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弦乐队的“工厂”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弦乐队论文,工厂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乐队形式作为一种音乐表演工具有时有颇明显的时代特征。这一特征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年代的表现之一是科技因素之乐，管弦乐队即是有代表性的一例。本文视之为当时科技发展的重要产物“工厂”模式在音乐领域的体现。以下循这一思路作一探讨。
管弦乐队的概念试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前者泛指包括了管和弦这两种材料制作的乐器组合而成的乐队形式；后者是特指本文使用的概念，它是指形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以（德）贝多芬（1770年～1827年）为主要代表的以弦乐、木管、铜管、敲击四组乐器有机组合而成的管弦乐队形式，即被后人称之为的标准管弦乐队（注：《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管弦乐队”条，杨民望撰文，第239页，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我们看到，管弦乐队形成之际，正值英国产业革命硕果累累，科技发现发明层出不穷之时。历史评价资产阶级在这个时期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以往时代的全部总和。正是在这机声隆隆、热气腾腾的“贵族官邸城区，美丽的宫殿和住处被大都市、营房、工厂、仓库和公寓夺去了光彩”（注：《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保罗·亨利·朗格著第2页，人民音乐出版社。）的大气候下， 管弦乐队这音乐的“工厂”形式得以出现。本文视它为“工厂”模式的理据是它与工厂有结构编制和生产方式的相似。前者，指两者都有管理分工，职责明确：工厂设厂长、车间主任、工人，管弦乐队设指挥、声部长、演奏员，各司其职，完成工作。例如厂长与指挥皆司宏观统筹，全局策划；又如工人与演奏员皆司微观专业，做好“螺丝钉”本职。后者，指两者都是整体协作，制造产品：工厂是大机器作业，以先进的机器在工程师的产品图纸下分工合作，先解决部分，再合成整一，生产出专业化的产品；管弦乐队是大合奏表演，演奏员操精良的乐器在指挥指引下合作，依作曲家总谱上的配器、旋律、伴奏、和声、对位的分工而合，有主角有配角，有变化有统一地生产产品——乐曲。工厂生产物质产品，管弦乐队生产精神产品。
显然，上述相似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这必然之“源”是资产阶级战胜封建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替代封建主义的革命。工厂与管弦乐队分别是这一“替代”的物质生产的先进工具和精神生产的先进工具，作用是发展生产力和制造舆论。第一个工厂出现于1768年英国，第一个管弦乐队出现于18世纪九十年代的奥地利维也纳，两者相距二十余年。我们可见管弦乐队形成的过程大体是：一是此时康德、狄德罗等哲学家宣扬“工具先进论”，强调科技进步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视之为资产阶级战胜封建阶级的主要武器；二是上述人文鼓吹刺激了科技发现发明“热点”不断和工厂诞生；工厂作为一个标志，它以大机器生产的方式从根本上改造了人类的传统生产方式，能生产大型、复杂、专门化、精巧的产品以提供给日益发展进步的社会所需；三是以贝多芬为代表的音乐家以其叛逆旧世界的性格和跨学科的综合意识，加上其创造革新的才华把科技因素用进乐队，管弦乐队由此而生。因此我们说管弦乐队的形成是一个关乎当时代人文、科技、艺术三者相互影响发生交融的综合之物，故上述结合中的两“兄弟”；工厂与管弦乐队也就有了同“源”的形似和神似，区别是在于一主物质生产，一主精神生产。美国学者保罗·亨利·朗格在论及贝多芬中谈到以下贝氏的特点：“他喜欢读古希腊的古典著作，也喜欢读歌德、席勒、克洛普斯托克的著作以及自然科学方面的新文献”（注：《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保罗·亨利·朗格著 第27页，人民音乐出版社。）。此言说明贝多芬音乐与三方面因素的影响有关，一是人文的（古希腊著作），一是艺术的（歌德、席勒等著作），再一就是科技的（自然科学新文献）。这里所引，侧重说明科技对贝多芬音乐的影响。我们归纳贝多芬时代的主要科技成果可见有：蒸汽机发明（纽卡门、瓦特），星云说确立（康德），地质学的“水成派”与“火成派”的综合，化学的“氧化说”和“化学原子说”提出，物理电磁学成果避雷针、化学电池等发明，生物进化论的基本理论提出，热力学第一定律发现，机械制造的加工技术有重大改进等等。上述诸项中尤以蒸汽机发明的影响最为深远广大。蒸汽机以其廉价和不受自然条件限制的可利用价值而超越当时人们利用的人力、风力、畜力而大行其道，它的推广促进了煤、铁开采产量成倍增长，而煤、铁的生产发展又推动了各种行业的发展：蒸汽机用于交通运输，使蒸汽机车、铁道、蒸汽轮船先后问世；蒸汽机用于工业生产，使汽轮机、内燃机、各种机床相继出现，显然，蒸汽机是工厂诞生的直接导因。也就是说在“工具优良论”的宣扬下，蒸汽机由“单个”工具优良提高至“整体”的工具优良——工厂。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是：“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注：恩格斯：《反杜林论》。）据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管弦乐队在贝多芬手中定形是有关贝氏的思、性、境三者合一之果，思——贝的革命理想是动力源，性——贝的叛逆性格是催化剂，境——贝所处的资产阶段革命年代是促成条件，“三合一”而使贝多芬在前人的基础上找到了管弦乐队这一解决当时音乐表现资产阶段革命内容而与旧形式之矛盾的良方，这“良方”便与科技因素入乐有关。这里，我们说贝多芬也有通感效应，一方面，他喜欢读“自然科学的新文献”；另一方面，他又眼见工厂、蒸汽机、机车、轮船、商业繁华、市场热闹这一热气腾腾的新的工业社会结构开始形成之状貌，于是，在他大脑的支配下，实现了“工厂”形式的眼→耳的转换，形成了听觉范畴的管弦乐队这一“工厂”。而当贝多芬的管弦乐队一经形成，也就与它之前主要是封建主义时期的欧洲乐队形式划出了一条分界线，实现了乐队形式的封→资的转型。两者区别是一散一整。诚然，这里说的“散”与“整”是不同时代艺术形式特征的概念，为艺术进步中不同阶段成就的一种标记，“散”与“整”是美学上的概念，是使用于艺术进步中不同阶段成就的标记的用语，两者都结出了时代的硕果。故它与我们平时使用的包涵了艺术价值水平高低意思在内的整散概念无关。这是两个不同的命题。我们现以两个时代的两位巨人——巴赫和贝多芬所使用的乐队作一比较可见一斑。两个相距约半个世纪，分处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这一新旧时代交替之年的前后两边，各自所用的乐队形式的特征是：巴哈为散型，贝多芬为整型。前者如巴赫的六首《布兰登堡协奏曲》是六曲六型：
《第一》：F大调，圆号（2），双簧管（3）大管，高音小提琴， 弦乐器及通奏低音；
《第二》：F大调，小号，竖笛、双簧管、小提琴、 弦乐器及通奏低音；
《第三》：G大调，小提琴（3），中提琴（3），大提琴（3），低音提琴及通奏低音；
《第四》：G大调，小提琴，竖笛（2），弦乐器及通奏低音；
《第五》：D大调，长笛、小提琴，羽管键琴、 弦乐器（无第二小提琴）及通奏低音；
《第六》：B大调，小提琴（2），低音维奥尔（2），大提琴， 低音提琴及通奏低音。
后者如贝多芬的九首交响曲是九曲一型，虽不同乐曲有个别乐器的增加，但编制属于统一的型款：
木管组：长笛（2），双簧管（2），单簧管（2），大管（2）；
铜管组：小号（2），圆号（2—4）；
打击乐组：定音鼓（2）；
弦乐组：第一小提琴（10），第二小提琴（8），中提琴（6），大提琴（4），低音大提琴（4）。
须说明，上述巴赫六曲六型之“六”和贝多芬九曲一型之“九”都不是确定值，巴赫的经典乐队曲有数十首，乐队编制的散型实际上超过了六种；又，贝多芬的经典乐队曲目数量同样很大，但乐队编制仍然有一种基本型款，可称数十曲一型亦很恰当。显然，以上散与整之异反映的是乐队形式在封、资不同时代的不同“生产”方式，这样的生产方式通过作曲家所为表现了出来。即是说，巴赫是以为贵族、伯爵、教会服务而获得薪酬的寄食音乐家，他的乐队面对的是少数人，纯为“私”人性质，依附性强，内容的局限性较大，乐队形式常受主人的地位、财力、兴趣以及乐师人员流动情况而变化，故没有乐队定型意识，也难以定型。巴赫正是在这样的“散”型乐队的长期作曲中创造了他富有理性主义精神的作品而留芳百世。显示了他多曲多型皆成“书”的“赎身定做”的杰出才华，为后世树立了典范。而贝多芬则是资本主义时代市场经济初具形态时期的自主型作曲家，他面对的主要观众是市民群众，他的经济收入来源较广，不依附于某些个人，独立性较强，故乐队性质主要是“公”，基于资产阶级革命理想的表达的需要，乐队须容量大，需要定型、扩大、改革、发展及整体化，管弦乐队便由此而生。因此，确切地说，乐队形式的上述散整特征是“时在人为，”是巴赫与贝多芬在各自所处时代条件下之所为。我们在此若把巴赫与贝多芬上述散整之异再联系封、资时代物质生产形式之作坊和工厂同样的散整之异作一比较，则又可见当时代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同步”的宏观景象：同学科异，异科同，同的原因是时代同，异的原因是时代异：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
正是如此，当贝多芬管弦乐队作为艺术领域新的“生产力”登上音乐厅时，雄壮豪迈，嘹亮薄云，显示了“整”的特点；
其一，功能增加。管弦乐队编制包括的乐器众多，音响宏大，音色丰富，对比鲜明，其功能适应了表现贝多芬所想要表现的内容的需要：英雄性、暴风雨、深呼吸、悲哀、坚定不移、奋勇进取，理想追求，光明希望等，而功能增加的又一个重要原因由乐器改良而来，为科技“物”因素的直接入乐所为。乐器改良，是鸟枪换炮，“增强”之处有：音域增宽，音准准确，转调方便，半音齐全，携带轻便，经久耐用等。例如：
蒸汽机的要件活塞结构用于小号、圆号、大号等铜管乐器，使乐器音域增宽，半音齐全，转调方便；
金属材料用于小提琴等弓弦乐器的弦线制作，用于竖琴琴弦制作，以及用于长笛管身制作等。增强了乐器音色的明亮和响度，并能延长寿命，坚固耐用；
机械的杠杆原理用于双簧管、单簧管、长笛等木管乐器的孔键装置，使之半音齐全，演奏方便，手指功能得以延伸，可控制到更多的音。又，在西方有乐器之王之称的钢琴制造技术发展中有更多的机械入乐的情况，例如1709年意大利人发明的槌击式钢琴用的是击弦机械结构，之后又被改进为复震奏机械结构，使之能迅速重复敲击琴弦，便于弹奏复杂乐曲；又如弦架用铸铁制造增强了弦架对琴弦的承载能力，加强了音准的稳定和乐器寿命的延长等。
其二，通用化增加。通用原是指工业产品种类工艺的“一型化，有了“一型”后能减少重复生产、简化程序，互换配件。管弦乐队因整而增强了通用性，其“效率”的优热在作曲、传播、发展诸方面明显。例如作曲：众作曲家均在同一型的管弦乐队编制下创作，能更充分地发挥作者发掘乐队表现力的丰富性，增加其广度和深度，有利于显示作曲家才华，有利于作品的历史承传和在当时代的横向流行，同时也有利于理论——尤其是技术理论的建树，如配器法、和声学、指挥学、乐队训练学等著作的问世和版本不断增多即为此方面明证。又如传播：管弦乐队自奥、德出现后迅速传至西欧、东欧、北欧、美国、亚洲、澳洲……因为它是“通用”模式，遂成文化交流的理想渠道。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国家正是用包括了建立管弦乐队在内的方法来传播其思想文化至东方的，如今，东方国家也使用这一“渠道”传播东方的思想文化至西方。无疑，通用已使管弦乐队成为全球音乐信息互联的最重要的文化“硬件”设施之一。再如发展：已见“发展”成果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规模，一是品种。前者，贝多芬的管弦乐队有标准管弦乐队之称，又称双管制乐队。所谓双管制，是指以每种木管乐器配备两支为基数，配上相应比例的其他乐器而组成整个乐队的配置制式。后来，管弦乐队有扩大至三管制、四管制的；这一由二至三，至四，即属规模的发展，人数按比例增加，功能进一步增强，从而适应了很多现代音乐作品表现内容的需要；后者，我们看到，管弦乐队形成以来逐渐确立了其建“队”的原则，例如高中低音配备原则，音色的多样和统一原则，音量的对比和平衡原则等，因此，管弦乐队的发展又表现在其“物”（架构）其“思”（原则）与所到地区国家的国情和区域文化的综合而诞生了新的乐队品种。例如中国民族乐队。中国民族乐队于20世纪50年代初形成，代表人物是彭修文（1931～1997）。中乐队依管弦乐队的原则而立，由中国吹管乐器两个配备为基数，配上相应比例的其他乐器组成，分吹、弹、拉、打击乐器四个声部，设专职指挥职，由经过专业训练的乐师任演奏员。经半个世纪来的发展，中乐队已经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较好作品，有配器法书籍问世，有优秀的指挥家和演奏人材涌现。我们比较管弦乐队与中乐队可见以下共通：模式相似，原则相同，一如海洋的风帆，一似江河的龙舟，“风景”一样美好：
管弦乐队：
中国民族乐队：
在此我们可以提出1998年春节中国中央民族乐团访问奥地利维也纳之行来谈一谈。我们从管弦乐队通用性的发展角度来看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1.贝多芬于1792年定居维也纳，他的管弦乐队首次登台是在维也纳。因此1998年初的中国中央民族乐团登上维也纳金色音乐厅演奏，乃历二百年的时空，为贝多芬管弦乐队的通用发展而结东方硕果的西方和回馈贝多芬；2.此行成功可知欧洲听众欢迎中乐队，他们对于这一中西结晶之果既感新奇，也感亲切，亲切在于“你中有我”；3.此行成功又可证明管弦乐队“通用”的价值的无限性。贝多芬乐队之“整型”除了贝氏的作品丰富外又后继有人，代代相传，全球音乐家以同一型乐队编制创作，又加上如中国民族乐队般发展出来的乐队形式的创作，可谓无限之丰富。此一“无限”的由来即与“整形”乐队的通用性大有关，而通用性大又从何而来？我们说来源于“工厂”这一科技模式入乐也。通过本例探讨，本文试得出以下两点认识：
第一点，科技与音乐的关系，如同戏剧、文学、绘画、舞蹈、书法等艺术科因素与音乐的关系，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等人文学科因素与音乐的关系一样，存在共通，故历史上有科学与音乐同源说（注：《科学美学》，徐纪敏著，第333页，湖南出版社。）。 例子如：西方音阶概念的产生源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的乐器弦长和音调的比例关系，音乐节奏组合的规范化来自他们发现的数量原则，此外，古希腊数学的和谐风格影响诗歌的韵律化和“黄金分割”比例的发现导致雕塑、绘画、建筑比例的准确等也直接间接地影响到音乐的风格方面和结构方面等。这里说的科技因素包括数学、物理、机械、电子、电脑、生物等学科中的因素，它们对音乐而言既有“物”的性质，又有“思”的性质。前者指技术手段、结构方式、组合形态等，后者指科学思想、原理、精神、观点等。本例管弦乐队即是这样一例，为包含了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之“大机器”生产的思想观念及其结构模式之一例。
第二点，无可否认，在认识科学与音乐两者关系的明确程度上，东西方音乐家有别，近现代工业社会出身的西方音乐家在观念上强过出生于农业社会的东方音乐家，故今日对中国音乐家而言，明确科学与音乐的共通，将有利于利用科技之“物”因素和“思”因素的入乐来为丰富音乐艺术增添渠道。尤其在当今世界，科技是时代飞速进步的“龙头”，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已明显影响到了音乐和某些品种、风格、内容、功能、路向等，加上有一部份科技领域的专门家参与了科技因素入乐的实践取得了成果，例如电脑音乐等。因此，中国音乐家作为世界音乐的东方板块的主要力量，自觉加强科技对音乐作用的认识和确定以科技因素入乐成为音乐发展的主题之一，此为时代之需。正是这样，本文的看法是，我们或可以从以贝多芬为主要代表的管弦乐队的“工厂”模式等成功实例中得到启示，开拓视野，广阔领域，在具有传统的人本主义思维优势的基础上增加进科学主义思维的成分，建立起包括科技与音乐关系在内的跨学科思维结构型，以有益于中国音乐在21世纪的进步和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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