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现代性与历史唯物主义（上）——评后现代理论对马克思经济哲学概念的破坏性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历史唯物主义论文,现代性论文,破坏性论文,后现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B08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5－0001－08
在当代，现代性问题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追逐的焦点，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关注现代性的独特方式似乎尚处于掩蔽状态，某些后现代学者甚至肆意歪曲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将历史唯物主义视同为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共谋。这使得经济学、现代性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关系成为一个迫切需要深入研究的理论课题。
一、经济学与现代性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视域
历史唯物主义对现代性问题的考察运用了两种不同的叙事方式：一种是肯定性叙事，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肯定性论述，也就是现代性认同，表现为对货币、资本和生产概念的积极评价；另一种是否定性叙事，即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否定性论述，也就是现代性批判，表现为对货币、资本和生产概念的消极评价。针对这两种叙事方式，不同的后现代理论家对历史唯物主义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一部分后现代学者拒斥蕴含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肯定性叙事，而对其否定性叙事则大加赞赏，也就是说，他们只接受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只承认作为现代性批判的货币、资本和生产概念，而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认同，批判作为现代性认同的货币、资本和生产概念。其代表人物包括利奥塔、詹姆逊、吉登斯、德勒兹、凯尔纳和贝斯特等。
另一部分后现代学者采取的态度则更为诡秘。他们歪曲蕴含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否定性叙事，不但不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而且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共谋。以此为基点，他们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否定性叙事”误读为“肯定性叙事”，其目的是将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为一种纯粹的政治经济学话语，进而把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同质化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共谋。他们采取的手段就是对马克思的货币、资本和生产概念进行破坏性的解读。其代表人物包括西美尔、汤姆森、莱博维奇、萨林斯、鲍德里亚和列斐伏尔等。本文研究的就是这后一部分人的观点。
这部分人的观点与他们对经济学、现代性与历史唯物主义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认知态度密切相关。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澄清的是经济学与现代性的关系。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阐述了一个重要论点：“现代性，就其深刻和内在特征而言，本身就具有社会学的性质。”探讨社会学与现代性的关系不是本文的任务，但是，吉登斯的论点启发我们思考这样一个类似的问题：如何看待经济学与现代性的关系？吉登斯明确指出：“尽管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处于中心地位，但其实所有的社会科学也都参与了现代性的反思过程。以经济学的论述为例，诸如‘资本’、‘投资’、‘市场’、‘工业’等许多概念现代所具有的意义，已经在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的早期（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初）发展中被详尽地阐明过了。这些概念，以及与它们相联系的经验性结论，都被公式化了，以便分析伴随现代制度出现而带来的种种变迁。但是它们并不能（也不曾）与相关的活动和事件分离开来。它们与‘现代经济生活’是什么融为一体，并且密不可分。如果不是所有人事实上都掌握了上述这些（以及无限多的其他）概念，现代经济生活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①
吉登斯的分析既深刻也有值得反思的方面。就其对现代性后果的反思过程而言，社会学确实比现代经济学来得深刻，特别是考虑到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和帕森斯等人的社会学著作，就更是如此。但这仅是对现代性后果的反思而言的，就现代性的建构来说，现代经济学则是最主要的参与者。事实上，整个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就是一种宏大的现代性叙事，它构成了社会学反思现代性的基本原理和主要论域。《资本论》（马克思）、《社会分工论》（涂尔干）、《经济与社会》（韦伯）和《社会行动的结构》（帕森斯）等社会学著作对现代性的反思，无一例外地都是以现代经济学为底板的。这说明，现代经济学作为一种最宏大的现代性叙事，是任何研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理论家都无法绕开的，也是不能绕开的。就此而言，在所有涉猎现代性问题的诸社会科学中，不是社会学，而是现代经济学才当之无愧地处于中心地位。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之所以比其他任何社会科学家都来得清澈而深刻，原因就在于他深刻地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②，其本质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承认、记录、接受和美化”③；因而，他对现代性的批判直接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切入点的，并且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现代性批判的主线。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前提条件，而且是它考察批判现代社会的独特路径。因此，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主线的现代性批判本身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本真的理论视域。
现代经济学作为一种宏大现代性叙事，它对现代性的建构存在两种基本方式：一是概念谱系的建构；二是知识谱系的建构。就后一方式而言，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体系及其工具理性主义的思维范式，是整个现代性叙事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经济学的自然科学化进程及其对确定性的不懈寻求，使得现代经济学知识谱系具备了自然科学知识的公理化、形式化和确定性的审美品格，成为建构现代性知识大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前一方式而言，货币、资本和生产等这些现代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已经成为不同流派的理论家们致力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研究的交汇点。在考察货币与现代性的关系时，马克思发展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货币原理作为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工具，韦伯将货币现象融入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之中，西美尔借助其心理主义货币哲学对现代性发出了生命形而上学的叹息，吉登斯认为货币作为“时空延伸的工具”在现代性建构中发挥着“脱域”的作用，等等。“资本诠释学”是马克思考察批判现代社会的独特路径④，追随马克思的研究思路，汤姆森、莱波维奇和科恩等人，也都借助资本概念对现代性做出了具有启发意义的阐释，并分别提出了“超越资本论”的替代方案。生产概念更是成为后现代理论家解构的对象，代表人物有萨林斯、鲍德里亚和列斐伏尔等，他们分别对马克思的生产概念提出了“文化人类学批判”、“消费社会批判”和“日常生活批判”，发展了一种独特的生产理性批判哲学。由此可见，货币、资本和生产已成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研究中的三个支柱性概念。
在这里，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是，究竟应该如何解读马克思的货币、资本和生产概念。这个问题之所以具有极端重要性，原因在于对这些概念的不同的解读方式，会产生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后果，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命运。西美尔、汤姆森、莱博维奇、萨林斯、鲍德里亚和列斐伏尔等具有后现代倾向的学者，将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概念视同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概念，企图对马克思的货币、资本和生产概念进行纯粹经济学的破坏性解读，从而将马克思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纳入到西方经济学的现代性叙述逻辑之中。其目的就是要在经济学现代性话语体系内解构历史唯物主义，将历史唯物主义视同为现代性的言说者和辩护者，即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共谋。
二、货币·资本·生产：后现代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现代性共谋论”
1.货币与现代性的共谋——西美尔等对马克思货币概念的破坏性解读
大约在《资本论》问世半个世纪后，西美尔出版了他的《货币哲学》一书，其意图不仅是像《资本论》那样透过货币现象来阐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种种病变，而且要为《资本论》所证明的历史唯物主义寻找更为坚实的理论根基。在该书前言中，西美尔开明宗义：“就方法论而言，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这一基本意图：即为历史唯物主义建造底楼，从而，经济生活被纳入精神文化的原因的这种说法仍保持其阐释性价值，而与此同时，这些经济形式本身却被视为心理学的、甚至形而上学的前提的更深层的评价和潮流之结果。”⑤ 在这里，西美尔把马克思哲学喻为一座“建筑物”。列宁也有过类似的表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特别注意的是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的上层，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⑥ 列宁的论述隐含着一个十分重要的马克思哲学问题：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贯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上层”建筑——历史观，以至于忽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部分——认识论，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列宁相比，西美尔似乎看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马克思不仅冷落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建设，而且就算存在一个作为认识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也还都缺乏一个更为基础的部分——心理学的“底楼”。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底楼”，我们且慢一步考察西美尔本人的论述，先来认识一下卢卡奇、戈尔德塞德（Goldscheid）、斯潘（Spann）、弗雷斯庇（Frisby）和吉登斯等人的相关看法。卢卡奇曾多次慨叹自己的幸运，因为他是从西美尔和马克斯·韦伯而不是从考茨基那里，习得了社会科学的入门知识⑦。意思是说，他庆幸自己没有从一开始就陷入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演化教条之中，而是追随西美尔和韦伯的研究道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将文化与社会联系起来，因而非常自然地实现了从政治经济学到文化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从决定论走向多元论⑧。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明确指出，他是“通过西美尔和马克斯·韦伯决定的方法论眼睛去观察”马克思的⑨，正是借助西美尔的“物化”论点，他才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戈尔德塞德认为：“《货币哲学》中的有些段落读起来就像是由马克思经济学讨论转化而成的心理学语言。……西美尔的著作构成了马克思著作的一种补充，而这种补充迄今为止在社会科学中并不存在，甚至连起码的尝试也没有。”对于西美尔这一“补充”的独特之处，斯潘给出了具体说明：西美尔信奉“心理主义的社会观”，其货币哲学的基础就是“将社会的互动界定为心理的互动”，把货币经济交换视为“个人心理力量之间的相互过程”。弗雷斯庇进一步指出，西美尔的货币哲学“从历史的具体中抽取无时间的形式”，最终目标就是要建立“一套生命形而上学”（a metaphysics of life）⑩。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吉登斯认为，较之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货币理论，“西美尔对货币与现代性之间的联系所作的论述是最为深远和最为丰富的。”(11)
由此看来，这些学者借以断定西美尔的货币哲学优于马克思货币哲学的一个基本逻辑预设是：“现代性的本质是心理主义”的(12)。的确，西美尔将货币视为现代性心理碎片中最具透析功能的一个要素，企图借货币现象直达人类心灵的深层，期望在人们被货币化了的骚动的灵魂中发现解释现代性生成的心理根源，最终达到对现代社会更深刻、更准确、更本质的理解。西美尔的货币心理学分析范式获得了哲学家乃至主流经济学家的广泛赞誉：哲学家约尔认为，“《货币哲学》……以敏感的听觉从大都市的嘈杂中听出了现代生命最深沉的声音。”(13) 后现代理论家大卫·莱昂则认为，“对齐美尔而言，现代性的社会经验，在日益扩张的都市中，在一种由成熟的货币经济造成的疏离感之中，尤其可以被强烈地体会到。个人内心生活方面可以最好地理解这些体验，由此，齐美尔提出一种社会心理学以对应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分析。齐美尔预见到了后现代性的一些核心论题。”(14) 主流货币经济学家克纳普干脆将西美尔的《货币哲学》形容为“在生命地毯上编织出的金色图案”(15)。
在这些学者溢美之词的背后，隐含的是他们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货币分析范式的不满和批评，在他们看来，较之西美尔的货币心理学，马克思对货币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缺失了文化心理分析的维度，这使它成为一种“残缺不全”的理论。西美尔本人说得最直白：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就是它“将历史原因不合理地局限于经济动机上”。这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不在于它是一种心理主义的，而在于它仅仅是经济心理主义的，因而“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一种心理学重构的假说的价值。”(16) 西美尔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用他的货币心理学为历史唯物主义植基，使之奠基于他所谓的后现代的货币心理学之上。
西美尔借助其货币心理学“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与他一贯坚持的“心理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论点，是完全一致的。所谓“心理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指：历史唯物主义是“认识论的心理主义的一种形式”，是一种“心理学假说。”在西美尔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所提供的似乎是历史的统一的心理学解释。……结果，把历史唯物主义描述成‘唯物主义的’会引起误解。历史唯物主义明显与任何类型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无关。相反，它与心理过程本质的任何一元的或二元的观点相一致。”(17) 由此推演下去不难发现，西美尔的货币心理学既是他所提出的“心理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他“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关键步骤。质言之，货币心理学即西美尔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底楼”。这就是说，西美尔要用他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货币心理学分析范式，来替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货币经济社会学分析范式，以货币心理学重新阐释被马克思“物化”了的现代货币经济现象所蕴含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图景。
如此解读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就是要在篡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意的基础上，彻底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价值，即历史唯物主义的货币阐释范式并没有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货币的认知逻辑，它不但无法揭示货币经济蕴含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本质及其生成根源，而且不自觉地沦落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共谋。正是在此意义上，有学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眼睛太近视了”，它对人的内心世界“是瞎的”；而与马克思的理论境界根本不同，“西美尔的货币哲学超逾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的两极”，在超越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视线的同时，似乎也找到了跨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根本出路(18)。然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眼睛真的瞎了吗？西美尔真的超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视线了吗？对此，我们当然是存疑的。
2.资本与现代性的共谋——汤姆森、莱博维奇等对马克思资本概念的破坏性解读
汤姆森和莱博维奇虽然不是正统的后现代理论家，但是他们参与解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却与西美尔是同构的，只是他们解构的目标不是货币，而是马克思的另一核心概念——资本。
汤姆森在《理论的贫困》一书中认为：马克思曾经完成了对政治经济学的超越，但是这种超越仅限于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相对于“1844年手稿”，《资本论》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则是一种倒退。在他看来，虽然“1844年手稿”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是私产、财富和资本，但它的研究对象和逻辑归宿却是工人和劳动，其主旨是要通过批判政治经济学的逻辑预设（私产、财富和资本）的永恒性，来揭示工人和劳动的异化本质。这表明，马克思在此一时期的经济学研究已经超越了国民经济学的水平。然而汤姆森认为，此后的马克思却掉入了“一个由政治经济学设下的陷阱”(19)，迷失了方向：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关心的主题不再是工人和异化劳动，而是资本扩张和增殖，工人被描述为一种消极的、被动的、毫无生机和抗争精神的资本增殖工具——工人只是资本增殖的“活的酵母”和“形成产品的死的要素”(20)。也就是说，马克思旨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没有超越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界，是一种仍然处于与政治经济学本身“相同的前提”下的批判，因而最终的结果是：“《资本论》既不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颠覆，也不是另外一个新政治经济学体系，而是在政治经济学内部的完全的对抗”(21)。据此他认为，《资本论》作为马克思的巅峰之作实际上已经沦落到一般政治经济学的水平，而且在客观上已经成为资本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同谋。
莱博维奇对马克思资本概念的批判，是接着汤姆森的逻辑展开的。他在《超越〈资本论〉》一书阐述了一个论点：《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而不是“资本主义”，资本包含在资本主义之内，但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而不能仅凭“资本”和《资本论》来理解资本主义现代性。这就是说，如果认为“《资本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而不是对资本的考察”，这必然是一个“错误观点”。隐含在这个论点背后的一个深层结论是：对于解释资本主义现代性来说，资本概念具有不充分性和不自足性。因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是由资本和劳动共同演绎的，缺少了劳动的维度，仅凭资本这一概念。我们根本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景。因而，莱氏指出：“马克思主义者错误地把《资本论》看作是对整体资本主义内在特征的剖析，结果导致了片面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这是一种没有充分把握资本主义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指出的是客观经济规律，是决定论，是经济主义，是与社会实际运动关系甚微的片面性概念。”在莱氏看来，问题的实质在于，就像马克思早年曾批评过的那些政治经济学家一样，马克思本人同样“没有把考察重心放在工人阶级作为人类本身的方面，而陷入了自然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解释中。”这就是说，虽然出现这种“片面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是双重的，一部分责任归咎于马克思的追随者，但更重要的是，“马克思自己也背着包袱，尤其是来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包袱。”(22)
马克思为什么会掉入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陷阱，又是如何背上这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包袱”的呢？在汤姆森看来，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能够轻易地将其研究者俘获，秘密就隐含在它的“假定－演绎”方法之中：政治经济学“对它自己所研究的领域下了定义，并且根据已有定义选择所需要的证据，在这一规则下，它得出的结果自然与定义是相关的”(23)，正是受到此种方法的迷惑，“政治经济学，包括马克思的‘反政治经济学’内容，是没有条件的，即故意地、为了科学分析的需要，排除了那些条件，那些我们要理解科学和历史所需要的条件。”(24) 简·科恩讲得更明白：“马克思著作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完全映射”——“马克思简单地复制了政治经济学关于政治、文化、道德、宗教等决定因素的推论，并认为它们是无关的或是由经济决定的因素”，因此，很多决定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其他因素被“单一的统一逻辑，即‘生产方式”’排除在外了(25)。所有这些分析似乎都印证了Jocoby的如下一个判断：“一个人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得越多，他就越深陷其中，为其所俘获。”而对于马克思来说，同样存在一个两难选择：“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希望是能够超越它，危险就是这种批判还是政治经济学本身。”(26)
按照这样的解释，最后的结论必然是：马克思经济学（《资本论》）作为“资本的政治经济学”，乃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变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乃至整个现代经济学之资本主义现代性宏大叙事的一个组成部分。
3.生产与现代性的共谋——萨林斯、鲍德里亚、列斐伏尔等对马克思生产概念的破坏性解读
1976年，萨林斯的《文化与实践理性》一经问世，便因它对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提出的文化人类学批判，而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萨林斯认定，“生产”是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核心概念，“通过生产来满足人的需要”则是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中心视域。然后他又指认，以物质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生产，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意识形态，这种以“生产理性”为中心的“功利主义最大化”逻辑，不仅左右着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建构，而且左右着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在他看来，当马克思把生产当作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基础时，这正好支持了政治经济学的狡计，即从深层观念上认同了主导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功利主义的合法性。因此他认为，“在马克思的历史分析中，经济理性的实质是不证自明的，直接来自生产的自然必要性”，并据此得出结论说：“历史唯物主义的确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认识……在把生产看作是满足需要的自然的、实用的过程时，它与资产阶级经济学联手共同把人与物的异化状态提高到了一种更高的认知能力。”(27) 这样，萨林斯重新解释和建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原理，即将其归结为生产理性的最大化逻辑(28)。
萨林斯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是在整个资本主义现代性宏大叙事逻辑之内来审视现代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及其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他敏锐地看到：现代经济学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它所言说的正是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中心逻辑就是生产理性的最大化。而他的诡秘之处，不在于他将历史唯物主义指认为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种更高的认知能力”，而在于他将历史唯物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的经济哲学视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即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共谋。在这种理论视域中，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概念被错误地同质化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概念，而生产概念则是其中的核心。
与萨氏一样，鲍德里亚也非常清楚一点，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主线，因而，要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彻底批判，就必须把目标集中于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分析，特别是马克思经济哲学中的基础性概念。他宣称：“所有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基础性概念都必须加以质疑”(29)，而其中对马克思“生产”概念的质疑和批判，最为关键和重要。
鲍氏认为，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生产社会”，“生产社会”最本质的特征就是现代经济学所定义的“稀缺性”，“生产社会”所面临的基本矛盾也就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即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以解决稀缺的资源与人类生存需要之间的矛盾。在鲍氏看来，资源稀缺与生存需要之间的矛盾，不仅是现代经济学分析的主线，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诠释现代社会的基础。循此思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变成了一系列经济学术语的逻辑连接：稀缺的资源→生存的需要→理性的配置→生产最大化的目标→普遍理性化的生活态度。这就是鲍氏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分析。按照这种分析，马克思的经济哲学观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并没有本质区别：一方面，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域是重合的，二者的分析都集中在经济领域，并且都企图用“生产结构”来诠释人类历史和现代社会的本质，由此“生产理性”也就变成了马克思所谓的“普照的光”，被幻化成为解释人类社会的一面镜子——虚幻的“生产之镜”。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还将“生产社会”抽象为一种终极社会模式，用来关照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理解一切社会形态。结果是，“马克思激烈地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但他仍然停留在政治经济学的形式中。”(30) 由此，鲍德里亚在现代经济学的宏大现代性叙事逻辑中，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安置了一个“恰当的”位置：现代性的共谋。
仅仅揭示出这个“共谋”关系并不是鲍德里亚的根本目的。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要走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社会”的分析范本，寻找一种能够突破现代性思维的替代性范式，即他所谓的后现代“消费社会”理论。它要借助“消费符号”打破马克思的“生产之境”，把马克思的“生产”概念作为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概念和现代性叙事的一部分，彻底加以批判。由此出发，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就是用后现代的消费主义替代由现代性标识的生产主义，以消费社会替代生产社会作为考察人类历史的范本。在鲍氏看来，惟有如此方能引领历史唯物主义走出生产社会映照的现代性阴霾，进入对消费社会的后现代性审查。
在借助“生产”概念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潮流中，列斐伏尔开辟了“日常生活批判”的道路。在《日常生活批判》一书中，他宣告“日常生活表现为一种批判的日子已经到来”(31)。至于何谓日常生活？早期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残余物，即它是被所有那些独特的、高级的、专业化的结构性活动挑选出来用于分析之后所剩下来的‘鸡零狗碎’”(32)；到了后来，日常生活则被列氏视为现代社会的一种主导现象，成为后工业社会的深层底板。
列氏指出，青年马克思不但是日常生活的发现者，而且是日常生活的批判者。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发展的异化劳动理论，就是对“日常生活的全面异化现状”的批判；然而，当马克思把他的理论视域转向对政治经济学的生产主义批判之时，特别是在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之后，他不但没有超越政治经济学的生产理性的话语体系，反而越来越偏离其早期的日常生活批判的道路。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列氏在《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一书中，转向了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反思。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作为一种工业社会或“生产主义的”哲学话语，“它提供了分析工业生产力的语言、概念和导向”(33)。因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对象是传统的生产社会，它的理论视域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深层分析，它的话语体系则隶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语义范围。
与鲍氏的思维逻辑相一致，列氏也认为必须用一种后现代的“都市社会”来替代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在他看来，“都市社会”是后工业社会或后生产社会的真实写照，而“拯救”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途径，就是用对“都市社会”的“日常生活批判”替代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理性话语，“在永恒轮回的日常生活深处寻找人类的希望”。据此，他提出了两种历史唯物主义“重建”方案：一是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批判哲学改造成存在主义的日常生活批判哲学，二是用他的“日常生活批判”替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目的就是要用日常生活批判“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分析，由此帮助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走出现代性的阴影，最终通达后现代主义，甚至是后马克思主义。
这样，列斐伏尔通过将历史唯物主义定义为一种狭隘的生产主义理性哲学，即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共谋，彻底否认了历史唯物主义对后现代性的话语权。至于他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拯救”方案，实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无情解构。
透过后现代理论对马克思货币、资本和生产概念的破坏性解读，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结论：将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概念降格为一种纯粹的经济学概念，这成为后现代理论家们曲解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性真实关系的一个根本手段。
注释：
①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3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页。
③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30页。
④ 俞吾金：《资本诠释学——马克思考察、批判现代社会的独特路径》，载《哲学研究》，2007年第1期。
⑤ 西美尔：《货币哲学》（前言），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3页。
⑥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5页。
⑦ See T.Pinkus (ed.),Conversation with Lucks,London,1974,p.100.
⑧ 成伯清：《格里尔格·西美尔：现代性的诊断》，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04页。
⑨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页。
⑩ Frisby,D.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ion,in Georg Simmel,The Philosophy of Money,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Chergcheng Books LTD.1990,pp.11,15.2.
(11)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9－20页。
(12) 引自成伯清：《格里尔格·西美尔：现代性的诊断》，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9页。
(13)(15) 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附录），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296、209页。
(14) 大卫·莱昂：《后现代性》，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页。
(15) 西美尔：《历史哲学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223页。
(17) 西美尔：《历史哲学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238、221－222页。
(18) 刘小枫：《金钱、性别、生活感觉——纪念西美尔〈货币哲学〉问世100周年》，载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的风格》，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4、7、8页。
(19)(21) Thompson,E.P. (1978) The Poverty of Theory,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p.59 ,p.60,65.
(20)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10页。
(22) Lebowitz,M.A.(2003) Beyond Capital :Marx' s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king Clas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pp.119,136.
(23)(24) Thompson,E.P. (1978) The Poverty of Theory,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p.149、p.164.
(25) Cohen,J.(1982)Class and Civil Society:the Limits of Marxian Critical Theory,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pp.192 - 193.
(26) Jacoby,R.(1975) The Politics of the Crisis Theory:Towards the Critique of Automatic Marxism II ,Telos,No.23 (spring),p.45.in Lebowitz,M.A.(2003) Beyond Capital :Marx' s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king Class,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p.23.
(27) 萨林斯：《文化与实践理性》，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209、216页。
(28) 参阅张盾：《重新辨析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意——评后现代理论对马克思“生产”概念的批判》，《哲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9)(30) Baudrillard,J.(1975) The Mirror of Production,tr.Mark Poster,St.Louis,Mo.:Telos press,p.50.
(31)(32) Henri Lefebvre, 1991)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volumel. Introduction Translated by John Moor,Preface by Michel Trebtish,Verso,London,New York,p.87,p.97.
(33) Lefebvre,H.(1994)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volumel.Translated by Sacha Rabinovitch,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Philip Wander,Transaction Publishers,New Brunswick (USA) and London(UK) ,p.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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