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筛选假设”与“文凭疾病”的防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凭论文,疾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力资本理论于60年代初创立后，迅速传遍西方世界，成为推动各国教育大发展的理论依据。然而，仅20多年的功夫，该理论便深深地陷进了它自己设下的理论泥潭。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筛选假设”理论首先冒了出来，试图从新的角度阐明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修正人力资本理论。“筛选假设”很快在西方传播开来，很多人成了它的拥护者，某些学者甚至将它的产生称作“经济思想史上人力资本理论的革命”。这一理论在阐释困扰人力资本理论的难题方面确有新意，对我们更好、更全面地理解和处理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防治在很多国家蔓延的“文凭疾病”大有裨益。
一、困扰人力资本理论的三大难题
“筛选假设”是在人力资本理论深陷自身设下的泥潭不能自拔的形势下应运而生的。困扰人力资本理论的难题主要有三个。
其一，生产率没有随教育水平的提高而相应提高。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论点是，教育能够提高人的认知技能、分配能力和决策能力，从而提高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然而，60年代教育的大发展并未带来生产率和经济的更快增长。例如，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的年均增长率，50年代为3%，60年代为6%，但60年代人均生产率仅有50年代的一半；70年代美国更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但人均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仅及50年代的1／3。可见，劳动生产率不仅没有像人力资本断言的那样，随教育水平的提高而相应提高，反而有所下降。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现象。
其二，教育机会的相对均等并未带来国民经济收入的平等。人力资本理论声称，教育能提高受教育者的收入，随着教育的发展及其分布的相对均衡，人们的收入也将趋于平等。然而，50年代后教育的迅猛扩展并未导致不同教育水平群体收入的均等，相反，收入差别甚至进一步扩大了。例如，1950年美国教育程度最低的1／5男性白人接受教育的总年数占全部年数的8.6%，同年，教育程度最高的1／5 男性白人所占比重为31.1%；1970年教育程度最低的1／5同类人口受教育总年数占全部年数的比重上升到10.7%，而最高的1／5所占比重下降到29.3%。这表明，不同人口群体教育方面的差距确实缩小了。然而，从1949年到1969年，教育程度最低的1／5白人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由3.2%降至2.6%；相反，教育程度最高的1／5人口所占比重却由44.8%上升到46.3%。显而易见，教育的扩展和分布的相对均衡并未带来收入的进一步平等。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更为突出。例如，非洲的乌干达，其大学毕业生的收入约为国民平均收入的60倍；印度也有12倍之多。
其三，教育的扩展并未带来失业率的下降。人力资本理论宣称，教育水平的提高，将增大人们的就业能力、适应能力和灵活性，从而减少失业人数，降低失业率。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例如，1950年至1970年，印度初等学校在校生增加了近2.1倍，中等学校增加了近3倍，高等学校增加了5.5倍。但是，在教育大发展的同时， 其就业问题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更为严重。1950年在职业介绍所登记求职的失业者为33万，1960年增至160万，1970年猛升到400万。更为严峻的是，还出现了受教育者大量失业，甚至教育程度越高失业率也越高的所谓“过量教育”现象，即“文凭疾病”。1974年，大学本科以下学历者的失业率为13%，而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失业率却为15%。斯里兰卡、菲律宾、埃及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类似问题。70年代后，发达国家的就业状况也大为恶化，失业率居高不下。进入90年代，许多国家出现了失业率高达双位数的严峻形势。
为什么现实与人力资本理论的一些基本论点大相径庭？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究竟有无关系，如果有，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何处理这些关系？这是每一个教育经济理论工作者必须回答的问题。“筛选假设”的理论框架就是在批评人力资本理论的基础上，从新的视角来探讨这些问题的。
二、“筛选假设”的理论架构
1973年美国教育经济学家迈克尔·史潘斯发表“筛选假设——就业市场信号”一文，比较全面系统地阐明了这一理论，成为该理论形成的重要标志。
所谓“筛选假设”，就是把教育视为帮助雇主识别能力不同的求职者，以便把他们安排到不同职业岗位上的一种装置或手段的理论。由于该理论把教育看成是一种帮助雇主筛选求职者的装置，故称之为“筛选假设”。
该理论主要由3个相互关联的基本假定和2个结论构成。3 个基本假定是：
其一，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是信息不完全。当雇主进入劳动力市场招聘工人时，该市场并未向其提供有关每个求职者个人生产能力的完全信息。就是说，当雇主要雇用一名工人时，他并不了解这个人的生产能力；即使雇用后，也不能立即知晓他的生产能力。因为雇主对应聘者缺乏了解，缺乏必要的、完全的信息。一般说来，求职者要胜任应聘的岗位，总要花费一段时间进行专业学习和培训，雇主为此必须支付一定的费用。这意味着，雇用一个人是一项投资决定。由于事先不了解求职者的生产能力，因而雇用的决定便成为一种不确定的投资、一种风险投资。
尽管雇主不能直接了解求职者的生产能力，但是，他们却能了解到求职者的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个人属性和特点。通过这些个人属性和特点就可以间接地了解他们的生产能力。
其二，教育是一种有效信号。雇主所看到的求职者的个人属性和特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生俱来的，改变不了的，如性别、种族、家庭出身等。另一类是后天的、可以改变的，如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个人经历等。前一类被称作“标识”，后一类被称作“信号”。在各种信号中，教育最为重要，是一种最有效的信号。人们花费一定时间和金钱对自身投资，就可以改变和提高教育水平，从而向雇主发出相应的信号。
信号和标识可以表明一个人的生产能力。雇主可以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和别人的经验，将各种信号和标识综合在一起，对雇员的生产能力作出“条件概率评价”。据此，对求职者的生产能力做出预测，并付给相应的工资。由于标识是不可改变的，对条件概率评价的影响相对稳定，因而“筛选假设”者们将分析的重点放在信号，特别是影响最大的教育信号上。问题在于，教育这一信号为什么能预报求职者的生产力。
其三，教育成本与能力呈负相关。筛选论者断定，教育之所以能预报求职者的生产力或能力，是因为教育成本与能力呈负相关。他们宣称，每个人的能力是天生的，且是不同的；教育不能提高个人的能力，但却能反映个人的能力，这主要是因为教育成本与能力呈负相关。他们论证说，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能力较高的人支付较低的教育成本就可以获得较高的教育水平。换句话说，支付同样的成本，能力较高的人可以获得较高的教育水平，能力较低的人只能获得较低的教育水平；能力较低的人，只有支付多得多的成本费用才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教育水平，其结果很可能得不偿失，这就迫使他们放弃获得较高特别是大学教育的努力。因此，能力较低的人通常只能获得较低的教育，而能力高的人则可获得高等教育文凭。由此可见，教育水平是反映个人能力大小的有效信号，是雇主鉴定求职者能力，筛选求职者的可靠装置或手段。
以上3个假定构建了该理论的主体，由此引出2个基本结论：
一是教育的的经济价值主要不在于提高个人的能力，从而提高生产率，而是对求职者的天生能力进行鉴别和筛选，使雇主有可能适当地把能力不同的求职者安排到相应的职业岗位上，以便人尽其才，各得其所，整个经济机体可以正常、有效地运行。
二是教育水平与工资收入呈正相关。由于能力与教育成本呈负相关，因此，为达到某一产出目标，雇主招聘能力较高者所必须支付的在职学习和培训费用通常比雇用能力较低者所支付的要低，更何况，有些工作只有能力较高者才能胜任。因而，雇主在雇用时，将为能力较高者支付较高的工资，而为能力较低者支付较低的工资。由于教育水平是反映求职者能力的有效信号，教育水平越高，能力越强，所以，教育水平较高者所得工资较高，而教育水平较低者所得工资收入较低。
上述3个相互关联的假定和2个结论便构成了“筛选假设”的基本架构。由此我们清楚看到，它试图从新的角度和途径，探讨教育与经济、教育与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而对困扰人力资本理论的难题做出自己的回答。
三、“筛选假设”对三大难题的诊断和回应
“筛选假设”一经提出便很快在西方世界传播开来并得到许多人的高度评价不是偶然的，因为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对人力资本理论面临的难题，特别是“文凭疾病”做了理性的说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从新的视角探讨了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从而丰富和发展了西方教育经济学。
其一，筛选假设断言，普通教育不能提高人的能力，而只能反映人的能力，因此，人们普通教育水平或学历水平的提高对生产力的发展不会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不仅如此，因教育发展过快、过度而形成的过量教育或“文凭疾病”，还会引发雇员的不满，甚或不良的工作场所行为（如怠工、旷工、工作场所吸烟、高工作转换率），从而损害生产力的提高。再则，尽管雇员的职前专业培养可以提高其专业技术能力，从而提高生产率，但因许多国家实施的培训为“集团培训”，过于一般化，针对性较差，因而也未能充分发挥提高生产率的作用。鉴于此，6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的生产率没有随教育水平的提高而相应提高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二，筛选假设宣称，无论哪一个国家，社会为受教育者提供的职业岗位总是有一定限度的，特别是良好职业岗位更为有限。但是，青年学生接受较高层次的教育，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未来就业时能比他人获得更有利的地位或保护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中应得的份额。由于人人都希望获得较高文凭，从而获得较好的地位，因而，从整个社会来看，便经常存在着教育投资过量，高水平教育文凭获得者找不到相应工作岗位，甚至找不到岗位的过量教育现象。再则，随着整个学历水平的提高，雇主往往也提高了对求职者教育水平的要求，形成了本应由初中毕业承担的工作，现由高中毕业生承担；本应由高中毕业生承担而现由大学本科生承担的“炫耀性教育消费”现象。这样一来，人们就要争取更高层次的教育文凭，要求政府开办更多的高中和大学。与此相应，雇主对求职者教育水平的要求又进一步提高，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受过较高层次教育者的就业状况不断恶化。不仅如此，由于良好职业岗位与其他职业岗位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相差太大，部分高资历获得者，为了减轻因接受高等教育而支付的巨大机会成本的损失，宁愿暂时待业或失业也不愿去从事待遇低下的工作，从而使过量教育进一步加剧。
筛选假设把人们因过于追求文凭而形成的教育过量形象地称为“文凭疾病”；有的学者因“筛选假设”极为强调文凭与过量教育的关系，故而又称其为“文凭理论”。
其三，筛选假设认定，教育与工资收入呈正相关，教育层次越高，工资收入亦越高。然而，该理论还认定，人们不同的教育水平只是他们天生能力的一种反映，这就意味着，天赋和能力较高的人亦获得较高的教育水平，从而未来在就业市场中可获得较好的职业岗位和优厚的工资收入；相反，天赋和能力较低的人，通常只能获得较低的教育水平，从而未来在就业市场中获得较差的职业岗位和较低的工资收入。换句话说，教育的普遍扩展可能提高各教育层次者的收入，但不能改变和缩小不同教育层次群体之间的相对工资收入的差别。为什么60年代以来各国教育的大发展和教育分布的相对均等没有减少不同教育层次之间收入的差距？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筛选假设不仅对人力资本理论面临的三大难题进行了理论的分析和探讨，而且还提出了缓解这些难题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建议。一些国家的政府和有关机构对此也做出了积极响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该理论严厉批评了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过分重视高等教育轻视基础教育尤其是初等教育的错误倾向。它尖锐指出，政府出钱支持许多天生能力不高的人勉强进大学深造，不仅浪费了极为稀缺的资源，损害了本应大力加以扶持的基础教育，而且酿成了“文凭疾病”，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它建议调整教育投资层次结构，减少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拨款，将省下来的钱用于发展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既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保证质的提高。
2.尽管该理论认定普通教育不能提高人的能力，从而提高生产率，但它确认，专业技能的培养有助于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它在批评目前许多国家实施一般性的“集团式”效果较差的职业培训的同时，主张加强职前和在职培训的针对性、个体性；针对雇员的特点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实行多层次、多样化和灵活务实的方针。另外，该理论在建议削减政府对正规高等教育财政支持的同时，强烈呼吁大力实施专业资格考试，如医师国家考试、司法考试、公务员考试、会计师考试、教师资格考试、外语鉴定考试，等等，以考察个人在各个专业领域内的真才实学。无论何人，不管上过什么学，如想寻求相应的职业岗位，均需参加不同类型的专业资格考试。考试成绩合格者，国家承认其“学历”，并根据考查成绩，择优录用。该理论认为，这种做法至少有以下好处：
一是它可以把筛选的时间至少推迟到大学毕业，防止高考“一锤定终身”的弊端，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中等甚至初等教育都只着眼于高考，并以此为中心组织教学和其他活动，过分强调死记硬背，忽视学生全面发展的不良倾向。
二是它以考察各个专业领域中的更客观、更实用的专业知识能力作为筛选的标准，从而有助于克服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考试方法严重脱离实际的有害倾向。
三是由于筛选的时间推迟到高校毕业之后，而且考查的内容是特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从而可能削弱正规教育文凭“独尊”的筛选地位。与此同时，也为通过其他非正规教育机构如夜大、函授、电大等获得真才实学的人以及自学成才者提供了获得良好职业岗位和地位升迁的机会与途径。这样不仅减轻了升学压力，而且可以节省国家的教育投资，提高成本效益。
3.尽管该理论否认教育能够缩小社会不同阶层经济收入的差距，但它认为，当社会因某些特定因素而出现广泛一致的要求平等的强大舆论压力时，通过对收入差距的广泛严厉抨击，至少可以部分地实现收入的均等。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舆论相当一致的意见是，战争的经济负担应当由国民平均负担。迫于压力，联邦政府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是实行高额累进税，“劫富济贫”；二是采用劳工控制和工资控制相结合的办法使市场工资收入趋于平等，从而出现了美国近代史上工资收入最为明显的平等化。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战后的一段时间。该理论由此得出结论说，如果没有这种广泛的舆论一致，大量的高层次教育拨款不仅无法带来人们所期待的平等，而且会浪费极为稀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
若干有益的启示
尽管“筛选假设”有关教育功能的某些论点未免有些武断，缺乏足够的科学性；对教育与工资收入关系和“文凭疾病”的分析更多地是对社会现象的描述而缺乏本质的探讨，但它确实对60年代以来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进程中产生的一些关键问题，做了形象、生动的概括和说明，一定程度上破译了人力资本理论的三大难题之谜。因此，了解、剖析“筛选假设”可以获取许多有益的启示。
其一，关于教育的功能及其发挥的问题。筛选假设关于教育只能反映人的天生能力而不能提高人的认知技能的论断无疑是有片面性的，但是，人力资本理论提出的“教育——认知技能——生产率”提高的三段式也把教育的功能简单化了。实践已充分证明，教育水平的提高并不等于生产力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增长；教育对生产力和经济的推动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这些条件主要包括：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适宜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体制；充分发挥人才作用的竞争和激励机制，等等。为什么斯里兰卡、菲律宾和埃及等发展中国家，以及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其教育十分发达而经济却上不去呢？主要就是因为它们缺乏教育充分发挥作用的外部条件。因此，我们应该正确地理解“教育立国”、“教育兴邦”的口号和方针。离开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教育是很难发挥作用的。这清楚表明，在大力推进教育发展的同时，各级政府和全体国民必须努力创造和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大环境，大力推进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以及管理体制、人事制度、工资福利制度等的改革。否则，教育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便无法实现。
其二，关于教育发展的速度和规模问题。在当今中国，每个儿童少年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既是一种天赋人权，又是他们进入社会或升入高一级学校的必要条件，更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基础教育，特别是普及义务教育，不仅要在数量上更要在质量上不断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这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社会经济发展和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我们对此必须继续做出巨大的不懈的努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有了飞速的发展。近些年来，在基本上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各高层次人才需求的同时，也出现了地区性、专业结构性和层次结构性的教育过量现象。尽管目前尚未出现总体的高等教育过量问题，但却存在着社会经济需求有限而供给大幅增加，从而产生过量教育的巨大社会潜势和压力。
众所周知，高等教育除了担负培养学生个性发展的重任外，还肩负着培养社会所需专业人才的任务。目前，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高科技工业刚刚起步；以及传统工业占统治地位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在今后一段时间之内，社会经济所能提供的或所需要的较高和高级职业岗位是相当有限的、增长缓慢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对高等教育需要的有限性。
然而，我国城乡的巨大差别；不同职业岗位群体之间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福利待遇等的强烈反差；社会经济和管理体制改革所导致的人才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则造成了我国大多数国民对高学历和高等教育的强烈期望和执著追求。这种强烈的个人需求形成了大幅度、快速发展高等教育的巨大的、几乎是难以抗拒的压力。根据以往的经验，对高等教育一向倍加关怀的教育决策机构通常会屈服于社会压力，尽力加速高等教育的发展。由上可见，高等教育社会经济的有限需求与供给（或个人需求）快速增长之间的矛盾，很可能导致未来我国过量教育的产生。鉴于此，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采取稳妥、适度而不是积极、跳跃式地发展高等教育的方针。
80年代，我国一些专家学者在总结国内外教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教育应超前发展”的论断。这一理论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克服某些决策者轻视教育的传统观念，推进教育发展有积极意义。但这一提法是不准确、不科学的，极易产生误解。正如前述，在当今中国，大力加强义务教育和基础教育，是儿童少年个性发展的需要，是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原则上不存在超前不超前的问题。如果超前指的是高等教育，那么，这种超前必将导致教育的供给超过需求，从而造成后果严重的“文凭疾病”。如果超前指的是教育投入的增长应超过物质投入或GNP的增长，这种提法也不合适。第一，二次大战后教育投入， 特别是政府公共教育投入只是在一段时间内超出了GNP的增长。80 年代中期以来，二者大致保持同步增长，有时甚至更低些。第二，即使速度更快些，也不宜称作“超前”：二次大战后，很多实施“福利国家”政策的西方国家，其社会福利开支增长超过GNP的增长， 难道我们能由此得出“福利开支应超前增长”的结论吗？显然不能。
其三，关于增加高教社会需求的问题。正如前述，较高和高级职业岗位社会需求严重不足将是制约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高教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为了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更高要求，也为了增加高教的有效需求，我们应有步骤、有选择地提高某些职业岗位教育资格要求。例如，提高初等、中等和高等学校教师，以及医师、会计师和国家公务员等的任职教育资格标准。与此同时，国家应采取税收等多种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企业加速发展适合国情的高科技产业，扩大吸纳高层次人才的能力，增加高教的需求。
其四，高教结构和教学内容的调整问题。不仅高等教育的过快发展会引发“文凭疾病”，而且专业设置、教学内容脱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也会产生学非所用的过量教育现象。因此，积极调整专业结构和课程设置有助于调节高教的供需平衡。另外，高教内部层次，即大专、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结构亦应根据客观需要适时加以调整，以便克服高才低用或某些层次人才短缺的问题。
其五，加强专业技能培训的问题。在稳步、适度发展正规高等教育的同时，应大力加强非学历的中、高级职前和在职培训，广泛实施专业资格证书制度，这既有利于提高生产力和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也有助于克服过分追求大学文凭的倾向。
由上可见，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文凭疾病”是社会经济文化与教育发展之间关系“错位”的反映和产物。我们必须用全面的、辩证发展的观点认识和处理这一问题，实施系统工程，否则，难以取得明显成效。
毫无疑问，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管理体制尚未理顺、思想政治教育乏力，是当前我国高教面临的迫切问题。然而，高才低用；学非所用；对大学文凭的过热追求；以及地区性、专业结构性和层次结构性的教育过量现象亦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采取相应措施。特别是，对我国今后一段时间内产生“文凭疾病”的潜在危险应有清醒的认识，及早防范，绝不能走某些发展中国家经历过的“先过量，再消肿”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