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是中国第一位伦理思想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家论文,中国论文,伦理论文,周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人们一谈到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就想到儒家；一谈到儒家，首先就谈到孔子。但是，如果我们从思想渊源上追问一下，有没有人对孔子的思想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如果有，他是谁？我认为，他就是周公。本文想从周公的伦理思想方面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周公的诰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最可信的历史文献
周公姓姬名旦，生卒年月不详，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胞弟，周成王姬诵的叔父。因辅佐武王伐纣灭商有功，食采邑于周地（今陕西岐山县东北部），故称周公。武王建立西周后第二年就去世，成王当时只有十三岁，由周公摄理政事。《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可见，周公对西周王朝的建立、巩固与发展是做出了极其巨大贡献的。他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伦理学家。
周公不仅有巨大的历史功绩，而且，在中国历史上还留下了最早的、较完整的、文字可信的论著。如果没有这些可信的论著，我们就无法认识周公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哲学伦理思想史上的地位。“地以人胜，人以言存。”
周公有文字可信的论著，主要保存在《尚书》一书中。《尚书》被公认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它记录了春秋以前夏、商、周三代最高统治者的一些誓词、诰语、谈话等，是当时史官所收藏的重要的政府文献及政治论文选编。仅就《尚书》28篇而言，有《虞书》2篇、《夏书》2篇、《商书》5篇，《周书》19篇。在《周书》19篇中，有11篇是周公的诰词。整个《尚书》涉及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夏、商、周和春秋之前各王朝的历史、政治、哲学、伦理、法律等极为珍贵的资料。它是我国历史、政治、哲学、伦理、法律等思想发展的重要源头。同时，也是我国儒家的经典之一。几千年来，它对我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人们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顾颉刚先生曾说：“《尚书》一书可说牵涉到全部中国古代史，以至影响全部中国史。”[1]
《尚书》虽然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但其可信程度如何？根据郭沫若、顾颉刚等著名史学家的考证研究，《虞书》、《夏书》、《商书》共9篇，虽有一些具有可信的、真实的史料价值，但多为春秋末期或战国时期的作品。就是周书中，有些也是伪作，只有《大诰》、《康诰》、《酒诰》、《梓材》、《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等11篇确是周公的诰词。据郭沫若研究，《周书》11篇中除掉《召诰》的前半是召公所说的话外，其余的都是周公所说的话。“那其中流露着的思想我们不能不说是周公的思想。”[2]周公这11篇诰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最可信的历史文献，保留至今，实在不易。他在这11篇诰词中，系统地论述了他的政治观、历史观、哲学观、宗教观、伦理观以及法律思想等。周公的这11篇诰词，是前无古人的，因为夏朝至今还未发现文字，商朝只发现了甲骨文。就是在周公时代，从已发掘出的历史资料来看，还没有一个人的论著这样多、这样集中、这样系统。
也许有人会说，《周易》比《尚书》早。比如，中国的《五经》之中，就是把《周易》放在《尚书》的前面。南朝著名文学批评家刘勰曾说：“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3]1992年，由李军、董辅文、吕文郁先生主编的《五经全译》中，也是把《周易》放在第一位。他们在《序言》中谈到“《五经》的排列次序问题”时说：“古文学家主张按照《五经》产生的时间先后来排列次序，因而古文家排列的次序是《易》、《书》、《诗》、《礼》、《春秋》。……我们这部《五经全译》是按照古文经学的次序排列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学术上赞同古文经学。”[4]
那么，《周易》究竟产生于何时？宋祚胤先生在《周易新论》一书中经过多方考证，认为《周易》的写作时代既不是西周初年，也不是战国初年，而是在西周末年[5]。后来，他在《论〈周易〉的成书时代、思想内容和研究方法》一文中说：“《周易》成书不能延迟到宣王时候。《周易》既然是写在穆王之后，宣王之前，又记下了厉王末年的大事，那么要说它作于厉王末年理由就很充分了。”[6]游唤民先生说：“从思想发展史特别是哲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周易》是上承西周初年，下启春秋战国的，是西周过渡到春秋战国的一座桥梁。”[7]秦磊在《大众白话易经》一书中说：“《周易》是一部远古从事卜筮的‘贞人’与春秋战国，乃至汉代儒学者的集体创作，其作者的人数之多和时间跨度之长，大概真可以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了。”[8]
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周易》成书的时间好像还无法定论，谁是作者也说不清。《尚书》中《周书》以前的《虞书》、《夏书》、《商书》，甚至《周书》中的个别篇章也出于春秋或战国时代，但是《尚书》中编选的周公11篇诰词，经过几千年来学者的考证，证明为周公所作。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周公的诰词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最可信的历史文献。如果这个论点能成立的话，这就为我们论证周公是中国第一位伦理学家打下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当然，周公的论著，史书上说还有不少，如《周礼》。《三字经》就有“我周公，作周礼”之说。但《周礼》是否为周公所作，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宋朝朱熹曾说，大体说来，《周礼》、《仪礼》可信，《礼记》便不可深信。《周礼》毕竟出于一家，谓是周公亲笔作成，固不可；然大纲却是周公意思。不管怎样说，《周礼》完全体现了周公的思想，这点恐怕是不应该怀疑的。
本文以《尚书》周公的诰词为依据，来论述周公的伦理思想。
二、周公开创了中国伦理思想的先河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奴隶社会，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由兴起到繁荣的重要历史时期。根据《夏商周年表》，从公元前2070年禹建夏王朝至公元前1600年桀亡国，共传十四世、十七帝，历时470年。从公元前1600年汤建商王朝至公元前1046年，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历时554年。公元前1046年，周公辅佐武王建立了西周王朝。面对夏、商王朝覆灭的命运，面对西周王朝的刚刚建立，周公以西周奴隶主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提出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措施。同时，从政治伦理的角度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伦理思想，开创了中国伦理学的先河。
（一）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周公第一次提出并论证了道德特别是政治道德在国家兴亡中的重大作用。历史传说中的大禹是夏王朝的创始人。据说他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
穆穆，为纲为纪”（《史记·夏本纪》），甚至为治水，“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成为几千年来被人歌颂的道德楷模。到了夏桀，由于他昏庸淫乱，“为虐政淫荒”（《史记·殷本纪》），“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史记·夏本纪》）。也如仲虺所说：“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尚书·仲虺之诰》）“夏王灭德作威。”（《尚书·汤诰》）最后，落得了一个丧命亡国的下场。
与此相反，商氏族首领汤则很注意德。他“轻赋薄敛，以宽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穷”（《淮南子·修务》）。于是，天下老百姓很快归顺于汤。汤起兵伐夏，“桀师不战”大败。但是，到了殷纣王时，他施暴政，“纵淫泆于非彝”（《尚书·酒诰》），“用乱败厥德于下”（《尚书·微子》）。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众叛亲离。于是，武王便兴兵伐纣，“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史记·周本纪》）。牧野一战，商军大败，纣王在鹿台自焚而死，商王朝灭亡。
和商王朝相反，周人自太王、王季起，就“克自抑畏”，即谦虚畏惧。到了文王，他“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尚书·无逸》）。意思是说，文王衣着俭朴，去管理人民和生产，用美好的方法去对待人民，照顾鳏寡孤独，从早到晚忙个不停，连饭也顾不上吃。正因如此，武王很快就灭商得到天下。
周公对此进行了总结，在他看来，夏商之所以灭亡，重要的教训就在于夏商都迷信天命，忽视了道德。他说：“非天庸释有夏，非天庸释有殷，乃惟尔辟以尔多方，大淫图天之命，屑有辞。乃惟有夏图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时丧，有邦间之。乃惟尔商后王逸厥逸，图厥政，不蠲
，天惟降时丧。”（《尚书·多方》）大意是说，你们的国王和四方诸侯不好，失去了上天的信任，所以，才“天降时丧”，亡国了。总之，周公从三个朝代交替的历史发展中，看到了德特别是君主的政治道德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真是有德者必胜，失德者必败。当然，周公在论述夏、商、周三个朝代历史发展规律时，虽然开始意识到“人”和“道德”的作用，较之殷商的神学世界观有很大进步，但是，他仍然没有摆脱神学世界观的影响。
（二）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第一次较系统地论述了政治道德的内容。在周公看来，三代王朝的更替是由道德特别是君主个人的政治道德造成的；君主个人政治道德好，就能“咸和万民”；君主道德不好，就会“天降时丧”。君主政治道德如此重要，所以，在《周书》19篇中，几乎篇篇都有“德”的文句。周公的各种诰词中，直接讲到“德”字的地方就有56处，表明了周公对道德、政治道德或德治的重视。举例如下：
《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
《酒诰》：“聪听祖考之彝训，越小大德”。
“天若元德”。
“经德秉哲”。
《梓材》：“先王既勤用明德”。
“肆王惟德用”。
《洛诰》：“公称丕显德”。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
“万年厌乃德”。
《多士》：“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宁”。
“予一人惟听用德”。
《无逸》：“皇自敬德”。
《君奭》：“嗣前人恭明德”。
“罔不秉德明恤”。
“割申劝宁王之德”。
“惟文王德丕承”。
“其汝克敬德”。
《多方》：“罔不明德慎罚”。
“克勘用德”。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宁”。
《立政》：“知忱恂于九德之行”。
“谋面用丕训德”。
“以克俊有德”。
“武王……不敢替厥义德，率惟谋从容德”。
在周公的论述中，他反复强调明德、敬德、秉德、用德、奉德，一方面是使大臣、诸侯们要有光明的道德并谨慎地行德，推行德政，不能像殷商那样实行“暴君暴政”；另一方面，周公自认为周王朝是以德行政，天命与道德结合在一起的，因而是具有合法性的，人们应该服服帖帖地服从周王朝的统治。那么，明德、敬德也好，秉德、用德、奉德也好，德的内容是什么呢？
第一，先王、祖先美好的德行。周公在《尚书·无逸》等篇中，多次称赞先王包括殷代品德好的君主。他说，殷中宗是“严恭寅畏，天命知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就是说，他严肃恭敬，小心谨慎，怀着畏惧的心情治理，不敢求安宁舒适而荒废事务。殷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不敢荒宁，嘉靖殷邦。”就是说，他长期和百姓一起劳动，不敢荒废政事，把殷治理得很好。另外，还有一个祖甲，“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周代的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谦虚小心，品德高尚。而文王，则更是以心地仁慈，态度和蔼，体恤民情而著称。
第二，保民。在周公的诰词中，保民思想是很多的，主要有：
《大诰》：“迪民康”。
“今天其相民”。
《康诰》：“用保乂民”。
“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
《酒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梓材》：“子子孙孙永保民”。
《洛诰》：“诞保文武受民”。
“承保乃文祖受命民”。
《无逸》：“能保惠于庶民”。
“怀保小民，惠鲜鳏寡”。
周公之所以反复强调“保民”，是他总结了专恃天命的夏、殷王朝亡国的教训。在他看来，“暴德”、“凶德”是不行的，必须“明德”、“敬德”，实行德政。除“敬天”之外，还要注意“保民”，千万不能像夏桀、殷纣那样暴虐于民，自取灭亡。而要做到“子子孙孙永保民”，就必须“知小人之依”，“知稼穑之艰难”，“明德慎罚”等。可见，“保民”是周公政治道德或“德政”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第三，用贤。周公还政于成王之后，摆在成王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用人。为此，周公在《尚书·立政》中，在总结了夏、殷两个王朝用人方面的成败经验后说：“国则罔有立政，用
人，不训于德，是罔显在厥世。”意思是说，一个国家设立长官，用贪利的小人，不按道德原则去办事，那么，这样政德就无法在社会上推行。又说：“谋面用丕训德，则乃宅人，兹乃三宅无义民。”就是说，如果以貌取人，不依循道德而根据个人喜好去用人，这样就不可能得到贤能的人。很明显，周公的“德”中包含了“用贤”的思想。
第四，勤政无逸。逸可以引申为淫逸、跌倒等义。周公反复分析夏、商王朝变迁的教训时说，商革夏，是因为夏桀“大淫泆”。周代商，也是因为纣王“诞淫厥泆”（《尚书·多士》）。成王年长后，周公害怕成王“有所淫泆”，特写《无逸》告诫成王，要求成王做到“君子所其无逸”。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无逸”呢？周公认为：
首先，要“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意思是说，在位的君子，当了官不应该贪图安逸享受。先了解种庄稼的艰难，这样，处在安逸的环境也会知道庄稼人的痛苦。有些年轻人，他的父母勤劳种庄稼，他自己却不知道种庄稼的艰难，反而追求享受，行为极为放肆，甚至看不起他的父母，还说“老年人什么也不懂”。周公用种庄稼之艰难比喻建国创业之不易，要成王关心百姓的疾苦，勤于王政。
其次，要做到四无：“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就是说，处在王位，就不要整日沉溺于观赏、享乐、放纵的游玩、不分时间的打猎。千万不要安慰自己说：“今日耽乐”，即今天好好享受享受再说。这样，就不能为民榜样和顺从天意了。
再次，要做到三胥：“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就是说，要经常互相劝告、互相爱护、互相教诲，而不是互相欺骗、互相迷惑。不能凭借自己的意愿改变先王的法令。否则，老百姓无所适从，就会怨恨，同声咒骂。
最后，要克己自谦。在“小人怨汝詈汝”时，即百姓恨你骂你时，要像文王那样“皇自敬德”，更加恭敬小心地按规矩办事。在百姓指出你的过错时，要“不啻不敢含怒”，还乐意听这样的话，以觉察自己在政治上的得失。
另外，周公在《康诰》、《酒诰》中，再三劝诫自己的弟弟康叔上任后，一定要“明德慎罚”，同时，要勤于国事，勿贪逸乐。周公在《康诰》中说：“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晳民。”就是说，你一定要尽你所有的力量，不要贪图安逸，只有这样，才能治理好你的臣民。在《酒诰》中，他告诫康叔要厉行禁酒，破除恶习，勤于政务。他说，殷纣王之所以丧失德行，腐化堕落而亡国，是和他“惟荒腆于酒”有关，因此，要吸取这一教训。今天，“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意思是说，民众之所以敢犯上作乱，无非是饮酒，败坏了道德；大小诸侯国灭亡，那也是民众过度饮酒带来的灾难。因此他告诫康叔“矧汝刚制于酒”，即要强行戒酒。
第五，孝友。在周公肯定的几种道德规范中，“孝友”是最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据《尚书·尧典》记载，四方诸侯（“四岳”）曾称舜“孝”，孝德厚美。到了商代，殷王武丁就是个大孝子。他的父亲死后，周公称他是“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尚书·无逸》），亮阴就是为父守丧。相传武丁的儿子孝己，也是一个很有孝行的人。到了周代，为了加强宗法制度凝聚的需要，周公更加强调“孝”。在《尚书·康诰》中，他说：“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意思是说，那种罪大恶极的人，也是不孝顺不友爱的人。做儿子的不按照父亲的要求去做，这样就会大伤父亲的心，就是最大的不孝。对于一般百姓及奴隶来说，周公也要求他们孝，但和对贵族的要求不一样，主要是衣食上的赡养。“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尚书·酒诰》）
周公在《尚书》中提出的“孝”的德行，在《诗经》中也有表现。如：“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维则。”（《大雅·文王之什·下武》）意思是说，成就君王的信用，天下之人奉为榜样，永远遵守孝道，遵守孝道是法则。“威仪孔时，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大雅·生民之什·既醉》）意思是说，彬彬有礼很合宜，君子后代有孝子，孝子之德永不竭，永远赐你们福气。
另外，“孝”在当时的铭文中也常出现。如《克鼎》铭文中说：“天子明德，显孝于神。”其意是说，天子要彰显自己的德行，就必须对祖先神灵显出孝顺的行为。在《历鼎》铭文中说：“肇对元德，孝友唯型”。其大意是说，要赞颂十分美好的德行，一般都以孝友作为典范。可见，周人的“德”中对孝友多么的重视。另外，在周代铭文中还有“享孝”、“追孝”的记载，如：“夙夜用享孝皇祖文考”、“用追孝于刺仲”[9]。这就是说，孝的对象不只是父母，也包括已死亡的祖先，表现了对祖先的怀念。
（三）创制了著名的周礼。礼来源于原始的崇拜和禁忌，其产生的时期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或更早。它是原始初民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中形成的风俗习惯，所谓“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礼记·礼运》）。同时，也和对自然万物崇拜、祖先崇拜有密切的关系。许慎《说文》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在夏、商两个朝代，礼发展得已相当完备。到了周代，周公在“因于殷礼，所损益”的基础上，创立了周礼。《左传·文公十八年》说：“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周礼》规定了周代各种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分封制、君位传嫡长子制、严密的宗法制、等级官制，以及许多礼制，包括伦理道德规范等。它区别了以维护、巩固上下贵贱宗法等级关系为目的，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核心内容的等级制度格局。“礼”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到了如《左传·隐公十一年）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当时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尚书·洛诰》中多次讲到“礼”。周公对成王说：“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意思是说，王啊，你开始用殷礼接见诸侯，在新都洛邑祭祀文王，这些礼节是非常有秩序而不紊乱的。成王回答周公说，“惇宗将礼”，意即我一定厚待宗族，礼遇诸侯。同时，当时大功未完成，四方还没有治理好，“于宗礼亦未克敉”，即宗人的礼仪还没有完成。成王希望周公留在新都洛邑继续主持政务，完成礼仪之事，四方臣民尽会受福不定。可见，周礼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它兼有伦理道德规范和法律约束的双层含义，对约束人们的行为特别是奴隶主贵族的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十分重视德教。周公结合当时周王朝的实际情况，及时研究、总结并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伦理规范，创制了著名的周礼，同时，他十分重视德教，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开创了道德教育的先河。他的《大诰》、《康诰》、《酒诰》、《洛诰》等文的“诰”，就是告诫、劝勉的意思。可以说，他的每篇“诰”及其他文章，篇篇都渗透着对政治道德教育的重视。
第一，极端重视道德在治国兴邦中的作用。周公的每篇诰词，不论是对大臣们的谈话，对即将上任的康叔的训诫，还是对成王的劝勉，对广大殷民的诰令，他总是从总结夏、商、周三代政权交替规律出发，指出，之所以汤革夏、周革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夏殷虽都迷信天，但他们的国王也都丧失了道德。“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丧，罔非有辞于罚。”（《尚书·多士》）意思是说，天不会把大命赐给那些不明道德的人。凡是四方小国和大国的灭亡，没有不是因为有罪而招致丧亡的惩罚。可是周朝的国王能“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尚书·多方》），即能用德教主持上天所赐予的大命，才取得了政权。所以，光受命于天还不行，还得有道德，要以德配天。“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所以，周公反复教导成王、康叔等人要认真吸取夏、商、周兴衰存亡的历史教训，要“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等。在这里，周公虽然继续宣扬“天命论”，但是，他已经把道德看成是社会安危治乱、政权得失的决定因素，看到了道德的作用。这比起夏商两代的思想有很大的进步。当然道德决定论的思想还是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是为他们的统治地位辩护的。
第二，积极推行他倡导的一系列道德规范及周礼内容。这些内容就是敬德保民、勤政爱民、明德慎罚、戒奢戒骄、勿贪逸乐、厉行禁酒、任用贤人、礼贤下士等。
第三，十分注意道德教育的方法。周公所有的训诰或讲话，多是在兄弟、叔侄、君臣、父子、长幼之间进行的，所以，他的教育方法有很多特点。首先，注重情感。据汉朝刘向著的《说苑·建本》记载：周公的儿子伯禽与康叔封去朝拜成王，叩见周公，三次见到周公，被周公用竹鞭抽打了三次。两人又惧怕、又不解，就去请教贤人商子。商子用高大的桥树与低矮的梓树比喻父子之道，教导二人再次见周公时要有“子弟之道”。他们听后，第二天去见周公，“入门而趋，登堂而跪”。周公看见他们知礼遵德，便抚摸着他们的头，还奖给他们东西吃。尽管周公这种惩罚方式现已不足借鉴，但从这段故事里可以看到，周公进行道德教育时，很注意把严肃性与慈爱性结合起来。其次，及时而又有针对性。当周公摄政，王室核心成员对此意见不一，加之武庚发动叛乱，周公及时召集群臣，作《大诰》，进行分析教育。当周公封康叔去殷原统治地区上任时，如何管理殷民是个很大的问题，周公及时作《康诰》、《酒诰》训诫他要实行“德政”，“明德慎罚”。只有这样，殷民才能治理好，政权才能巩固。同时，强行戒酒，解决当时的社会风气问题。当周公怕成王“有所淫佚”，便写《无逸》告诫他，要成王不要贪图安逸享受，教他“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当周公还政成王后，作《君奭》，告诫成王守业非常艰难，但一切在人为。“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意思是说，上天是不能相信的，只有努力发扬文王的光荣传统，并把它坚持下去，这样国家就有希望。总之，他的每一个劝诫教育，都非常及时，而且有针对性。再次，用生动形象比喻进行教育。为了勉励周初统治者们继续努力，周公用种田、盖房子、制作家具作比喻。他说，治理国家好比种庄稼，既然已经开垦播种，那就应修划田界，挖掘水沟。又如建房子，既然已砌起了墙壁，那就应涂上泥巴，盖上茅草。再比如制作家具，既然已刀砍斧削地做成了，那就应再涂上油漆彩饰。总之，不能松懈，要在以前的基础上继续努力。
（五）最先提出以德修身的明确要求。周公不仅重视道德教育问题，而且十分重视以德修身问题。
首先，要敬德。“德”在周公眼里，就是君德、政德，也就是美德，是“先哲王德”、“大德”、“元德”、“宁王德”。所以，修身的关键就是要向圣哲先王学习。《尚书·康诰》说：“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意思是说，要很好寻求过去殷商明君的治国之道，另外，还要寻求虞夏时代圣明国王的治国之道，考虑殷商过去圣明国王的德政，治理好民众，实现了国家的安康，才是最终的目的。当然，在这些先王中，还有“我周文王”（《尚书·无逸》）。而要仰思学习这些先王的“美德”、“大德”，“明德”重要，“敬德”更重要。“敬”是十分重要的。“敬”包含着恭敬，不敢放松怠慢地修养工夫。朱熹曾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敬’之一字，真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朱子语类》卷十二）
郭沫若先生在谈到周人为什么敬“德”的“德”字时说，“德不仅包含着正心修身的功夫，并且还包含有治国平天下的作用：便是王者要努力于人事，不使丧乱有缝隙可乘；天下不生乱子，天命也就时常保存着了”，“这的确是周人所发明出来的新的思想。”[10]
其次，要有善念。《尚书·多方》说：“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意思是说，虽然是圣人，如果无念于善，则为狂人，即愚昧无知之人；如果是愚昧无知之人，能念于善，则为圣人，人的一念之差，可以惟圣，也可以惟狂。因此，周公要求贵族们“康乃心，顾乃德”（《尚书·康诰》），即把心安定下来，考虑是否符合道德。这也是一个修身的问题。
再次，要谦虚。周公对儿子伯禽说：“吾闻德行宽裕，守之以恭者荣；土地广大，守之以俭者安；禄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贵；人众兵强，守之以畏者胜；聪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闻强记，守之以浅者智。夫此六者，皆谦德也。”（《韩诗外传》卷三）他总结历史教训，进一步向伯禽说：“不谦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纣是也，可不慎欤！”只要按谦德去做，好处是“大足以守其天下，中足以守其国家，近足以守其身”（《韩诗外传》卷三）。
最后，要自省、自责。在《尚书·无逸》中，周公劝诫成王如何对待百姓的怨詈问题。他说：“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意思是说，这四位圣明君主，有人告诉他们“小人怨您骂您”时，他们则认真检查自己的行为；有人指出他们的过失时，他们说：“这是我的过失。”不敢发怒，而且很愿意听到这样的话。周公认为四位之所以是明君，就是因为他们都自省、自责。
周公十分重视修身，而且自己身体力行，从各方面起模范作用。在《尚书·康诰》中说：“今惟民不静，未戾厥心，迪屡未同，爽惟天其罚殛我，我其不怨厥。”大意是现在老百姓不安定，他们的心还没有定下来，虽然我屡次引导他们，至今还未融洽。这是上天的惩罚，我是不怨恨的。表现了周公自省、自责的精神。
周公的修身还表现在礼贤下士等许多方面。《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周公为了礼贤下士，常常是洗一回发，三次来不及整梳，吃顿饭，三次从口中吐出来，赶忙去接待贤人。《孟子·离娄下》篇在谈到周公向明君学习的情景时说：“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荀子·儒效》篇也赞颂周公说：“周公其盛乎！身贵而愈恭，家畜而愈俭，胜敌而愈戒。”可见，周公平时对自己要求是很严格的。
总之，周公是十分注重修身的，尽管其修身的目的是为周朝奴隶主贵族统治服务的，但这种注重自身品德修养的精神，对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值得借鉴的意义。
三、周公是儒家真正的祖先
以上可以看出，周公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文化特别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思想影响很大。如果说，孔子是中国春秋时期儒家伦理思想的集大成者的话，那么，他的源头就应在周公那里。当然，孔子不是简单地继承了周公的伦理思想，而是结合当时春秋战国时代的实际情况，做了重大的创新与发展。
这点，从孔子《论语》中可以看到。《论语·述而》篇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意思是说：我衰老得多么厉害呀！我很久没有再梦见周公了。又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甚至称赞“周公之才之美”（《论语·泰伯》），“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在这里，孔子认为周公的才能和美质谁都比不上，周朝的道德简直是最高的道德了。因此，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一生为弘扬和发挥周公的伦理道德思想和恢复周礼而奔波。
第一，在德治方面，周公再三讲要“敬德”、“明德”，要“明德慎罚”，就是要实行“德治”。在他的各种诰词中，德字出现了54次。孔子在《论语·为政》篇，开口就是“为政以德”。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整个《论语》从头至尾都贯彻着周公的德治思想，德字出现了38次。周公认为要搞好德治，统治者就必须保民、勤政、用贤、以身作则等。孔子发展了周公的这些思想，认为道德的核心就是仁，《论语·颜渊》篇说仁者，“爱人”。又说：“克己复礼为仁。”并提出要从各方面爱民、富民、教民。至于统治者本身更应起表率作用，“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要正人，必先正己。在《论语·子路》篇中孔子明确提出要“举贤才”。
第二，孝悌等其他德目方面，周公在《尚书·康诰》中不仅讲到孝，而且认为父子兄弟的伦理关系是双向的，不仅子要孝，父也要慈，弟要恭，兄也要友，而且对祖先要“追孝”、“享孝”等等。孔子根据春秋时期社会大动荡的形势，把孝悌提到“犯上”“作乱”的高度。他在《论语·学而》篇中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就是为人之本，人们有了孝悌这种品德，犯上作乱的人就很少了。孔子认为，遵守孝道，就要赡养父母，而且要特别尊敬，“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意即不尊敬父母与喂养犬马还有什么区别。同时，对父母的疾病和年寿也要操心，对死去的父母要送终、祭祀。“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
第三，在礼方面，周公“制礼作乐”，制订了一整套周礼。到了孔子时代，面临着“礼崩乐坏”，孔子不仅大肆宣扬周公的礼乐，而且对礼进行新的论证和诠释。《论语》一书中礼字就出现了74次，可见他对礼是多么的重视。他把礼提到治国的高度。《论语·先进》篇说：“为国以礼”。《论语·为政》篇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只要“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语·子路》）。“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在孔子看来，只要善于运用礼，就能很好地驾驭老百姓，巩固奴隶主国家政权。为此，他要求人们从语言到行动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当然，孔子的“礼”中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如“恭敬于礼”，“礼之用，和为贵”，“礼让为国”等，直到今天，也有它的值得弘扬的价值。
第四，在道德教育和修养方面，对于周公的德教论和修养论，孔子不仅在内涵上，而且在具体方法上都做了极大的发展。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士、君子和圣人。教育内容上包括四个方面，《论语·述而》篇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意思是，教学生的目标在于“道”，根据在“德”，依靠在“仁”，而游憩于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中。另外，他主张学思并重、因材施教、以约取博，以及道德修养上的自省、自克、自讼、自戒、求诸己，以及身体力行等思想，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他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等思想，至今仍可作我们修身的座右铭。
周公的伦理思想不仅对于孔子产生了重大而直接的影响，对孔子以后的孟子、荀子、朱熹等人也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孟子的以仁政“得民心”的思想、“申之以孝悌之义”的思想、反身内省的思想等，都和周公有关。《孟子》一书直接讲到周公的地方就有18次。他在《孟子·离娄下》篇中称赞周公说：“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意思是周公才学很高，还学习夏、商、周三代的君王，实践禹、汤、文王、武王的勋业；如果与当前的情况不符合，他就夜以继日抬头思考；想通了，坐着等待天亮马上去实行。荀子隆礼重法等思想也直接源于周公。《荀子·成相》篇说：“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
周公的伦理思想特别是他的政治道德思想，对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儒家伦理思想影响是很大的。没有周公的政治伦理思想，就很难想象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思想是个什么样子。孔子是大圣人，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是，他的思想源头却在周公那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周公思想的影响力不能仅仅局限在伦理思想方面，而应该把他的思想放在整个中国文明史上来进行评价。这里仅举几位先生的评价。
杨向奎先生在谈到周公时曾写道：“没有周公不会有武王灭殷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11]
陈来先生这样评价周公，他说：“周公是一个真正的克里斯玛人物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思想家，不仅经他之手而奠定了西周的制度，而且构造了西周的政治文化。我们知道，周公的个人魅力、他所开创的事业以及他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数百年后的另一个伟人——孔子，周公所遗留的政治、文化遗产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源。孔子之后的1500年间，中国文化一直以‘周孔’并称，既表明周公与孔子一脉相承的联系，又充分显示出周公享有的重要文化地位。”[12]
刘起釪先生说：“孔子之学全部与《尚书》有关。他的学说的主干，就是承自周公的四项遗教，完全是从《尚书》篇章中周公的各篇诰词中学得的。”[13]
我通过上面反复的引证，无非是想说明周公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中国第一位伦理学家。同时也是想提醒人们在当前国内外学者热烈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及孔子思想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早孔子500年前且给孔子思想以巨大影响的周公。孔子的思想是伟大的，作为其思想源头的周公之思想同样也是伟大的。我们如果注意了对周公思想的研究，也许会对孔子思想、对中国儒家伦理思想，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研究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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