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的两个劳动概念与两种历史解释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两种论文,概念论文,两个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许多学者在阐释马克思的历史观时，或者说在叙述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强调从现实的人及其活动出发来理解社会历史，把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理解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他们一再重申，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所有这些都是无可置疑的。然而一旦我们进一步追问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人的活动、这种活动是要实现人之为人的本质还是满足人的需要时，恰恰面临着对人的活动（劳动）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而在这两种不同的理解背后又隐藏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解释思路，隐藏着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不同理解。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两种不同的理解呢？
一、劳动：自我实现还是满足需要
恩格斯在总结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过程时指出，马克思是从劳动的发展史中找到了打开全部社会史大门的钥匙。因此，要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首先就要理解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如果不能够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也就不能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历史观。然而，我们遗憾地发现，在如何理解劳动概念这个核心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出现了巨大的理论分歧。这种理论分歧主要表现在，一些人按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劳动概念的理解，强调劳动是人的自我实现；而另一些人则强调劳动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活动，是满足人的需要的活动。对于劳动的这两种不同理解实际上蕴含着对马克思历史观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劳动是人的自我实现的活动。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人通过劳动而对对象进行改造，这种改造使人能够把自己和动物区分开来。这表现在，虽然动物也进行生产，但是“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①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这是因为，人的活动是有意识、有意志的活动，是在自己的意识和意志支配下进行的，而不是在肉体需要的支配下进行的。于是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这种有意识地支配自己活动的特性是人的类特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类特性。他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②
由于人具有这样一种类特性，因此人在改造世界的时候就不会像动物那样，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生产，而会根据自己的认识、审美等多方面的思考来进行生产。马克思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③ 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人通过劳动而与自然所发生的关系不仅表现为人从自然界获得物质生活条件，而且还表现为人通过劳动而使自己作为人的本质特征展示出来，使自己的审美能力、道德判断能力得到提升。因此对马克思来说，人的对象性活动不仅仅是一种满足需要的活动。当然，他并不否认人具有物质的需要，但是他认为，“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只具有有限的意义”④。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感觉之所以会囿于实际的需要，是因为私有制度。他说：“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至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当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⑤ 显然在这里，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束缚了人的感觉，使人只考虑到肉体的需要。同样，由于私有制的存在，人的劳动成为异化劳动。而在异化劳动的情况下，劳动变成了人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是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他还强调，异化劳动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人的类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⑥
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如果把劳动仅仅理解为一种维持生存的活动，那么这是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是私有制的产物。因为在私有制下，人的感觉被扭曲了，人的劳动也扭曲了，它仅仅成为维持个人生存的手段。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恰恰就是这样理解劳动的。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人的劳动仅仅理解为一种创造财富、满足需要的活动，而忽视了劳动广泛而丰富的内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劳动的这种理解恰恰反映了私有财产的本质。本来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但是在这种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被仅仅理解为满足需要的活动，于是一种扭曲了的劳动被理解为人的本质。马克思对这种经济学进行了批判，指出，“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在承认人的假象下，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因为人本身已不再同私有财产的外在本质处于外部的紧张关系中，而人本身却成了私有财产的这种紧张的本质。”⑦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样理解人、理解人的本质，实际上就是把私有制度中的人理解为实现自己本质的人，那种只是在为满足需要而奋斗的人成为真正的人、自我实现的人，人的本质的丧失变成了人的真正的实现。
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马克思在1845年时不是这样理解劳动的，他恰恰把劳动首先理解为满足人的需要的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⑧ 在这里，劳动首先被理解为一种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活动。后来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讲话中也是这样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的。他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⑨ 应该说，马克思对于人的劳动的这种理解确实吸收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的观念。那么马克思所提出的这两个劳动概念是不是完全对立的呢？
二、对马克思的两种劳动概念的理解
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这两种理解在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冲突。一些人坚持从劳动是人的本质出发来理解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并根据对劳动的这种说法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而另一些人则从后一种劳动概念出发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
从前一种劳动概念来理解马克思的人主张，劳动是人的普遍本质，是人的自由意识的活动。如果把劳动降低为一种经济活动，那么这实际上也就把人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一种被私有制度所扭曲的人。按照这样一种观点，虽然历史唯物主义从人的活动、特别是个人的活动出发来理解人类历史，但是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见物不见人”的。这是因为，虽然它强调了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但是在它那里，人不过是一个“经济动物”，是被扭曲的人。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这样的人已经被“物化”了，被看做像“动物”一样的东西了。
马尔库塞正是抓住了这一点，而特别强调马克思所批判的正是这样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在其中，不可控制的经济力量控制着一切人类关系”。他认为，马克思对劳动的理解已经脱离了“政治经济学的水平”。他强调，在马克思那里，“劳动绝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活动，它是人的生存活动，是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不是维持他的生存的手段，而是发展他的‘普遍特性’的手段”。⑩ 在马尔库塞看来，马克思在这里的劳动范畴超越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而具有了哲学的意义。可以说，这是一个哲学化了的经济学范畴。显然，他明确反对人们从狭隘的经济学意义上理解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他说：“只要它们从需求的概念和在财物世界满足需求的概念出发，所有的经济理论就不能完全认识劳动的全部事实……劳动者的本质并不根植于财物的匮乏上，也不在于世界中可供使用和可供支配的财富无法满足人的需要。相反，劳动的本质植根于人的存在对于他自身和世界的每一种可能性的超越。”(11) 而他对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的理解主要是参考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有关思想。
从后一种劳动概念来理解马克思的人则主张，把劳动理解为人的本质的观点是一种人道主义观点，马克思后来完全否定和抛弃了这种观点。用阿尔都塞的观点来说，马克思这个时期从意识形态走向科学。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阐释历史过程的。在这里，生产力就是人改造自然的力量。劳动就是人改造自然的过程，就是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过程。在某些权威的教科书上，人的活动归根到底都是为了物质利益，而人的活动的目的就是要获得物质利益，虽然人的活动有多种目的，但是经济利益是最根本的目的。按照这样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的各种活动都可以被归结为经济活动，人也被理解为经济人。而按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有关思想，这恰恰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于人和人的活动的这种理解恰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才使人成为一个经济人，一个仅仅考虑物质需要的人。
鲍德里亚对上述两种意义上的劳动概念都提出了批评，并据此全面否定了马克思从劳动出发来理解人类历史的做法。
鲍德里亚认为，在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中，人被理解为劳动力。当人是劳动力的时候，人把自己当成了手段，这就与人把自身作为目的分离开来。在马克思对人的目的的理解中，人就是有需要的人，劳动就是要满足人的需要，从而使人得以存在，人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满足自己的需求。鲍德里亚对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提出质疑。在他看来，需求、劳动和劳动力都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概念。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就在于把需求、劳动和劳动力看作普遍化的、非历史的概念。在他看来，人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基本需要，物的使用价值不是物的自然属性，不是物所具有的满足人的需要的自然属性。在人类社会初期，物和财富不是满足人的经济需求的，而是用来进行象征交换（比如作为礼物来交换）的。因此，我们不能把消费理解为用物品满足人的自然需要。在他看来，一种强制的社会制度规定了人们的消费，而人的需求和物的使用价值也是由强制的社会制度所规定的。他说：“消费与个人的享用无关（尽管妇女穿得漂亮会很高兴），而是一种强制性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决定了人的行为举止，对此，社会行动者预先在内心进行了反思。”(12)
因此，一种东西的使用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它对于社会性的需要的满足。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由生产剩余价值的社会制度所规定的。脱离了剩余价值的社会制度，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变得非常抽象。应该说，我们的教科书中所讨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仅仅从人改造自然的能力这个角度来理解劳动、劳动力，而鲍德里亚则强调劳动和劳动力的社会规定性。对于他来说，一种社会行动是不是劳动，一个人是不是劳动力，是由社会制度规定的，而不是由自然属性决定的。这种说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他把这种观点绝对化了，似乎劳动与人的劳动能力这种自然属性无关，与人改造自然的能力无关，似乎物的使用价值与它的自然属性无关，而仅仅与社会制度所产生的需求有关。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认为，一方面，人依靠自己力量来改造自然的具体劳动是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时期普遍存在的；另一方面，“只有当劳动在18世纪的欧洲被普遍化时，劳动的量的方面才可能出现……在此之前，活动的不同形式是不能比较的……劳动呈现为各种不同的性质”。(13) 这就意味着，作为商品交换的抽象劳动在18世纪才真正出现。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错误就在于把18世纪的劳动概念推广到了整个人类社会。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一切财富都是由劳动创造的，于是马克思主义也认为，原始社会的财富也是劳动创造的，原始社会中的物品也按照现代社会中的财富的概念来理解。总之，马克思在这里犯了一个重要错误，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的财富和劳动概念的基础上来理解全部历史。“由于马克思主义没有能够意识到一种并非建立在劳动和生产基础上的社会财富模式，因此，它最终也无法提供替代资本主义的真实方案。”(14)
那么为什么说马克思没有能够找到替代资本主义的真正方案呢？这是因为，马克思把劳动看作人类历史上的普遍概念，看作财富的普遍基础，看作人类自我产生的基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就在于它把人类劳动异化了。因此，马克思改变资本主义状况的方案就是改变异化劳动的状况。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受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把需要和劳动看作人的类特性，看作人的“双重‘类’面孔”，实际上，“生产力根本不是类的维度，不是所有财富的人道的和社会的核心，这种财富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壳内抽取的（经验主义者的永恒幻觉）”。(15) 这是因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被普遍化、抽象化，于是人们就按照这种普遍化和抽象化的理解把生产看作“人的运动和类的目的”。(16) 通俗地说，马克思主义总是借助于生产之镜来理解历史。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历史就是人的劳动的历史，就是人通过劳动创造财富满足自己需要的历史。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异化了，解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就是要使劳动得到解放。鲍德里亚在这个问题上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中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诡计。资本就是要告诉人们，人通过劳动创造财富，人只有不断劳动才能过上幸福生活。如果说在今天仍然没有过上幸福生活，那是由于劳动异化了。如果劳动力不再买卖，如果劳动的异化被克服了，那么共产主义就实现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劳动是人在外化的范围内的自为的生成，是人的自我生成和自我对象化，马克思主义对于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这种构想实际上就是解放劳动，消除异化。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方案实际上也是现代资本主义所拥护的。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不同于17、18世纪的资本主义，它使工人成为企业中的资本持有者，让工人参与管理，通过不断增加就业来巩固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把劳动持续进行下去，就是要维持再生产。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这些想法实际上有助于“资本的诡计”(17)。资本主义就是要不断地制造“匮乏”，使人们不断地投入到再生产的运动中，使生产永恒化。
我们认为，无论鲍德里亚还是对于马克思劳动概念的两种理解都错误的。
三、两种不同的历史解释模式
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这两种不同理解也导致人们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两种不同理解。
把劳动理解为人的本质的实现，这是马克思批判地改造黑格尔思想而得到的理论成果。马克思发现，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而问题在于，“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18) 在人的这种精神劳动中，人实现了自己的自由。不过，人的这种自由的实现是通过异化和扬弃异化的过程来实现的。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对于异化和异化的扬弃的描述“为历史的运动找到了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19)。虽然黑格尔对于人的本质和异化的理解存在着这些问题，但是其中也包含了许多积极的东西。马克思高度赞扬了黑格尔的这一成就，他说：“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20)
这里包含着许多重要的思想内容，这些内容成为马克思历史观中的重要方面。首先，马克思发现黑格尔历史观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历史的过程是人的自我产生和自我发展的过程。马克思吸收了这个思想，强调“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21) 马克思后来进一步强调，历史是现实的人的活动的历史。这样，马克思就确立了历史的发展过程的主体。其次，这个历史活动的主体能够自己认识这个历史过程。对于黑格尔来说，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人的精神会发生外化，并认识到这种外化，发现这个外化了的产物就是他自己活动的结果。而马克思接受了这样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人自己活动的历史，因此人在自己的活动中发现了自己活动的异化，并且力图克服这种异化。最后，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就体现在人的自我产生和自我发展过程中。马克思所接受的正是这样一种辩证法思想。这个辩证法不是历史客观运动的辩证法，而是人自我活动、自我外化、自我认识并自我克服这种外化的辩证法。
马克思在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和改造中所得出的历史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这就是，马克思是把人作为历史的参与者来理解历史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历史活动的参与者都是“社会学家”，他们都会根据自己对他人活动的理解和对社会的把握来做出判断，从而进行社会历史活动。在这里，他们不是经济人，也不会把其他人理解为经济人。他们知道其他人都是具有自由意识的活动者，都会依据自己的认识、理解和体会做出抉择。这些参与社会生活的人在生活中会体验到各种欢乐和痛苦，他们把那些自己所无法驾驭而又对自己的活动构成限制的东西体会为“异化”。这种异化不是由某个外部的观察者做出的判断，而是社会历史活动主体的自我认识和自我体验。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就是从参与者的角度来考察历史参与者理解社会生活中的异化以及扬弃这种异化的过程的，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表现在人们的这种体会和理解过程中。可以说，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对于历史参与者理解社会的再理解，马克思的这种再理解展示了历史的辩证运动过程。
马克思对历史过程的这种理解包含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辩证法思想。这个历史辩证法思想也显示了马克思的历史观所具有的历史批判的向度。如上所述，马克思不是在历史过程之外来描述历史过程的，他是作为历史活动的参与者而得到这个历史理论的，他也和其他的历史行动者一样把自己的所把握的历史理论用于改造历史，而他所把握的历史理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正是按照这个历史理论来改造社会的。因此，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是在历史发展中人类认识历史、改造社会的一部分，其历史观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统一也就表现在这里，它不是先有理论，然后再用这种理论指导实践。马克思的这种历史观真正地体现了作为创造原则和推动原则的否定辩证法：人在认识社会中改造社会。马克思的历史观的批判向度就表现在它通过对于社会历史的认识来改造社会。马克思的历史观不仅简单地描述社会发展过程，而且还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部分。
从满足需要的劳动概念出发阐发的历史观，就是把劳动理解为生产力，理解为满足人的需要的活动。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发生冲突，就会要求生产关系发生相应的变革，最终推动上层建筑的变革，并导致社会的全面发展。这被理解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描述这个规律的过程中，马克思被设定为社会发展过程的观察者而不是参与者。应该说，社会发展过程是人的有意识活动的结果，但是这个过程究竟如何发展却不是任何一个人所能够主宰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发展过程可以被人们作为一个对象来描述。这是社会历史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方法。卢卡奇等人完全否定了这种实证主义方法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运用，而马克思本人却从来没有否定过历史研究中需要这种经验观察的方法。正是借助于这种观察，人们才能发现社会历史中的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他要像物理学家那样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过程。通过这个研究，马克思发现“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22)
然而，问题在于人们把马克思对于历史发展过程的研究中的这两种思路对立了起来。卢卡奇等人强调马克思社会历史研究中的辩证法思想，反对把社会和人理解为一个“物化”的东西，而对于社会历史规律的描述恰恰把社会和人物化了，把它们看作与自然界一样可以客观地加以观察和描述的东西。坚持把劳动理解为生产力，理解为社会历史发展基础的人则强调，把人的活动理解为人的自我实现的思想是马克思早期的思想，是人道主义观念，马克思后来放弃了这个观念。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思想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
那么在后期马克思的思想中，马克思是不是完全放弃了对于劳动概念的第一种理解了呢？马克思是不是把两个结合在一起了呢？我认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就必须把这两个思路结合在一起。马克思本人实际上是从这两者的统一中来理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只不过有时强调前者，有时强调后者。
四、对马克思历史观的全面准确理解
事实上，无论是把劳动仅仅理解为满足需要的活动，还是把劳动仅仅理解为实现人的本质的活动，都是不全面的。当马克思强调劳动是满足需要的活动时，他是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待人和社会的，因此人和社会都像“物”一样而被当成了观察对象都是被“物化”的。但是，这只是劳动概念的一个方面。马克思还从参与者的角度来理解劳动，这就是一个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究竟是如何体会自己的劳动的。就“异化劳动”来说，就是劳动者感到这种劳动是不属于自己的，是对自己的否定、压抑。一种东西是不是人的活动的桎梏，这不是一个人能够从外部过程而理解的，而只能由劳动的参与者自己才能理解。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这种外部控制的力量是不是可以忍受。同样的道理，只有一个人自己才能理解自己在劳动中是否能够自我实现。黑格尔把历史发展的过程看做是人自我外化、自我认识并自我克服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从参与者的角度理解人的劳动以及基于这种劳动而发生的社会历史过程。我们认为，虽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人的劳动首先理解为满足物质需要的活动，但是他却没有把它仅仅理解为满足物质需要的活动，而是也理解为人的实现活动。他把这两个维度完全结合在一起了。
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的前期思想具有意识形态特征，而他的后期思想在理论上是反人道主义的，这种思想转变发生在1845年。那么我们来看马克思在1845年之后是不是放弃了自我实现意义上的劳动概念。毫无疑问，在谈到劳动在人类历史中的意义时，马克思指出：“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23) 恰恰就是这句话成为后来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主要依据。对于他们来说，马克思历史观中所理解的劳动就是满足需要的活动，满足人的需要的活动成为人的劳动的唯一内涵。然而他们这样做恰恰忽视了马克思的两个主要想法。第一，马克思强调这是第一个历史活动，而不是唯一的历史活动，而且马克思在这里还特别强调：“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24) 第二，马克思强调要理解第一个历史活动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马克思在讲述自己的历史观时，同时强调了四个基本事实，即满足基本需要的生产、满足生产需要的生产、人的生产以及意识的生产。而且马克思在讲述前三种生产时认为这是社会活动的三个方面，或者“三个要素”。他特别指出，“不应该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做是三个不同阶段，而只应该看做是三个方面。”(25) 这就非常清楚地表明，劳动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满足吃喝住穿的需要的生产”。满足吃喝住穿的需要的生产只是劳动中的首要要素，而不是唯一要素。在提出了三要素的观点之后，马克思又指出，任何劳动或者生产“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人的共同活动……而这种共同活动本身就是‘生产力’”(26)。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生产力就是我们所提出的第一种意义上的“劳动”概念。因为劳动不仅仅是满足物质的需要，而且还涉及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问题（伦理道德问题），在劳动中人得到了尊严和尊重，实现了人之为人的本质。而人之所以没有在劳动中获得人的尊严，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本质，是因为劳动的性质发生了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迄今为止的人类劳动的性质表现为，劳动狭隘地成为一种满足需要的活动。如果一些人的劳动能够满足整个社会所有人的需要，那么这种劳动就可以由社会中的另一些人来完成。如果劳动目的仅仅是满足吃喝住穿的需要的话，那么劳动就与人的自主性、独立性无关。事实上，黑格尔在主奴关系的分析中早就发现了劳动与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密切关联。如果工人失去了劳动机会，就不仅仅意味着他们失去了生存的条件，而且还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不仅仅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劳动中包含了伦理和道德的内容。忽视了这一点就忽视了马克思所强调的关于劳动的“全部内涵和范围”。
一旦人们能够这样全面理解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时，就会发现马克思对劳动的两种理解是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他不仅像经济学家那样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理解劳动，把劳动看做是人满足需要的活动，而且还从参与者的角度来理解劳动。正是从这样一种参与者的视角，我们才有可能理解马克思为什么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马克思为什么把自己的思想理解为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一部分。从一定的意义上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揭露实际上就是从一个历史参与者的角度、从无产阶级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现状。对马克思来说，只有从参与者的角度才能真正理解社会。但是马克思也没有放弃观察者的视角，这是因为马克思也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某种物化现象，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某种类似于自然的特征。正是由于这一点，马克思才有可能像物理学家那样观察社会，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
实际上，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考察马克思的历史观，就会发现马克思还把他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广泛地运用于整个社会历史的研究。马克思在谈到自己的历史研究方法时指出：“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但是，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的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27) 这就是说，历史活动中的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剧中人。作为剧作者，他们参与社会历史活动，在参与中理解历史，理解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剧作者，他们观察社会，力图以中立的态度来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特点，并根据自己的这种认识来参与社会历史活动。因此，一方面，马克思的历史观从参与者的角度描述了历史参与者对于他人和社会的理解。通过历史参与者之间的相互理解，人们建立了社会制度，形成了各种道德规范。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法律等等就不是完全由生产力决定的，而是人们之间的社会文化活动的结果。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历史观还从观察者的角度描述了社会规律。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虽然所有的人都进行自由的活动，但是这些自由活动都是有规则的，都受到一定条件的制约。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所有的人都可以对社会制度有自己的不同设想，但是要建立一个被所有人都接受的制度还必须考虑到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
然而，无论是参与者还是观察者都是有局限性，都不能全面揭示马克思所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我们必须像马克思本人所强调的那样，把观察者视角和参与者视角结合起来，从而全面地展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如果我们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会发现人作为社会的参与者都有自己的意志，都会努力实现自己的各种行动目标。但是在他们的自主活动中，行动目标有时无法实现，这是因为其他不可预测的因素影响着他们的行动。于是他们又会调整自己的活动，从而实现新的目标。这就是说，他们既要作为参与者来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行为，又要作为观察者来探讨社会的共同特征，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并根据自己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来调整自己的行动。
只有从参与者和观察者统一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我们才能一方面避免把马克思的历史观功能主义化和实证主义化，另一方面也避免把马克思的历史观和黑格尔主义的三段论等同起来。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代表人物如霍耐特等人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功能主义的和实证主义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的错误就在于，它只从观察者的角度来描述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特征和规律，而忽视了其中个人的主体能动作用。而杜林等人在批评马克思的历史观时，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不过是黑格尔的三段式在历史领域中的翻版。所有这些理解都是对马克思历史观的误读。孤立地囿于观察者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对劳动的理解以及对社会的理解退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水平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孤立地考察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观实际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历史观。而孤立地从参与者的视角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就会把马克思的历史观退回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水平上。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观和关于人的自由发展的历史观都没有能够充分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中所实现的观察者和参与者相结合的视角统一，也不能理解马克思在社会历史研究方法上所实现的实证方法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的是，鲍德里亚对于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全面否定实际上也忽视了马克思从参与者角度对劳动的理解。从参与者角度来看，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劳动具有不同的意义。因此，劳动对于一个人来说究竟具有象征意义、满足需求的意义还是自我实现的意义，这是由个人的自我理解来说明的。马克思虽然强调了劳动的普遍意义，但是并没有否认在不同的条件下不同的人对于劳动都会有自己的特殊理解。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课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6JJD7000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8AZX001”。）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18)(19)(20)(2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53、53—54、83、81、54、70、120、116、120、88页。
⑧(23)(24)(25)(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79—80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776页。
⑩ Herbert Macuse,Reason and Revolution,Beacon Press,Boston,pp.273-275.
(11) ［德］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类困境》，转引自［法］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12) Jean Baudrillard,Pour une critique de l'èconomie politiaue du signe,Gallimard; 1972.10.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1卷第428页。
(14)(15)(16)(17) ［法］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第9、11、11、12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101—102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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