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1]2003年在《汉魏六朝临终文试论》文中研究说明汉魏六朝是一个时代风云屡经变幻的历史时期，伴随着当时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文学渐从“文史哲”不分的混沌状态走向了鲁迅先生所谓的“自觉”时代，临终文作为这一时期的一种特殊的写作现象为当时文学的繁荣书写了独特的篇章。“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临终文作为将要离世之人的别世之作，不仅在内容思想上有着其他文学作品不可比拟的真实性和可信度，而且也有着不可被取代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因而值得我们作为专题进行研究。本文试图在几乎是一片空白的学术研究现状下，对这一文学现象进行一些梳理，希望能对此期的文学研究效微薄之力。 应该说临终为文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活动”，而是临终者为了心中那不息的牵挂和恋惜所作的嘱托，因而文章大多较为随意，似乎无章可寻，这就为研究带来一些不便之处。本文以综合研究为主，个体研究为辅，着重点放在对临终文的总体面貌的分析和梳理，同时尽量照顾到每一时代、每一个体的特色解析，有点有面，点面结合，以求给人一个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认识。生命诚然是可贵的，因为它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不可买卖，亦不可重来，因此，当这宝贵的生命将要消逝，临终者的心情可谓千回百转，难以平静。正如“乐极生悲”的道理，为了消解死亡的恐惧，道家齐一生死的自然气化论、中国古老的灵魂说、儒家生死命定的天命观在临终者的纷乱思绪中起到了重要的精神支撑作用，本文第一部分“汉魏六朝临终文之临终抚慰”对此进行了分析和论述。除了对死亡的恐惧，临终者的情怀可谓千差万别，但综而论之，不外对家族事业和子孙后代的牵挂和眷恋，对国家民族繁荣昌盛的向往、以及深重灾难的沉吟，对形灭神消的遗憾以及精神不死的追求，对尽孝家族、尽忠国家及留名后世之愿不遂的幽怨，对自我生命本真意义的大梦初醒等。本文第二部分对此做了详尽的剖析。本文第叁部分“汉魏六朝临终文之艺术特色”以文体为分类标准，分别论述了遗令、遗诏、临终奏议等的艺术特色。纵观汉魏六朝的临终文，或长或短，或朴实或华丽，其不灭的灵魂和成功的所在皆在于贯穿其中的浓重而真挚的情感力量。当然因为作者身份、性格、文学修养以及写作对象和文体本身的区别等原因，遗令、遗诏、临终奏议在艺术上又各具特色，各标风采。本文第四部分“余论：汉魏六朝临终文之终制观”侧重从文化学的角度挖掘此期临终文的文化价值，希望对此期风俗礼仪及其思想变迁的研究有所补益。 总之，文中的一切探索都是本着尊重、接近历史真实和古为今用的写作原则，以期对汉魏六朝之纷繁文学现象的研究尽微薄之力。
黄莹[2]2011年在《生的极限与超越》文中研究表明死生,人生大事也,人一出生,注定走向死亡。死亡的不可抗拒性使它成为文学永恒的主题。中国是诗的国度,诗人在意识到自身生命即将结束之际,心中必有无限感慨,发言为诗,便是中国诗坛上别具一格的临终诗。本文拟以先秦至宋代临终诗为研究对象,在系统整理这段时期临终诗创作情况的基础上,对临终诗这一特殊的诗歌类型进行探讨。论文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首先对临终诗进行界定,进而探讨临终诗的写作机缘并分析临终诗与绝命诗、绝笔诗、悼亡诗、挽歌的关系。其次叙述临终诗的研究现状及意义并对先秦至宋代临终诗搜集整理的可行性操作进行分析,最后指出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一章探讨先秦临终诗。本章在对先秦临终诗进行概论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孔子与屈原的临终诗。孔子临终诗有两个版本,虽大同小异,格调类似,然从中我们可以管窥孔子的历史使命感,进而对孔子临终诗的“以悲其死”说进行辨析。对于屈原的临终诗,首先进行判定,其次探讨屈原临终诗的内容、屈原自杀之因,并从崇高美学的角度探讨屈原之死的意义进而分析屈原对后世临终诗创作的影响。第二章探讨汉魏六朝临终诗。汉魏六朝是临终诗的勃发期,出现了创作上的小高峰,这与诗人大多死于非命的非正常死亡方式有关。汉魏六朝临终诗中弥漫着浓郁的感伤情调,这与人的觉醒、时代的感伤思潮有密切的关系。而临终诗中浓厚的天命思想则与传统的天命观密切相关。第叁章探讨唐代临终诗。唐代是临终诗持续发展时期,唐代士人有强烈的功业意识,然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与现实常常出现矛盾,故诗人在临终时,一种时命不合、悲士不遇的情怀油然而生。另外因社会上的门第观念,唐代有才华的妓女与进士的恋情往往以悲剧终结,妓女临终时的悲歌使唐代的临终诗展现别样风情。第四章探讨宋代临终诗。宋代是临终诗创作的高峰期,诗人与诗作的数量都超过了前代的总和。宋代叁百年养士之风使易代之际为国尽忠且死前留诗明志的诗人众多。在宋代,僧人临终示偈成为传统,受其影响,大量文人临终前亦创作临终偈。故宋代临终诗弥漫着忠义气与佛理气。第五章主要从主题类型、形式特点、诗人对死亡恐惧的超越之途叁个方面对先秦至宋代临终诗进行总体论述。主题类型主要分为遗嘱型、回顾型、感伤型、超脱型、谶言型、言志型。形式上则句篇共存,既有随口拈来之章,又有精心构制之作,这与诗人的写作水平以及创作情势有关。恋生恶死是人的本能,然在儒家、道家、道教、佛教生死观的影响下,诗人在一定程度上又表现出对死亡恐惧与哀伤的消解与超越。
朱秀敏[3]2011年在《建安散文研究》文中提出建安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史的一大重镇,关于此时的诗歌、辞赋,学界创获颇多,对建安散文致力相对较少,无论从题材内容,还是文学风格和表现形式,建安散文皆呈现出了新的风貌。本文以严可均所辑《全后汉文》、《全叁国文》中的建安单篇文章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文本出发,结合当时的时代文化背景,细致、深入地梳理和探讨建安时期各体文章的创作状况,探究其中的文学思想和时代风尚,力求对其文学史地位作出客观、准确的评价。本文由绪论部分和七个章节组成。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叁个问题:一是本文选题的意义及研究范围,确定了建安散文的起止年代和本文研究的文本内容。二是以时间为序,将建安散文的研究状况作了回顾和反思,分为叁个阶段,着力论述第叁阶段,即50年代初至今,认为建安散文在文本整理及校注、作家生平、思想及创作等方面的资料已经相当丰富,但是,对建安散文的研究,或局限在叁曹、七子等代表作家作品,较少关注其他二叁流的作家作品;或从内容角度,专论某家散文抑或综论建安散文;或从文体角度,单论某种或某类文体,研究视角和方法还需进一步拓展和开掘。叁是确定本文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以及在考察建安散文的发展及特点的时候,努力遵循的几条原则。第一章介绍了建安散文的创作背景,主要分叁个方面论述:一是社会政治背景,建安时期以建安十叁年(208)赤壁之战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政局动荡不安,后期“区宇方辑”,叁国分立基本形成,社会秩序较为安定。二是思想文化背景,与政治形势的多变相适应,此时的思想文化也相当活跃。叁是建安士风与士人心态,在建安士人身上,既有汉末名士的风流,亦有建安时代造就的通脱。第二、叁、四章从文体角度对建安散文进行了分类论述。第二章论及两种目的性、实用性和功利性较强的文体,即下行公文诏令和上行公文奏议。建安时期的诏令风貌多样,曹操的教令清峻通脱,曹丕的诏令典雅清丽,曹睿、孔融、曹植之作也各有特色。章表奏议等文章陈言务实,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或陈政言事,或荐才论人,或劝进辞让谢恩请功,或谈论军事外交,或品文论学,是建安士人积极参政议政的重要体现。此外,建安奏议个性鲜明,理、情并胜,行文严谨,结构严密,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第叁章论述了书牍、论说文和序体文。建安书牍情文并胜,既有很强的公文实用性的军政书牍,也有日渐兴盛的披心露性的私人书牍。从题材内容上,军政书牍可分为公务政事类、劝仕荐贤类、劝谏陈请类、外交辞令类、军事檄移类等,私人书牍可分为抒怀写志类、叙事类、品评论议类、状物描景类、戒书类、临终书信等。本文所论建安论说文有以“论”名篇的论文,有以“说”冠名的“说”文,还有以“难”、“答”、“对”名篇的对问体和以“释”、“辩”、“应”为题的设论体等问难类的文章,几乎涵盖了后世文章选集或文体学中罗列的各种论说文体。建安论说文承继两汉,在文学性和论辩技巧上都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它的前后相继促进了正始时期和晋代论说文的繁盛。建安序体文创作大盛,有典籍序、诗序、赋序、碑序、颂序、铭序、哀辞序、诔序、赞序、七序、俳谐文序、关于人物品评的序等十余种。建安时期序体文的大量涌现,既是文章辨体的产物,又是文学自觉意识增强的体现。第四章主要论述了碑诔哀吊、颂赞铭箴等一般以四言韵语为规范体式的文体、杂文以及其他文体。碑文在经历了桓灵之际的兴盛之后渐衰,在内容和功用上,可分为墓葬之碑和纪事铭功之碑,不管是哪一类碑文,作为一种以褒扬功能为主的饰终礼文,在文辞、句式等方面皆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文学化色彩。东汉以来,私谥的盛行和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使建安士人们开始重视诔文中个体哀情的抒发,曹植的诔文堪称其中的代表,他的创作体现出鲜明的私人化和抒情化的特征,亲友的密切关系和叙咏中的骋才抒情使曹植诔文成为寄托个人情感的文人之文。伤悼弱子的哀辞、品今吊古的吊文以及哀策、祭文等伤悼文体,在庄重的述德以外,也开始注重自我哀情的抒发。建安颂文在颂美传统的影响下,虽然仍是“廊庙文学”中政治话语的一部分,但也出现了一些美细物和托物言志的平民化、日常化的作品。作为一种四言为主的韵文形式,建安颂文仍有较强的拟古、崇古风尚,但其语言上的骈俪化和颂序的大量出现,体现了颂文文体的发展变化和各种文体之间的互相渗透和影响。汉末至建安时期,文体的繁富和辨体意识的薄弱造成了一些文体,如赞颂二体的混用。赞美或颂美是赞的后起之意,赞颂二体在形式和功用上的相近造成了它们的混同使用,但二体在文章篇幅、语言风格、内容和文体功能、作者的情感态度等方面仍有不同之处。曹植的《画赞》是严可均《全上古叁代秦汉叁国六朝文》中可见的最早的画赞作品。建安赞文在语言形式上皆为四言韵文,且一韵到底,两句为一节奏和停顿,篇幅一般较短,大多为八句,也有六句或十二句者。建安铭文沿承两汉,内容上仍以祝颂和警戒为主,既有诫谏之辞,亦有自警之言。但这一时期的铭文也发生了新变,出现了咏物铭、颂铭、碑铭等一些新的铭文形式,有的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有的与其他文体混合使用,不少铭文呈现出了明显的赋化特征。沿袭两汉,根据箴诫对象的不同,建安时期的箴文仍分为官箴和私箴,此外张紘作有一篇纯粹的咏物箴《瑰材枕箴》,已经完全偏离了箴体劝诫的功用。在杂文及其他文体这部分内容中,论及七体、连珠、俳谐文与“势”文等。第五章论述了建安散文的整体风貌。从叁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文体发展与各体皆工,单篇文章创作日繁,无论从作者人数还是单篇作品的总数,建安文章都较两汉有了很大发展,在出现的40余种文体中,几乎每种文体都出现了较为纯熟的作者和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二是建安散文所体现的时代风尚,包括悲美意识、通过山水之乐传达的自然观与俳谐风尚等。叁是人的觉醒下的文的自觉。在动荡的社会现实面前,建安文士视野更加开阔,生活内容更加丰富,情感体验更加细腻,文章创作追求实用与审美的统一,艺术技巧讲求多样化,个体抒情性逐渐增强。第六章主要论述了建安散文中的文学思想。建安时期论文的文章已经较为繁富,虽还未出现系统性的文学评论,但以曹丕《典论·论文》为代表,同两汉相比,建安士人的品藻、评赏已是主动的互相交流、沟通,他们畅谈各体文章,在单篇文章文体大备及各体发展非常成熟的情况下,辨体意识进一步增强。他们或评论文章的功用、价值,或提出一些文学批评的原则,或品评古代及当时的某些文学作品。他们将文学批评当作文学创作的一部分,也是个体生命观、价值观的重要体现。第七章基于前文论述,确定了建安散文的文学史地位。建安散文相对先秦两汉散文,既有承续,又有新变和发展,既“收束汉音”、“兼笼前美”,又“振发魏响”、“作范后来”,开启了魏晋六朝散文新的审美风尚。建安堪称改造文章的时代。
王慧[4]2016年在《美国汉学家康达维的辞赋翻译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华盛顿大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康达维(DavidR.Knechtges),是生长于美国的当代着名汉学家和汉魏六朝辞赋研究专家。在近五十年的从教和治学生涯中,他用英文和中文发表了二十多篇研究中国辞赋的论文,英译了八十余篇辞赋作品,出版了《汉赋:扬雄赋研究》《昭明文选赋英译》《汉代宫廷文学与文化探微》(自选集)等多种赋学专着和英文译着,总字数逾百万言,还培养了近六十名研究中国古代诗文辞赋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主持英译了四卷本的《中华文明史》,为推动中囯文化在西方的交流传播做出了杰出贡献。康达维在长期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翻译、研究的实践过程中,不仅取得了突出成就,而且形成了颇为系统的赋学思想和翻译理论。因此,总结探讨康达维辞赋翻译和研究的成就及其学术贡献,无论是对于当今的赋学界与翻译学界,还是从繁荣中西文化学术文化交流的角度而言,都具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现有对康达维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已有的介绍或评论,与其作为欧美汉学名家及中国辞赋研究领军人物的成就和学术地位影响远不相称。有鉴于此,本文才以"康达维的辞赋翻译与研究"为题,拟对于康达维的学术历程、赋学思想和赋学成就,对其英译《文选》赋的翻译学贡献,作一较为全面深入的总结探讨。全文共包括《绪论》和六章正文,主要论述了如下内容:"绪论"主要是综述东西方学界对于康达维及其赋学成就的关注与评论,然后申述本论文的选题意义、主要内容及研究思路方法。西方学界对康达维辞赋翻译和研究的评论始于1977年,近四十年间有近10篇关于《汉赋:扬雄赋研究》和《昭明文选赋英译》的书评;东方学界自1980年代中期起,陆续有何沛雄、何新文、龚克昌等研究者在各自的赋学论着中绍介康达维的赋学成果,至本世纪初期又有苏瑞隆、孙晶、蒋文燕、马银琴等发表了几篇概述性的文章或访谈录。但总体而言,现有的康达维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大多是"评介"式的文章,对于其代表性的成果如《昭明文选赋英译》则因为没有中译本而鲜有论述,研究康达维的专门论着或学位论文尚不见问世。第一章《康达维的学术历程》:在概述康达维之前约70年间欧美辞赋研究状况的背景下,叙论康达维投身中国辞赋研究的学术历程。康达维对于中国文学的兴趣爱好始自其高中时代,上大学时则放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化学专业的录取而进入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东亚语文系学习中文。接下去,又在哈佛大学和华盛顿大学师从着名汉学家攻读中囯语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以博士学位论文《扬雄、赋和汉代修辞》进入汉赋研究领域,后来又逐渐扩展到汉魏六朝及唐代赋的翻译和研究。他用15年时间完成的叁巨册的《昭明文选赋英译》,更是在西方汉学界极具影响的成果。晚年的康达维,又主持翻译《中华文明史》,继续为传播中国古代辞赋和文化贡献力量。因而康达维被遴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并且荣获"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和"汉学翻译家大雅奖"的殊荣。第二章《康达维的赋学观及其翻译思想》:康达维对于"赋"体本质属性和赋体源流的探讨论述,突破欧美前辈汉学家将赋归于"诗"或"散文"的藩篱,强调赋有"诵读"的特征,并由此而将"赋"英译为"rhapsody",随着其研究的深入又最终将赋音译为"Fu"。他同时认为赋体的起源具有多元性,由先秦的诸多文体融合形成赋的典型形式汉大赋,而后又继续生发出其他赋体形式。康达维的辞赋翻译思想,主要表现在"异化的翻译观" "语文学的翻译策略"及其对于"汉赋描写性复音词"的翻译原则、方法等方面。他关注源语的语言和文化,将翻译视为一种文化传播的方式,充分强调译文的准确性;他总结了《文选》赋翻译的难点,指出要用语文学翻译的方法,加上充分的注释以呈现出忠实原文的翻译;关于赋中描写性复音词的翻译,则总结出了坚守不可拆解、利用注释注音和"变体"、找寻契合语境的英文对应词、用"头韵法"翻译等原则。第叁章《康达维对赋家扬雄的研究》:对于赋家扬雄的研究是康达维辞赋研究的起点,也是其研究重点之一,历时达十余年。取得的成果相当丰富,包括他的博士论文《扬雄、赋和汉代修辞》,后来出版的《两种汉赋研究》《汉赋:扬雄赋研究》《扬雄的汉书本传》等2种专着和英译本,以及《扬雄<羽猎赋>的叙事、描写和修辞》等多篇论文;还翻译了扬雄的全部赋作,并且先后推出了四个不断改进的译本。在这些成果中,康达维以文学为本位,考察扬雄的辞赋及其赋论,肯定扬雄在创作上的模拟与创新,并用"劝说性修辞"和"修饰性修辞"来解读扬雄赋中的"讽谏"内容,认为扬雄是一个实践自己赋论的赋家,客观地定位扬雄在赋史上的地位。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康达维的《扬雄赋研究》一直是海内外最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代表了当时美国辞赋研究的最高水平。第四章《康达维的汉魏六朝赋论述》:在扬雄之外,康达维研究其他汉魏六朝赋篇的论文有20余篇,涉及这一时期30余位作者的六十余篇辞赋作品,包括辞赋发轫期的隐语、辞、七体,及汉代成熟期的散体大赋,再到魏晋赋风转变期的抒情小赋。研究的内容涵盖了对赋篇真伪的辨析、对赋中名物的考证、对赋篇主旨的揭示、对赋家审美和思想观点的阐释、对赋篇叙写宫廷文化和饮食文化的分析,以及对赋篇翻译的探讨。康达维使用语文学和历史主义的方法,由微观而宏观、遵循赋体发展进程、重视探本清源等,从而使他的汉魏六朝赋论述表现出鲜明的文学史家的史学思维特点。第五章《康达维的<昭明文选赋英译>》(上):《昭明文选赋英译》是康达维辞赋翻译和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本文论述的重点。本章共四节。第一节叙论康达维对《文选》及"选赋"的认识,认为《文选》将"文"分为37类,表明萧统文学概念的范围比《文心雕龙》要窄,在选文时更倾向于"精致、典雅"而具有文学性的作品;第二节论《文选》"京都之赋"的英译,指出译者多用"大词"显现京都的庄严和空间规模,以突出赋颂汉朝的思想主题;第叁节论《文选》"郊祀、畋猎、宫殿、江海之赋"的英译,依不同的类别分别译出赋的"讽谏"意味、物象描摹和磅礴气势;第四节论《文选》"论文、哀伤、情之赋"的英译,分别译出了论文赋的理论特色、哀伤赋的悲情和"情"赋中女神的高雅美丽。第六章《康达维的<昭明文选赋英译>》(下):总结康达维对《文选·赋》的英译的特点。其译文既以大量考辨性的注释和用词的准确性以实现译文忠实于原文,又能够译出赋铺陈体物、唯美抒情的文学意味,可谓是"学者型英译"与"文学性英译"有机结合的代表作品,为中国古典文学英译树立了新的标准和经典范例。最后是本文的"结语"。总结康达维在古代辞赋翻译和研究方面的学术成就、理论贡献,以及对于当代赋学研究和辞赋英译的示范作用。
孙鸿博[5]2013年在《萧绎的理想人格试探》文中研究表明《金楼子》是南朝梁元帝萧绎的子书作品。这部书在流传的过程中残缺不全了。在一千多年的流传中,对于《金楼子》的关注并不多,评价也不高。不过,因为同时代书籍的散佚,这部书现在常常被视作六朝子书的代表作。也因此,最近几十年间有了大量关于此书的研究。本论文即是对《金楼子》,特别是《后妃》、《终制》、《戒子》进行研究以呈现萧绎对于后妃、丧葬制度及家庭教育的观念。本研究主要采用的是历史研究方法及考证分析方法,通过对文本与史料,特别是萧绎相关史料,进行文本细读来展开相关分析。本文还将采用文献学分析方法。如为考察《金楼子》所处的文化环境而将《金楼子》和同时代的子部杂家着作及类书作对比时,即通过目录学的方法分析它们各自所属类别的变化。而这些将引导我们重构萧绎的理想人格。
郑国周[6]2012年在《弘农杨氏与隋代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讨论弘农杨氏与隋代文学。隋代杨坚家族、杨素家族作为弘农杨氏后裔,学界对其身份虽个别存疑,但未有铁证之前,应以正史为据。由于杨坚等人应该参与了诏令奏疏等写作过程,因此,除有明确记录或证据的外,本文模糊处理,将这类作品依然纳入其署名人杨坚、杨广等人予以统计和讨论。弘农杨氏世居弘农华阴。其先于汉代因军功起家,后家族逐渐转型,弃武从文,接受儒学。东汉杨震服膺儒教,位高权重,同时注重家学家风,弘农杨氏一度兴盛,成为豪族,后世杨氏多称杨震之后。魏晋时杨氏衰落,其中一支在乱世中再次转型,希望武力强宗,失败,灭族。南北朝时北方弘农杨氏以杨播家族、杨坚家族、杨素家族为代表,文武并重,先后崛起,成为关陇集团的典型。最终杨坚夺得天下,弘农杨氏达到其发展高峰。总的来看,南北朝前,弘农杨氏虽重视文教,强调家学,但鲜有着述,文学创作更是不足。弘农杨氏家族的发展受关陇地域文化影响,受胡族文化影响,文武兼具,文质并重,这种趋向也影响到其文学观念与文化政策,从而影响隋代文学的发展与走向。魏晋以后,文学走向自觉,文学地位上升,众多豪族纷纷进入文坛,参与文学创作,形成了典型的家族文学。皇室家族也不例外,而且成为这一时期的显着特征,即皇室文学十分盛行,并常常引领时代文学的演进与发展。在这种思潮下,到南北朝,本鲜有着述的弘农杨氏也开始接受文学,参与文学创作。进入隋朝,随着政治上的成功,作为皇族,弘农杨氏众多成员酷好文艺,参与文学创作,二十余人有作品四百余篇传世,成为隋代名副其实的第一文学家族。其中以杨广杨素、杨坚、萧后等为代表,文学成就最高；杨广甚至成为隋代后期文坛领袖。杨广、杨素等倡导和推动诗歌律化及新体诗创作与实践,对唐代诗国高潮的到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唐代边塞诗与杨广、杨素等人的隋代边塞诗有直接继承关系,而唐宋诗词经常化用和借鉴弘农杨氏诗句及诗歌意象,表明他们对后世文学尤其诗歌的影响直接而巨大。但是由于杨广、杨素等历来多被贬损,以致弘农杨氏家族文学的成就与地位长时间不被承认,这是需要改变的。弘农杨氏与隋代文坛关系密切,隋代文学群体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依附于皇室成员。作为政治势力,弘农杨氏家族成员在各自身边集结了众多文人,形成规模不等的文学群体,其中以隋文帝杨坚御用文学群体,太子杨勇东宫文学群体,晋王杨广江都文学群体及其嗣位后的宫廷文学群体为代表。这些文学群体几乎囊括了有隋一代重要作家。一方面,这些文学侍从为弘农杨氏政权服务,一方面诗文唱和,形成特殊的文学生态。南北朝之际,文学中心在江左,在经过“永明体”、“宫体诗”的实践及众多文人的共同努力,声律、技巧等得到极大发展。在南北交流中,北方文学开始了“南朝化”的过程。随着隋代的统一,加快了南北文学的交流与交融。弘农杨氏在这一过程中显然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作为皇室,他们通过文学改革与文学倡导,影响文学的演进与走向；同时,通过对依附于自己周围而形成的文学群体的控制与影响,进而影响整个文坛的发展。隋唐佛学对时代政治、社会及文学等影响巨大而深远,而隋代弘农杨氏家族多为虔诚的佛徒,作为皇室,其宗教信仰、文化政策、叁教策略等对宗教的发展同样影响极大。杨广作为虔诚的佛教徒,深受佛家文化影响,并在其文学中有明显体现,因此,他成为隋代政治、文学与佛教间的特殊桥梁,也成为理解和把握叁者关系的一把钥匙。以文学的视角看,杨广受到家族、政治及佛教发展等因素影响,成为一名虔诚而理性的佛徒,对以智顗为首的佛家十分敬重,并接受其思想熏陶,因此,杨广有大量诗文与佛教有关,其中的佛事、佛理与佛情充分体现了其佛家情结。这表明文学与政治、宗教等关系微妙而特殊,因而呈现出立体的生态特色。
李盼[7]2013年在《试论汉末魏晋南北朝临终诗文的艺术特色》文中认为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死亡无处不在,据现存文献记载,时人临终前留下不少诗文。临终诗文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创作,具有情感真挚动人,用语通俗明白,典故的固定使用,理性的随处显现等独特的艺术价值。
杨沐晓[8]2014年在《魏晋谯郡嵇氏家族文学与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魏晋谯郡嵇氏作为当时文学与文化名族，备受世人推崇。本文从家世、交游、家族文化、家族文学、后世影响与接受五个方面作了论述。汉末叁国之时，嵇氏以迁居谯国铚县起兴，依附曹魏政权，入军掌职，始受重视。嵇氏允文允武，各代皆有所长。嵇喜显于政，嵇康盛于文，嵇绍、嵇含文武兼善，于嵇旷后消尽，其世系留存较为短暂。嵇氏家族善察人，精识鉴，交游众多。嵇氏传承相知相济、识性而交；志合相携、同趣相交；仕途相识，举贤而交的交友观念，同时亦有为恶不交的一面。嵇氏“家世儒学”，注重培养“君子”思想，推崇“尚和”之道，崇尚慎谨务实的处世态度。同时嵇氏家族老庄学养氛围浓郁，其家族成员研习《老子》、《庄子》。其中最突出的是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以及其虚心处静的养生观。在艺术上，嵇氏家族音乐素养较为深厚，推崇琴德，且皆精通琴艺。历代皆延续“音以养性，琴以养德”的传统。嵇氏沿袭古越文化好剑任侠之风，其家族文化尚任侠义烈。嵇氏所尊崇的“侠义”，融合儒家的侠义与道家旷达的侠性，形成家族特有的“嵇氏义节”。嵇氏家族的文学创作，在曹魏时期以嵇喜、嵇康为代表。嵇康长于论辩，其文章多以论体散文为主，内容关注玄学、儒学与音乐叁方面。嵇康诗作主题有赠答、纪游、述志、思亲等，多表现其坚持的理想与批判现实的态度，或是以古非今，或是出世游仙，以四言诗成就最高。今存嵇喜作品皆与嵇康有关，侧重亲情主题。在西晋时期，嵇蕃作品多表现儒学思想；嵇绍多作政论文；嵇含多作纪实性作品，尤为钟爱植物题材。在文学创作中可见出嵇氏家族斥虚疾伪、崇本尚实的务实精神。嵇氏家族诗文共117篇，其中诗70首，文47篇，另有着书3部。从风格来看，嵇康作品文学性最强，长于诗作，精于思辨；嵇喜作传辞达情阔；嵇蕃作书情挚笃深；嵇绍言政慎谨务实；嵇含长于草木、专于纪实。从行文上来看，嵇氏家族文学创作骈体化倾向较为明显。诗歌创作中排偶化、赋化、骈化倾向较为显着。受家族文化的熏育，与家族成员间的影响，嵇氏家族在文学特色以精于思辨、笃厚亲情、草木情缘叁方面最为突出。后世对嵇康形象的接受，集中在怀才不遇文人、任性自然的仙神方面。嵇康文学情怀的接受，集中在品评文艺、评论风格、才略成就方面。嵇康文艺陶冶表现在后世对其音乐、书法、绘画、锻铁、啸等精湛技艺的推崇。嵇绍在后世呈现出既推崇其忠烈气节，又争议其“仕父仇”的多元化接受。嵇含则以其笃好游历，独具浓厚的草木情缘，在后世受到推崇。
张婧[9]2011年在《明代吴中二黄研究》文中提出“吴中二黄”指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吴中地区的文学家黄省曾、黄姬水父子,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而学界对于他们的研究目前还很薄弱,本文试图对其家世、交游、诗学思想以及诗文作品展开探讨。全文由六章组成:第一章为绪论,涵盖了论文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详细回顾了学术界对吴中二黄的研究成果及存在的问题。第二章主要对吴中二黄的家世和交游进行补正。在充分掌握第一手文献材料的基础上,描述吴中二黄的家世渊源,绘出其九世家谱。第叁章研究吴中二黄的诗学思想。重点探讨黄姬水对黄省曾诗学上的继承和发展,揭示江南家族文学的特色,进而考察吴中二黄诗文与中晚明江南诗文之间的内在关联。第四章从吴中地域传统的角度研究吴中二黄的诗文创作。明代中后期吴中文人诗文风格之所以“追求适意”、注重主观感受的抒发表达,与地域物质生活背景和人文传统息息相关。本章主要围绕物质传统和文化传统两方面,分别对吴中二黄诗文的书写内容及其蕴涵人文精神展开论析。第五章将吴中二黄的诗文置于明代社会的大背景中,从城市文化因素的角度解读他们的诗文创作。明代正、嘉年间,江南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二黄诗文反映和记录了城市化进程的诸多细节,同时也显现了城市化进程对诗文内容带来新的特质。第六章研究吴中二黄诗文的艺术风格。统观二者诗文可以发现,父子二人的诗歌虽然继承了吴中文学传统中较具代表性的清新秀美、柔婉艳丽风格,但由于各人性格、经历、才情不同,其诗文又呈现出鲜明的个体差异。
李光杰[10]2009年在《唐代家训文献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唐代是家训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家训文献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尤其是单本流传的家训着作初成规模,形成为古典文献宝库的重要分支之一,标志着家训已经走向成熟。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唐代家训文献进行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绪论,先简单界定家训概念,略述家训的沿革,综述家训研究现状,进而说明唐代家训文献研究的对象、方法。第二章探讨唐代家训文献成熟的原因,认为唐代帝王高度重视儒家思想,积极推进与完善科举制度,提高妇女地位等多重合力,使得唐代家训文献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有了新的发展与突破。第叁章为全文重点,将唐代家训文献分为帝王家训、士大夫家训、民间家训、女训、诗文语体家训等类别,对五十多种家训着作和叁类单篇家训文献进行考证,包括作者生平、家训内容、流传影响等各个方面。以家训着作为研究重心而以单篇家训文献研究为辅、以佚书与存书并重、以文献考证与内容研究并重,这是本文区别于前人家训研究的叁大特点。第四章总结唐代家训文献的特点,认为这些特点与其所处历史环境、政治背景有关,正是这些特点表明唐代家训的发展达到了成熟期。第五章论述唐代家训文献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认为唐代家训对当时社会教育和管理起到重要作用,为后代家训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但也存在着制约社会发展、抑制个性张扬等局限。
参考文献：
[1]. 汉魏六朝临终文试论[D]. 赵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03
[2]. 生的极限与超越[D]. 黄莹. 南京师范大学. 2011
[3]. 建安散文研究[D]. 朱秀敏. 山东师范大学. 2011
[4]. 美国汉学家康达维的辞赋翻译与研究[D]. 王慧. 湖北大学. 2016
[5]. 萧绎的理想人格试探[D]. 孙鸿博. 复旦大学. 2013
[6]. 弘农杨氏与隋代文学研究[D]. 郑国周. 浙江大学. 2012
[7]. 试论汉末魏晋南北朝临终诗文的艺术特色[J]. 李盼. 唐山学院学报. 2013
[8]. 魏晋谯郡嵇氏家族文学与文化研究[D]. 杨沐晓. 西北师范大学. 2014
[9]. 明代吴中二黄研究[D]. 张婧. 上海师范大学. 2011
[10]. 唐代家训文献研究[D]. 李光杰. 吉林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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