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国家？——城市和国际体系转型的逻辑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论文,体系论文,关系论文,国家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08-0019-09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呈现出行为主体纷繁复杂、规范创新层出不穷、议题议程日趋多样和机制转型悄无声息的新景象。一些理论家认为，21世纪国际秩序不再由美国、中国或者G20、G2类似的主权联盟主导，也不可能基于联合国、世界银行的国际制度，而越来越多地依靠城市治理①。新的时代背景下，城市发展、城市转型和国际体系转型日益呈现出交替演绎局面，由此，厘清城市和国际体系转型的逻辑关系成为理论必需。
一、城市与国际体系的历史逻辑
厘清城市和国际体系转型的逻辑关系必须首先说明城市和国际体系的历史逻辑，显然这又离不开国际体系概念。国际关系理论史上，许多理论家如莫顿·卡普兰、卡尔·霍尔斯蒂、罗伯特·吉尔平、肯尼斯·沃尔兹、罗伯特·基欧汉、亚历山大·温特等，从结构与进程、制度和问题、知识和观念等不同方面进行阐述②。秦亚青教授认为，国际体系有两个层面：本体和内容，本体为体系单位性质、内容为实力结构、体系制度和规范结构③。由此国际体系可归纳为单元、客体或部分经某种形式规则互动而连接起来的集合体，兼具物质性、规则性和规范性，涉及权力结构、议题议程、制度规范，而维度也被划分出了全球市场体系、全球管理体系和全球性公民社会④。行为主体要进入国际体系，必须跨越国界进入国际领域并在相应规范上和其他行为主体形成持续的、稳定的联系。当某个行为主体根据战略需要和具体情势先进入国际体系某个维度而暂缓其他维度时，我们也认为该行为主体已成为国际体系的一部分。
通常认为城市隶属主权并无外交权限，进入国际体系也主要是全球化、信息化浪潮推动的结果，进入维度主要是全球市场体系，开始的时间应自20世纪下半叶。其实历史地看，城市自诞生起就汲取农村所创造的财富，组织、协调农业人口，创造专业化分工和相关知识、培育精致复杂的文化和宗教，常常成为贸易网络、军事动员的节点和管理控制中心⑤。安东尼·吉登斯指出，非资本主义时期城市是“存储器”，对非城市共同体的权力行使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⑥。既然前现代城市主要职能在于政治和管理，那么必然具备军事外交职能。古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雅典和斯巴达几乎涵盖了这方面的全部内容。类似情况同样存在于中世纪的欧洲，以意大利城市国家体系和汉莎同盟最为典型。当马基雅维利给美第奇家族献上《君主论》，意在帮助佛罗伦萨城获取整个意大利主导权时，我们看到城市间政治主宰着整个意大利半岛，而威尼斯和热那亚的经济成就也说明，“城市自身就能掌握一个真正的贸易和信贷帝国并不需现代国家的力量来维持”⑦。汉莎同盟是13世纪科隆、吕贝克、汉堡和不来梅等北德意志主要商业城市为维护经济和贸易利益、抵御抢劫者和海盗袭击而结成的跨地域联盟，并经14-15世纪逐渐演化为160多个城市成员的政治军事同盟。意大利城市体系和汉莎同盟说明，中世纪城市拥有足够权威赢得个体忠诚并自主展开对外交往。然而《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署和随之而起的拿破仑战争使一切不服从主权逻辑的行为体烟消云散，意大利走向统一、汉莎同盟终遭灭亡，主权以及建立在主权基础上的国际体系终于形成。布罗代尔亦恰如其分地指出：“城市孤立一隅、或是基本孤立，他们对相邻的经济缺乏足够的购买力，无法从中汲取力量，领土国家将不得不接过它们的任务。”⑧此时城市虽仍驻扎军队和作为重大事件策源地，但无论决策还是军队都已不属于城市本身。即使城市仍是政治运动的中心，地缘政治战略据点，但这种重要性与“权力的存储器”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城市在国际体系结构下不可能产生获取权力、显示权力、维持权力的动机，也决不至于产生城市间政治——为权力斗争与和平的战略诉求，更不可能试图获取国际体系霸权，因此很少发展成为对外关系的战略工具。
如果说所有城市发展变化都必须具有神圣、安全和经济的特征⑨，而早期城市主要以神圣、安全为主题，城市间贸易也主要服务于权力的累积，那么20世纪中叶当城市再次成为国际性的存在时，经济就越来越成为主要的了。信息技术和交通运输工具革新降低了跨国投资、商业交易、人员流动的交易成本，企业面对的市场不再是一地一域而是全球性的，必须在区位理论基础上进行全新的资源配置、在利润集中区域设立据点、构建全球经营网络。全球经营网络既增进了主权国家实现自身利益的能力和机会，也使主权国家干预国内经济甚至政治事务的行为受到限制。这样，以国家为核心的空间关系已不能满足发展需求。萨斯基亚·萨森等指出，城市既有能力运作基础性资源，又能将国家经济与全球循环作回路链接⑩，是全球化经营的最有利场所。约翰·弗里德曼认为，资本主义空间逻辑使城市取代国家成为商品、信息、人员流动节点(11)。城市在全球市场体系内部的拓展增大了对能源和环境供给的需求，能源安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人道主义、自然灾害、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大量增生。全球性问题需要国家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但仅限于国家不可能实现期望的治理绩效，拥有知识、信息和行动便利等诸多优势的非政府行为体凸显。曼纽尔·卡斯特尔认为，新的世界秩序主要建立在信息存储和知识生产上，尽管信息化、全球化解放了物理上的地域限制，但规模经济和聚集效应依然有效。城市是信息交换、传播中心，也是信息生产核心地带，非政府行为体只有依托城市才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反之城市通过非政府行为体才能实现对全球公民社会的参与。
二、城市与国际体系转型的逻辑关系
全球化浪潮使城市的资源配置功能日益突出，信息化浪潮给城市带来“流动空间”，前一种使全球市场体系对城市产生了需求，后一种为城市参与全球公民社会提供可能，而这两种力量共同推动了城市对全球管理体系的参与(12)。由此，城市和国际体系建立了稳定的、可持续的联系。研究城市化和全球化的理论家认为，城市对国际体系的意义在于控制性资源的聚集和更替，当控制性资源变化、地理经济和地理政治变迁、国际体系转型随之发生，然而这一逻辑链条始终局限于内容的变更而没有上升到本体的层面。为弥补这一缺陷，理论家试图从国际理论获取答案。学术界基于不同的理论假设、核心观点和解释边界演化出了三种不同的学说：国际关系理论、全球化理论和新中世纪主义(如下图)。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不仅享有不可分割的排他性的最高权威，而且是一种范式和基本的分析单元。全球化理论认为，全球市场体系使国家丧失诸多权威，基于领土的权力不再如过去般有效，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跨国力量兴起。新中世纪主义认为，国家虽不再具有绝对权威但仍至关重要，全球市场体系的正常运转仍离不开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市场推动下跨国社会不但形成而日益碎片化，最终形成民族国家、市场经济和全球社会三种不同的合法性模式(13)。国家关系理论基于自身理论假设和国家中心主义忽视了城市，全球化理论关心对领土的超越性和跨国经济力量，也认识到城市和全球化的逻辑关系，但是始终局限于市场范围，新中世纪主义虽然认识到城市对三种合法性模式的重大意义，但在它的理论语境中更多是作为外在环境而不是独立本体，因此这三种理论对城市和国际体系转型的逻辑关系似乎阐述得都不够深入。国际体系表现在本体和内容两个层面，其转型也包括在这两个层面，本体转型即体系变更、单位性质的变化，如前现代国际体系向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向后现代国际体系的转型；内容转型主要指体系结构、体系制度和体系文化，结构转型主要指主要行为体的力量分配，制度转型主要指制度因合法性和有效性而引致的变迁，文化转型主要指旧有规范的合理性、新规范的生长力和两者之间的兼容和冲突。要搭建城市和国际体系转型的逻辑链条，显然得从这些方面入手。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1 国际理论知识谱系
其实，搭建城市和国际体系转型逻辑链条的关键在于确立城市在国际体系中的本体独立性，而城市本体独立性的关键在于对国家依附的消除或削弱，而要消除或者削弱对国家依附的关键并不在于城市本身而在于外在力量对城市的牵引，而这种牵引只有在网络中才能发生；由此，网络链接力(connectivity)的产生成为关键。问题便转换到了城市网络怎样才能形成？城市要形成网络主要取决于两方面：全球化和地方分权(decentralization)。全球化的概念和定义异常繁多(14)，但总体上经历了萌芽、早期、起飞、寻求霸权以及不确定性五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随着信息革命对时空的“压缩”，全球化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技术、资本、市场越来越在一个体系内活动(15)。当所有要素聚集在体系内部，城市便成为这些要素积累和循环的节点；而当资本在城市内部过度累积找不到盈利性投资机会，便也产生了循环和对外联系的驱动力(16)。地方分权是指原本国家和超国家行使的功能和职责被赋予了城市和地方政府，这种分权的驱动力不是地方的自身利益需求，而是源自全球体系内部问题的复杂性作出的本土性反应。城市和地方政府距离居民最近，在安全、教育、健康、消除贫困、环境风险、应急管理等政策领域有着国家和超国家难以替代的优势，地方分权成为维护体系稳定的必要条件之一。全球化提供了城市对外行动的驱动力，而地方分权为这种行动提供了可能，两者结合使资本流、信息流、技术流和人才流等诸多流动型不仅呈现横向地域间流动，而且呈现从顶端向基层的纵向流动，城市网络由此形成。网络形成仍然需要自身的维持即再生产，那么这种再生产又是如何进行的呢？其实，城市网络不仅具有超地域特点，而且具有维持这种联系的通道、系统、组织。通道是指使联系得以形成的基础设施如宽带、通信，系统是指城市联系所形成的有序交往关系，而组织是交往过程演化出来协调和运作的机构，如全球总部、合作组织等等。周振华等学者指出，城市网络不仅具有通道、系统和组织三个层次，还有系统、节点、次节点(17)三个层面。系统层是指城市嵌入于全球政治经济，节点层是城市本身，次节点层是指金融和生产者服务业或者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无论系统层、节点层都需要通过次节点才能被有效链接。从通道到系统再到组织、从次节点到节点层再到系统层，说明网络再生产得以保证。城市网络的形成和维持，表明城市内部的政治经济活动不必经过国家而走向全球，城市内部人的行为、制度也沿着城市——国际体系这条轴线重新定位；反过来全球化进程中的信息、现代化、交通和通信系统也对城市区域和内部结构进行了全面塑造，在这种双向互动中，国家权威和理论地位被有效降低。皮特·泰勒指出，如果要对国际体系进行分析，必须将城市网络置于分析重点，城市和国家分离、民族国家碎片化，使国家越来越依靠城市才能链接外部世界，国际体系本体转型的逻辑关系由此而得以成立。
如果说城市网络是国际体系本体转型逻辑链条中的关键一环，那么崛起中的世界/全球城市则成为国际体系结构转型的标志。全球城市网络是城市通过资本、信息、人员等诸多流动而形成的网络(18)，然而城市在网络中的形态、地位、功能并不相同。为衡量这种差异，学术界开发出诸多不同的指标体系(19)。2010年10月，《外交政策》杂志发布“全球城市指数2010”，从商业活动、人力资本、信息交换、文化体验、政治参与五个方面对全球65座城市进行量化测量和比较，总体结果是纽约、伦敦、东京位居前三(20)。商业活动指标包括资本总价值、全球500强总部数量、商品流通量；人力资本指标包括移民人口、大学质量、国际学校数量、居民受大学教育比例；信息交换指标包括国际新闻机构数量、新闻审查层级、国际新闻占当地报纸比例、宽带订购者比例；文化体验指标包括主要体育赛事举办、文化艺术演出场次、餐饮机构的多样性、姐妹城市数量；政治参与指标包括大使馆和领事馆的数量、智库、国际组织和政治会议的举办，等等。这种指标较好地反映城市节点在网络中的位置、与网络链接的连通性、多样性，然而并没有揭示出城市链接到网络的性质。约翰·弗里德曼认为，城市对全球网络的链接可分为三类：主导的链接，被动的链接，中立的链接。主导的链接是城市日益增值的服务价值对其他城市的政治经济活动产生影响，是全球的指挥和管理中心；被动的链接是城市对母国有较强的依附性，与网络链接更多通过母国，比如北京、莫斯科；中立的链接主要指将地区经济与外部世界相联系的通道城市，比如香港。链接的不同性质说明网络中的城市存在等级体系，约翰·弗里德曼进一步将其划分出了“全球金融节点”、“多国的节点”、“重要的国家级节点”和“次于国家级的区域性节点”几种。显然，“全球金融节点”就是被弗里德曼称呼的“世界城市”或者萨森说的“全球城市”。世界/全球城市在政治经济循环回路中居于战略性枢纽，能将自身生产力和政治经济状况转变成“全球控制的实践”(21)，由此帕特里克·吉登斯和皮特·霍尔等人曾毫不犹豫地指出，世界/全球城市对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可以代表母国地缘政治权力(22)，这样的全球城市的地理分布和成长状况便成为国际体系结构转型的标志。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学者认为，世界体系存在核心、外围、半外围的区隔，城市网络也会受到这种区隔的影响而呈现不平衡状态，而纽约、伦敦、东京的地理分布似乎也印证了这种观点。这种简单的、静态的一一对应关系显然忽视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即全球城市网络和世界经济周期一样充满着动态不均衡，交替演绎着重心的极化和外围的扩散两种情况。当极化发生时，全球城市对网络的控制力大为增加；而扩散发生时，生产结构就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迁移，控制性资源从全球城市向半外围、外围流动，网络内部“多国的节点”、“重要的国家级节点”便向“全球节点”迈进，这样网络内部出现一群以全球城市为目标并沿着这条轨迹运行的城市，即称之为崛起中的全球城市。崛起中的全球城市说明，在网络中的城市关系可以超越南北鸿沟和简单竞争，使国际体系结构朝着均等化的方向迈进。
如果说崛起中的全球城市改变了国际体系结构，那么城市推动国际体系制度转型的途径便是城市外交。自由制度主义者认为，国际体系之所以稳定主要在于不同层次上存在、运行、扩散的制度，国际体系复杂多样也在于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国际机制的增生。然而国家层面的多边主义并不总是有效，也会遭遇到动力不足、“民主赤字”、效率低下、效果不彰(23)，这时候其他行为主体的支持和推动就异常重要。城市上可向国家表达、下可吸取公民社会真知灼见、向外可直接参与国际事务、向内可把直接认同的主张直接转化成地方政策和实践，成为多边主义理所当然的领导者、推动者和实践者。城市领导和推动多边主义存在规范呼吁(诸如信息咨询、新闻宣传)、自身切实有效的行动以及城市意愿联盟等三种形式，但最普遍的仍在于城市外交。按照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的解释，城市外交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和过程；通过这种制度和过程，城市与国际体系中的其他行为体发生联系，从领域上可分为安全、发展、经济、文化、网络和代表六个方面(24)。国内学术界还将城市外交分为国际友好城市、城市间国际组织和各国城市的对外交往三个层次(25)，并从特点上归纳为宪政上的非主权性、战略上的补充性、权力上的补充性、行为上的中介性、职能上的社会性几方面(26)。城市外交兴起说明国际体系制度已实现“层次的回落”，从国家渗透到地区，国际公共产品无论供给和消费都越来越离不开城市和地方政府。一些学者指出，城市虽具备向国际体系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但城市外交既无明确的法律地位也不受国际承认且受到国内框架的约束，缺乏刚性的实质关联，因而和国际体系制度属于“世界政治的两个世界”(two worlds of world politics)。这种说法显然忽视国家和城市都是日趋复杂的多层、多中心外交环境的一部分，无论国际和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日益离不开城市和地方政府的参与和支持的事实。实际上许多城市如阿姆斯特丹、亚特兰大已建立专门负责经贸、文化交流以及与全球机构联络的城市外交官官僚体系。2002年，联合国成立专门负责地方政府和城市居住的机构—联合国人居署(27)，2004年，旨在预防冲突、解决冲突和后冲突重建的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盟(United C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诞生(28)。
国际体系内容转型还表现在规范上，而城市对国际体系文化规范转型中的作用也在创新和扩散。根据玛莎·芬尼莫尔和凯瑟琳·辛金克提出的规范生命周期模型，任何规范都存在兴起、传播和内化三个阶段，兴起即规范倡导者在原则信念和自我利益推动下，利用各方面组织平台说服关键国家接受，而传播即规范通过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通过说服和教育予以接受，内化阶段表示规范被大家完全接受并视为理所应当(29)。按照玛莎·芬尼莫尔的解释，规范倡导者是对什么是适当的或良好的行为有着良好意识的行为主体，可以自觉也可以不自觉，可以来自规范价值共同体也可以不是，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非国家行为。城市具有人口、历史和公共结构，承载着文化价值体系，因而具备倡导、传播规范的能力。当城市需对国际问题作出回应时，必然产生这一问题如何解决的规范性意识。巴瑞·布赞和奥利·维夫认为，当现有规范不足以应付问题时便需要新规范，而新规范创造最重要的途径便是安全化。当权威主体通过“言语—行动”将某个议题定义为存在性威胁，围绕这种威胁以及威胁而来的惯例和做法便成为国际规范(30)。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涌现大量规范，其中被普遍接受的便属世界贸易组织宪章规定“贸易自由化”和《人类环境宣言》等国际条约承载的“可持续发展”、“预防”、“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规范。在规范传播和内化过程中，城市扮演极其重要的一环。以环境规范为例，城市由大量物质堆砌而成，是气候变化、环境灾害的主要肇事者，而气候变化、环境灾害又进一步对城市生存造成威胁；城市只能启动超越正常的紧急性程序，将环境危害发展成为环境安全。环境安全使城市应对环境变化的战略、政策、措施具备了“应该怎么样”的规范意义，规范被创造也得以传播。需特别指出的是，植根于城市自身经验的价值规范不一定符合主权国家外交政策价值理念。比如美国九百多个市镇就曾通过决议要求结束武器竞赛，而这和美国外交明显相悖，也不一定契合人权、民主的主流规范。值规范只要被创造，又通过全球城市网络扩散，国际规范群必然发生变化，而新规范掌握的主体力量越多，国际体系转型的动能和可能性就越大。2005年10月，18个世界大城市代表在伦敦成立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城市联盟C40，C40充分利用该网络对城市政策的影响，迅速推进了低碳价值观在国际层面的认同。
崛起中的全球城市将自身生产力转变成全球控制的实践，使得国际体系力量分布出现变化；城市层面的多边主义和城市外交兴起，使得国家体系制度从单轨向多轨演进，国际体系制度容纳城市已是大势所趋；应对全球性问题城市创新和扩散规范使国际体系规范群发生重大变化，这三方面都说明城市推进了国际体系内容转型。无论是将生产力转变成全球控制的实践，还是城市多边主义和城市外交抑或规范创新和扩散，都离不开全球城市网络，就是充分说明全球城市网络与国际体系本体转型的逻辑关系。当城市不仅为自身获取投资、劳动力和技术还为其他城市提供参考、学习模式的时候，当城市间联系影响彼此间政策，当城市居民意识到这种网络而逐渐产生共有知识甚至内聚性的时候，全球城市网络便破坏了国家权威的统一性，由自在走向了自为，国际体系不得不加速转型。
三、城市和国际体系转型的逻辑后果
全球城市网络构建城市和国际体系转型的逻辑关系，同时又以全球城市、城市外交和规范创新和扩散三种基本方式从内容上实现国际体系转型(如表1)。
然而这一逻辑和历史进程不是没有条件的，除了全球化、信息化的历史趋势，与城市自身发展战略也存在因果逻辑。20世纪上半叶全球主要城市都有主导产业基地，然而下半叶却先后出现生产衰退、竞争力丧失以及失业、移民等各类经济社会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城市精英认为，只有执行与全球政治经济循环回路链接的增长战略，才能修复自身在城市网络中的地位。一些意志坚定、行动迅速、有着良好战略规划的城市也的确取得成功，很快转变为区域性甚至世界/全球城市，如英国的曼彻斯特、美国的迈阿密；而那些没有成功转变的城市则在全球链接中出现后退如底特律。然而增长并不是没有成本、城市与全球政治经济循环回路的链接也并不总是互惠的，城市在实现国际体系转型的逻辑关系过程中也可能带来技术和道德风险的逻辑后果。
技术风险是指城市技术因渗透到国际体系而产生的困境，而这种困境是过去没有的，更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与和平的“高级政治”。城市本质上是人造的产物，一连串技术体系编织出来的物质生产、消费、流通网络，为维持正常运转，既需要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也需要大量自然物质和能源资源的驱动；由此基础设施和自然能源提取技术便成为城市发展的逻辑前提。经济学中的内生增长模型认为，技术变迁内生于经济增长过程，完全竞争的市场激励机制下，各种资源要素按照供求自由定价，技术创新主体根据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经济刺激下发生诱致性、原发性技术变迁，而技术变迁改变了投入产出和资源配置效率，又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31)。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螺旋式双向推进，使技术深嵌于城市发展进程，同时又通过全球城市网络，进一步扩散至整个国际体系。技术尤其重大核心技术(如原子能和低碳技术)不仅会对国家产生直接的物理性影响，改变政治力量对比，还赋予非国家行为主体直接参与国际体系的渠道和途径，使价值规范瞬时传播成为可能。曼纽尔·卡斯特尔认为，技术创新导致地方活动主义在全球层面的兴起，网络空间更是导致传统国家地域空间为现代技术所侵蚀，“技术成为一种全球性力量”(32)。技术创新促进城市发展和国际体系权力转移，同时也带来了脆弱和风险。乌尔里希·贝克指出，不断演进的技术化趋势使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安东尼·吉登斯也认为，不断发展的知识在这个世界不断制造风险，风险和技术成为生存方式(33)。适度的风险有利于思维集中和社会创造，但当风险发展为普遍、持久恐惧时，就会把问题化成为国际体系的焦点。“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筑和工业选择都将通过城市所赖以存在的技术和生活方式”(34)而运行。无论交通事故等日常风险还是环境、核电重大安全风险抑或SARS等灾害，只要在一个城市发生，就会通过网络传播至其他城市，最终影响整个国际体系(35)，经济—技术—风险深嵌于城市—国际体系双边互动，风险也不再是经济社会系统之外的偶发事件而成为核心范畴。然而风险应对最重要的仍然是技术创新，国家为寻求现行政治经济框架与文化心理安全，就不得不作出恰当的政策反应，通过科学技术开发出技术标准和保险准则，或者将其安全化创新规范作为必然选项。相信未来由城市发展而引致的风险发现、风险预防、风险合作将成为国际体系必须认真对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道德风险是指城市实现自身战略目标过程中产生的负外部性，国际体系其他行为主体，尤其是全球城市网络中的其他城市，都不得不承担起原不属于自己的责任。与全球网络链接的增长战略要求国际体系向城市持续输入资源和价值并获取产出以维持城市增长战略的平衡，然而全球政治经济循环回路、国家和城市自身等多层次缘由使这种平衡并不容易得到维持。增长战略受挫使城市不断涌现出向外部世界转嫁责任的动机，而这种倾向和动机在近年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两大非传统领域集中体现。金融危机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心脏华尔街，其根源就在于城市精英的增长战略。此次危机不仅扰乱了全球经济秩序，使许多城市资产总值一落千丈，还以全球城市与国际体系的逻辑关联迫使国家采取集体行动，以确保全球政治经济循环回路基本公共产品的供应。气候变化是目前惟一的真正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其治理特殊性和复杂性就在于生产生活的息息相关。国际社会必须综合经济增长、代际公平与人类生存对各国排放加以限制，于是产生了环境容量和发展空间的竞争。虽然气候谈判主体是国家，但汗牛充栋的文献指出，无论在减排还是适应方面，城市地位都是异常关键。城市虽只占全球陆地表面的很少一部分，却释放了绝大多数二氧化碳，负有主要责任。责任决定义务，然而这种义务分配在城市间并不总是清晰明确。索伯格尔·达卡尔(Shophakar Dhakal)比较北京、上海、首尔和东京四个主要东亚城市发现，就人均直接排放而言，北京比东京高出30％，但如果比较城市所消耗的产品和服务全过程，东京则比北京高46％，东京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还不及终端消费总排放量的三分之一(36)。原来发达国家低碳城市建立在发展中国家城市高碳基础之上，减排应坚持生产者责任还是消费者责任，成为国际体系制度、国际体系规范必须面对的挑战。金融危机和环境变化危机均肇始于城市，说明城市给国际体系带来的道德风险似乎并不容易获得解决，这也就成为国际体系转型必须予以关注的方面。
城市通过网络与国际体系转型之间产生逻辑联系，但也带来技术风险、道德风险的逻辑后果；而这种逻辑后果又进一步使国际体系面临更多的非传统难题，并从权力结构、体系制度、价值规范等诸多方面对国家、组织和个人提出与以往很不一样的要求。那么这种要求是否能够颠覆现行国际体系呢？近期看来似乎又不太可能，但毫无疑问，这些新问题在推进国际体系转型方面蕴含着前所未有的新动能和新势头。
四、小结
国际体系不能跳跃式前进，也不能贸然中断，因而需要延续。国际体系也不能一成不变，因而需要变革，无论延续和变革都表现在本体和内容两个层面。尽管全球化理论和新中世纪主义声称，全球市场体系和全球公民社会使主权国家范式过时，所有基于国家建立起来的规则体系和价值信念都应重新受到审视，但这并没有改变国家仍然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一基本事实。因此，国际体系本体转型才刚刚开始。本体转型需要内容转型来实现，结构性的力量分布、制度变革、新的风险危机和科学技术(37)带来了全新的权势格局和行为规范。显然21世纪的国际体系已不可能单单决定于外交家、政治军事变革，也不可能单单决定于市场贸易，而越来越和城市联系在一起。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正开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多的人口和城市加入全球城市网络，城市对国际体系的影响也日益深刻，对所有国家大战略将产生革命性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是资源环境持续恶化带来的威胁、城市责任模糊引致的集体行动失败，也可以是技术规范带来的希望。面对全球化、信息化、多样化的历史趋势，国际体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必须为尚未出现的问题准备好解决方案。实践证明，无论准备好解决方案还是实际解决问题，城市都不可缺位。城市以理性合法管辖权使自身拥有独立于国家的权力，制定规则也创造知识，再加上对不断发展的全球政治经济循环回路的影响，对国际体系转型产生能动作用。“国家间互动既是理性战略选择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受到各种社会性因素所塑造的过程。其中是否存在战略利益以及/或者社会诉求的机会与可能性，是否有能力、有意愿利用这些机会与可能性以增进不同目标的实现，关乎国家国际行为以及国家间互动的根本动力问题。”(38)城市是一个主要由社会性要素聚集起来的实体，在塑造国家对外行为动力的同时，也将内源于自身的许多变化传导给国际体系。传导方式以全球城市最为直接、城市外交和多边主义其次，规范创新为最后。虽然城市和国际体系转型的逻辑关系完全符合因经济、安全、环境复杂性而产生的全球治理新需求，但这种逻辑关系并不都是“好的”，也往往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技术和道德风险；而这些技术和道德风险又进一步对国际体系转型的方向、方法和过程提出新要求。新的时代背景下，城市正不折不扣成为经济塑造者、政治革新者、外交推动者和国际体系变革者。
注释：
①Parag Khanna,Beyond City Limits,Foreign Policies,Oct.2010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0/08/16/beyond_city_limits?page=full.
②李少军：《怎样认识国际体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6期。
③秦亚青：《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
④朱立群、黄超：《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评估指标及相关分析》，《江海学刊》2009年第5期。
⑤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The Idea of International System:Theory Meets History,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4,p.231
⑥[英]安东尼·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权力、财产和国家》，郭忠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⑦⑧[意]乔万尼·阿瑞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王宇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7、48页。
⑨[美]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前言，王旭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⑩Saskia Sassen,Locating Cities on Global Circuits,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Vol.14,2002,p.13-30.
(11)John Freidman,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Development and Change,1986(17),p.69-83.
(12)周振华：《崛起中的全球城市——理论框架及中国模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13)张建新：《后现代视野中的国际体系—全球化和新中世纪主义体系观之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6期。
(14)参见唐士其《全球化与地域性：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50页。
(15)Janne E.Nijman,"Cities in a Global Setting:the Growing Autonomy of Cities in the Global Legal Order",http://www.europeanchallenge.eu/media//papers/ws2_Paper2_Nijman_Cities_global_setting.pdf.
(16)[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
(17)周振华：《崛起中的全球城市——理论框架及中国模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
(18)郑伯红：《现代世界城市网络化模式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
(19)张可、朱建国：《动态城市竞争力理论及其指标体系构建》，《中国发展》2010年第4期。
(20)具体参见《外交政策》网站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0/08/18/global_cities_index_methodology。
(21)[英]丝奇雅·沙森(通译：萨斯基亚·萨森)：《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周振华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22)Neil Brenner,"Global Cities,Global States:Global City Formation and State Territorial Restructuring in Contemporary Europ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Spring 1998,pp.1-37.
(23)庞中英：《效果不彰的多边主义和国际领导赤字——兼论中国在国际集体行动中的领导责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6期。
(24)Rogier van der Pluijm,City Diplomacy:the Expanding Role of Cit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lingendael,2007.
(25)龚铁鹰：《国际关系视野中的城市-地位、功能及政治走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8期。
(26)杨勇：《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城市外交》，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38-41页。
(27)Rogier van der Pluijm,City Diplomacy:the Expanding Role of Cit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lingendael,2007.
(28)The Secretariat of the City Diplomacy Committee,VNG International,City Diplomacy,Conference Report—A working Conference of United C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UCLG),2006.
(29)[美]玛莎·芬尼莫尔、凯瑟琳·辛金克：《国际规范的动力与政治变革》，载[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4页。
(30)[英]巴瑞·布赞、奥利·维夫：《新安全论》，朱宁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36页。
(31)Aghion,Philippe and Peter Howitt,Endogenous Growth Theory,MIT Press,1998.
(32)[德]E·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在哲学层的挑战》，李小兵译，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33)张洪根：《论风险社会的恐慌政治学及其技术化进程》，《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1期。
(34)[德]乌尔里希·贝克：《气候变化：如何创造一种绿色现代性》，温敏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5期。
(35)段进、李志明、卢波：《防范城市灾害的城市形态优化——由SARS引发的对当前城市建设中问题的思考》，《城市规划》2003年第7期。
(36)Shobhakar Dhakal,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2] Emission in Beijing,Seoul,Tokyo and Shanghai,http://www.iges.or.jp/en/ue/activity/mega-city/article/htm/far42.htm.
(37)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地震对日本综合国力造成重大影响，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日本可能沦为二流国家，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东北亚的权势结构。
(38)王学玉：《地区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