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的逻辑：政党现代化与手段性回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化与论文,逻辑论文,手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07）04-0021-06
政党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普遍的政治现象。在当今政治生活中，无论获取国家政权，还是获得连续的执政地位，都离不开政党，政党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利益表达和综合、资源整合、实现民主的重要政治手段。但是，在现代政党发展过程中，却曾成为党魁谋取权益的机器，从而引发执政合法性危机。在认识并逐渐消除党魁或者政党机器的威胁后，政党也从目的性回归到手段性政治组织本原，并使政党成为现代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政治力量。
一、手段性政治组织：滥觞于西方国家的现代政党
现代政党这一语汇直至17—18世纪才在欧美国家政治生活中使用。当时政党与派别同义，并且同时使用，指社会上一部分政治观点和利益相同的人组成的政治集团。直至19世纪，政党才与派别区分开来[1]（p470），并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政党。
一般认为，现代政党发轫于英国和美国，英美两国的政党是西方政党的典型。[2]（p647）1640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议会内部围绕为了君主制还是共和制这一国家政体问题展开争议。这一争议在1679年关于詹姆士二世王位继承权问题上继续并进一步升级。为了整合各自所主张的社会支持力量并证明正当性，形成了“辉格”和“托利”两个具有攻击性意义的派别。争论的结果是，两派逐渐妥协并在君主立宪政体中争取议会席位、轮流执政。之后，两派于1833年分别更名为自由党和保守党，并于1866年固定下来。
通过分析，英国政党形成于在政治上具有原则性区别的政治派别。这一区别的成因在于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要求获得权益，而旧阶级则试图通过支持君主政体巩固其地位并继续掌握内阁（政府）。在这样的背景下，两派以议会为平台展开了政治角力。为了整合各自支持的社会力量，以便建立所主张的国家政体并掌握内阁（政府），互相攻击并走向妥协。从这一过程分析，无论是最初的派别，还是后来的政党，英国政党均是一种整合社会资源谋求政治权力的政治手段。
关于美国政党的产生，有些学者认为源于制定1787年宪法。在讨论和批准1787年宪法时，政府内部形成了赞成和反对联邦两个派别，最终形成现今的两党制。奇怪的是，在美国制宪者眼里，并没有预见到政党在现代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在他们所拟定的计划里，也没有关于政党的规定，反而“采取一切实际可行的步骤去反对结党营私。”即使当华盛顿将要离开总统职位的时候，在其《告别演说》中也不忘攻击政党：“一派轮流对另一派进行的统治，会因政党间不和而自然产生的复仇心成为苛政。这种复仇心在不同年代和不同国家中曾犯下最可怕的罪行。因此，这种轮流统治本身就是可怕的专制，并终将导致更加正式的和永久的专制。”[3]（p319）由此可见，也许在制定宪法时，出现了以支持和反对联邦为内容的两个不同派别，但把这个作为美国政党的产生缺乏说服力。
在回答美国政党产生前，有必要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首先，在开国元勋们讨论1787年宪法的时候，发轫于英国的代议制度已经成为治理人口较多国家的手段，是“获得一种容纳和联合一切不同利益和不同大小领土与不同数量的人口的政府体制。”[4]（p246）这一制度随着殖民地开拓者从英国植入美国，在独立战争和制宪会议期间，通过制度设计适应了美国治理的需要，民主、平等等政治价值由此在那片土地上成长。其次，联邦国家主权统一成为社会共识。分析宪法制定者的各种言论，尽管他们在具体制度设计，乃至国家结构上存在差异，但对于主权统一却有惊人的共识。为了维持这一共识，才提出建立为全体人民所有的联邦政府这一原则性制度设计。因为要使“联邦卓有成效并永存下去，一个为全体所有的政府是必不可少的。”[3]（p317）制度设计者把总统作为统一、为全体人民所有的联邦政府象征，因此关于总统以及总统选举是制宪会议期间几乎“整个体制中唯一有重要意义、而未受到反对派严厉批评，或者受到些许称赞的部分”。[5]（p346-347）
那么如何选举总统呢？在制宪者的制度设计中，总统是合众国代表。因此对总统候选人作出了三条规定：（1）须到各州聚集，“由每州选出的选举人将在其所由选出的州内集合并进行投票”；（2）防止总统候选人作为一个整体集聚一起商议，导致人民权力被少数人瓜分；（3）“一切参议院、众议院、或任何受委或就雇于合众国的个人，均不能成为候选人。”于是，为了总统选举的必要，“在美国政府的形式下，政党是不可避免的。”[6]（p7）所以，尽管遭到所有制度设计者的反对，由于美国总统选举，政党成为实现拟定制度不可或缺的条件。因此，美国政党不是产生于1787年的制宪会议，而是在实现制宪会议设计的制度过程中，是实现国家统一和构建全体人民所有的联邦政府象征的总统选举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政治手段。
通过分析英美两国政党产生过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政党形成于构建现代国家中，是一种政治手段。在英国，为构建新的内阁（政府），在其内部形成了代表现代与传统利益的两个派别。它们在整合资源基础上形成政党组织，并以此为手段获取掌握内阁（政府）的权力。在美国，为选举总统，在直接体现人民意志和遵守总统候选人选举规定的前提下，政党作为一个既代表民众利益又利于聚合民众的政治组织而产生。由此可见，从西方国家现代政党的产生来分析，政党是一种政治手段，是手段性政治组织。
二、兼具目的与手段的政治组织：中国政党的产生
在传统中国，结党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史书中有“党羽”、“党祸”、“党锢”、“党同伐异”等贬义的词汇。春秋战国时有“朋党”、“党人”之说，之后有唐朝的牛党、李党，宋朝的新旧党，以及北宋、明朝的“党争”，此外还有底层社会中民众组成的“会党”等。显然，这些“党”并非当下所理解的政党，但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已经存在党派和党派斗争的萌芽。现代意义上“政党”一词，是从日本移植过来的。日本人于19世纪60年代末，把德文partie用汉语译成“政党”或“党”。[1]（p470）19世纪70年代起，在介绍西方政事时开始使用“政党”和“党”。
中国古代之所以没有产生现代政党，一方面现代政党是近代的产物，是“十九世纪立宪政治之产品，”[7]（p1）另一方面政党以获取国家权力为目的。在中国古代，尽管存在着党争，但只是以取悦君主进而获得私利的一些小团体。在家国同构的帝国体系中，所有权力均来自君主，党争只有在体认这一前提下，才可能获得私利，因而它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
现代政党几乎与帝国体系崩溃并发。面对外来介入的力量，清末各派政治力量开始组织政治团体，以开展政治斗争。各派认识到“一个国家的政治进步与否，主要取决于有无政党，若无政党政治，必逾形退步，将渐变为专政。”[8]（p84）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组建中国近代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兴中会，1905年在东京秘密建立中国同盟会，1910年康有为改组“帝国宪政会”为“帝国统一党”，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合法的政党。[9]（p51）由此可见，中国现代政党是在帝国体系即将崩溃，国家面临立宪与共和选择时产生的，因此与西方国家政党产生具有相似性，政党也是一种政治手段。
然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却以失败告终。在总结教训后，孙中山提出“以党治国”的党国体制，力图重建革命政党。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他修正了原来的革命设想，提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并提出“自革命军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时，名曰革命时期；在此期之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员完全负责。”[10]（p97）杨幼炯把孙中山的思想阐释为“在国民党军政与训政两大时期中，国家权力完全属于国民党。国民党之最高权力机关，亦即为国家‘法律主权’之所寄，而党治下裁可法律之权，遂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所附设之政治会议。”[7]（p202）孙中山的党国体制，推行党、政、军三位一体的一党政治，通过政党对国家、社会、个人的全部包容而构建一个新的国家政权。在这样体制下，政党必将成为革命建设的目的。可以说，自产生始国民党就既是手段又是目的。通过建立政党获取国家权力，所以政党是手段，同时通过政党推动国家建设，并以建立强大的政党组织作为其支撑和推动力量，因而政党又是目的。
孙中山试图建立一个有别于帝国体系的现代国家。但是，孙中山所构建的现代国家是建立在传统资源和前现代社会基础上的。由于缺乏西方现代国家所具有的现代社会和现代资源作为其支撑力量和推动力。于是，革命型政党成为构建并推动新的国家力量，事实上国家机器的运行就是借助政党机器支撑和推动的。因而，“政党在与国家组织相同的权威和管理原则基础上建立了自己强大的集权，这样，它就成了一个具有政府性质的政党。”[11]（p317）“当初仅仅是为了保证政党机器良好运转的制度和规范，最终却获得了比该机器的实际作为更为重要的地位，”[11]（p322）即政党成为构建国家的手段，国家又成为政党生长的手段，政党成为自身的手段与目的。
国民党党国建设的失败给了中国共产党构建现代国家建设的机遇。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共产党认识到唯有建立一个与以往任何政权性质不同的国家才能夺取革命的最终胜利，并实现宏大的政治和社会价值。在革命时期，为了夺取国家政权并建立新生国家政权以及推动现代国家建设，中国共产党也是通过政党体制对新生国家机器复制实现的。这个过程之所以存在，与共产党通过革命手段夺取国家政权并建立国家政权息息相关，同时也与缺乏现代国家建设的推动力有关。在本质上，中国共产党建立新生国家和对新中国的治理也是一种党国体制，是兼具手段性和目的性的政治组织。
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政党，在治理国家时必然产生两大问题：首先，在为国家机器提供强大支撑力量的同时，为了保证这种体制的合法性，必然走向政党对政治和社会资源的全面掌控，政党组织必然嵌入整个国家机器，并且不停地把触角延伸社会领域，直至国家与社会都纳入自身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新生国家秩序与现代化建设。于是，社会权力被国家侵占，国家权力又日益集聚于政党，政党权力也日益走向集中，呈现出“寡头统治铁律”。随着民国国家建设失败，政党现代化转型也随即失败，“一方面是大众的反叛，另一方面则是寡头集权，”[11]（p144）蒋介石在继承了党国体制后，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就是一个例证。
其次，导致政治多动症。由于把构建国家的力量立足于单向度的政党，因此随着国家建设、社会变革，必然反过来要求政党组织在执政方式或者执政路径上变革。在国家、社会和政党都发生变革的同时，一元社会的国家政治生活就显得缺乏制度弹性和理性，最终体现为秩序的缺失或者社会的动荡。
三、政党成长与价值偏离
现代政党制度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而跃上政治舞台，并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而完善。作为政治手段的政党也在发生变化，各个政党在追逐国家权力的过程中，政党党纲日渐趋同。这就出现了现代政党的两难：一方面政党建立初期的公共利益目标逐渐丧失，政党差别消解，这意味着政党的手段性功能开始消失，在逻辑上政党已经完成其使命；另一方面政党事实上成为现代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目标与价值趋同背景下，政党的自身经营成为目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那些相继争夺统治权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12]（p676）可见，随着现代国家的成长，政党正从手段性政治组织向目的性政治组织过渡，成为兼具手段性与目的性的政治组织。
这种过渡是危险的，在西方国家政党成长过程中亦曾经出现，它直接导致政党价值偏离。一些学者试图通过制度设计消解这一危险。古德诺提出“政党改革”要求，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也提出“走向更负责任的两党制”的报告，伯恩斯等学者甚至成立了“政党振兴委员会”。他们试图解决政党向目的性政治组织过渡中出现价值偏离而产生的问题：
（1）党魁或者政党机器专制。政党一旦实现统治国家的目的成为执政党，就必然通过政党建设控制国家，一方面控制国家展示了政党最原始的政治期望，另一方面只有通过政党给予国家机器以“政治资源”，现代国家才能运转起来，如同英国政治学家布赖特所说的：政党就成为国家这座工厂中的发动机，只有当政党这台发动机开足马力之后，机器才能运转，工厂才能进入永不停息的运作轨道。于是出现了“国家黯淡无光，政党熠熠夺目”的景象。[13]（p2）正因如此，古德诺认为，政党这种在政治生活中喧宾夺主的态势，必然导致由政党体制发展起来的称为党魁的政党领袖[14]（p91）和由他控制的政党机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越来越为所欲为，形成党魁或政党机器专制权力，这正是托克维尔讨伐政党的原因。
（2）党员群众与党魁关系颠倒。由于党魁和他所控制的政党机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巨大作用，造成党魁认为可以依赖拥有的政党机器和国家权力控制政党，从而忽视了党员群众曾经在政党组织建设和参与国家权力选择中的作用，从而颠倒了党员群众与党魁的关系，这直接导致政党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党组织萎缩，“酷似好莱坞的电影布景：在面向观众的一面，政党政治看上去相当健康和稳定，而在看不到的那一面，它却由脆弱的、正在腐烂的支撑物支撑着。”[15]（p113）
（3）执政合法性。在政治生活的实践中，政党兼具手段性和目的性往往把目的当成手段，结果是权力不断走向集中，政党与选民之间的关系日渐疏离。毕竟，权力集中是权力自身具有的力量。权力过分集中的结果就是权力的拥有者与赋予者之间出现鸿沟，最终失去赋予者的认同而出现认同危机。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解决认同危机，经营政党成为有效的政治手段，结果是权力越来越集中，并集中于党魁。这时，失去限制的党魁权力就可能走向极端。希特勒等就是通过政党这种手段获得权力，但是在获得权力后，把经营政党与国家利益等同起来，结果导致了世界性灾难。
四、政党现代化与手段性回归
西方国家充分体认到这种过渡的危险性，纷纷通过规范国家制度，把政党制度纳入国家体系，确保政党在国家制度框架内活动，同时实行政党民主化改革，从而消解了政党从手段性向目的性过渡的危险，实现政党现代化。正如亨廷顿认为，“政党的作用是第二位的，是补充制度的力量，而不是填补制度真空的力量。然而，在大多数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中却并不存在自身能通过调整而适应现代化国家要求的那种传统政治制度。因此，为了尽量减少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扩大酿成政治动荡的可能性，必须在现代化进程的早期就建立现代的政治体制，即政党制。”[16]（p368）在这里，亨廷顿提出了防止上述过渡危险、实现政党现代化的路径：一是实现政党制度化[2]（p59）；二是政党制度成为第二位的补充制度，也就是说政党制度从属于国家制度；三是后发国家必须尽可能实现政党现代化。一句话，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消弭这种危险，实现政党的现代转型，在于确立一套从属于国家制度的政党制度和政党自身的民主化。
正是把政党制度纳入国家制度，当政党获得国家权力后，政党就从国家政治生活中“隐形”，实行国家制度的治理，以追求公共利益。如美国共和党或民主党领袖当选为总统后，就不再按照政党运行方式而是按照美国宪法关于总统的制度安排实施国家治理。这时，政党从竞选时的显形成为执政后的隐形，不管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都试图通过议会等政治场域对现行国家政策施加压力，在此基础上，形成谋取公共利益最优化的政策，保持公民对政治生活的聚焦、参与。同时，执政党和反对党也通过提出党纲等形式参与国家治理，实现公共利益，并培养未来的政党领袖，准备下一次的政治选举，以便获得国家权力或对国家权力的进一步掌控。这正是布莱克所认为的政党制度统一于国家制度[17]（p11-23），即政党在国家制度内发挥组织民众参与、整合社会资源、扩大民主、建设现代国家的作用，从而实现了政党从目的向手段的回归。
与西方政党演进不同，中国政党从开始即兼具了手段与目的功能，其危害性体现得比较充分。随着国民党党国体制不断完善，民众的反叛力量也不断集聚。为了防止反叛，只能实行寡头集权，寡头集权又进一步催生和加固了反叛，国民党由此从兼具手段和目的演变为纯粹的目的性政治组织，这导致国民党失去民众的认同而失败。
中国共产党较早地认识到这种体制下的集权和“寡头”倾向。为此，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建国前和建国后多次采取的“整风运动”等，试图通过制度创新，重构共产党与群众的新型关系，实现去集权和“寡头”倾向的目的。然而，一方面共产党组织过于庞大，而且已经渗透到整个国家机体，另一方面在夺取政权和建设国家过程中，无论是共产党自身还是民众，都不自觉地把获得和追求公共利益依附到共产党组织身上，从而使得国家建设与共产党直接链接。作为革命型政党，这种链接使得共产党获得了新生国家政权并取得国家建设的巨大成就。正如研究苏联政党的专家夏皮罗（Leconard B.Scgapiro）所指出：由于共产党取得的巨大成就，在1923年“就已经奠定了党控制国家生活的基础，即制定了完善的任命制度，以使中央机构得以把自己所信赖的、经过仔细甄别的候选人安置在党的各级组织的关键岗位上；形成严格的党纪，既确保中央任命的这些干部对上俯首听命，又确保党的地方组织中的普通干部和党员服从于这些中央任命的干部；最后确立了党对国家机器的至高无上的地位。”[18]（p258）这种体制的建立在于它适应了苏联的政治秩序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这种需要，则“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他们自觉地把建立政治组织一事摆在优先地位，……不失时机地把完善他们将借之统治俄国的政治组织这项工作放到了首位，”并且，随着国家秩序和经济的发展，“党对工业和文化的控制也扩大了。到1930年，一个能够推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也能领导战争的政治组织就建立起来了，并且经受住了所有这些事件之后的考验。”[16]（p369）可见，当苏联共产党获得政权并取得巨大的建设成就后，就把共产党组织建设摆在“优先地位”，也就是说，苏联共产党正从手段成为目的，而且出现了进一步的集权和“寡头”倾向。“中国共产党在1945年以后，也走过了相同的道路。”[6]（p369）苏联共产党采取了许多措施，甚至出现革命式恐怖也无法消解这种集权和“寡头”趋势，而且随着内部和外部压力，一直无法从目的中走出，最终导致政党内卷化而走向解体。
事实上，苏联曾经出现的问题一直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由于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的紧密相关性，为了国家建设也为了解决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问题，从逻辑上不得不进行政党自身建设，这就导致共产党不自觉地从国家建设转为自身建设，成为以自身建设为目的的政治组织。这必然加剧集权和“寡头”倾向，出现官员腐败、公信力下降，从而产生执政危机。
苏联的教训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说明，只有回归手段性政治组织本原，才能实现政党现代化，消解政党内卷化问题，解决执政合法性可能。实现政党现代化，实现政党从目的向手段回归，需要解决三个问题：
首先，构建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制度化关系。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政党与国家关系是现代制度建设的重要维度。西方国家在政党成长过程中，向我们展示了政党现代化的一条路径：把政党制度纳入国家制度体系，还政党作为手段性政治组织的本原，从而构建了新的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制度化关系，重新激活政党的功能，使政党向现代民主制度转型。同时，也展现了政党控制国家的种种技巧和手段，国家成为政党施展执政艺术的舞台。
其次，回归社会。从某种程度上，政党来自选举制度。选举制度不仅拓展了政党的活动领域，而且为政党成长获得了制度保障。因此，只有把自身利益投身于社会之中，才能实现政党从目的向手段的回归，实现政党现代化。回归社会，就要求政党俯身社会，通过服务社会获得执政的认同和生长的动力，解决执政合法性问题。
再次，构建基层组织。实现政党回归社会，需要政党通过投身社会，从社会中获取政治和社会资源，这就必须构建基层组织网络。在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基层组织建设问题，然而过去的基层组织是适应革命和新生政权建设需要自上而下构建的，基层组织由此产生了对上不对下负责的结构。这一结构不是从社会需要出发的，因而无法理解社会，无法寻求服务社会的路径，也就无法从社会汲取资源，更不能通过服务社会实现现代政党的功能。因此，实现政党现代化，回归手段性政治组织本原，就必须以投身社会、立足社会、服务社会为原则重构政党基层组织。
其四，党内民主改革。消解因目的性倾向导致权力集中等问题，民主改革是一个有效的实现路径。民主从本质上就是公开和参与。保障公开和参与，一是要完善制度，二是需要监督。因此，党内民主改革，需要完善各种制度，使民主成为一种党内制度，并通过监督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保证制度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