、提升社会建设力量直接作用、充分发挥经济力量枢纽作用的中国城市化总体道路,并根据城市化动力协调矩阵,分别探讨了十一大城市群中各城市的城市化发展策略,提出了不同的城市化动力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控制建议。
参考文献：
[1]. 长沙市新型工业化道路探析[D]. 周敏. 湖南师范大学. 2005
[2]. 长沙工业发展战略研究[D]. 李爱诚. 中南大学. 2002
[3]. 长沙市实施“兴工强市”战略的路径选择[D]. 杨立.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07
[4]. 长沙市加快发展现代物流的研究[D]. 李茜.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05
[5]. 长沙市产业集群的现代物流支持体系发展研究[D]. 王燕. 湖南大学. 2007
[6]. 优势产业发展研究[D]. 蒋新祺. 湖南大学. 2006
[7]. 基于新型工业化的产业园区发展研究[D]. 石和春. 湖南师范大学. 2006
[8]. 长株潭城市群空间结构及其优化研究[D]. 朱顺娟. 中南大学. 2012
[9]. “两型社会”建设背景下长株潭城市群都市农业发展研究[D]. 王辉. 湖南农业大学. 2012
[10]. 基于“智慧”+“力量”模型的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及其评价研究[D]. 马先睿. 重庆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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