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全球化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4）07-0025-07
我国目前正处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本轮经济周期与以往经济周期相比，经济增长的背景出现了两个新的特点：一是国内市场呈现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格局；二是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经济进入全面开放阶段，开始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经济增长背景的改变，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增长的走势，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转换思维，扩大视角，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研究我国的经济增长问题，是我国经济增长新阶段的新课题。
一、经济全球化突破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瓶颈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商品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因此，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将突破传统的一国范围而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基础性的调节机制。
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将使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再仅仅依赖于本国已有的资源，从而可以通过利用世界资源突破中国作为人均资源贫国的资源瓶颈制约，缓解经济快速增长与国内资源有限供给的尖锐矛盾，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中国经过5年多与通货紧缩的艰苦斗争，终于在2003年制止了物价的持续下降，迎来了GDP9.1％的快速增长，接近于我国过去25年来9.36％的平均增长率。但是，在我们满怀喜悦拥抱胜利成果时，“经济过热”的警告之声却四处响起，中国的经济就像北京的天气一样，似乎我们刚刚告别了通货紧缩的寒冬，还没有来得及沐浴适度增长的春光，就跨越式地进入了通货膨胀的酷暑。但是，当我们冷静下来思考今天的宏观经济走势时，却猛然发现：今天的“经济过热”与以往已经大相径庭了。在1982年、1988年、1993年的几次“经济过热”中，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都拉动了资源价格的上涨，资源价格的上涨又进一步传导到消费品价格，使消费品价格上涨，从而引起全面的通货膨胀，迫使政府不得不运用行政手段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治理。但是，在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虽然只是部分行业的投资过快增长，但却使我国的资源瓶颈制约迅速显现出来，导致资源价格大幅度上涨，原油、煤、电力、钢材、电解铝、原粮等价格上涨幅度高达20％以上，看起来中国似乎又进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是，奇特的是：资源价格的上涨，并没有引起消费价格总水平的相应上涨。2004年第一季度消费价格总水平仅上涨了2.8％，4月份也只达到3.8％，全年估计不会超过5％。由于经济是否出现通货膨胀的主要判断指标之一是消费价格总水平，而不是资源价格总水平。因此，依据消费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幅度来看，在GDP增长接近10％的情况下，消费价格总水平增长不超过5％，那不是我国千载难逢的绝好经济增长格局吗？我们为什么还要为此而惶惶然呢？更何况，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构成来看，食品约占30％，价格持续上升；服务约占20％，价格相对稳定；而约占50％的工业消费品，价格持续下降。因此，目前我国消费价格指数出现的小幅明显上涨，还主要是由于食品价格明显上涨引起的，而食品价格的上涨又与世界性的自然灾害不无关系。今年我国政府上下齐抓粮食生产，各种鼓励政策陆续出台，粮食丰收应不成问题。到那时，粮食供给增加，粮食价格下降，我国是否又会进入通货紧缩呢？显然，不能仅仅根据一时的变化，就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走势做出判断，并做出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否则，将会贻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
在这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中，资源价格的上涨之所以没有进一步引起消费价格总水平的上涨，这是因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市场环境是供过于求。商务部发布的今年第二季度商品市场运行趋势报告明确指出：目前市场上600种商品无一供不应求，其中供求基本平衡的138种，占23％，供过于求的462种，占77％。[1]在这种市场格局下，资源价格的上涨很难向下游产品传导。对于这一点，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可以给予佐证。据北京市统计局的统计资料显示：北京市第一季度商品购进价格指数猛涨到110.2％，同比提高7.8个百分点，但出厂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不升反降，两个指数值分别为102％和99.6％，分别下降1.4和0.4个百分点。出厂和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的剪刀差达到8.2个百分点。[2]这就是说，我国供过于求的市场环境，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通货膨胀的出现，从而为我国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创造出新的空间。
但是，供过于求的市场环境创造的新的空间毕竟是有限的，资源价格的进一步上涨，如果一旦将企业的利润空间侵蚀完毕，企业只有涨价或者选择倒闭，企业无论选择哪条路，对中国经济都将是有害的。因此，对中国经济而言，一方面我国不可能放弃较快的经济增长，因为扩大就业、实现赶超、处理不良资产、解决收入差距、城市化等，都需要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另一方面快速的经济增长又遇到了资源瓶颈的制约。这就意味着，解决资源的瓶颈制约，将是保证中国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首要问题。否则，我国就将不得不因资源的制约而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长。例如，北京市为编制“十一五”规划而确定的指导思想就指出：水、土地等稀缺资源维系着北京的长期稳定和发展，“十一五”规划中凡涉及到产业发展及重大项目建设的内容，都必须充分考虑资源因素和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要把生态优先原则作为城市规划和建设的重要原则。这样一来，就可能会影响北京市经济总量的增长，但为使经济协调持续发展，不能只顾GDP。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为中国缓解资源瓶颈，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可能和空间。日本就是一个资源稀缺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高度依赖国外进口资源，但是，日本非但没有因为国内资源供给的制约而导致产业瘫痪和经济的滞后，反而形成了进口原料、燃料和食品，出口汽车、电器、机械和钢铁等工业制成品的“高度加工贸易型”产业结构，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在今天资源自由流动的全球化条件下，我国更有条件利用国际资源进行生产和投资，而不必受制于国内资源瓶颈的制约。同时，巨大的外汇储备也使得解决我国资源的进口问题有现实的可能性。
在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既是独立的，又是平等的，一个国家能否先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对于提升其国家竞争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利用国际资源发展我国的经济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也是新条件下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特点。2004年我国第一季度进口增长42.3％，增幅比2003年第4季度提高了1.8个百分点。另外，以初级产品为例，2002年我国食品及活动物、非食用原料（不包括燃料）、矿物燃料和润滑油及有关原料的进口总值分别比去年增长了5.3％、2.7％、10.4％，而2003年的进口增长率分别上升到13.8％、50.1％、51.5％（注：参见商务部：进出口商品构成表，载《商务部统计资料》，2003（2）和2004（2）。），这说明我国目前出现的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是与我国已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国际资源分不开的。
有的学者认为，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很大，但根据以往的经验，10％的GDP增长率应是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如果超过了这个水平，我国经济就是过热。目前我国GDP增长率已经接近10％，而且经济增长也已受到了资源瓶颈的制约，这说明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已经接近潜力的充分运用了，如果超越这种资源的限制就是过热。毫无疑问，10％的“警戒线”是我国以往经济增长经验的总结，有其科学的成分。但是，这里需要明确的是，这一经验数据是在过去我国尚未融入世界经济分工体系，即经济全球化尚未发展的情况下得出的。在经济全球化下，新一轮经济周期与以往的经济周期有所不同，资源价格的上涨并不能说明我国的经济发展已接近潜力的运用。首先，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内消费品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可以通过国际市场（出口）来解决。其次，资源的供给瓶颈也可以通过国际市场（进口）来解决。再次，经济全球化是市场机制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因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特别是跨国公司进入带来的资本、技术、人才以及体制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因此，在新的经济背景下，10％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经验数据，就未必是科学的了，而用一个未经新的经验证实的传统经验数据束缚我国新经济增长周期的经济增长率，就很难说是科学的。
二、中国经济增长利用国际资源的风险与收益
我国利用国际资源加快发展经济，必然会对国际资源产生巨大的需求，在国际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然会拉动国际资源价格的上涨。对此，已有许多国际人士对中国提出批评。国内也有人对此表示担忧。但是，我们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利用国际资源发展本国经济，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这具体表现在：
1.我国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就必须大规模利用国际资源。尽管我国的资源从总量上说是丰富的，但是从人均拥有量上来说却是资源贫国。我国有限的资源根本不可能支撑起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我国的人均GDP刚刚达到1000美元，城镇居民以汽车、住房为标志的消费结构升级才刚刚开始，并由此拉动汽车产业和房地产业的迅速成长，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从汽车产业来看，汽车的消费需要有石油资源的支撑，但据世界石油大会估计，我国常规可采石油总资源114.9亿吨，居世界第9位，但人均占有量仅10吨，居世界第41位。[3]我国轿车刚刚开始进入家庭，原油进口就很快将达到1亿吨。原油已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又一战略性资源。从房地产业来看，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住房需求将会不断增加，再加之我国城市化的加快发展，都将使我国本已十分紧缺的土地资源更加紧缺，如北京市能够利用的土地资源仅剩下10％—20％。土地资源的紧缺，又进一步加剧了粮食等农产品的供应紧张，从而使中国的粮食供应需要更加依赖国际市场。
2.国际资源价格的上涨相对来说有利于保持我国的竞争优势，促进经济的发展。
尽管我国大规模利用国际资源会推动国际资源价格的上涨，但这种全球性的价格普遍上涨，却有利于我国竞争力的提升。这是因为，第一，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低廉，劳动力的供给源源不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之所以能以较低的成本持续扩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低廉的人力成本。第二，我国许多产业的利润空间很大，足以抵御国际资源价格的上升。例如，2002年我国汽车行业销售收入实现利润431亿元，整个汽车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为28.45％，而国际汽车业的利润率只有3％到5％；目前，全社会的平均利润率也在10％至15％之间。[4]因此，即使在钢材、煤、原油等生产资料的国际价格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下，我国产业巨大的利润空间以及劳动力成本优势可以使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仍然保持很强的竞争力，持续的大规模出口依然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三，资源价格随着需求的扩张而上涨，但最终产品却因市场供过于求而无法随之上涨，这就会一方面通过侵蚀企业利润而使一些低效率的企业被市场竞争淘汰，从而有助于优化产业的组织结构，提升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另一方面会迫使企业千方百计努力降低成本，消化资源价格上涨的影响，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大规模利用国际资源，就使一些人开始担心：中国经济对国际资源的依赖是否会危及中国经济的安全，从而加大经济风险。这种担心有一定的道理，但应该是可以防范的。
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无论各国是否愿意，都不依各国的意志为转移而把各国卷入其中，成为世界经济分工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经济全球化本身就意味着世界各国经济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因此，从一般意义上而言，无论你是否利用国际资源，经济全球化都将加大一国的经济风险。这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受到全球市场经济规律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会有所增大，内部影响和外部冲击的同时存在加大了经济风险。首先，进出口是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因素，2003年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为8512.1亿美元，占GDP总值的60.32％，[5]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的60.32％与世界经济相联系。目前，我国的资源供给需要更多地依赖国际市场来解决；我国的消费品市场供过于求，除了需要继续扩大国内需求之外，也需要依赖国际市场来解决，因此，我国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受到全球供给和需求的影响。例如，据资料显示，我国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波动很大，1997—2001年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就下降了约10％。[6]其次，流入的外资虽然也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也增加了我国的经济风险。一方面，资本的流入或流出导致我国信贷规模的急剧扩大或收缩，产生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压力；另一方面，大量外币追逐或者放弃人民币会造成我国人民币汇率升值或贬值的压力，对进出口和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造成影响。综上所述，外部冲击主要包括供给冲击、需求冲击、技术冲击和价格冲击等，国际市场既提供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机会和动力，也是我国经济波动和社会危机的一个外部来源，世界经济的衰退和繁荣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导致我国经济的波动。因此，经济全球化要求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但却需要强化政府预防风险、控制风险、化解风险的能力。
在强调强化抗风险能力的同时，我国也应转变对风险或经济安全的一些过时的观念或看法，防止走到另一个极端的倾向。在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粮食安全问题。谈到粮食安全，似乎只有做到自己养活自己才是粮食安全。实际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安全观应该更新了。这是因为：首先，从理论上来看，经济全球化就意味着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突破了一国的限制而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根据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农产品的市场出售价格应该由最劣等土地的个别价格决定。我国农产品价格特别是粮食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这也是我国入世对农业特别担忧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意味着我国的土地在世界范围内应该属于劣等土地。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我国部分劣等土地应该退出耕种，从国际市场购买粮食等。当国际市场的农产品价格上升到中国农产品价格水平时，中国的部分劣等土地才有可能加入耕种。所以，从国际市场购买粮食等，恰恰是经济全球化下对我国农业的最大保护。其次，从我国资源的承受力看，生产农产品的最重要资源是土地和水。我国不仅土地资源短缺，水资源同样严重不足。数据显示，我国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国660多个城市中，60％的城市供水不足，110个城市常年缺水。[7]土地和水资源是不可能从国际引进的，惟一的出路就是节约和保护。进口粮食等农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最大的节水工程和耕地保护。再次，从农民利益的保护来看，中国进口粮食，拉动国际粮食价格上涨，就可以使中国农民耕种土地有利可图，从而增加农民收入。2003年以来我国农产品价格虽然有了较明显的上涨，但也只达到了1996年的水平，但因此我国农民收入2004年一季度同比增长超过了9％。许多人口口声声要增加农民收入，但粮食价格上涨使农民获得了利益，他们却感觉不对了。其实，在我国城镇存在巨大就业压力的情况下，短期内农民收入的增加，还很难靠城市化来解决，把粮食价格维持在一定水平上，可能还是解决农民收入的主要办法。因此，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并不危及我国的粮食安全，粮食价格的上涨反而会推动我国粮食产量的增加。
三、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资源缓解政策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发展，必须要利用国际资源，这应该成为我国制订未来发展规划时必须确立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国际资源同国内资源一样，也是有限的，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也会出现瓶颈，资源的争夺将变得日益激烈。从而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的经济发展将出现经济发展的“无限”需要同资源有限的矛盾。因此，中国也不可能过度利用国际资源，而且一旦中国过度利用国际资源，也会影响到中国的“和平崛起”。这就意味着制订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资源缓解政策刻不容缓。
经济增长的方式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增加资源投入，另一种是提高资源投入的效率。显然，世界资源的有限性，使增加资源投入获取经济发展的空间日益缩小。中国经济要实现持续的快速增长，惟一的出路就是提高资源投入的效率。
资源投入效率的提高途径又分为两类：一是把资源从低效率领域转移至高效率领域即“配置效率的提高”；二是通过技术、成本控制和财务管理等提高现有资源的使用效率即“生产效率的提高”。所以，我国必须从提高资源的投入效率着手，一方面，在现有的产业结构下，鼓励技术创新节约资源，提高投入资源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减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发展附加值高的产业，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而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经济的全面开放也为我国提高资源的投入效率提供了有利的时机。
1.在现有的产业结构下，加强技术创新，节约资源，提高资源的“生产效率”。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我国的资源投入效率也不断有所提高，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从“八五”期间的3.1∶1下降为“九五”期间的1.3∶1，能源消费量与1996年相比总量下降了7.7％，其中煤炭消费量下降了17.4％，煤炭消费占能源总量的比重由1996年的74.7％下降为2000年的67.0％。[8]但是，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是“粗放型”增长，其主要特征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有数据显示，我国的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水泥的消耗量，分别为世界消耗量的7.4％、31％、30％、27％和40％，而创造的GDP仅相当于世界总量的4％。[9]相比之下，资源缺乏的日本由于生产要素的不利条件反而非常重视节约能源。例如，日本钢铁企业的能源使用效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在我国和日本能源消耗相当的情况下，日本创造的GDP为我国的3.5倍。自然资源的稀缺激发了日本产业的许多发明创新，德国、瑞典和瑞士也同样因为生产要素的不利条件而重视节约资源，进行技术创新。
因此，面对资源供给的紧张和取得国际资源的代价，我国应当鼓励技术创新，节约资源，更加强调效率和结构，使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尽快地向“集约型”的增长方式转变。第一，加快老工业企业的改组改造，优化企业组织结构，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增强传统产业的活力。第二，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为先导，以制造业和基础产业为支撑，使经济相辅相成、互动协调发展，提高资源的生产效率，对经济增长产生突破性带动作用。第三，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生产率的跨越式发展。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既可以节省我国经济发展的成本，降低技术开发风险，也可以使我国自主技术的创新在更高的基础上发展，有利于我国尽快赶超世界发达国家的技术。第四，引入竞争机制，在投融资体制、风险投资机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人才机制、生产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等方面进行大胆的改革、创新和完善，推进企业技术、成本控制和生产管理的创新，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2.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本身就是“附加值”提高的过程，也是就业的转化过程，因此也是经济增长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下，由于我国同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产业落差，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为我国产业的提升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首先，利用比较优势切入全球产业链，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我国在劳动力成本和某些资源上具有优势，因此依据比较优势，我国出口的产品主要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为主。目前，我国出口产品中即使是技术含量较高的机电产品，也是以满足工业化国家低端产品的需求为主，同时还需要从发达国家进口大量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已经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加入到全球分工体系中，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处于全球化资源的考虑中。从微笑曲线中，我们可以看出，高附加值过程在于信息整合、研发、模块生产和服务，产业竞争的是质量、产品开发，而不是价格，单一地以成本为导向的经济没有发展的持续力；而我国所从事的组装恰恰是附加值最低的环节。但是，我们却必须从低附加值做起，因为我们目前的优势还是在于劳动力成本，只有通过这个优势才能切入全球分工链条中。同时，这个过程既可以增加就业，提高国内福利，又可以学到先进的国际管理经验、商业运行模式和技术。因此，我们要抓住有利的机会，以比较优势嵌入并以其为基础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提高我国的竞争优势，否则永远都只能处在全球分工体系的弱势地位和价值链的最低端。但是，高附加值领域的逐步显现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经济永续的竞争优势有赖于依据波特提出的竞争优势持续力的三项重要条件，由产业或企业将资源优势进行层级的提升与扩张，转变为形态上的优势，我国的经济也将融入全球化系统中，实现持续快速的增长。
其次，从三次产业的角度来看，在不放弃已有产业的基础上提升产业，既有利于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又有利于减少对资源的依赖。
目前，我国的三次产业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或者资源密集型为主的产业，技术含量较低，对资源的依赖也很强。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技术、管理、人力资本投资、生产方式等高级要素和经济环境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已经越来越突出，企业对资源的需求已经不如对技术、效率的需求更加迫切，基础要素的作用被削弱。在这种情况下，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日益迫切。以计算机行业为例，英特尔和微软这样的上游公司人力和资源的消耗最少，却能获取整个产业70％以上的利润；生产主板、内存、硬盘的韩国企业和我国台湾企业获得20％以上的利润，而我国的加工组装却只能获得6％左右的利润。因此，在全球化条件下，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技术基础不够就不能促进国家经济良好的循环发展，甚至会出现“贫困化增长”。我们要把自主研究开发与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相结合，大力发展我国的高科技产业，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重点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第一，高科技产业对生产资料尤其是自然资源的依赖相对较少，很容易克服生产方面的供给瓶颈。第二，注重电子信息等技术与传统产业的嫁接，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可以提高我国传统产业的附加值，加速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有利于开拓国内外市场和有竞争力的新产品，提高产品的质量档次。第三，高新技术产业可以提高服务业的知识含量。全球化促进全球信息的传递和整合，电子商务、远程教育等新兴服务业的发展更是加快了高新技术在金融、咨询、贸易、文化等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的应用与推广，强化了服务业的竞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