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变局与国家安全学
刘江永
[内容提要]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大变局的特点之一，是各国面临的安全挑战更加复杂。传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非传统安全威胁明显上升。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正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心的两大问题。未来国际格局演变的方向将是“多元一体”，即“人类命运共同体”,而非两极或多极争霸。习近平国家安全思想对中国国家安全学的建立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国家安全”一词最早产生于中国。中国的国家安全学应在继承与创新中为本国安全与人类安全做出贡献。
[关 键 词] 世界大变局 国家安全学 时代主题 国际格局 习近平国家安全思想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中国提出总体全观和可持续安全观五周年。(1)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同年5月21日，习近平在上海举行的亚信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首次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 70年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在世界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2018年中国教育部首次决定建立“国家安全学”。国家安全学与传统的军事学、战略学相关，但又有其独立性。它既包括相关科学技术与硬件软件研发，也包括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它不仅涉及传统安全中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也包括非传统安全等军事学、战略学以外的国家安全议题。(2) 笔者从2003年起在清华大学开设《国家安全概论》的本科生课程，并一直关注和研究可持续安全理论与实践问题。笔者关于“可持续安全”概念的论述，首次发表在《亚非纵横》2004年第1期的《关于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战略设想》一文中；关于共同、综合、合作、持久安全的“可持续安全战略”的思考，首次发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的《论“可持续安全战略”的构建》一文。
在当今世界大变局的背景下，作为一级学科的中国国家安全学的诞生具有特殊意义，也引发了笔者对相关问题的重新思考。(3) 参见刘江永：《世界大变局与中国的国际战略》，《当代世界》2016年第12期。 本文着重从国际格局发展变化、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习近平国家安全思想、国家安全哲学思维，以及未来中国发展方向等角度，审视世界大变局与中国国家安全学需要探讨的一些重要问题，抛砖引玉，以利促进中国国家安全学的建设和发展。
一、世界大变局中的国际格局演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要深入分析世界转型过渡期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我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统筹谋划和推进对外工作；既要把握世界多极化加速推进的大势，又要重视大国关系深入调整的态势；既要把握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大势，又要重视世界经济格局深刻演变的动向；既要把握国际环境总体稳定的大势，又要重视国际安全挑战错综复杂的局面。(4) 参见《习近平：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网，2018年6月23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8/0623/c1001-30078644.html[2019-10-15]。
319 Correlation between clusterin expression and recurrence of calcium oxalate kidney stone
百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的主要表现之一是国际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而审时度势塑造有利于世界可持续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新格局，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格局多极化，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和许多大国对国际形势的一种判断。伴随国际形势和世界各国的发展变化，这种所谓多极化的表现形式也在发生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国际战略目标，得到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认同。从国际关系体系角度讲，“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世界各国从“多元共存”走向“多元一体”的国际格局。总体来看，冷战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国际格局演变呈现以下特点。
(一)世界格局呈现“一超多元”，未来有可能出现“两超多元”并逐步走向“多元并存”或“多元一体”，即“人类命运共同体”
目前，美国仍然是世界公认的综合国力超群大国，中国是综合国力上升最快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据2015年美国农业部的报告预测，到2030年美国经济规模仍可保持世界第一，GDP将达24.8万亿美元，届时中国GDP将达22.2万亿美元；接近美国；印度将达6.6万亿美元，居第三位；日本为6万亿美元，降为第四位。(5)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Macroeconomic Forecast for 2030”,2015. 彭博社报道：《2030年全球20大经济体预测美中印居前三》，2015年4月12日。 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报告预测，2030年将出现“权力扩散趋势”。中国很可能在2030年之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除中国、印度、巴西以外，哥伦比亚、印尼、尼日利亚、南非和土耳其等地区大国的实力与影响将上升，而欧洲、日本、俄罗斯等经济体将下落。(6) 参见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编：《全球趋势2030：变换的世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译，北京：时事出版社，2013年，第4页。 除了对俄罗斯经济增长预测的评估以外，上述观点似乎也得到了俄罗斯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IMEMO)预测数据的印证(参见表1)。
染色体是遗传信息的载体，对生物繁殖和遗传信息的传递具有重要意义。核型体现了染色体水平的整体特征，通过对染色体核型进行分析，可确定与其他物种亲缘关系的远近，揭示遗传进化的过程和机制［1］。对蔬菜植物进行核型分析研究，不仅可获得大量的关于蔬菜作物染色体方面的基础信息，对蔬菜遗传育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染色体资料对染色体基因定位、原位杂交和DNA序列的研究等都将起到重要作用。本研究根据已有的文献报道，对国内蔬菜植物染色体核型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概述，以期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帮助。
表1 2021—2035世界经济的增长预测(按2014年美元平均汇率计算) (%)
注: 表中数据第一行是2021—2030年预测数据；第二行是2031—2035年预测数据。
材料来源：根据俄罗斯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预测数据整理。参见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登金主编：《2035年的世界预测》，杨成、华盾译，北京：时事出版社，2019年，第121页。
从经济发展趋势看，未来10—20年，与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相比，美国作为“一超”地位将趋于下降，但相对欧洲、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则有可能处于上升趋势。世界格局中新兴经济体在崛起，多种行为体所形成的多元力量在发展。在大国力量对比中，美国经济、金融、科技、军事等综合实力仍将保持“一超”，作为“多强”的各大力量中心的发展则不平衡，发达国家地位将相对下降，而发展中大国实力将上升。国际关系格局仍留有深刻的历史烙印，但新的权力分配与国际关系的分化组合仍在进行。
论证由主张、证据以及联系主张和证据的推理构成。科学教育中的论证指使用推理、理论观点和经验证据来辩护知识主张的过程，或者是不同个体之间的辩论过程。在科学课堂引入论证探究式教学是指师生之间和生生之间围绕某一论题，利用实验活动等科学方法进行收集证据，运用一定的论证方式，判断、解释、评价自己及他人的证据与论题之间的相关联系并以此促进相互间的思维碰撞与共享，进而达成可普遍接受结论的活动过程[2]。
俄罗斯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报告则认为，未来20年的国际格局可能出现四种前景：一是相对均衡的多极模式，各大力量竞争与合作并存；二是多极鼎立模式，俄罗斯与西方军备竞赛加剧，对抗增强，而中、印等国则与美国及其盟国开展多边合作；三是新型两极化对抗，中美对立引发世界主要国家重新调整站队；四是广泛合作模式，俄罗斯与美国、中国、印度及其他国家开展广泛的政治经济合作。其中，最可能出现的是第二种前景(俄罗斯与北约对抗)，对俄最不利；其次是第一种模式(新型多极化)，将始于未来十年的初期或中期，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将降温；然后可能出现的是第三种前景(新型两极化)；如果俄罗斯和北约在对抗期能避免冲突与战争，则可能在21世纪20年代中期后出现第四种可能。上述第二、三种前景将带来国际关系的紧张，而第一、四种前景(多极化与无霸主的一体化)则是最为理想的。如果第一种前景的过渡期在20年以内，则可能转型为第四种前景。
比较上述美俄两国最具权威性战略研究预测报告，可以看出美方预测中的第二种前景与俄方预测中的第一种或四种前景比较接近，而且美俄双方都认为，这种国际格局前景最为理想(参见表2)。这与笔者约十年前预测未来国际格局将从“多元共存”走向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元一体”(9) 参见刘江永：《国际格局演变与未来的中美日关系》，《日本学刊》2010年第1期。 ，即目前中国谋求建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前景基本一致。当然，这种国际格局前景不会自然而然地形成，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去塑造和构建。
表2 2035年可能出现的国际格局前景预测
材料来源：笔者根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俄罗斯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报告整理。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对未来国际格局也有自己的看法和忧虑。例如，笔者2019年10月21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第九届香山论坛大会，便听到东盟副秘书长黄英俊发表的看法。他指出，未来世界可能会出现“大断裂”，分成两个对立的世界，不仅是军事联盟，而且包括贸易联盟、基础设施标准、电讯标准等国际规则方面，两大势力相互脱钩断裂，迫使中小国家从中做选择，这是最糟糕的。东盟希望以东盟为中心建立多元合作的国际体系。马来西亚副国防部长刘振东认为，世界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口。冷战后美国的单极世界已不存在。希望中国不要把世界看成“中美两极论”，而要从东盟等中小国家的角度看问题。中国的亚洲邻国都是兄弟姐妹，越是有人说“中美两极论”，中国就越应该努力打破这种“两极论”。我们不愿看到中美对抗，也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希望中国能看到和重视中小国家的利益与作用。从这些有代表性的发言中，可以发现中小国家希望未来的国际格局前景，实际上与上述美俄两国战略分析师理性的预测与价值判断并无多少差异。
国际格局，也被称为国际关系体系的架构。因此，关于国际格局概念的使用，也应该从系统分析的角度进一步细化。国际格局至少涵盖四个层次：(1)包括全球范围所有行为体的世界格局；(2)包括主要强国在内的大国关系格局；(3)以某些大国相互作用为主的世界某一地区格局；(4)以中小国家为主构成的次区域格局。另外，国际格局还表现在不同的五大领域：(1)军事安全；(2)政治外交；(3)经济贸易；(4)国际金融；(5)科学技术。国际格局是上述四个层次空间角色与五大领域的力量对比相互交织，构成相对稳定的国际关系体系。
中美两国领导人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各自的外交政策及国际格局演变趋势。中国的国际战略目标，将是致力于构建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这一目标，与上述美俄战略研究预测中的最佳前景及东盟国家的战略意愿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如果这一目标能得到世界多数国家认同，伴随国际关系利益的彼此交织与相互依存，未来就可能出现“多元共存”“多元一体”，即多元并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另外，世界格局中的多元力量也在发展。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地区组织使中小国家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增大。作为多元力量的组成部分，一些非国家、非政府行为体迅速发展，影响不容低估。例如，在全球化浪潮中世界五百强等大跨国公司和企业，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或政府的政策偏好。伴随网络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跨国影响也会空前增大。它们不是国家或政府，但比某些国家和政府的影响力大得多。
当前，在传统国际关系格局中，美俄对抗明显加剧。2019年美国宣布退出1987年美苏签署的“中导条约”，与俄罗斯展开新一轮军备竞赛及围绕欧洲的地缘战略争夺。与此同时，中美矛盾上升，美国在经贸、科技领域对中国大力施压，在东海、台海和南海制造麻烦，并宣称将在亚洲部署中导。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北京香山论坛明确指出，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的动因，就是企图遏制俄中两国的威慑力。美国及其盟国的这种地缘战略挤压，必然增强中俄两国的战略合作凝聚力。2019年10月初，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中“将在航天、军事技术等领域进一步开展合作。我们将帮助中国建造导弹预警系统，这将从根本上提高中国的国防能力，因为目前只有美国和俄罗斯拥有这种系统”(10) 参见《普京：俄罗斯正胁助中国建造导弹预警系统》，环球网，2019年10月4日，http://news. ifeng.com/c/7qUbBGAyGrw[2019-10-10]。 。
战后以来，传统国际战略格局主要是由大国力量对比、相互关系、战略走向所决定的，其表现形式有对抗、冷战、竞争、合作。但是，世界格局中还有许多中小国家，它们并非“多极”或“多强”中的一员，除了联合自强以外，中小国家不可能单独成为世界中的“一极”。因此，无论怎样用“多极化”来解释或描述世界格局，实际上都不可能出现所有国家都成为独立一极的所谓“多极世界”。说到底，中国、俄罗斯、欧盟所谓的“多极化”，主要是相对美国而言世界其他力量中心发展壮大的趋势，以及中小国家联合自强发挥作用的问题。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浙江省地方高校的在校本科生。由于影响大学生考研的因素较为复杂，主要涉及社会、学校、家庭、个人等几大类因素，﹝1﹞笔者通过文献法、访谈法、问卷法对浙江省地方高校本科生的考研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测，发现影响较为明显的是专业满意情况、本科成绩、家庭支持、对学历的认同感等因素，因此，笔者修订了《浙江省地方高校大学生考研影响因素的问卷调查》，重点考察以上几个因素对本科生考研行为的影响。
判断未来国际格局演变趋势，不仅要看各国实力地位的变化，更要看引起实力变化和国家战略走向的国家模式的性质。由于中国的国家模式不像当年的苏联那样与美全球争霸，而是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相互尊重，中美不搞对抗，合作共赢，所以未来中美关系的基调有可能是“竞争共存”，而非你死我活。尽管美国视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并千方百计阻挠中国前进的步伐，但未来2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将是不足为奇的。届时，世界上可能出现中美两个“超群大国”，但未必是“中美两极对抗”。世界格局可能从目前的“一超多元”结构，朝着“两超多元”方向发展；大国力量对比则可能出现“两超多强”。伴随新兴国家群体崛起，未来国际关系力量对比有可能进一步向相对均衡化与伙伴化方向发展。
迄今，对于上述四个层次、五大领域的综合性、系统性、全局性的国际格局演变与预测的分析并不多见。在国际格局中，上述世界格局与大国关系格局是交叉概念，而非同一概念，但有时往往会被研究者混淆。一谈到世界格局，就有人习惯地说“一极”、“两极”或“多极”，把大国关系中的“一超多强”结构也说成是世界格局。从严格意义上讲，世界格局的概念涵盖大国关系格局，大国关系格局是世界格局的核心，但不是全部。
在不远的未来，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AI)会迅速融入世界主要国家的武器作战平台，包括无人机与核生化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合，会否导致国家军事行动的“恐袭化”，以及国际恐怖组织的“科技化”“智能化”等，都将带来新的安全威胁。未来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部分界限，可能变得更加“模糊化”“交叉化”。在军事科技发展方面，美国仍将是领头羊，而其他各国会急起直追。在这种竞争中，人工智能武器系统会否对制造者本身构成安全威胁，出现“安全异化”，值得关注。当今世界，军事科技的迅猛发展与社会科学领域有关国际安全、国家安全学的创新和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突出。不仅战后的国际法体系、裁军与军控体系需要维持和重新巩固，而且国际社会亟需共同探讨研究新的相关国际法规，防止人类在高科技武器的追求中坠入自我毁灭的陷阱。中国国家安全学的建设与发展，将有利于解决这方面的矛盾。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作为可持续安全四原则将显得更为重要。
(二)“非传统国际格局”的出现将促使各国安全合作，但传统国际格局中的较量仍起主导作用
所谓“非传统国际格局”，其特点是在主权国家之间形成的传统国际格局之外，国际恐怖组织、极端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与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展开的殊死较量。21世纪以来，国际恐怖组织、极端势力等非国家、非政府行为体，已成为影响国际体系变化的新要素而不可忽视。国际恐怖组织以信息网络为物质基础，以宗教极端意识形态作为精神动力，以恐怖暴力活动为手段，形成网络化的“隐形一极”。在这种“非传统国际格局”的两极对抗中，没有合作与冷战、宣战与媾和，只有无休止的恐怖袭击与反恐热战。
2003年以来的冲突主要集中在美国及其北约盟国、中东、南亚地区，而东亚地区则相对稳定。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东亚地区美国的盟国没有直接卷入或参与冷战后美国发动的多场局部战争。“9·11”事件曾迫使美国修订国家安全政策，重建国家安全体系。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并于2011年消灭了本·拉登，2019年10月又消灭了“伊斯兰国”(IS)头目巴格达迪。今后，即使基地组织、IS被消灭，但还可能出现新的恐怖极端组织或行为，冤冤相报，对某些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冲击。2014年9月19日，法国加入美国空袭伊拉克境内的IS。2015年11月13日，法国巴黎市中心发生多起枪击爆炸事件，逾百人死亡。三天后，时任法国总统奥朗德宣布，法国处于战争状态，将继续对叙利亚的IS进行军事打击。(11) 参见《法国总统参众两院讲话 宣布进入战争状态》，环球网，2015年11月16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JRy8W[2019-10-10]。 与此同时，应叙利亚巴沙尔政府的邀请，俄罗斯也参与了打击叙利亚境内IS的军事行动并发挥了重要作用。2018年10月，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亚历山大·福明指出：“恐怖主义的威胁具有全球性质，没有一个国家能都独善其身……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尼、菲律宾、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利比亚、索马里、加拿大、比利时、法国的恐怖袭击事件都证明了这一点……恐怖组织遍布世界各国。他们高速完善物质基础，其中一些组织已经具有国家特征。他们是军事化组织，并拥有统一的系统。当代恐怖主义已经成为一宗有利可图、遍及全球的生意，还拥有发达的劳务市场和周转资金。……大规模的地缘政治动荡，实际上是直接军事入侵与颜色革命造成的结果。”(12) 参见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打造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新兴安全伙伴关系——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发言辑录》，2018年11月，第38、39页。 他警告说，“伊斯兰国”在中东、东南亚、南亚和非洲已建立起广泛的分支机构。无人机正成为恐怖袭击的重要武器。
2001年“9·11”事件以来，截至2018年9月，全球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遭受过恐怖袭击，共发生15800余起重大恐袭事件，造成22万人伤亡。(13) 同上书，第50页。 近年来，国际恐怖势力在叙利亚溃败后，像被捅掉巢穴的马蜂一样四处乱飞，分散到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非洲、欧洲等地，导致国际恐怖组织泛滥的空间迅速扩大，“隐形的一极”开始分散化。
“非传统国际格局”的出现，使得传统国际格局中相互对抗的国家之间也可找到需要合作的共同安全利益。例如，共同打击海盗、反恐、取缔毒品走私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互利合作。在这种“非传统国际格局”中，中国未被卷入矛盾的漩涡。中国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符合国际体系的这种新变化和各国安全利益需求，有利于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安全理论框架，从而影响各国的安全政策取向。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司令员王宁上将2018年10月表示：“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中国武警部队在习近平主席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战略思想引导下，愿与世界各国同行一道，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在深化反恐情报交流、完善多边反恐合作机制、加强地区反恐能力建设、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务实合作，为人类安全贡献力量。”(14) 同上书，第52页。
就中美关系而言，在传统国际格局中的中美矛盾有所上升，但在非传统国际格局中的中美合作与协调的共同安全利益依然存在。当美国战略注意力集中于传统国际格局竞争，即大国战略博弈时，中国便最容易成为美国制衡的对手；当美国战略注意力更多地转向非传统国际格局时，美国同中、俄等国的关系就可能相对缓解，甚至产生安全合作的需求与可能。这种情况在2001年“9·11”事件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都曾出现过。美国从中获益并认识到：“国家是国际舞台的主要行为体，但能力越来越强大的非国家行为体也在威胁着安全环境。恐怖分子、跨国犯罪组织、网络黑客以及其他一些恶意非国家行为体利用大规模破坏能力已经改变了一些全球事务。这其中也有好的一面。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的伙伴也超出了国家范畴：多边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和有战略影响的人为相互协作与伙伴关系提供了机会。”(15)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遗憾的是，美国当政者并未由于在“非传统国际格局”中的安全利益需求而放弃在传统国际格局中维护世界主宰地位的欲望和行动。奥巴马政府执政后期于2010年起提出“重返亚洲”“亚太再平衡”战略，实质上是从非传统格局的安全关切转而重新聚焦于传统国际格局的角逐，导致奥巴马时期的中美关系“高开低走”。特朗普总统执政后，又提出“美国优先”，在经贸、科技、金融等各领域钳制中国。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宣称，美国国防战略将从“战胜国际恐怖主义”改为“在大国间角逐中获胜”，认为“国家间的战略竞争现在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而非恐怖主义”并把中、俄作为“战略对手”。(16)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这必将造成美国与中、俄关系中对抗性增强，是不明智的战略决策。
美国的这种战略调整引起的大国关系紧张，令许多国家感到难以认同甚至不满。2018年10月东盟外长扩大会议签署了《关于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威胁的联合声明》，表明东盟认为恐怖主义威胁仍处于中心位置。2019年10月,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莫哈末·沙布指出：“不幸的是，全球的现实情况是，‘9·11’期间形成的团结已经被抛到脑后。统一战线被区域性议程和个别议程所取代。各国关注的焦点被领土、资源和对战略通道的控制等冲突分散了。”结果，恐怖组织得到喘息，卷土重来,“马来西亚渴望全球共同反恐局面的回归”。(17) 参见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打造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新兴安全伙伴关系——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发言辑录》，2018年11月，第42、44页。
(三)世界大变局中的离心力和向心力同时加强，离心力将导致国际社会碎片化，而向心力将有利于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所谓离心力，主要表现在战后欧洲一体化进程受挫，英国“脱欧”，北约组织内部矛盾凸显，美国对包括盟友土耳其在内的一些国家发动贸易战、金融战，加剧了西方内部的离心力。如果马其顿、格鲁吉亚、乌克兰加入北约，表面上看会增强北约的实力，扩大北约的地缘战略版图，而实质上必将增大北约国家与俄罗斯的离心力与对抗性，有可能导致欧亚大陆未来局势更为剧烈的动荡。
杭州画院现任执行院长张子翔说：“打造美术重镇，弘扬先进文化，配合中心工作，服务社会公益。在当下中国画院整体的发展态势中，杭州画院负载着人们对杭州文化发展的期待。”
导致世界离心力上升的根源在于，冷战后来自美国单边主义和“暴力多边主义”对二战后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的国际秩序造成严重冲击。例如，1999年美国为首的北约，严重破坏《联合国宪章》，实施“暴力多边主义”，发动科索沃战争，入侵南联盟。2018年10月，塞尔维亚共和国国防部长亚历山大·武林指出：“这导致世界动荡不堪，满目疮痍。从支离破碎的南斯拉夫到中东、亚洲、非洲那些被完全摧毁或长期遭受蹂躏且几乎无法正常运转的国家。欧洲所面临的大多数安全威胁都是单极世界造成的后果。单极世界既不需要评估行动的后果，也不需要严守国际法，甚至不需要道德规范。单极世界只需要为残暴的武力找到借口。”(18) 参见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打造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新兴安全伙伴关系——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发言辑录》，2018年11月，第33页。 这与笔者2010年有关“单极格局”并不稳定，国际格局严重失衡容易引发战争的预测相吻合。(19) 参见刘江永：《国际格局演变与未来的中美日关系》，《日本学刊》2010年第1期，第9、10页。
邓小平当年曾提出，和平的问题主要指东西方问题，发展主要是南北问题。冷战后30年来，原有的东西方关系不复存在，而美俄之间军事与地缘战略对抗依旧。21世纪以来，非传统安全因素明显上升，导致和平状态下的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日趋复杂。关于安全问题的复杂性，习近平指出：“既有热点敏感问题，又有民族宗教矛盾、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安全、网络安全、能源资源安全、重大自然灾害等带来的挑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安全问题的内涵和外延都在进一步拓展。”(22)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
总之，在磁性理念引导下的护理人员具有较高的组织忠诚度及主人翁意识，工作满意度，职业幸福感，较强的队伍凝聚力，维持了护理队伍的稳定性。磁性医院能够有效降低患者病死率，预防并发症，改善患者安全和护理质量，提高患者满意度，建立良好的工作环境。因此，磁性文化的推广对我们提升临床护理人员专业能力、构建安全医疗服务环境提供了开阔思维和理论依据，为临床护理管理工作开拓了视野，为深入持续开展优质护理服务提供更多创新性方案。
同时，我们看到，传统地缘战略思维是亚太地区合作离心力的病根。在中国周边地区，贸易往来、经济合作的向心力，促使各国同中国关系的密切与加强，而域外势力利用领土及海洋权益矛盾在安全领域发难，则会导致一些国家同中国之间离心力增大。中日韩三国之间经济互补与共同利益的向心力始终存在，而日本在历史、领土问题上同中、韩两国的矛盾及美国的牵制则导致相互之间离心力上升，使中日韩自贸区、东北亚地区的“一带一路”建设受到制约。
国际格局中离心力与向心力在相互激荡、相互对冲、相互转化，有挑战也有机遇，中国要做国际安全与发展向心力的动力源。2018年中国举办首届进口博览会，2019年主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主办首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就是要增强中外关系中合作的向心力、凝聚力，减少和化解对抗的离心力、摩擦力，营造和平和谐、开放祥和、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新局面。中国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增强世界各国围绕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安全形成向心力，促进世界各国团结合作，共享共赢，使未来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与和谐。
二、时代主题与国家安全学的构建
当今世界，虽然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但局部战争与冲突从未间断，还远谈不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战争与和平问题仍然是传统安全领域的核心问题。尽管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较低；国家尚未实现完全统一，仍面临分裂势力的挑战；保卫中国领土、海疆的任务依然艰巨；周边安全威胁因素此消彼长。
(一)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当今世界两大问题是和平与发展并高度重视中国的国家安全
在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判断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中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这一战略判断，使中国可以一心一意集中精力谋发展。邓小平1985年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经济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20)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
1989年，当邓小平的目光转向中国国内时，他特别强调，“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也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丢掉”，“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只要有利于中国稳定的就是好事”。(21) 同上书，第347、284、313页。
这些至理名言，论述了中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问题，不仅在当时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构成当下中国国家安全学的核心思想之一。邓小平关于时代主题的判断，经受住了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但也需要与时俱进。这是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不同时代往往有不同的时代主题。在世界迎来百年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的今天，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二)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在世界大变局中时代主题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与此同时，世界的向心力也在发展。例如，国家间关系的伙伴化趋势明显发展。中国“结伴不结盟”的做法符合当今世界潮流。伴随共建“一带一路”务实合作的展开，中国的“国际关系伙伴化”程度和质量不断提高，朋友圈持续扩大。迄今，中国已累计同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增强，既造成了世界主要国家对美国的离心力，也可能刺激或促成美国以外世界各国的自由贸易体系与规则的重建。多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向心力，无论是在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方面都在发展。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日本等11国参与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于2018年底生效。日本与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于2019年2月1日生效，东盟发起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也呼之欲出。
Although prior investigators had studied about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NLR in malignancy, there was no study about the CRP-to-albumin ratio in PC. The present study showed that both NLR and CRP-to-albumin ratio can be useful and easy biomarkers to predict the response and outcome of PC.
非传统安全因素与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使安全问题超出或者说涵盖了和平问题。信息科技的发展，既给人们带来极大的便利，也产生了新的网络安全隐患，信息网络安全日益突出；民族宗教冲突、局部战乱导致难民潮泛滥，激活了一些国家的民粹主义，冤冤相报；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危害损及世界各国；打击走私贩毒、反海盗以及防止大规模跨国传染病流行等，需要跨国合作。
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经历了金融海啸、债务危机，经济增速落后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需谋发展；其国内贫富差距拉大、阶级矛盾引发国内动荡，也需求稳定。美国虽保持着世界第一军事大国、经济大国、金融大国的强者地位，但在民品生产与国际贸易方面则处于相对弱者的地位，试图以自身的强势地位和单边主义做法去挽救这种弱势缺陷，从而导致世界秩序的紊乱，伤害别国的经济安全。在全球范围内，安全与发展相互交织又彼此影响，相辅相成又彼此制约。在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情况下，国家安全与建设、国际安全与发展，必然成为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和政府治国理政的两大要务。事实上，各国政府都努力在安全中求发展，在发展中谋安全。
正因如此，21世纪以来，几乎所有的国际峰会都不是世界和平峰会，而出现了“网络安全”“核安全”等国际安全峰会及高层安全论坛。有的高层论坛虽然冠以“和平论坛”之名，而讨论的主要议题还是越来越广泛而复杂的安全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1世纪以来中国有关国家安全学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例如，金钿等编著的《国家安全论》、国际关系学院刘跃进主编的《国家安全学》、国防大学刘静波主编的《21世纪初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河南理工大学夏保成和刘凤仙撰写的《国家安全论》、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编撰的《国际战略形势与中国国家安全》、同济大学夏立平撰写的《中国国家安全与地缘政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胜湘等所撰《国家安全理论、体制与战略》、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刘江永撰写的《可持续安全论》等，都为中国国家安全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和学术积累。(23) 参见金钿等编著：《国家安全论》，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刘跃进主编：《国家安全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刘静波主编：《21世纪初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年；夏保成、刘凤仙：《国家安全论》，长春：长春出版社，2008年；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编：《国际战略形势与中国国家安全(2011/2012)》，北京：时事出版社，2012年；夏立平：《中国国家安全与地缘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刘胜湘等：《国家安全理论、体制与战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刘江永：《可持续安全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
选取我院50名护理人员作为本次研究主体，时间为2016年1月—2018年1月，根据护理人员到院工作时间的奇偶性将全部护理人员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各25名），对照组护理人员采用常规方式进行培训，实验组护理人员采用循证护理培训。实验组护理人员中，年龄在22～32岁，平均年龄为（26.58±3.25）岁，对照组护理人员中，年龄在21～31岁，平均年龄为（25.99±4.13）岁，两组护理人员上述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纳入标准：（1）工作时间不超过1年；（2）患者年龄不超过30岁；（3）均自愿加入本实验。
在上述著述中，既有对中国政府关于国家安全相关概念、政策、内容的阐释，也有对国际安全战略形势的评估及中国应对之道的探索，还有对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理论、方法研究的创新成果。其中，包括运用系统思维和方法，对国家安全所涉及的内容、领域、体制机制，以及各种要素之间的关联与相互影响等进行的研究和分析(见图1)。
2019年10月31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明确提出，要“准确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力抓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全会强调，要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完善国家安全体系。(24)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国政府网，2019年10月31日，http://www.gov.cn/xinwen/2019-10/31/content_5447245.htm[2019-10-31]。
图 1总体国家安全系统图
资料来源：https://baike.sogou.com/v10517068.htm?fromTitle[2019-10-10]。
(三)包括和平在内的安全问题已成为当今时代主题之一，呼唤建立国家安全学系统理论与完善国家安全治理体系
与和平问题相比，安全议题的设置具有更大的涵盖面、普遍性、针对性和专业性。安全的底线是和平，既包括维护地区和全球和平的问题，也包括和平状态下安全的问题。进而言之，安全的概念可以包括和平，而和平的概念则难以涵盖安全。国际上有人提倡“可持续和平”，这只不过是中国人过去常说的“持久和平”的另一种表述。其固然具有其积极意义，但持久和平并不等于持久安全。由于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增多并上升，即便在长期和平的环境下，人们的安全仍然可能受到威胁。“可持续和平”概念，没有回答如何防范和应对和平状态下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问题。
2014年以来，中国政府首倡的可持续安全观，涵盖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大领域、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两个安全大局，因而更加符合时代的要求，堪称当代的科学安全观。从客观上看，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两大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也需要有两大支柱支撑：一是建立全球安全共同体，谋求人类的可持续安全；二是建立世界发展共同体，争取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这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唐代诗人杜甫有言：“安危须仗出群才。”(25) 李夏等编纂：《警语名句词典》，北京：长征出版社，1984年，第6页。 2018年4月13日，中国教育部宣布建立“国家安全学”，目的是为维护国家安全培养大批优秀人才。这既是世界主题变化使然，也反映出新时代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对于人才的需要。根据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意见》，中国要构建完善的国家安全教育内容体系。小学生应了解国家安全基本常识，增强爱国主义情感；中学生应掌握国家安全基础知识，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大学生应接受国家安全系统化学习训练，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感和能力。要推进国家安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统筹利用现有资源，鼓励支持各地遴选建设一批符合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的综合性教育实践基地、满足不同领域国家安全教育需求的专题性教育实践基地。要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师资队伍建设，重点培育和选拔一批国家安全教育教学名师，打造一支以专业教师为骨干、专兼结合的国家安全教育师资队伍，在各级教师培训计划中增加国家安全教育教学培训内容。(26) 参见《教育部印发意见 设立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新华网，2018年4月14日，http://www. 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4/14/c_1122680982.htm[2019-10-10]。
“我们试着为Carys拍摄了几张她身着gi 的照片（gi 是巴西柔术的传统道服，由短上衣和裤子组成），但我还是觉得她穿日常训练服的样子更有抓拍的感觉。”专家意见
三、习近平国家安全思想对国家安全学具有指导意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从第一代领导人开始一直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问题。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晚年考虑的头等大事是未来红色江山的安危问题。第二代领导人强调国家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1983年，中国政府在原有党和国家安全机构的基础上组建了国家安全部。1993年2月全国人大通过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2000年，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成立，时任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任组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中国在理论、机制、法治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新进展。习近平认为：“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证人们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27) 参见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编委会：《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页。 这一思想对中国国家安全学的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习近平国家安全思想是在当今中国国家安全实践中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反映出新时代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客观需要
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大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格外重视总体安全，涉及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社会、文化、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能安全等诸多领域，而不只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28)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人民网，2014年4月15日，http://www.people.com.cn/GB/n/2014/0415/c376514-24899793. html[2019-10-10]。
2014年1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2015年1月23日，中国出台了首个《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强调以总体安全观为指导，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和重大利益。同年7月1日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则体现了总体安全观和依法维安的国家安全方略。2016年由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牵头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编委会”出版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作为国家公务员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辅助材料。
与此同时，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在国际上首倡可持续安全观，为世界各国的国家安全提供了一种新思路。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在上海举行的第四次亚信峰会上首次代表中国政府提出，我们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习近平指出：“可持续，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29)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中国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56页。 这一新安全观得到与会各国代表的普遍认同，并写入当年的《上海宣言》。(30) 参见《习近平在亚信峰会作主旨发言(全文)》，人民网，2014年5月21日，http://world. people. com.cn/n/2014/0521/c1002-25046183.html[2019-10-10]。 其后，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9月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从此，中国倡导的可持续安全观已不仅仅局限于亚洲，而是具有全球意义。可持续安全观提出五年来，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正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之一。
(二)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包括坚持总体安全观和可持续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中国国家安全理论的最新成果，具有系统性、全面性与可持续性三大特征。(31) 参见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编委会：《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9—33页。 总体国家安全的可持续与可持续安全观的总体性是融会贯通，相辅相成的。所不同的是，中国领导人在国内场合主要强调总体安全；在国际场合则突出强调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因为前者主要是反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后者则对世界各国安全与国际安全具有普遍意义。
关于总体国家安全，十九大报告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3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政府网，2017年10月27日，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2019-10-10]。
其实，“国家安全”一词早在公元2世纪的中国汉代便已出现。据清华大学历史系学生李瑞昆查阅的史料文献，中国南朝时期(420—589年)史学家裴骃编撰的《史记集解》、隋唐时期史学家颜师古(581—645年)所著《汉书注》都有以下几乎同样的记载：中国东汉学者应劭(153—196年)曾曰“使人君去此心，则国家安全也”(39) 参见裴骃：《史记·卷八三·鲁仲连邹阳列传》、颜师古：《汉书·卷五一·贾邹枚路传》，劝学网，http://www.quanxue.cn/LS_ZhengShi/ShiJi/ShiJi83.html[2019-10-20]。 。这说明，国家安全概念和思想最早很可能产生于中国。“国家安全，天下泰平”之说，早在明朝之前便传入邻国日本。(40) 参见刘江永：《可持续安全论》前言，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
(三)中国共产党人在70年来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曲折前行，从国家安全角度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1853年，马克思认为，他的“新贡献在于证明了以下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34)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载《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63页。 。恩格斯指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35)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再版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28页。 ，无产阶级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就不再成其为国家了”(36) 恩格斯：《致奥·贝贝尔》，载《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25页。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可能知道100多年后世界上建立的国家究竟是什么样子。即便在当时的科幻小说里，也看不到“共享单车”“手机支付”，这是当代科技创新发展的结果。
为了提升管理的便捷性以及整体效率，可以将造林区科学分成多个小班。本文假设将造林区分成10个班，并促使其中的两个总面积为79亩的小班种植芒果、两个总面积为30亩的小班种植油梨、四个总面积为189亩的小班种植茂谷柑、一个总面积为49亩的小班种植梨、一个总面积为49亩的小班种植荔枝。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就传统安全而言，国家安全、民族危亡都带有明显的阶级性、民族性。新中国自成立之日起，根据本国国情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作为国家机器，必须维护政权稳定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粉碎各种敌对势力的颠覆、分裂、破坏活动，争取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原理，也是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任务，今后也要坚持。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不断加强国防力量，坚决维护领土主权完整，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另一方面，在和平环境下，与某些邻国之间存在的领土领海争议也需要妥善处理。邓小平生前为此提出了“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旨在避免引发国际冲突的新思路，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营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
关于未来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趋势，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报告认为，到2030年世界大变局可能有四种前景：一是“大停滞世界”，美欧等国的重点转向国内，全球化停摆；二是“大融合世界”，中美合作导致全世界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三是“大分化世界”，经济发展失衡与不平等成为主要特征；四是“非国家化世界”，非国家行为体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中扮演领导角色。与中国人的普遍期待一致，该报告作者也认为，上述第二种前景，即中美合作形成“大融合世界”是最有可能的最好前景。(7) 同上书，第173、180页。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版美国国防部报告认为：“中国将继续追求军事现代化，以便在近期取得印太地区的霸权，并在未来取代美国获得全球主导权。”尽管美国这种对于中国的偏见是根深蒂固的，但该报告仍强调：“本国防战略最深远的目标是，使中美两国间的军事关系走上一条透明、互不侵犯的道路。”(8)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当今世界大变局的时代本质特征之一，是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多种国家模式竞争与合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与15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相比，当代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新特点需要新理论加以概括。在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方面，除了传统的阶级性、民族性以外，出现了超越阶级性与民族性的灰色安全或共同安全领域。当今世界，非传统安全领域出现的某些安全威胁，便具有超越阶级性和民族性的特点，不同程度地涉及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共同安全利益，需要通过各国合作才能得到维护。例如，共同防止非典、埃博拉疫情等传染病跨境蔓延、打击国际恐怖活动及走私贩毒、应对气候变化危害等。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各国超越阶级和民族矛盾，谋求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其内在需要与现实可能。从更为长远的视野看，即马克思所预言的作为阶级的国家消亡了，但从人与自然及科技应用的关系角度看，人类社会仍然需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从理论上澄清这一点，有助于更加合理、全面解释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与建立人类安全共同体的一致性。
[3]靳相木等：《基于三维生态足迹模型扩展的土地承载力指数研究——以温州市为例》，《生态学报》2017年第9期。
四、中国国家安全学要在继承、创新中造福人类
中国国家安全学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可持续安全观为指导，服务于中国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中国的国家安全学既要从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思想汲取智慧，也要吸收世界各国相关方面的经验和长处，把握世界大变局的实质和时代变化趋势，从全球安全治理的角度观察思考问题。
(一)中国古代有丰富的国家安全思想，注重居安思危，有备无患
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思想和智慧，包含许多中国哲学与战略文化元素，是中国国家安全学的一座宝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据现有资料证明，“国家安全”概念和关键词最早产生于中国。长期以来，国际政治学界有人认为“国家安全”一词最早产生于美国学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943年所著《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提到的“National Security”。(37) Walter Lippmann, US Foreign Policy :Shield of the Republic , Pockets, New York, 1943.最近，也有人指出，是美国历史不之用爱德华·米德·厄尔于1940年一次演讲中率先提出“国家安全”的。参见：Dexter Fergie: The Strange Career of “National Security”，《参考消息》2019年10月30日。这是由于二战后各国的国际政治学者主要还是从美国引入“国家安全”概念所导致的。对此，中国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刘跃进指出，在上海创刊的《世界知识》杂志1936年所载张弼《德国废弃罗加诺公约与欧洲政局》一文中，就出现了“国家安全”一词。(38) 参见刘跃进：《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的创建历程与新思考》，《北京教育》2019年第4期，第13页。
关于可持续安全，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33) 同上。 。
2000多年前，中国便出现了有关国之安危的安全哲学思想。周朝出现的《周易》(也称《易经》)曾提出：“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可保也。”(41) 《易经·系辞下传》，周易天地网，http://www.64gua.com/yj/05.asp[2019-10-20]。 这是太极阴阳思想对国家安危问题所做的哲学诠释。
《庄子》提示人们“安危相易，祸福相生。”(42) 《庄子·则阳》，古诗文网，https://so.gushiwen.org/search.aspx?value[2019-10-20]。 兵书《吴子》曰：“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43) 《吴子 料敌第二》，诸子百家中国哲学电子书计划，https://ctext.org/wu-zi/zh?searchu[2019-10-20]。 春秋《左传》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44) 《左传·襄公传十一》，国学宝库网，http://www.confucianism.com.cn/detail.asp?id=23166[2019-10-20]。 ，“恃陋而不备，罪之大者也；备豫不虞，善之大者也”(45) 《左传·成功九年》，古诗文网，https://so.gushiwen.org/search.aspx[2019-10-20]。 。《荀子》道：“先事虑事，先患虑患。先患之患为之豫，豫则祸不生。”(46) 《荀子·大略》，古诗文网，https://so.gushiwen.org/search.aspx[2019-10-20]。 《战国策》告诫：“治之其未乱，为之其未有。”(47) 《战国策·楚策》，古诗文网，https://so.gushiwen.org/search.aspx[2019-10-20]。 汉代的《说苑》称：“谋先事则昌，事先谋则亡。”(48) 刘向：《说苑·说丛》，国学大师网，http://www.guoxuedashi.com/search/[2019-10-20]。 《汉书》指出：“安者非一日之安也，危者非一日之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49) 《汉书·贾谊·治安策》，古诗文网，https://so.gushiwen.org/search.aspx[2019-10-20]。 《司马法》强调：“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50) 《司马法·仁本第一》，古诗文网，https://so.gushiwen.org/search.aspx[2019-10-20]。 《韩非子》认为：“安危在是非，不在于强弱。存亡在虚实，不在于众寡。”(51) 《韩非子·安危》，古诗文网，https://so.gushiwen.org/search.aspx[2019-10-20]。 《盐铁论》提示：“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52) 桓宽：《盐铁轮·险固第五十》，诗词名句网，http://www.shicimingju.com/book/yantielun/50. html [2019-10-20]。 《南史》称：“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备。”(53) 《南史·陈暄传》，东篱网，http://www.dongliw.com/List.asp?ID=2807[2019-10-20]。
中国历史上的明君贤相大都深悉安危转化的哲理。唐朝开国明相魏徵曾告诫唐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54) 魏征：《谏太宗十思疏》，古诗文网，https://so.gushiwen.org/search.aspx[2019-10-20]。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一句还曾被习近平所引用，他强调，“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55) 吴兢：《贞观政要·纳谏》，央广网：[每日一习话]备豫不虞，为国常道，http://news.cnr.cn/native/gd/20190415/t20190415_524577402.shtml[2019-10-20]。 。明朝开国重臣刘基曾进谏明太祖朱元璋：“固国莫大于保民，保民莫切于备患。”(56) 刘基：《春秋明经》，汉典诗词网，http://sc.zdic.net/shiren/ming/070529/aea7a72a947cb8214672d 35eb8e904b6. html[2019-10-20]。 清代人总结历史经验认为：“古人大业成，皆自忧患始。”(57) 刘岩：《赠人》，古诗文翻译网，http://yw.eywedu.com/mingju/ShowArticle.asp[2019-10-20]。 这些历代充满哲理的箴言流传至今，都是经受住历史检验的警世恒言。
(二)国家安全利益认知决定国家安全政策，新安全观具有导航作用
长期以来，人们通常认为外交与安全决策是国家利益决定的，其实这并不准确。实际上，国家或政府的外交决策是由国家领导层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即“国家利益观”决定的。(58) 参见刘江永：《日本的国家利益观、对外战略与对华政策》，《外交评论》2012年第9期，第13页。 对于客观存在的事物，由于立场或角度不同，看法会截然相反。领导人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往往来自其既定立场观念、信息情报和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及切身利益。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美国国家利益没有改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前总统奥巴马在气候变化、TPP、伊朗核协议等问题上却立场迥异。
不过，伴随中国的发展壮大，美国决策层在对华封阻战略方面则似乎高度一致。其原因之一是他们都信奉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都把确保控制别国的权力视为国家利益，都认为有可能对美国霸权地位构成挑战的国家和国家集团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由此产生的不安全感，会夸大所谓的“安全威胁”，造成国家安全概念的滥用。从根本上讲，只有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被美国决策层认定为国家利益时，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逻辑在对外决策中的作用才会相对下降。这显然并非易事，也许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日本的安全政策制定者总是自我强化海洋国家意识，并认定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之间的地缘战略对抗是日本的宿命，日本只能与海洋国家美国等强化同盟，应对中、俄、朝等北方和西方陆地国家的所谓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共建的过程中，有必要提出新时代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和平合作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概念，通过成功实践，以“海陆和合论”逐步取代形形色色的“海陆对抗论”等传统地缘战略思维。这也需要较长时期的努力。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2019年10月便向日方发出呼吁：“倡导并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尊重各方的正当安全利益和关切，反对任何一方为自身安全损害他人安全，并且为维护全球战略平衡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59) 王毅2019年10月26日在北京出席第15届“北京—东京”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参见《越是开创中日新时代，越是要夯实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hd/t1710956.shtml[2019-10-27]。
中国不扛旗，但当中国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和聚光灯下的时候，总要发出代表人类进步的声音，正义总要去声张。在世界大变局中，中国要以正确的安全观念引领世界，就要不断探索并适时提出符合客观实际、对人类社会进步有益的新理念、新议题、新思想，争取引起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认同与共鸣。其中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个别结论的重新审视与解读，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国家安全学要重视研究如何以较低成本获得较高质量安全的可持续性，形成科学的安全观并不断完善。
(三)国家安全学既要重视理论创新，更要重视联系实际
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精准扶贫成效显著，也是对国家安全做出的贡献。邓小平曾多次强调，公有制占主体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60)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1页。 中国实行市场经济近30年，一部分人已先富起来。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中国，为进一步实现全国人民共富，防止两极分化，中国需要从国家长治久安角度考虑有利于社会稳定的税制改革。香港从2006年起取消遗产税，以及学校教育、舆论导向等一系列问题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应引以为戒。“一国两制”与祖国完全统一任重道远，制定国家的可持续安全战略，或许可走出未来中国统一复兴之新路。
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领域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国家安全事业呼唤更多政治过硬、业务拔尖的科技人才发挥作用。全球安全治理面临严峻挑战。迄今，国际社会针对气候变化问题和减少工业碳排放做出许多努力，但对战争碳排放给全球气候变暖造成的严重影响则缺乏研究。人类社会只限制工业碳排放而放任战争碳排放的时代应该结束。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应该经常讨论如何结束世界各地现有的战争冲突，防止爆发新的战争，告别“零和世界”，实现“零战世界”。为此，世界各国有必要支持联合国成立“可持续安全委员会”，使可持续安全观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安全道德标准与努力方向。国家安全学在提出涉及人类共同安全的新概念和新议题方面，应该有担当，有建树，有作为。
(四)可持续安全观不仅要服务我战略目标，也要为世界安全与发展造福
关于中国更为长远的国家战略志向，即中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之后还要做什么？目前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的邻国似乎比中国更为关心。现在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在世界上到处渲染“中国威胁论”的是个别大国，而中小国家则不同。例如，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便明确表示：“中国的发展将惠及自身，惠及地区，惠及世界。”因为他知道，历史上中国在鼎盛时期的经济规模曾占到世界的30%，但15世纪之后中国被迫闭关锁国，18、19世纪，随着帝制中国的衰落而发生一系列悲惨事件并遭受“屈辱”。(61) 参见黄永宏：《国家全治理的新理念、新途径》，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打造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新兴安全伙伴关系——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发言辑录》，2018年11月，第26、27页。 21世纪重新崛起的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中国发展强大的国防力量，不仅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是为了不让兴而复衰的历史重演。
在历史上，中国的蒙古族封建统治者建立元朝(1271—1368年)后，曾向海外扩张，但遭到失败。中国约2500年前孔子(公元前551—479年)留下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代代相传，成为今天中国人的道德标准。中国南北朝时期(公元420—589年)史学家周兴嗣撰写的《千字文》中记载了“桓公匡合，济弱扶倾”(62) 周兴嗣：《千字文》，古诗文网，https://so.gushiwen.org/guwen/bookv_2745.aspx[2019-10-20]。 。其大意为，春秋时期齐国国君齐桓公在宰相管仲辅佐下，不以武力便赢得其他诸侯敬重，一统天下，靠的是扶助弱小和处境困难的小国。
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继承了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精华，于1924年便提出，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一等强国后要“济弱扶倾”，这是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对于世界上的列强要抵制。(63) 孙中山1924年1月27日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的演讲，载《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3页。 “济弱扶倾”“天下为公”是孙中山的理想。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继承而且实现了孙中山的遗愿。孙中山修建中国铁路网的宏愿，如今已化为中原大地高铁网络的现实。不仅如此，新中国在自身发展的进程中便开始“济弱扶倾”，支援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建设与卫生医疗事业。这是中华民族为世界人民“积德行善”的天职。
1956年，毛泽东也满怀豪情地提出：“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45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45年，就是2001年，也就是进到2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6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64)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6、157页。
广西不同产地的六棱菊药材均含有橙皮苷，且橙皮苷含量差异较大，百色田东县所产的六棱菊药材所含橙皮苷含量最高，其次是广西富川县和广西宾阳县，而广西百色靖西市和南宁上林县橙皮苷含量最低。
1985年，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现在人们说中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对一些外宾说，这只是小变化。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是中变化。到下世纪中叶，能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6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3页。
2012年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继承了革命先辈振兴中华、贡献世界的家国情怀与大同理想。2013年以来，中国企业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使一些相对落后的国家也建设起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铁路。据世界银行2019年6月发布的报告显示，“一带一路”倡议全面实施可使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使全球贸易增加6.2%，使沿线经济体贸易增加9.7%，全球收入增加2.9%。(66) 参见乐玉成：《中国日益成为百年变局的定盘星和稳定器》，2019年10月22日，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wjbxw_673019/t1709690.shtml[2019-10-25]。 可以相信，中国实现完全统一和民族伟大复兴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会认同祖训，必将携手同心，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为世界的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当桥梁基础施工并养护完成之后，才能够进行桥墩的施工。承台施工时桥墩施工中的第一步数，需要利用承台来分散桥墩传递的应力。也有一部分公路桥梁在施工过程中不设置承台，桥墩的施工直接在桩基上进行。公路桥梁墩身施工过程中，需要对桥墩的垂直度、混凝土浇筑以及接桩质量进行严格的控制。
[作者简介] 刘江永，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邮编：100084)
[中图分类号] D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484(2019)06-0001-22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国际战略环境预测与国家应对战略研究”(编号：09JZD0040-2)
[责任编辑：林 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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