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时期企业家成长的基本模式及战略性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性论文,企业家论文,时期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04）01—0128—06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运行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体制中。由于转轨时期要进行新旧体制的转换与更替，因此，新旧体制的交叉与重叠可能是一种常态，尤其是在转轨的初始期更是如此。而这预示着转轨体制实质上是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并存的双重体制。在双重体制之下，不同性质的企业其运行的制度规则与生存发展的机会空间是很不一样的，这构成了企业家成长的不同环境与机制；同时，双重体制下的企业家成长所依托的资本类型也有本质差异，这又构成了企业家成长的不同方式与路径。如果把转轨时期的企业类型分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两大类；同时把企业家成长所依托的资本类型界定为政治资本和异质型人力资本两大类，则不同资本类型与不同企业类型耦合的结果，可以形成多种类型的企业家成长模式。其中，居于企业家成长主导地位的模式有四种：官员型经理与企业家型经理（国有企业家的两种主要模式）；体制型企业家与经理型企业家（民营企业家的两种主要模式）（见表1）。它们基本上涵盖了转轨时期我国企业家成长的主流模式。用动态的眼光进一步考察，我们认为，随着体制转轨的加速，市场化程度会不断提高，企业家成长应转换模式，由对二维资本（政治资本和异质型人力资本）的依附逐渐转向主要依托异质型人力资本。为此，国有企业的官员型经理应向企业家型经理转换；非国有企业的体制型企业家应向经理型企业家转换。企业家型经理与经理型企业家应该成为国有与民营两类企业的企业家持续成长的目标定位。
表1 转轨时期企业家成长的基本模式
二、相关概念
（一）企业家的内涵
目前，关于企业家内涵的界定很多：一是从素质的角度考虑，认为只要具备某些素质（特征）的人或群体，就可称为是企业家；二是从能力角度考虑，认为企业家是一些能力要素的集合；三是从结果考虑，认为只有从事经营活动并做出优异成绩且受到社会认可的人或群体就是企业家。各种角度理解的企业家都有一定道理。但本文研究的企业家被定位在企业经营管理的最高决策者位置上，同时要求具备特殊类型的资本：政治资本与异质型人力资本。
（二）二维资本的涵义
二维资本是指政治资本和异质型人力资本。所谓政治资本（Political Capital），是指个人在社会经济体制的权力结构中所据有的社会资源。如职业、职位、身份、社会关系网络等因素的社会地位、政治概貌以及类似的家庭背景、某一团体的成员资格、同政治名人之间具有稳定性的相互认可和持久的关系变量。这些要素在传统体制中已充分结构化，成为个人所拥有的资本财产。所谓异质型人力资本（Idiosyncratic Human Capital），是指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中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形态的人力资本，它所要求的企业家素质包括：意志力、创新力、领导力和市场敏感度等。
本文认为企业家成长必须依托一定的资本，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体制背景下，资本的内涵不一样。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资本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政治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应该是人力资本的。考虑到转轨时期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并存的体制特点，同时考虑国有、民营两类企业家形成的实际背景，我们抽象掉物质资本，以政治资本和异质型人力资本作为企业家成长所依托的资本类型，这样，二维资本与双重体制相对应，能够真实地刻划出企业家成长的主流模式。
三、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成长模式
现阶段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更多地被称为国企经理。他们的成长受到制度环境与所依托的资本类型的强烈约束。
（一）制度环境
国企经理成长的制度环境包括经理的选拔与任命制度、评价制度、报酬制度、晋升制度以及激励与约束制度等一整套制度安排。其中，任免制度是整个制度体系的核心。从选拔与任命制度来看，“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目前的转轨时期，国企经理主要由上级主管部门选拔与任命，而不是由企业本身的董事会任命，这是由这种体制下的企业定位决定的”。[1]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持续了20多年，虽然国有企业朝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硬预算约束目标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但是主管部门对国企经理的任命和控制几乎没有发生变化，这从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在90年代中后期的连续调查所公布的统计数据（组织部门任命的国企经理均在89％以上）[2]可以得到实证。2001年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又对5075位企业经理人进行了问卷跟踪调查，针对企业经理人员的任用制度，从“经理任现职的途径”和“现阶段经理任职的最佳途径”两个方面展开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仍然有80％以上的国企经理的现职是由组织任命的。[3]主管部门选聘、任免国企经理的制度，决定了国企经理的成长环境是政府机制驱导下的政治环境：政府授予国企经理权力、关注其履行职责、评价其绩效水平，并据此做出晋升或解职的决定；同时，这一环境也决定了国企经理成长的独特性质：非主体性（依附政治权力）
（二）资本类型
企业家的成长必须依托一定的资本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国企经理也不例外。但在不同时期、不同体制下，资本的内涵不一样。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的厂长、经理必须依托一定的政治资本才能获得“企业家”的权力和地位，占有并分配一定的社会资源，努力晋升以显示自己的成长；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依托自身的异质型人力资本能够实现与“企业家”角色的耦合，并推动企业不断扩张以实现自己的持续成长；而在转轨时期双重体制并存的条件下，国企经理的成长既要依附一定的政治资本，以获得政府机制控制之下的“企业家”角色；又要依托异质型人力资本以驾驭企业按市场机制进行运作；在政府和市场两种“交通规则”都认可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自己的成长。也就是说，转轨时期的双重体制需要国企经理依托二维资本（政治资本和异质型人力资本）来共同支撑自己的成长。
上述企业家成长的“资本观”，是可以得到实证支持的。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某一厂长、经理在甲企业身败名裂，但到乙企业却可照样为官，靠的就是政治资本；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企业，其成功的职业经理人如杰克韦尔奇、比尔盖茨等靠的就是异质型人力资本；而在我国现阶段的国企经理，在自主经营的前提下负盈不负亏，靠的就是二维资本。负盈，依托的是异质型人力资本；不负亏，依附的就是政治资本。这是二维资本对双重体制规则的一种反应。
（三）成长模式
国企经理的成长模式直接来看，是由于自己对企业家角色的理解和定位主导的；但根源仍取决于其生成的制度环境与所依托的资本类型。
制度环境是国企经理成长的客观条件，这对所有的国企经理基本上是同一的；而个人所依托的资本类型则是这一角色成长的主观条件，这里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就在于对制度环境的不同反应使得个体的政治资本与异质型人力资本的“有机构成”明显不同。正是由于这种不同，才使不同人的企业家禀赋、企业家动机和企业家能力在此显示出异化，从而导致同一制度环境下的企业家成长的不同模式（见下图）。
图1 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成长的基本模式
由上图可见，政治资本与异质型人力资本的4种不同强弱组合可以构成4种不同的国企经理成长模式：其中位于1、3两象限的是两种资本的（弱、弱）或（强、强）的组合模式，前者必被陆续淘汰（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被20多年的改革实践所淘汰），我们称其为“淘汰型经理”；后者往往通过晋升为政府官员或独立创业成为民营企业家而流出国企，我们称其为“流出型经理”。这两种模式在现实中是较少的。由于国企将在竞争性与非竞争性两个领域生存，两种类型的国有经济和另两种类型的企业家（4和2）将长期共存。显然，位于象限2的国企经理，侧重依托政治资本与政府组织进行“重复博弈”，其经营管理与决策的行为特征带有明显的行政取向和官员性质，因而被称为“官员型经理”（贺阳、王国昌，1998）；而象限4的国企经理，侧重依托自身的异质型人力资本，积极参与市场竞争，自觉地将企业家捕捉机会、进行风险决策的动机和创新能力与经理这个职业相结合，在国企效益衰退的大潮中逆势而上、履创奇迹，这类经理堪称为“企业家型经理”。[1]在国有上市公司中，企业家型经理是客观存在的，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海尔的张瑞敏；而大部分国有独资公司的经理，可能还是官员型经理。另外，从地区分布来看，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家型经理较多；而中西部地区的官员型经理则较为普遍。这表明，国企经理的成长模式受制于环境与机制。
四、民营企业的企业家成长模式
我国的民营企业及其企业家是体制改革的产物。在转轨时期的双重体制背景下，民营企业家的成长所依托的主观条件也是二维资本（政治资本和异质型人力资本），这和国有企业家没什么根本区别；但是他们成长的环境与机制——非国有企业在双重体制约束下的制度环境、运作规则及其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和国有企业并不一样。这实质上决定了民营企业家成长的独特模式。民营企业家成长的制度环境有利也有弊，其有利之处在于对异质型人力资本的激励：如鼓励企业家的创业活动和提倡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十六大报告对此有更加明确的表述）；另外，双重体制的并存与两种体制的均不健全，形成了很多漏洞或“特殊机会”，这有利于民营企业家将体制内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运作，既能抓住市场机会又能避开市场约束；其不利之处在于：民营企业的企业家在制度上受到政治资本的极大制约。有学者从所有制、经营领域、剩余价值分配、融资渠道、行政干扰、目标取向等六个方面具体阐述了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资本困境。[4]如当初“巨人”集团的史玉柱之所以倒下，就是因为区区一千万元的融资无法解决。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总之，转轨时期民营企业家的成长，一方面是异质型人力资本的制度激励；另一方面是政治资本的制度压抑；两种资本不同的发育环境及其结果，促使一部分人更加注重政治资本的积累；另一部分人则顺应了这种环境趋势主要发展异质型人力资本；从而形成不同的成长模式（见下图）。
图2 民营企业的企业家成长的基本模式
从上图可以看出，民营企业家的成长也有4种模式：位于1、3两象限的依然是二维资本的（弱、弱）与（强、强）组合，前者的局面决定了非国有企业家的不成功：缺乏强大的政治资本的支持，加之异质型人力资本的不发达。我们称其为“失败型企业家”。现实中很多创业者昙花一现，可能就属此类；后者的情况则截然不同：他们既有异质型人力资本利用市场机制带来的空间和机会；又有政治资本利用政府机制带来的渠道和便利，能纵横驰骋，这是一些天之骄子型的企业家，是社会精英，我们称为“精英型企业家”。精英型在改革初期可能是最成功的一类。再看2、4象限的两种类型。首先，象限2是政治资本强、异质型人力资本弱的企业家模式。90年代初大批“下海”官员或经商的部分高阶文人、及创办乡镇企业的乡镇干部实属此类。他们利用原先直接掌握资源分配的权力及其与体制内的种种联系，进入经济领域后在资源、信息、市场交换和企业管理等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原有的政治资本对其成功产生影响；但若异质型人力资本比较匮乏，他们大多成功一时，很难繁荣长久。他们是“通过体制改革带来的机会而形成的企业家资源”，被意大利经济学家B.达拉（Bruno.Dalla-go，1997）称为“体制型企业家”。显然，用依仗政治资本的方式对民营企业家来说是把“双刃剑”，因此，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位于2、3两象限的企业家将会越来越少。其次，位于第4象限的是主要依托异质型人力资本、而政治资本明显呈弱势的企业家。这类企业家在双重体制下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其中，成功者多是“创新资本的所有者，是代理化制度变迁后的当然企业家”，被丁栋虹称为“经理型企业家”。[4]在已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非国有企业（如大型合资或民营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就属此类。他们凭借突出的管理技能或异质型人力资本取得了对企业的控制权，并在企业内部进行创业活动，[5]以实现自己与企业的持续成长。由于现代企业制度是各类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因此，最具生命力的当属此类企业家。
五、企业家成长的战略性定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现在所处的转轨时期，实际上是双重体制（政府与市场）驱导下的两类企业（国有与民营企业）与二维资本（政治资本与异质型人力资本）形态并存的状态，这决定了现实中我国企业家成长的4种主流模式（参见图1）。其中，依据政治资本与异质型人力资本的不同构成，国有企业家分别选择了官员型经理与企业家型经理；而民营企业家则分别选择了体制型企业家与经理型企业家。如果我们把体制改革这20多年的时间理解为体制转轨的早期阶段，则这4种模式就是对转轨早期企业家成长方向与路径的基本概括。随着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转轨的速度一定会加快，市场机制也一定会居于主导地位。那么，未来企业家的成长之路只能是以异质型人力资本为主要依托，实现企业家角色的战略性定位。具体来说，国有企业家要从官员型经理转向企业家型经理；民营企业家要从体制型企业家转向经理型企业家。企业家型经理与经理型企业家两种模式应作为转轨中后期我国两类企业的企业家成长的目标定位。
本文之所以提出这种定位结论，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由此可以推断：未来决定一个人成为一名合格企业家的因素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资本下的再分配权力在资源和社会地位的获得方面仍起作用，但对一个注重长期发展的企业家来说，那些与市场紧密相关的异质型人力资本也已具有很大的作用，而且随着市场体制的发展，异质型人力资本的决定性作用必定会越来越强而成为主导力量。因此，对企业家本人来讲，在短期内，在拥有异质型人力资本的同时兼而拥有政治资本十分有助于自己的成功，但以长期的眼光来看，把对政治资本的投资转向对异质型人力资本的投资刻不容缓，十分关键。第二，企业家型经理与经理型企业家两种模式都是以异质型人力资本为主要依托的企业家成长的有效方式，两者对企业家能力与角色的充分耦合都有内在的规定性；不同之处仅在于：企业家型经理比经理型企业家更加强调国企经理应首先具有企业家的动机，这是由于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明显不同于非国有企业、且对经理人的激励与监督机制也弱于非国有企业的现实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