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对历史经验论的超越及其理论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验论论文,科学发展观论文,意义论文,理论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0）01－0049－07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发展阶段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思想。在解读它的重要理论意义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它是基于当下中国的现实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一种“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准确地看清它跟拘泥于经验事实的经验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深刻地领会它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等方面所做出的重大成就，并进而对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深刻内涵有一个完整的把握。
一、对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本质认识
能否从本质规律的角度对我国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作出准确的解读，实际上关系到我们在当下的语境中能否实现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科学发展问题。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对这一点作出了准确的剖析，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角度对这一段历史进行了深刻的解读。他指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创立邓小平理论，吹响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通过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开创了全面开放的新局面。十六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顺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着力推动科学发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①。
应该说，从上述这一角度对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本质分析，最准确地抓住了这一段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从而为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对历史进程的这种科学分析显然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所取得的，如果缺失了这种科学方法论的指导，所得出的结论也许就会完全不同了。如果我们像美国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那样，相信事件之历史过程本没有什么规律，凡是硬要给“事件之所是”套上某种规律的人，都是试图利用这种规律来控制或操纵这些事件，那么，为了避开操纵事件之进程的嫌疑，我们也就只能从偶然事件之链接的角度来理解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进程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根本不可能从这一段历史中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进程了。或者，如果我们像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那样，相信应该从历史事件之经验性联系的角度来理解历史进程的本质，那么，我们眼中的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进程就会演变成一段历史事件的简单组合，譬如说，把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所开创的事业，界定为改革开放的阶段，把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所开创的事业，界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阶段，把十六大以来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的建设实践，界定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阶段。如果我们不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线索入手，深刻地领会上述三个阶段之间的本质关联，而只是把它们分别理解为三个链接在一起的历史阶段，那么，对整个这一段历史进程的深刻意义的把握就会大打折扣了。
再者，即使倾向于从历史本质论的角度来解读上述这一段历史进程，但如果在方法论上不能上升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那么，同样也不能准确地解读出这一段历史的真正内涵。譬如，如果只是从经济增长的线索来理解这一段历史，那就会把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的前十年理解为给经济松绑的阶段，把中间的十年理解为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把后十年理解为经济增长遇到某种困难（如内需不足等）的阶段。这种理解跟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角度所展开的解读相比，显然要单薄得多。再譬如，如果只是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解读这一段历史，把前十年理解为社会公平问题出现的阶段，把中间十年理解为这一问题相对激化的阶段，把后十年理解为这一问题开始得到解决的阶段，那么，改革开放三十年历史进程中所出现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重要性，就不能完全地被揭示出来。所以，只有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角度所展开的对这一段历史进程的解读，才是真正切合这一历史进程本质的科学理论，才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的深刻阐释，因为只有这种解释，才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过程，视为理解这一历史进程的本质线索，而不是从单一的经济增长或社会福利的角度来解读上述历史进程。
应该看到，即使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语境中，要想准确抓住上述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线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我党发展史上的某些特定时期，我们就没能准确地抓住上述这一矛盾，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一九四九年，中国人确实站起来了。但从一九四九年建国到现在三十八年，这中间我们又确实有不少失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一九四九年取得全国政权后，解放了生产力，土地改革把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生产力解放出来了。但是解放了生产力以后，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件事做得不好。主要是太急，政策偏“左”，结果不但生产力没有顺利发展，反而受到了阻碍。”② 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说法，毛泽东不是不想发展生产力，而是找不到正确的方法，“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③ 事实也是如此，毛泽东不仅多次谈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重要性，譬如在1960年6月18日他就曾说过：“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④ 而且，他还从理论的高度指出“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⑤ 那么，毛泽东在发展生产力问题上为什么“方法不都是对头的”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在某些历史阶段，他并没有十分清晰地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角度，来理解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
因此，当邓小平提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⑥ 时，他实际上是把握住了上述基本矛盾在当时实践语境中的根本表现并为解决这一矛盾找到了具体的路径。我们在理解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贡献时，不应该仅仅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理解，因为对邓小平来说，发展生产力是放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总问题的回答中来加以考虑的。正因为如此，邓小平视域中的发展生产力，并不会带来资本主义，而只会有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十七大报告”指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吹响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因此，邓小平是明确地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本质线索的角度，来理解当时那一段历史过程的本质内涵的。
同样，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时候，其理论视域也不仅仅局限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而是从在当时的语境中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角度来加以思考的，否则的话，他们就不可能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结合在一起了。再进一步，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时，他们的理论视域也不仅仅是分配公平问题，尤其不是停止发展来简单地追求分配公平。他们的重要贡献在于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置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框架中来加以理解，并由此而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论。透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只有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线索的角度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所作的理论分析，才是最符合这一段历史进程的真实内容及其本质属性的。从包括历史经验论、历史偶然论等其他理论视角入手对这一历史进程所作的解释，都不可能是对它的科学阐释。
二、对未来发展进程的本质认识
由于科学发展观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运动的角度入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线索，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进程作出了科学的解读，这就从方法论和理论观点两个层次为它准确地建构指导社会未来发展进程的科学理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科学发展观中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道路的正确界定的内容就是源自于此。
正像它在解剖改革开放三十年历史进程时所做的一样，科学发展观在剖析中国社会未来发展道路时，首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在当下语境中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准确的解读，应该说，这是制定科学理论决策的重要基础。在科学发展观看来，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在当下语境中的表现的认识，其实就是对当下基本国情的认识。而自从进入新世纪之后，社会主要矛盾的当下表现形式的确呈现出了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这主要表现为：“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⑦ 正因为有了对社会主要矛盾在当下语境中的表现形式的这种准确解读，科学发展观在确立中国社会未来发展道路时才能在发展的要义、核心、基本要求及根本方法等方面得出正确的结论。
首先，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要义进行了准确的解读。在它看来，正因为我国在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依然是社会主要矛盾，因此，发展依然是我党在现阶段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我们不能为了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而放弃发展或放慢发展的脚步，而是应该在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基础上，加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等内容，把发展提升到科学发展的层次。近几年来，有一种观点认为，科学发展观的要义就是实现对财富的平均分配。这种观点显然是简单地站在财富分配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的，它不仅在解读视角上停留在抽象的财富分配的层面，而没有达到社会主要矛盾运动的层面上来审视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而且在具体的理论内容上也是与科学发展观的真正内涵不相符合的，因而是应该加以转变的一种思想观念。其实，只要把财富分配问题置放在历史性的语境中，即从一定的、具体的、历史的视角来审视财富的公平分配问题，那就不难发现，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转变发展理念、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本身就是在现阶段对财富公平分配问题的有效解决。
其次，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核心进行了科学的剖析。在它看来，尽管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依然是当下实践语境中的社会主要矛盾，也就是说，我国目前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依旧没有变化，但必须看到的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我国已经取得了重要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⑧。何谓“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在我看来，这主要表现在我国现在已经具备了明确提出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发展理念的客观条件。应该说，这种客观条件并不是在改革开放的一开始就具备的。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了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发展理念，这是在对当时实践语境准确概括的基础上所得出的科学的发展思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有机地结合起来，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建设为基础，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这也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内的发展状况进行准确解读后所提出的科学的发展思路。立足于这样的解读视角，我们就不难看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不仅是在对当下中国实践语境进行准确概括后所提出的科学的发展理念，而且也是在发展观上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再次，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基本要求和根本方法作出了清晰的说明。正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在现阶段呈现出了独特的阶段性特征，因此，我们在当下的实践语境中推进社会发展的时候，既不能忽视经济建设、只去关注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同时也不能只关心经济建设、忽视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再加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因此，上述三个方面的建设还需要跟以党的建设为核心的政治建设进程相统一。这样一来，当我们面对科学发展观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其“基本要求”，并明确地提出必须“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⑨ 的观点时，我们就不难理解其把握及解决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了。与此相呼应的是，科学发展观把“统筹兼顾”作为其“根本方法”，这也是在科学把握当下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所提出的科学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到现在这一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明显地呈现出比以前复杂得多的态势，它在中国的城乡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程度。同时，这一矛盾本身在现阶段也呈现出了比以前丰富得多的内涵。如果说以前这一矛盾更多地表现为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话，那么，现在这一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除了物质需要外，还包括了文化需要、社会公平的需要、生态和谐的需要、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需要等多方面的内容。正因为如此，科学发展观才明确地把统筹兼顾作为其根本方法，主张“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⑩。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未来发展道路的准确剖析，是建立在对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之基础上的。这一科学理论是在当下中国的具体语境中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质规律的继承和发展，它所达到的理论水平是任何一种历史经验论或历史偶然论都无法企及的。
三、科学发展观超越历史经验论的理论意义
当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面临着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要使命，在完成这一使命的过程中，我们当然可以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得出的一些有益的启示，但切不可简单模仿它们的理论路径及思维方法。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左派学术界，随着传统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后马克思主义，大多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建构其学术观点时，往往是基于历史经验论的，其理由大致有以下两点：
（1）客体维度上的现实语境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譬如，法国哲学家福柯认为，如果说19世纪是时间的纪元的话，那么，20世纪就应该是一个空间的纪元，基于时间维度的本质规律论在空间的纪元中是行不通的，“19世纪最重要的着魔（obsession），一如我们所知，乃是历史：以它不同主题的发展、中止、危机与循环，以过去不断累积的主题，以逝者的优势影响着世界的发展进程。19世纪把它本质神话的根源，建立在热力学第二原理上。而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我们身处同时性的时代（epoch of simultaneity）中，处在一个并置的年代，这是远近的年代、比肩的年代、星罗散布的年代。我确信，我们处在这么一刻，其中由时间发展出来的世界经验，远少于连系着不同点与点之间的混乱网络所形成的世界经验。”(11) 英国学者拉克劳、莫菲也认为，对象之所是的纯粹历史性和偶然性是根源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之中的，“在一个技术的发展处于低水平状态、物质生活的再生产是通过基本上重复的实践来进行的社会里，‘语言游戏’或组织社会生活的话语秩序是极其稳定的……只是到了当代世界——在这个时代，技术的变革、资本主义快节奏的变化不断改变着建构对象之实在的话语秩序——所是的纯粹历史性才变得清晰可见。在此意义上，整个当代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应对这种不断增加的实在化的一种尝试，就是对本质主义的一系列脱离”(12)。
（2）主体维度上的无奈与茫然。譬如，美国学者戴维·哈维认为，当下的社会条件中并不潜藏着可资变革的因素，我们必须在自身所承载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中创造出这些因素，以此来推动社会的变革，“马克思早就说过，我们要做的不仅是理解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变世界。但是，假如现存的条件中没有潜藏着可资变革的因素就不能改变社会秩序，假如我们自己的历史和地理必须在自身所承载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中去创造，那么，对新自由主义及后来转向新保守主义的历史地理学的批判，就是一项研究现在以开拓未来的工作。”(13) 也就是说，必须基于对当下语境的经验解读来判断未来发展的走向。如果说上述观点代表了主体维度上的茫然，那么，还有一种观点则代表了主体维度上的无奈，英国学者伊格尔顿在《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一书曾批评过这种观点，“资本的力量现在是如此令人意气消沉地放肆、如此令人崇敬地无限权威和无处不在，以至于甚至大批左派都继续采纳它、理所当然地把它看作是一种不可动摇的结构，好像他们根本没有勇气谈论它……主要被后现代主义所培养起来的政治无知和历史健忘，以及它对昙花一现的理论时髦和直接知识消费的崇拜，必然会是一个带来白宫内的喜悦的事业，假定这一潮流在传到他们的耳朵之前没有消失不复存在的话。”(14) 既然资本的世界是如此的强大，那么，批判资本主义的事业就必然是一种偶然的过程了。
我以为，上述两方面的理由都是值得商榷的。就客体维度的语境变化而言，从表面上看，20世纪尤其是这一世纪的下半叶似乎的确呈现出空间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的特点。不久前由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波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机，似乎也在印证着这一点。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空间的这种重要性之所以凸显出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资本已经在全球性的层面上建构起了“宏大叙事”，正因为如此，一个空间点上的危机才会引发全球性的破坏性反应。能否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直接影响了批判或反抗路径的建构。如果看不到貌似混乱的空间点背后的时间性的宏大叙事，那么，对资本的反抗事业往往会倾向于本土化行动。可这样一来，就会出现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右派（即资本的利益方）在进行全球化的宏大叙事，左派（即批判资本的一方）却在进行本土化的思考与抗争。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一书中也谈到了相似的观点：“然而，还存在着更深层的反讽。就在我们开始从小处着眼之时，历史已开始从大处着手。‘本土化行动全球化思考’已经成为耳熟能详的左派口号；但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政治上的右派在全球行动，而后现代主义左派只思考本土的问题。”(15) 显然，只有透过经验现象层面的空间点，深入到其内在层面的基于时间维度的资本霸权逻辑之中，我们才能准确地解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发生着的事情。
拉克劳和莫菲的观点也是有问题的。首先，当历史唯物主义说19世纪的历史是有本质规律的时候，决非是因为这一时期的物质生活的再生产是通过基本上重复的实践过程来实现的，而是因为这一过程是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实现的。因为上述这一矛盾运动过程有规律可循，所以我们才说那一段历史是有规律的。拉克劳和莫菲显然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规律论和形而上学的抽象本质论简单地等同起来了。其次，当代资本主义世界虽然在表面上的确呈现出了快节奏变化的特点，但必须把握住的是，这恰恰是资本逻辑以市场为中介而呈现出来的现象。如果因此而真的以为资本放弃了对剩余价值的剥夺，或者真的以为资本已经皈依了随机性的发展逻辑，那就正中资本的下怀了。
就主体维度的无奈和茫然而言，它是跟在客体维度上对资本现状的判断直接相关的。如果认定当下语境中资本的生活过程并不基于其内在的历史逻辑，或者，如果认定当下的资本结构处在不可动摇的状态之中，那么，从左派立场出发的资本批判的事业当然也就只能建立在非历史性的经验探索之上，或者干脆随遇而安了。可事实却并非如此，正像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在当下语境中，资本在全球化层面所建构起来的霸权逻辑，不仅不是“不可动摇”的，而且也不是无内在逻辑可循的，它分明是基于剩余价值剥削的资本拓展逻辑在当下语境中的表现形式。既然如此，用主体维度上的无奈和茫然来证明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本质规律论的过时，显然也就无法成立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中国语境中的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这首先表现在它对以往社会发展进程的本质解读上。科学发展观并没有以社会发展太快为由，把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进程解读为经验事实的简单链接，也并没有以经验事实的横向联系之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为由，把上述这一段历史进程的意义仅仅置放在空间层面上来加以定位，而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视角出发，以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为线索，深刻地解读了改革开放进程的内在本质，从而为科学规划中国社会下一步的发展进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其次，科学发展观在规划和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时，同样也以着力把握发展规律为基础，明确提出了“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观，并且明确地要求“全党同志要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16) 这说明科学发展观在从客体维度界定中国社会未来发展道路时，是明确地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视角上，明确地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运动为线索的。同样，在从主体维度界定社会主体在社会未来发展中的作用时，也是明确地与经验主义、机遇主义观点区别开来的，它清晰地阐明了全党同志和每个社会公民在未来发展中应尽的义务。
正因为如此，我以为，当我们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应认真研究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上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仔细研究把握发展规律与增强主体创造能力之间的辩证关系，深入剖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下中国语境中的具体化路径。由此，我们可以说，科学发展观通过对历史经验论的超越，在基本理论和方法上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具体路径提供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注释：
①⑦⑧⑨⑩(16)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8、13—14、14、16、16、18页。
②③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7、116、63页。
④⑤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106页。
(11) ［法］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参见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12) ［英］欧内斯托·拉克劳、尚塔尔·莫菲：《无须认错的后马克思主义》，参见周凡主编《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页。
(13) ［美］戴维·哈维：《新自由主义和阶级力量的重建》，参见罗岗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133页。
(14) ［英］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0—31页。
(15) ［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71页。
标签：科学发展观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社会发展规律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科学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空间维度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社会经验论文; 经验论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