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须知》与中国近代新式教科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科书论文,须知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1)03-0112-08
教科书与人类其他文明一样，通过积累和传播而得到发展。鸦片战争以前，没有近代的普通学校，只有启蒙教育和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私塾和书院，初学《三字经》、《百家姓》，进而读四书五经，不存在现代学校所备的教科书。石鸥教授认为，“现代意义的教科书应该满足如下条件：第一，产生了现代学制，根据学制，依学年学期而编写出版；第二，有与之配套的教授书(教授法、教学法)或教学参考书，教授书内容要包括分课教学建议，每课有教学时间建议等；第三，依据教学计划规定的学科分门别类的编写和出版。”[1]因此，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教科书应以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教科书》系列为标志。在此之前，各类学堂中开始出现了与传统启蒙读物不同的教学用书，通常被称之为新式教科书。这其中，1882年出版的《格致须知》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套由专设教科书机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专为学堂学生教学而编撰的新式教科书，编撰者是晚清最为有名的科技翻译家、宣传家、教育家且毕业于师范院校的傅兰雅。这套教科书前后盛行近三十年，影响极大。“1903年，清政府采用的教科书中就有傅兰雅所编的《重学须知》、《力学须知》、《电学须知》、《声学须知》、《光学须知》、《水学须知》、《热学须知》、《动物须知》、《植物须知》等。”[2]笔者十分有幸见到《格致须知》第1集共8种，“如今，翻天覆地的变革虽已过去，遗存的教科书却述说着不可抹灭的意义。”[3]作为在中国长达34年的时间、不讲经布道、殚精竭虑以传播西学为己任的伟大学者，教科书中蕴含着傅兰雅怎样的传播西学态度？与他的科学启蒙之路探索实践又有着怎样的关联？为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奠定了怎样的基础？在中国从传统教育走向近代教育并最终融入世界教育发展过程中有着怎样的特殊贡献？本文试对此作初步探寻。
一、《格致须知》产生的历史背景
正如费正清在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导言中所言：“虽然历史学界关注的中心问题，每代各有不同，但就中国近代而言……一个需要阐明的重大问题就是外来影响的程度和性质。”[4]伴随着教会学校以及洋务学堂的发展，西学译书成为缺乏新课本时期的教学用书。于是，为学堂教学系统编撰新式教科书是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
1.“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中国近代第一个教科书专业编撰机构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传教士获得在内地传教的权利，教会学校迅速扩大。据187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的报告，从1842至1877年，全国基督教办的学校有350所，学生5 975人。[5]“随着教会学校数量增多和影响增大，合适的教科书，尤其是各种科学类教科书在中国十分需求。”[6]当时，有传教士就开始自己编译教科书，如同治三年(1864年)狄考文在登州文会馆即自编教科书，供该校学生使用。但这种自编自用的方法不能相互交流，教科书质量也参差不齐。传教士们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应当通力合作，共同解决。如狄考文指出：“教会学校的成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拥有好的和适用的教科书。”[7]于是，专门的教科书编撰机构应运而生。
“清同治光绪年间，基督教会多附设学堂传教，光绪二年(1876年)举行传教士大会时，教士之主持教育者，以西学各科教材无适用书籍，议决组织‘学堂教科书委员会’。该委员会所编教科书，有算学、泰西历史、地理、宗教、伦理等科，以供教会学校之用，间以赠各地传教区之私塾。教科书之名自是始于我国矣。惟现已散佚无从可考。”[8]1877年5月，“学校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正式成立，统一编订教会学校教科书。该组织对外称为“益智书会”，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编辑出版教科书的专门机构，“教科书”一词即由此而来。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委员有丁韪良、韦廉臣、狄考文、林乐知、傅兰雅等，傅兰雅被推举为干事。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有两项，一为编辑出版教科书，一为建立统一的译名。经过委员会数次商讨，初步决定编初级和高级的两套教材，包括数学、天文、测量、地质、化学、动植物、历史、地理、语文、音乐等科目。[9]关于教科书的内容，要求包括：“一、初级和高级的教义问答手册，以直观教学课的形式，各分三册。二、算术、几何、代数、测量学、物理学、天文学。三、地质学、矿物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解剖学和生理学。四、自然地理、政治地理、宗教地理以及自然史。五、古代史纲要、现代史纲要、中国史、英国史、美国史。六、西方工业。七、语言、文法、逻辑、心理、哲学、伦理科学和政治经济学。八、声乐、器乐和绘画。九、一套学校地图和一套植物与动物图表，用于教室张贴。十、教学艺术，以及任何以后可能被认可的其他科目。”[10]
2.傅兰雅：中国近代翻译西书最多的传教士
傅兰雅1839年8月6日出生在英格兰肯特郡海斯镇一穷苦牧师家庭，从少年时代就对中国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并常和同学们谈论自己心目中的那无比神秘的中国。为此，他甚至被同学们称为“傅亲中”(Chinchong Fu-ung)[11]。稍长，曾在酒厂当学徒，后得政府助学金就读于伦敦海布莱师范学院，毕业后的傅兰雅受英国圣公会派遣，远渡重洋到香港任圣保罗书院校长(1861-1863)。1863年傅兰雅辞去圣保罗书院教职，至京师同文馆任英文教习。1865年南下上海任由寓沪外侨和中国士绅富商创办的英华学塾校长(1865-1868)，并主编字林洋行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但是因为傅兰雅全心全意为学校发展而努力工作的方式“过分世俗化”[12]而受到教会的批评与非难。
1867年，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翻译馆，傅兰雅认为翻译馆“极有希望帮助这个古老的民族走向强盛，使之跨入西方人引以为豪的向‘文明进军’的轨道”[13]。1868年，傅兰雅进入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任翻译达28年。在此，他开始殚精竭虑地为翻译介绍科技知识而努力，并确立了其一世的声名。“各种书籍，傅先生所日译者十居六七”，[14]这是与他同事的徐寿对傅兰雅的评价。据傅兰雅1894年自编译著目录记载：截止到1894年，除去约10种已刊的军事、兵工译著和30种以抄、稿本流传的译著外，他已出和即出的译著已达55种。1895-1896年他还翻译过一些新著。1896年以后又为制造局翻译过14种。这样，粗略估计，傅兰雅为制造局口译的著作有近120种。[15]1874年他又参与创办格致书院(1876年落成)；1876年自费创刊科学杂志《格致汇编》；1877年被推举为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干事，1879年被推举为该会的总编辑。1896年，傅兰雅去美国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东方文学语言教授，后加入美国籍。傅兰雅在中国期间，穷其精力致力于西学传播，正如他在1892年《格致汇编》上所申明的：“半生心血……惟望中国多兴西法，推广格致，自强自富，寝昌寝炽，以成百世之盛。”[15]28诚哉斯言。傅兰雅在洋务运动时期将西方科技知识输入中国，其贡献之巨，无论当时的来华西士抑或中国本地学人均无人能望其项背。
二、《格致须知》的内容及特色
笔者所见《格致须知》第1集初版于1882年-1887年，共8册，分别是《地志须知》(傅兰雅著，1882新镌)、《地理须知》(傅兰雅著，1883新镌)、《地学须知》(傅兰雅著，1883新镌)、《化学须知》(傅兰雅辑，1886新镌)、《气学须知》(傅兰雅著，1886新镌)、《天文须知》(傅兰雅著，1887新镌)、《算法须知》(傅兰雅识，1887新镌)、《声学须知》(傅兰雅著，1887新镌)，其中《算法须知》为华蘅芳辑、傅兰雅识。现将各册各章内容抄录如下。(见表1)
这套新式教科书由“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傅兰雅编撰，原计划编写10集，每集8种，共计80种，第1、2、3集是自然科学，第4、5、6集是工艺技术和社会科学，第7集是医学须知，第8、9集是国志须知和国史须知，第10集是教务须知，至1890年已编出前3集，其他几集后来只出了一部分，没有完全编成。[16]现以《格致须知》第1卷8册为例，分析其基本特色。
1.在价值取向方面，突出科学的实用性及发展性，没有以科学证明宗教，以构建独立的“学界”
傅兰雅是一位英国的传教士，后来致力于纯世俗的工作而与教会脱离关系。这套教科书是他按照“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计划而编撰的，而当时“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对于教科书编写的要求中，“最重要的是应在使这些书具有严格的科学性的同时，抓住一切机会引导读者注意上帝、罪孽和灵魂拯救的全部事实。”[17]以科学证宗教，用心可谓良苦。如韦廉臣的《格物探原》(1880)一书认为，所谓格物即介绍各种自然科学，探原即将一切归于上帝。每章标题均含有“上帝”二字，如“上帝必有、上帝唯一、上帝全能”等。但傅兰雅对此是反对的，他主张“把宗教书籍和讲解世俗性科学知识的书籍分开，使那些反对订购宗教书籍的中国人可以只订世俗书籍。”[18]可是，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采纳。令我们肃然起敬之处恰恰在于，在《格致须知》中，我们明显看见傅兰雅将自己的主张贯彻其中，整套教科书仅仅极力主张以生活生产实用为取向而没有宗教的渗入，以构建纯粹的、独立的“学界”。如《天文须知》写到：“明乎此学，则能扩充性灵，增长智慧，考求至精，更有裨於实用，如四时节候、日月亏蚀，皆可先期推算而定。……”[19]1在《算法须知》之“总引”中写到：“算法之事，不独日用饮食、米盐零杂，有无相易，子母互权，必及算法为用也。即如度土田而推积步，计道里而定均输，因高广而立商工。凡可尺量寸计而得者，皆有算法存焉。若夫楼台山岳之高，濠堑坑谷之深，河梁海口之遥且阔。虽不能身履其地，苟可望而测之者，亦可算得其数，至于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尤以算法为大用焉。故深于算法者，可以析至纷之数，穷至赜之理，造至精至奇之器，夺造化之权兴，泄天人之秘奥，国家因此以富强。”[20]1-2教科书非常注重生产生活之实用。特别一提的是，傅兰雅对于知识的不断发展也有提及，如在《地志须知》中写到：“窃以为不登山者，不知泰岱之高，不赴海者，不知沧溟之深。况人各处一方，何能遍知地球之大也。如数十年前，东方数处未知有泰西诸国，数百年前，西人未知有西半球之地，是因水远洋宽，舟船所难通也。今则轮船既造，行海如衢，游览人等，无往不到。”[21]1-2说明了随着认识的不断拓展，相应的知识也在发展变化中。
2.在形式体例方面，体现为编排的一致性与简明性，黑白插图集中前置，教科书基本要素不全
这套教科书环筒页装，各册封面形式一致，从右至左分为三个竖框，右上方为时间，中间为书名，左下方为编撰者名，如《地理须知》的封面从右至左依次为“光绪九年新镌，地理须知，英国傅兰雅著”字样。各册体例简要，依次为总说(或总引)、插图(《算法须知》除外)、章。各册总说(总引)概要说明学科的基本性质、研究对象及基本内容。如《气学须知》之“总说”写到：“天地间之物质，总分三类。一曰定质，一曰流质，一曰气质。定质有坚有软，体常定而不易，如木、石是也。流质或稠或稀，形能活泼流动，如水、汞是也。气质虚浮幽渺，踪迹难寻，如空气是也。惟流定二质，有形有色，人皆信其质实，而空气不见不闻，人鲜觉其为物。故当人每视之为虚，以为其毫无关切作为也。然细考之，究属非虚，当其静也，弥漫轻清，无微不入。及其动也，飕飕奋发，随在流通。拂面寒生，肌肤所可觉也。穿林叶音耳官所能闻也。吹云飞走，簇水荡纹，亦人目所得见也。他若暴风之摧花折柳，旋风之拔树坏垣，狂风之扬尘簸沙，飓风之倾舟败舰，尤其事之显然者，亦其力之猛烈者，可知空气非虚，而实有其质也。将此各事，考论证明，是谓气学。由来讲气学者，浑论居多。或统始终总说一段，或按静动而分两篇。兹欲条理清析，特列六章，第一章略论空气静性，第二章略论抽气等篇，第三章略论空气静力，第四章略论显压力器，第五章略论空气动性，第六章略论测候诸器。一说一器，相附而行，至于汽机、声音、光、热、电气等事之兴空气有相关者，此不及祥，俟后专辑。……”[22]1-2除《算法须知》外，各册“总说”之后排列有丰富的黑白插图，且均为连续多页集中呈现。如《地学须知》第二页从上至下有五幅图：第一图为“有层累石”，第二图为“无层累石”，第三图为“泥沙沉没成层累式”，第四图为“石层斜直”，第五图为“石层各变式”。[23]2接下来的第三、四、五等页均排列了各式插图。有的一页只排有一幅插图，如第三页右边单页为第八图“地壳土石各层累式”。[2 3]3插图因学科不同，呈现出多样化，有的教科书中各类试验方法和试验仪器的插图大量呈现，如《化学须知》第二页中第一图为“试烛焰所发炭养[二]气与炭[四]轻[四]气及烟炱法”，第二图为“试烛烧时能凝水法”，第三图为“试烛烧时通风之法”，第四图为“试呼出炭养[二]气之法”，第五图为“取淡气法”，第六图为“试淡气法”。[24]2《气学须知》第一图为“称空气法”等[22]2。《声学须知》中第一图为“传动球”，第五图为“收声筒”[25]2等。《气学须知》中第五图为“热气球”，第四图为“轻气球”[22]2-3。在《地志须知》中则为大量的地图，如有“大清国”图，“亚细亚洲”图等。[21]2-3。插图之后就是各章内容了。所以这套教科书作为教学用书的基本要素是明显不足的，如缺乏目录、课、注释、习题等。
3.在内容选择方面，凸显了知识的生活性和交叉性，程度略微偏难
《格致须知》一般是从儿童熟悉的身边事物开始，层层引入，一步一步上升到概念、原理，如《地学须知》之“总说”写到“凡人游行山野之间，见夫琐琐磊磊者，皆知其为土为石。若试就山边谷旁，细为审视，则见其土石，每有属累之状，亦有杂乱无定形者，初视之，似无甚紧要。然祥察之，则实有奥理。欲查明此理，则为地学之工。盖地学乃考察地体各类土石之形势部位，及其中所蕴藏之动植物迹，与其所藏矿类，又查其古今之变迁，并其所以成形化形之理者也。”[23]1此外，各学科知识内容选择出现交叉性，如关于空气，《气学须知》中选择了“空气静性、空气静力、空气动性”等内容，在《地理须知》第二章略论空气中，将“天时之所以冷热，气候之所以燥湿，风之所以动荡吹嘘，飓之所以狂旋猛掠。一一略言其故。”[26]1-2此外，整体而言，这套教科书在知识选择上对于初学者而言，程度还是略微偏难。《算法须知》第一章“记数之法”一开始在呈现数字时，就将进位一一呈现，对于初学者是有难度的，如“无论何种数目，皆可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各数记之。因每数若必立意名，则不胜其烦，且不便于记。故有进位之法。每位之数，以九为限，满十则进为上位之数。仍以自一至九之各字记之，满百又进其位。仍以自一至九之各字记之。如是以至千万以上，皆以此法进位，则所用数目之字不多，而不至紊乱无序矣。”[20]2
4.在语言使用方面，表现出浅近性与变通性，且新名词不断出现并规范
文言文具有特定的文化语境，对于西学的翻译具有极大的障碍。傅兰雅自从踏上这块向往中的东方土地，在工作之余就努力学习汉语。“在香港两年的经历使我想完全摆脱英语教学，一心一意学习北京方言”。[13]在1863年9月被派到北京后，他很快就学会了北京话。为了编撰出“中国的教科书”，当时“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就建议教科书的编纂者们努力去发现并利用中文的文言文(“Wen-li”)特性，从而帮助他们克服困难。由于傅兰雅自己对于中国语言的专研颇深，所以我们发现这套教科书不但采用通俗浅近的“文言体”编纂，而且表现形式较为活泼，有比喻、有例证、有陈述，等等。如《天文须知》之“总引”写到“人居地面而仰望天空，见朝出而暮入者，日也；时圆而时缺者，月也；光彩点点如散珠、如列钱者，星宿也。而讲明日月星宿之理者，即天文之学也。”[19]1《声学须知》之“总说”写到：“窃以为人身百体，无一为虚设者，如目之主视，耳之司听，鼻之嗅香，舌之辨味，莫不各有其职也。然虽各有其职，究非其自能视之、听之、嗅之、辨之，而知觉此各事者，全主乎脑。脑髓分散脑筋，遍布百体，四通八达，各适应用，遇有外事，即传动於脑，是脑犹君，耳目舌鼻为官也。各官均有相关之外务，而耳之相关者为声。声之为甚多，有四万之言，八音之乐，鸟兽之鸣，林泉之韵。千变万化，莫能穷状，而总之皆为声也。声之成有三要事，一赖本物震动，而发为声，一藉空气荡动，而传为声，一凭耳官，而觉为声。此三者互相为依，缺一不可。格致家考此各事，著为成书，谓之声学。”[25]1-2一切概念都是在历史中流动的，其流向和“流域”皆受制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社会条件。《格致须知》大量出现“国家、人民”等等全新的名词术语，不胜枚举。如《算学须知》中有“国家因此以富强”[20]1-2《地理须知》中有“由此可知地球各事，恒相运用动作，各尽其职，以备生长植物，蕃衍动物，养育人民，而类大造之奇功也。”[26]1-2；这些新名词和术语有着某种互相沟通和彼此作用的中介特性，成为一种交流“现代性思想”、不断强化“思想现代性”的语言平台，直接促成现代性思维的兴起和发展。
三、《格致须知》的历史意义
鸦片战争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了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傅兰雅来到中国后，通过他所看到、所了解到的情况，深深地觉得当时的中国最需要的并不是宗教的拯救，而是科学的启蒙及普及。“全社会寄希望于教育，教育寄希望于全新的教科书。”[27]他在古今中西大交汇的关口，博采精取，锤字炼句，使得《格致须知》无愧的成为中国近代新式教科书的先导。恰如后人评曰：“北京同文之馆、上海制造之局，稍从事于译述，顾独详兵学、化学、算学、医学诸门，他皆略焉。……英人之《格致须知》，美人之《格物入门》，具体而微号称善本。”[28]
1.这是第一套由专设教科书机构分科设编的新式教科书，开拓性地构建了教科书的学科知识体系，具有文化新陈代谢意义
中国早在先秦时代已有相当发达的分类观念，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学术分科体系，“中国学术分科，主要是以研究者主体和地域为准，而不是以研究客体(对象)为类分标准；其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古代典籍涵盖的范围内，并非直接以自然界为对象。”[29]48如道家、儒家、墨家等就是这样划分的。而近代西方学术门类均有其固定的研究范围，是以特定的研究对象为分科标准的。对此，近代学者钱穆说：“西方学术则惟见其相异，不见其大同。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界域各异。自然学如此，人文学亦然。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分门别类，莫不皆然。学亦致用，而所用之途则各异。学亦求真，而无一大同之真理。故西方之为学，可以互不相通，乃无一共尊之对象。”[30]由此“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与知识系统中，缺乏真正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29]55虽然1868年丁韪良编撰有《格物入门》也是分科设编，但其最初只是针对同文馆学生，内容较深。而《格致须知》是由“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专为学堂学生而编的第一套系统体现西方学术门类分科的初级新式教科书，内容是全新的科学知识体系，具有文化上的新陈代谢意义。如《地理须知》之“总说”写到：“地理一学，所该甚广，如地质、地势、矿石、水泽、空气以及光热雷电、吸力、草木、禽兽、人类等，莫不属乎地理。盖地所以载物也。凡此诸事，皆不能离乎地也。然若将此各事，总集一书，不惟篇幅难容，而且不易细论。兹故仅择地理之紧切者，分列六章，第一章略论地势，乃言陆地之形势，洲岛之来源，以及山岭峰峦天生之形状，火山地震自然之事理，第二章略论空气，即天时之所以冷热，气候之所以燥湿，风之所以动荡吹嘘，飓之所以狂旋猛掠。一一略言其故，第三章略论雨雪，即露、霜、雾、云、雨、雪、雹各理，第四章略论水源，乃将泉源、湖、泊、洋、海、江河一一剖释其故，第五章略论潮浪，乃言潮汐之涨退，浪之大小，以及平流之情形等事，第六章为地理总论，乃将前五章所论各事，合而论其循环作用，变迁改易，皆为开辟以来，即有之理。历若千年，仍复如是，由此可知地球各事，恒相运用动作，各尽其职，以备生长植物，蕃衍动物，养育人民，而类大造之奇功也。”[26]1-2后来，相关学科的知识不断经历重新归类与整合，但在学校教育领域，这套教科书正式开启了抛弃庞杂之博物学而转向分科化、体系化之近代科学，有利于学堂教学之变革。
2.这是第一次在系统介绍科学基础知识时，重点关注科学实验和方法的新式教科书，科学理性启蒙价值重大
科学理性所蕴含的重经验、重实证、重分析的精神，讲究方法、注重操作、务求可行的倾向，以合乎理智、合乎逻辑、合乎科学运行规则与程序为价值尺度的观念，促进了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和各种技术的不断进步。伴随着在中国的教育实践，傅兰雅洞彻到中国社会固有的顽疾，深知科学理性在中国社会之必要。他深知西学以追求知识之确定性为主，故特别推崇试验，以期用实证方法来论证理论，一改“中国古代科学思维方法长期停留在经验知识和猜测结构”[31]的水平，这是具有根本性的变革价值。如在《地学须知》之“总说”写到：“凡人游行山野之间，见夫琐琐磊磊者，皆知其为土为石。若试就山边谷旁，细为审视，则见其土石，每有属累之状，亦有杂乱无定形者，初视之，似无甚紧要。然祥察之，则实有奥理。欲查明此理，则为地学之工。”[23]1在《气学须知》写到：“兹袛以气学为格物一门，试验理法，多以图明，引证事端，不辞浅近，阅者披之，亦为博物之一助云。”[22]1-2教科书插图中大量呈现的试验用器等也充分说明了傅兰雅对于科学试验之重视。同时，教科书不断确立科学的态度，如在《地学须知》中写到：“即此六章已可知西国地理大略，非若中土堪兴家专以地脉风水，阴阳宅寓，愚惑庸众者此也。”[23]1-2提倡求真求是之学风，如《地志须知》之“总说”写到：“窃以为不登山者，不知泰岱之高，不赴海者，不知沧溟之深。况人各处一方，何能遍知地球之大也。如数十年前，东方数处未知有泰西诸国，数百年前，西人未知有西半球之地，是因水远洋宽，舟船所难通也。今则轮船既造，行海如衢，游览人等，无往不到。每到一处，即阅其地上之形势，访其人民之风俗，查其物产之多寡，一一记於书中，是谓之地志。”[21]1-2又“声学为音乐之本，乐器之精，音律之协，均出乎此。”[25]1-2等等。这样，《格致须知》不仅为学堂带来西方科学知识，而且带来了这种科学知识背后的科学理念及方法，这也直接影响到后来各类新式教科书的编撰取向。于是，伴随着教科书的教学，学童逐渐明白科学知识是对已存在的客观事物的属性、结构及其规律性的反映，这对于学童认识和理解近代科学，推动他们尝试进行科学实验，引起其知识结构与智力兴趣的巨大转变，成为新型知识分子具有重大的启蒙作用。
3.这是第一位既毕业于师范院校，又有丰富教育实践经验的学者编撰的新式教科书，注重教学要求及内容拓展
19世纪初，以赫尔巴特和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质教育论正处于兴盛期，宣扬向学生传授与生活相关的广泛知识内容，与人类的世俗生活密切相关的实质学科(如物理、化学、天文、地理、法律)或实科课程最有价值，教学原则与方法应适应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等等。从傅兰雅编撰的《格致须知》中，我们明显看出他正是以此为取向的。作为具有师范教育学科背景的教科书编撰者，傅兰雅以其教育学知识的丰富积淀和教学经验基础，对于教科书要符合儿童认知规律这一点是非常努力与强调的。如《格致须知》一般是从儿童熟悉的身边事物开始，层层引入，一步一步上升到概念、原理，同时教科书注重感性直观的原则，基本以大量插图开始，部分还以总结提炼结束，这种编排比较注重了儿童的认知发展规律。如《地学须知》的“总论”写到：“……近来西人探究此学，著有成书，发隐烛幽，曲尽其蕴。惟初学者，每苦其繁细，不易把玩兹。故删繁摘要，辑成六章。”[23]2由于西学译书一般是著作，不是专为学童设计，故傅兰雅非常强调这套书是专为学童设计的。此外，这套教科书各册容量基本均等，除了《算法须知》(华蘅芳辑、傅兰雅识)为四章内容之外，其余各书均为六章。为了学习的便利，傅兰雅提及知识拓展领域，个别列有参考书目。如《化学须知》的“总说”中介绍各章内容之后，对“生物化学”另外编辑，“童蒙入塾，每教从事专师。近来中国所译化学诸书，已称该备，惟皆理繁义奥，初学不易披览。兹特撮其要略，分列六章。……凡此所论，皆化成类之质，即死物质尚有生长类之质，属乎生物化学，兹不及赘，俟另编辑。”[24]1-2在《天文须知》中，傅兰雅将《谈天》列为进一步学习的参考书，“是书共分六章，依次而列，……阅者从此推求，再细考谈天等书，自可得其祥也。虽中国天学久已有之而再加以西士所考者，岂非更有裨益哉！”[19]2在《地学须知》的“总论”中也写到：“至於石类矿类之详细形性，当另有他书论及，兹不多赘。”[23]2之后，新式教科书的编撰都非常注重以教科书是知识为基本起点和平台，为教学不断拓展留下了自主发展的空间。
四、结语
教科书不是普通的读物，也不是学术著作，而是实现教学过程进而达到教学目的的特殊文本。由于时过境迁、资料缺失等各种原因，以至于当时声名显赫、地位举足轻重的《格致须知》在各类研究中仅留下了只言片语，或者一个模糊的背影。通过对《格致须知》第1集的分析，发现它没有像当时与之并存的其他西学译书那样，以宜传教义、传道说教为目的，而是一套单纯的以学堂学生科学启蒙为宗旨与目的而编撰的教科书，促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在中国的推广和普及。“正是由于教科书启蒙的力量与承载，现代性在这个千年文明古国中以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形式喷涌而出，一发不可收，其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之猛烈，社会变迁之巨大，在整个人类的现代化史上都未曾见过。”[32]当蒙童入学，学习被称做“格致之学”的全新分科设编的教科书时，当我们回首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发展的辉煌成就时，《格致须知》以其高水平的“先导”之功，贡献十分巨大。同时，傅兰雅作为19世纪后半叶在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伟大学者，以其“为知识而知识”的独立学风，诠释着科学启蒙与教育独立的重要，其在《格致须知》中对于科学启蒙的努力与坚持，至今都十分难能可贵！对此，我们肃然起敬。
(本文系石鸥教授的教科书研究组成果之一，同时感谢石鸥教授的悉心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