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立文[1]2001年在《增长与繁荣—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小说中的先锋话语》文中研究指明本书以中国20世纪八十年代小说中的先锋话语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了先锋话语从发生、发展到最终形成先锋小说的过程。从本书所使用的“先锋”一词来看,它不是一个规范和既定的模式,而是一个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中,不断发生着变异与前趋的不稳定因素——先锋话语永远与主流文化相对抗,它是一种文化精神,也是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八十年代小说中的先锋话语,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方面,都对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价值规范和美学规范构成了挑战。而先锋话语的出现,从根本上来说是“文革”结束后社会思潮的嬗变与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传播所造成的。在此基础上,本书力图捕捉八十年代现实主义小说中先锋话语的变化过程,并探讨1984年之后先锋小说主题话语的社会学意义。就此而言,先锋小说不仅仅是对个体存在的叙事关怀,同样也是先锋作家启蒙理念的文本实践。后者所蕴含的“重构历史叙事”的努力,在颠覆现实主义小说真实观念的同时,也形成了先锋小说形式试验所遵循的基本叙事法则。这些叙事法则包括先锋作家的真实观念和时空观念,它们对先锋小说形式试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超现实叙事场景的设置和心理时间、生存空间的运用等方面。全书分四章。第一章论述七十年代末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在中国大陆的传播,重点考察这一传播运动的合法性前提、传播策略以及“现代派”论争中文学观念的变化。在新时期初的社会语境中,意识形态和启蒙主义是支撑社会思想言路的核心话语。前者从反思“文革”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目标。而这一目标体现的正是中国急欲摆脱“文革”创伤,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宏伟梦想。与之相比,同时期的启蒙主义则庚续了“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尽管这一传统表面上强调的是个性解放,但“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梦想才是启蒙主义运动的终极目标。因此,在一致的历史目标下,意识形态和启蒙主义便具有了异质同构的话语关系。为实现强国之梦,意识形态允许接纳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外来思潮。由于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学者实用主义的阐释策略中获得了一种启蒙功能。因此,现代主义的传播便同时获得了意识形态和启蒙主义的许可。而这一传播运动的合法性前提最终也由意识形态话语予以了确认。但是,为了护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中国学者在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时,又不得不采取了讲求策略的方式。本章通过分析七十年代末传播现代主义的介绍性文本,具体说明了当时的传播策略。当现代主义的传播日渐广泛时,中国文学界也由此引发了规模较大的“现代派”论争。在这场论争中,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成为当时文坛共同认可的发展目标。那么,如何实现这种文学现代化呢?从七十、八十年代之交的小说创作中,已经出现了一批通过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谋求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创新实验。在这一过程中,先锋话语合乎历史逻辑地出现在了八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当中。第二章论述现实主义小说新变中的先锋话语。在新时期初的小说创作中,反思“文革”是一个难以绕开的主题。如何解构“文革”政治神话的意识形态霸权,则成为体现先锋话语“解神话”功能的文本表征。从当时的意识流小说来看,语言是其解构政治神话的重要武器。本章从语言学的层面出发,借助西方政治学家的神话分析方法,对意识流小说的“解神话”功能予以了理论分析。除此之外,在普遍意义上的反思小说中,还出现了对存在问题进行体认的先锋话语。从宗璞、戴厚英、王蒙、张贤亮到刘索拉,先锋话语从以下几个层面展现了对“存在”的体认。首先是宗璞等作家对人道主义的诉求,其次是王蒙、张贤亮对个体存在的心理和潜意识书写,再到刘索拉的“荒诞”表达,新时期初的小说创作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展现了一条有关个体存在主题的演变轨迹。而另一部分作家,如汪曾祺、邓友梅等人,则在追求无情节、无结构的叙事艺术中,影响了先锋话语的增长过程。大致到1985年,先锋话语终于汇聚而成为先锋小说。本章概括了先锋小说的文化寻根、现代观念形态写作和形式试验的文本变化,并简要论及了先锋小说的主题与形式特征。第叁章论述先锋小说的主题话语,重点考察先锋小说的两个启蒙主题,即“寻找民族身份”和“重构历史叙事。”在“寻找民族身份”的启蒙主题中,文化寻根层面的先锋小说致力于追寻的是“民族自我”,它们通过文化寓言的形式,对“文革”结束后“民族自我”的迷失做出了形象化书写。与此同时,文化寻根层面的先锋小说还在民族文化寓言的建构中,借助边缘文化的力量,试图补救传统文化的阙失面。在这一过程中,“民族自我”始终是一个贯穿小说创作的核心主题。只有通过民族自我的身份确认,才能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确立历史起点,并为这一努力提供必需的文化资源。而在“重构历史叙事”的启蒙主题中,本章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力求凸现先锋作家“超越传统历史叙事”的启蒙叙事。由于传统历史叙事压制了人类个体的生命独语,因此,在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中,就出现了多种解构传统历史叙事的启蒙主义诉求。这些方式均对“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构成了挑战:在先锋作家的启蒙理念中,关怀个体逐步取代了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启蒙目标。因此,当代启蒙主义关注个体存在的思想主题在先锋小说中得到了更为深入的表达。在这种启蒙叙事中,可以看到,有关个体存在困境的问题始终是先锋作家关注的核心问题。本章就此以残雪的小说为分析对象,阐明了先锋作家以个体叙事拯救灵魂困境的文本策略。残雪小说中人物身陷困境却不甘沉沦的存在状况,以及他们在存在困境中的“突围表演”,都充分说明了先锋小说关怀个体的存在主题。第四章论述先锋小说的叙事法则。本章对先锋小说形式试验所遵循的叙事法则进行了研究。其中,先锋作家的真实观、时间观和空间观是叁条基本的叙事法则。对于先锋作家而言,他们的真实观指的其实是“精神真实”,而现实则是“虚伪的现实”。这种真实观直接决定了先锋小说的叙事方式与叙事场景。在绝大部分先锋作家笔下,叙事场景是超现实的,而且他们的叙事方式也集中在如何把现实事件转换为精神事件,或者说,如何在叙述精神真实的过程中,颠覆现实主义小说的现实真实。在这一形式试验中,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残雪等人的创作最为典型地展现了精神真实的叙事法则。而精神真实作为先锋小说形式试验的首要叙事法则,还深深影响了先锋作家的时间观念。在先锋作家安排小说形式建构的创新试验中,心理时间成为了组织小说叙事结构的重要元素,是心理时间颠覆了故事的现实秩序,并重组了先锋小说的故事时间。同样,真实观念还影响了先锋作家的空间观念。组织先锋小说形式试验的空间元素,不是地域空间,而是人物个体洽合其间的生存空间。通过对生存空间的营构,先锋作家使得故事发生的场所也沾染上了深重的精神气息,并进而影响了先锋小说的形式试验。从本书对中国八十年代小说先锋话语的研究结果来看,先锋话语的形成与发展实与启蒙思潮密切相关。先锋小说的出现,不仅仅是西方现代主义影响中国当代小说的产物,也是当时社会思潮中启蒙主义嬗变的结果。二者之间的结合,实际上从艺术表现与主题话语两方面促成了先锋小说的出现。尽管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启蒙主义的文化狂欢已渐显颓势,商业文化价值开始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但八十年代先锋小说的存在,却有力证明了当代文学追求文学现代化的努力。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而言,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是第一次自为的和大规模的个体叙事。本书在结语部分总结了先锋话语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现代化试验的贡献,也指出了先锋小说形式试验的某些缺憾。以上均能证明当代先锋小说的文学史意义。在今天的文学写作中,先锋小说曾经尝试过的文学元素已积淀为一个崭新的传统,它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诉求,无疑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芸莉[2]2013年在《八十年代小说艺术的陌生化倾向探究》文中提出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西方文艺思潮再次开始传入中国，当代中国的一些研究者和文学艺术创作者开始尝试翻译、研究各种相关的西方理论着述以及西方现代的文学作品。其中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流派是一个涵盖繁杂的概念体系，它的核心概念之一“陌生化”，渗透了全球文学领域，并影响与延伸至我国八十年代小说创作，显现了这时期文学发展的独特意义。该领域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观照和思考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以及理论研究。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中，开始不断涌现出了形形色色、具有某些陌生化艺术特征的文学作品。同时，在文学批评及研究领域，“陌生化”理论也成为众多学者展开批评及研究创作实践的重要理论参考，虽然并未将其写入文学史，但是对于出现的各类奇特驳杂的文学现象，还是值得我们运用“陌生化”理论深入探讨的。本文以八十年代我国小说中出现的具有陌生化特征与色彩的小说作品为主要研究和讨论对象，以“陌生化”理论为切入点，结合文本的细读，深入探索了八十年代小说创作中的陌生化艺术特征，并阐释了陌生化追求中的失误可能存在的一些负面影响，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认为：一是把握陌生化的度，对“陌生化”理论有客观、全面的认识，运用辩证法的观点看待，不能轻易否定，也不能肆意放大，忽略别的文学理论对创作实践的影响，而是将其置于整个西方理论思潮中思索，它和别的文学理论是密切相关的；二是要建设高素养的作家队伍，拓展作家的眼界，把“陌生化”理论与西方众多理论流派相结合，统筹综合，取其精髓，全面理解，这将对“陌生化”理论度的把控，及该理论对文学、文化建设性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崔谦[3]2016年在《“新潮汐”的起起落落》文中认为“文革”结束之后,伴随“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文学批评也开始了自身的变革。具体地来说,自1984年“新启蒙”开始,大量西方人文科学成果被引进中国,批评家们的批评方法和批评观念逐渐被更新,“新潮批评”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从概念内涵上来看,所谓“新潮批评”,主要指的是从文学自身出发,注重文学形式、技巧等内部因素和审美价值的一种全新批评方法。本时期以吴亮、黄子平、李劫、季红真、程德培、南帆、蔡翔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年轻的批评家,便是这一批评潮流的发起者与推动者,他们也被称为“新潮批评家”。这些人在批评实践上突破已有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观、“反映论”批评理论以及“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开始关注叙事方式、语言、结构等文学本体内容。这一过程中他们力求将自己的主张尽可能地系统化、理论化,进而建构并且完善自己的独特的批评模式。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新潮批评”逐渐走向终结,但其自身局限性才是影响其深入发展的主要原因。这种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其内部存在着知识局限和思想局限这两方面,具体地来说,这种知识局限体现在过分依赖西方理论和创新乏力两个方面,而思想局限则体现在批评家们薄弱的“群体意识”和晦涩的叙述两个方面。虽然“新潮批评”有着种种的问题,但其贡献是不可磨灭的,首先它有力地推进了文学史在“新时期”的变革,其次它让文学批评在“新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
徐馨扬[4]2010年在《文学的沙滩：重返八十年代中篇小说热》文中认为新时期文学走过叁十年之际,重返八十年代成了当下文坛一个探讨热点。八十年代最瑰丽的一个文学现象就是中篇小说热。中篇文体具有“举重若轻,厚积薄发,得短篇小说之便利而较其体大,无长篇小说之厚重而较其体精”的特点,这使它成为了变革时代作家呈现思想最有效的艺术审美形式。八十年代是期刊传媒占主导的时代,中篇小说热的兴起与繁盛都离不开期刊的支持和引导。《中篇小说选刊》是全国首家选载中篇小说的大型文学专刊,它凭借“精选全国优秀中篇,荟萃文苑中篇精华”的办刊宗旨,记录着新时期中篇小说发展的轨迹,见证着中篇小说在这十年里的繁荣盛况。它的选载效应在对文坛新秀的发掘与扶植、对优秀作品从边缘期刊向文坛中心的推举与力挺、对各种文学思潮的推波助澜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成为考察八十年中篇小说热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成就八十年代中篇小说热的文学弄潮儿——小说家,他们有的以先锋的姿态立在文学潮头引领着新一波的文学创作热;有的以敏锐的艺术才情在每个文学大潮中游刃有余;有的以另类的姿态脱身于潮流之外,在自己的一方文学天地里独抒性情。他们独特的赶潮轨迹和创作心态尤为值得我们关注。
安琪[5]2014年在《走向多元的尝试》文中研究表明自《上海文论》于1988年开辟“重写文学史”专栏后，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持续至今的这一思潮真正确立了自我定位并迅速扩大影响力。在“重写”讨论不复当年激情开始走向理性反思的今天，已经具备了对“重写文学史”思潮进行“再问题化”的合适历史距离。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文学评论期刊《上海文论》于1988年-1989年开辟的“重写文学史”专栏，堪称整个思潮中最为“先锋”的一面旗帜。重点考察其如何产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话语氛围之中，如何从倡导多元文学史观开始到走向一元文学史观建构的结局，以及对其后文学史写作的影响。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探讨上海“重写文学史”的理论起点，认为其主要由刘再复“文学主体论”和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获取话语资源和述史范式。第二章梳理《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专栏由开辟到完结的来龙去脉，并分别从“想象”（“主持人的话”中体现的明确文学史观念）和“实践”（专栏文章研究者以追寻作家心路历程试图给予其较为客观评价的努力）这两个方面肯定专栏对文学史“重写”在观念和范式上的贡献。第叁章论述“重写文学史”专栏“想象”和“实践”的分离之处，将其归结为倡导者试图建构“历史性”的文学史观念与具体文章操作时不可避免“当下”立场之冲突。第四章考察“重写文学史”专栏强势的批评观念介入对其后文学史写作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通过把《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专栏放回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考察其如何以及为何用所批判对象一脉相承的话语模式进行自我建构，并有效确立自身合法性从而在专栏结束之后仍能以其知识结构和行为逻辑持续影响文学史写作，找寻处于历史转折点的研究对象对现今文学史范式变革的启示。
曾妍[6]2015年在《1985年与先锋文学的发生——以小说《冈底斯的诱惑》的发表为例》文中研究指明1985年"是一个符号"1,有"85新潮"之说,同时这一年也被称为文学艺术上的"方法年",这些称号足以说明1985年在新时期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特别是"1985年的小说在多样化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2。作为先锋作家的代表马原也如是说:"1985年可能是当代文学中比较重要的一年吧,很多人都觉得1985年是一个‘转折’。"3他承认:"‘先锋文学’在1985年仅仅是个端倪。我大概只能算是1985年出头的。"4的
杨姿[7]2010年在《二十世纪中国乡土的浪漫书写》文中研究说明本文试图通过对二叁十年代以及新时期小说中的“乡土浪漫书写”的比较分析,总结中国文学关于小说发生的内在规律。乡土创作通常被视作中国“现代化历程写照”,因为小说揭示这一过程中,乡土面临城市化进程的蚕食,一方面努力改变自身衰弱不振的状态,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对未来发展道路的迷惘。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注意从比较“城乡差异”的角度来发掘这一现代转换的意义,本文认为,仅仅关注到“差异性”也不足以完全阐述中国作家自己的心态变化,而对“浪漫书写”的重新认识,将有可能更具体地揭示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发展的若干细节。文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当浪漫主义和乡土中国结盟,成为一种所谓的文学流派(论者的研究对象拟定在杨义所概括的“乡土浪漫派”之外),更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精神追求,是主体对社会现实、历史文化和人生的态度,甚至也是一种人存在的境界。它的发展影响着社会主体的价值取向、人生状态、精神诉求和审美追求,另一方面,社会进步、主体精神生活提高、文学健康发展又反作用于浪漫主义。二十世纪之所以出现两次大规模的浪漫乡土书写高潮,一方面源于浪漫精神自身所坚持的理想主义和生命强力,另一方面也和社会发展结构与格局密不可分。无论是前期与现实主义相对,还是后期作为新时期文学重要构成的浪漫书写,都迥异于古代中国“归田卸甲”的桃源品格,从骨子里渗透和逼射的不是冷漠、平和、克己的澹泊与躲避,即使是诗意与牧歌的荡漾,也是现代意识关注下激情叙述的表现。通过对二十世纪乡土浪漫书写源流的探索,以及相关研究历史评述的梳理,总结了浪漫书写的理论形态,是在对外在世界的模仿转移到对个体内在宇宙的关注之后形成的,以情感性为中心对自我存在的思索,并进一步规定了包括“含魅”在内的乡土浪漫书写的基本特征。事实上,“乡土的浪漫书写”并不是和“国民性批判”对立起来的两条路,从“五四”开始,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从社会核心意识形态中,获得变异的、却又不失精髓的传统智慧,并融解成他们世界观和性格的一部分,这种东西深藏且顽固,以至于后来的任何理论都不能直接作用；但因为人的思维来源与核心是从环境中吸纳观测事物的分寸,所以当非主流的理论涌入、讨论,伴随现象的理解、吸收成为形式上的在场,原有思维中被占领部分,重新组合成新的样式。这也是八十年代的乡土浪漫书写越来越不像标准的“浪漫”时,更加显示出本身的创造性,首先它来自于一个正义的心灵,不再乐意花费精力掩饰属于本体最真实的一部分,那么就使他们能够越过猎奇图景的诱惑,更加直接地抓住艺术与人群生存更有关系的部分,乡土浪漫书写的存在使二十世纪文学整体呈现出蓬勃昂扬的精神品格。第二部分主要讨论乡土的价值指向,以及这些意义本身的冲突和变化。对文学创作原本复杂的精神现象被“一体化”进行剥离,浪漫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中转变为精神产品的创造,归根到底并不是观念的“移植”,而是创造主体自我生命的体验与表达。鲁迅一代作家主要是在个体生命的立场上来读解乡土、感悟故乡,在这个前提下,国家民族的建设作为一个更大尺度得到重视但也与个体发展的问题形成冲撞,这可以说是关于乡土的一种“深度体验”。但到了汪曾祺这里,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二、叁十年代的乡土浪漫书写作者创作都充分显示了他们立场的个别性,但新时期作家与众不同的选择中既包含了独立性又兼具了普遍特征。尤其是“寻根”开始,作为联系着内在生命存在方式,也关涉“个性”、“自由”、“主体”、“他者世界”等等的产生,乡土的版图逐渐蔓延,而原有的对立也渐渐趋于一种包容性状态。第叁部分主要从乡土浪漫书写特有的工具性“记忆”这一角度比较了两个时代作家“记忆”的构成和转变。以废名、师陀和韩少功为案例,考察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记忆体验”。对乡土的抽象认识直接推动了作家对自由本体的认识,由主体退回内心,企图获得一个彼岸世界,转移到还原一个更“边”与“远”的世界,体察人类的生存原貌。由此,可以发现,自由一方面是时代的逆行者,在20、30年代,作家们有了“自由”的姿态,却缺乏“自由”的力量。那种以故土为倚托的书写,加剧了个体与故乡的疏离,损伤了自由的实现。自由由内在宇宙返回到周围的世界,包括此岸的关怀,由单个的、孤立的自我,扩大到一种区域板块特征,兑现自由的承诺。第四部分重点讨论了“浪漫书写”精神结构中的情感性与作家们文学探索的关系。文章提出,执着于寻找人类栖息地是中国作家书写乡土的情感性原旨,现代作家的体验主要是以故乡的“重建”以取得生命中“神性”的恢复,然而故乡大都在“寻找中”失落,所以离乡就注定了“在路上”的情感准备；而寻根作家抛开了故乡已不再的假设,将人的本性拾回作为结局,文化寻根更大程度上是个体对自我的验证,即在一种穿越人与人之间疏离的大悲恸与大感动中领悟乡土,将乡土作为解决精神危机的手段。第五部分讨论了从乡土浪漫书写一个重要的审美策略“含魅”的形式与内容的变迁。“含魅”从形而下角度讲是民俗古风的习俗传统的演绎,从形而上角度看是对命运不确定性的思索；这一变迁的重要意义就在于相当多的中国作家开始由个人同国家对峙立场,渐渐转入在大民族背景下关注和思考个人的价值与发展。伴随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以及建国后动荡社会变革的没入尾声为体验,这一思想立场的改变与新时期中国作家的本土经验密切相关。
陈碧君[8]2012年在《“先锋”的崛起与没落》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八十年代的“先锋批评”活跃于1985至1989年之间,主要成员有北方的李陀、黄子平、季红真、孟悦等,南方则有吴亮、李劫、程德培、南帆、许子东、殷国明、王晓明和李庆西等人。他们从“文学形式”出发,相继提出“文本体”、“文学语言学”、“人本体”等概念,并以此作为其理论的核心来反拨之前单一的文学-政治批评与社会学批评模式,力图通过这种具有探索意味的文学批评实践,在自身发掘和建构起独立的主体形象。“先锋批评”从萌芽到确立,包含两个层面的发展：一是关于文学“先锋”观念的树立。即何谓文学的“先锋”性?为什么需要“先锋”?二是“形式批评的建构与阐释”。二者彼此交织、促进,共同激发了八十年代“先锋批评”的产生。在此过程中,“文革”作为反面、潜在的资源,深深卷入了先锋批评的话语建构,后者对“主体意识”敏感与自觉,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对“文革”压抑的历史反应与本能调整。另外,国家意识形态上对“评论自由”的许可、对所谓“新时期”文学的打造与鼓励,时代对“新”的渴望共鸣,以及以《上海文学》为代表的期刊的支持、“引导”,等等,亦是产生“先锋批评”的重要语境。“先锋批评”者的所有理念及推衍,均建立在简单的内容／形式的二元对立思维上。他们一面给予“文学形式”最高度的重视与强调,不惜曲解、误读文本,另一面由于知识与历史的积习与惯性,他们又不时回到关注“主题”、“社会背景”等旧有的言说轨道。这让“先锋批评”从一开始,其内部就潜伏着分裂和解体的因子。加之批评者对自我身份(包括自身权力与合法地位)的功利性诉求,使得提倡“纯文学”和“去政治化”的“先锋批评”最终丧失了“先锋”的特质,落入“意识形态”的陷阱。
李海霞[9]2007年在《危机下的文学图景》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1980年代早期以“现代派”为表征的纯文学运动的发生发展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当时的文学论争、文学理论建设以及文学期刊、文学教育等的运作情况，结合主要的有代表性的个案分析，试图全面展现八十年代纯文学作为一场范式革命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论文试图突破近年来当代文学研究中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割裂的状况，在方法上尝试将文学、思想和历史叁方面融合贯通，为此论文在探讨“纯文学”范式的发生发展时着重关注了四个方面的复杂情况。第一章我们通过对茅盾《夜读偶记》的详细分析，试图为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观念在理论和事实上的成就与弊端作一全面的呈现，以此为“纯文学”运动在发轫之际就选择“形式突围”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去政治化策略寻找政治上和历史上的合法性。第二章我们用大量篇幅介绍和分析了当时影响巨大的纯文学刊物《今天》(1978～1980)。通过对它的编辑活动和小说创作的分析，我们将会看到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范式，“纯文学”所蕴含的强大的政治行动力。第叁章我们回到主流文学界，首先介绍了西方文学在八十年代初的翻译和传播情况，然后通过对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以及徐迟“现代派与现代化”理论的分析，呈现的是“纯文学”理论建设的曲折而复杂的过程；在第四章对新时期文学创作实绩的展览中，我们选择了王蒙和他的“意识流”小说，在此之前，我们先分析了八十年代之初围绕“现代派”的争论，希望透过“台面上”的论争一窥“纯文学”革命的基本样貌，而随着分析的深入我们将会看到，“纯文学”形式革命的意义和“去政治化”的政治意味发生了意味深长的转变；第五章“文学教育”部分我们关注的是八十年代非常重要的一支文学力量“文学青年”的创作实践，为此我们选择了当时颇有影响的小说《寻找》，从中我们能够看出主流文学观念强大的渗透能力。通过这几部分的分析，八十年代的这场轮廓模糊的“纯文学”运动将会得到相对完整的呈现。
翁强[10]2003年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现代性话语分析》文中提出第一章：八十年代初期政党伦理“民族国家现代化”方案与“文学现代性话语”的语义指向 本章着重分析历史的转换与过渡时期，政党伦理如何通过自身的话语实践建构了“民族国家现代化”的现代性话语。它表现出以国家意识、阶级属性与现代化想象为中心的话语结构，对文学话语的现代性诉求上，它呈现出对文学话语实践笼罩性的普遍规则与内在规约。在对“旧”的批判与反拨和对“新”的想象与憧憬中，文学现代性话语表征出与政党伦理现代化想象相一致的意义内涵。 第二章：他样选择的文化寻找与文学现代性话语的多义指向 本章结合八十年代中期文化热兴起的具体现实语境因素，主要探究文学现代性话语内部的结构和语义转向的具体原因及其相应的话语实践过程。在寻根的文学现代性话语实践中，“世界”作为一个独特的“进步时间”概念被实践者理解并追求着，而对文化的重新建构与阐释成为实践主体追赶世界“席位”的共同性行为，但在具体实践中又呈现出不同的话语特征与修辞行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成为影响文学现代性话语内部重构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叁章：被找到的“西方”与“现代”问题的“西方现代主义”表达 本章主要探讨了八十年代现代派文艺与先锋文学的话语实践所表征出来的对现代性资源的另一向度的话语诉求。现代派的文学话语实践之于文学现代性的话语建构是伴随着实践主体对西方现代知识的不同认识与阐释而进行的，西方知识的谱系与背景被有力的开掘，既成为话语实践过程中一个对抗性的结构因子，又隐藏着新的知识话语的规约与遮蔽，在先锋派那里，语言代替了对时间的认识与追逐，成为实践主体认识的中心问题。
参考文献：
[1]. 增长与繁荣—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小说中的先锋话语[D]. 叶立文. 武汉大学. 2001
[2]. 八十年代小说艺术的陌生化倾向探究[D]. 陈芸莉. 东华理工大学. 2013
[3]. “新潮汐”的起起落落[D]. 崔谦. 西北大学. 2016
[4]. 文学的沙滩：重返八十年代中篇小说热[D]. 徐馨扬. 苏州大学. 2010
[5]. 走向多元的尝试[D]. 安琪. 东北师范大学. 2014
[6]. 1985年与先锋文学的发生——以小说《冈底斯的诱惑》的发表为例[J]. 曾妍. 新文学评论. 2015
[7]. 二十世纪中国乡土的浪漫书写[D]. 杨姿. 湖南师范大学. 2010
[8]. “先锋”的崛起与没落[D]. 陈碧君.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9]. 危机下的文学图景[D]. 李海霞. 上海大学. 2007
[10]. 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现代性话语分析[D]. 翁强. 福建师范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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