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元选择论”视角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要思想论文,视角论文,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二元选择论”与社会前进的两条轨道
人类历史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过程，社会规律是主体选择与社会存在的结合体，既是客观规律，也是主体选择的规律。主体选择是社会规律的组成部分，其自身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规律性，“二元选择论”揭示了主体选择的规律，按照这一思路，就要从人或者说从主体出发。人为了生存首先要进行生产活动，为了生活得更好，就要不断地发展生产力，社会就沿着发展生产力的轨道前进，称为发展轨道，这是主体的必然选择，发展轨道就成为社会发展规律，这正是主体选择与社会存在的交汇点。
发展生产力是主体的一种必然选择。人可以通过斗争取得政治权力，而要发展生产力则依赖于协同。只有人际关系和谐才能协同，只有人与人平等才能和谐，故人与人之间平等、和谐、协同最有利于发展，不平等使冲突斗争一直持续下去，陷入内耗之中，不利于发展生产力。人类的成长包含有理性成长，经过长期的斗争能够领悟到人际关系平等和谐，减少内耗，形成合力，最有利于发展，最符合人求生向上的本性。故平等成为人类追求的目标，是一种能为大多数人接受的价值观念。
平等的价值观念是人类社会普遍认可的，因而具有客观性，可以明确界定。如奴隶与自由民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两千多年来都无异议，对这种现象现代人认为是非正义的、不民主的，而古希腊哲人却认为是正义的、民主的。再如，私有制是不平等的，几千年来都没有疑问，而私有制是否符合自由、民主、人权、正义原则，人们的理解会大相径庭。由于平等具有客观性，也就可作为衡量各种规范（包括法律、道德）和各种价值观念的客观标准。
同平等紧密联系的一个概念是公正，公正与公平、公道是一个意思。公正所回答的是：如何执行规范，能平等地执行是为公正，否则是为不公正，故公正是特定规范内的平等。平等所回答的是规范本身的性质，体现的平等程度，是为先进的制度；体现的平等程度低，是为落后的制度。因此，平等又是衡量制度文明的标准。以历史为坐标，平等是衡量社会规范的标准，以现有社会规范为坐标，平等是衡量执行规范的标准。历史沿着平等公正轨道前进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革命，下层起来推翻旧制度，打破旧规范，建立比旧规范更平等的新规范。二是改革，上层在现制度范围内完善规范，公正地执行规范。因为过渡的不平等、不公正，会引发社会动乱，也会压低社会需求，阻碍发展，对上层不利，故上层有改革动力。通过革命和改革两种方式，社会沿着平等公正的轨道前进，平公轨道是主体的必然选择，从而形成平公规律。
进行选择的主体是多元化的，基本上可分为上层（政府和执政党）和下层（人民群众）。正同曲线的一小段可看作直线一样，在人民创造历史的长河中，一个个小段是由上层决定的。在一个短的时期内，上层的选择起主导作用。而符合人民利益的上层选择能持续下去，反之，迟早要退出历史舞台，故在长期的历史中，人民的选择起决定作用。
从几千年的历史看，发展与平公两条轨道是同向的，不可逆转的。生产力总是在发展，不可逆转，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必然灭亡。历史之趋向平公也不可逆转。新的社会制度比旧制度更平等、更公正，新制度的优越性一经显示出来就不可逆转。从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看，或者说从几十年、上百年的历程看，历史并非直线前进，而是曲折前进，复辟倒退的事件时有发生。同时，历史沿着两条轨道并非同步前进，而是倾斜式前进，原始部落是公有制，私有制比原始公有制不平等，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私有制取代公有制是倾向于发展而背离了平等。历史沿着两条轨道曲折前进，时而倾向发展，时而倾向平等。其原因在于，平等不一定能推动生产力发展，有时不平等却推动了发展；发展也不一定带来平等，有时加剧了不平等。不平等的加剧必然会加剧争取平等的政治斗争，乃至引发革命，又推动社会向平等前进。
二、先进生产力在当代的巨大作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涵盖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生产力是历史的基础，是社会变革的最终决定因素，人类社会沿着发展生产力的轨道前进。在各个历史时期，生产力对社会变革所起作用的大小有所不同，纵观历史长河、生产力所起的作用是越来越大，其原因在于，生产力有一种加速发展趋势。
在古代和近代，生产力发展极其缓慢。铁器代表当时的先进生产力。从铁器应用到蒸汽机发明，两千多年生产力没有革命性变化，也未出现先进生产力。古代和近代几千年来，由于未出现先进生产力，大多数国家都不是因为忽视生产力而衰亡的，如强盛一时的古巴比仑、古罗马以及中国的秦朝，都不是由于忽视生产力而灭亡的。中国的隋朝、宋朝、明朝反而是在经济繁荣的条件下衰亡的。到了18世纪中期，出现了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先进生产力，欧美率先开始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是否掌握先进生产力，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亡盛衰，中国的满清王朝正是在这一时期从兴盛走向衰败。关于这一历史过程，江泽民同志2000年6月9日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上，不看世界发展的大势，固步自封，作茧自缚，导致国家和民族衰亡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清朝从1644年1911年共延续268年。从1661年到1796年是史称的‘康乾盛世’，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快速发展。但是，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却不看这个世界的大变化，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最后，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就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直到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这个历史的教训刻骨铭心啊！”[1]康熙、雍正、乾隆共在位135年，号称“康乾盛世”，还是相当注意发展生产力的。正是在这段时期，欧洲发生了工业革命，中国当政者落后于时代潮流，未认清当时的先进生产力，仍然固守落后的生产力，这是导致中国由盛到衰的根本原因。
对于古代和近代生产力，由于生产规模小，一种技术就可能推动生产力发生革命，如铁器、蒸汽机、电力都先后担负起这一角色，人们冠以铁器时代、蒸汽机时代、电子时代等名称，到了20世纪50、60年代，有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航天三大前沿技术，人们说，电力时代以后进入原子电子时代。从70年代开始，信息技术独占鳌头，有人说进入信息时代（包括网络时代、数字时代）。还有人称进入后工业时代、新工业时代等等。到了90年代，又有人说是进入知识经济、新经济时代。进入21世纪，生物技术大有技压群雄之势，又有人说21世纪将进入生物技术时代。在世纪之交，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生产力加速变革，为几千年所未有，能否掌握先进生产力，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亡盛衰，江泽民同志洞察这一世界性新潮流，提出了先进生产力这一科学概念，既是对当代生产力的新概括，又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说：“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决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又在《讲话》中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世界生产力和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推动。未来的科技发展还将产生新的重大飞跃。我们必须敏锐地把握这个客观趋势，始终注意把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掌握、运用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紧密地结合起来，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技术改造和提高国家经济，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这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在18世纪末，由于国家之间联系很少，中国的生产力落后在当时还未受到挑战。20世纪末兴起的全球化浪潮，是现代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其基础就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新飞跃，这是进入21世纪面临到的一场挑战，江泽民同志提出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应对这一新挑战的强大思想武器。
三、发展与平公两难选择中的正确选择——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宗旨就是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反复讲过。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申这一宗旨，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在理论上也有所创新。
人类社会沿着发展与平公两条轨道运行，在革命战争时期，党的任务是反压迫、反剥削，推动社会沿着平公轨道运行，发展生产力尚未提上议事日程，由于只沿着一条轨道走，就只有一种选择。解放以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要解决几亿人民的吃穿问题，这就不能光沿着平公轨道走，同时也要沿着发展轨道走，然而两条轨道并不完全同向，这就有可能出现两难选择，集中体现为发展和平公的矛盾。
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一直是沿平公轨道走，在成为执政党以后，仍然存在巨大的惯性，继续沿着这条轨道走，搞继续革命，不停地出现“左”和右的斗争。“左”和右的概念，扑朔迷离，变幻莫测，“二元选择论”可以揭开这一迷雾。在解放后的20多年中，所谓“左”，就是选择了平公轨道，如搞合作化、公社化、计划经济。所谓右，就是选择了发展轨道，如主张“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左”和右的斗争在中国持续了20多年，斗争的结果是“左”占了上风，集中体现为坚持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进入新时期，所谓改革，就是倾向发展轨道；所谓保守，就是倾向平公轨道。
公有制最符合平等原则，这是不言自明的。计划经济是政府控制每个人的收入，远比市场经济能体现平等原则。同时分配上由政府控制，这就便于按同一规范执行，体现了公正原则。计划经济在特定条件下有其优越性，大致说来，对发展重工业最为适用。因为重工业的投资大，建设周期长，计划经济便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同时重工业的产品品种单一，生产批量大，且变化慢或不变，军事工业尤其如此，在重工业化阶段，特别是在备战、战争和战后恢复时期，计划经济最为有效。在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经济，既保持平等原则，又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两条轨道基本同向，尚未出现两难选择。
到了20世纪60年代，战争创伤已经恢复，已由战时经济转入平时经济，生产千家万户用品，原来以重工业为主导开始向多样化发展，计划经济显出弊端。例如煤炭这类重工业产品，最易于按计划生产和分配，这就如同计划栽多少树。而以煤炭为原料可制成500多种化工产品，这就如同计划栽多少果，异常困难，乃至不可能。特别是科学技术革命，从来不是预先计划的。在工业多样化阶段和技术变革时期，计划经济明显地不适合生产力发展，市场经济较能适合，那末改革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应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却步履维艰，计划与市场的辩论持续了30多年的时间，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存在根本性问题。
前边讲过，发展与平公两条轨道并非完全同向，有时还相互冲突，市场经济走的是发展轨道，而背离了平公轨道。因为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成功者就富了，失败者就穷了，这就必然会扩大贫富差距加剧不平等。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产业结构正在急剧变化。世界各国产业变迁的共同趋势是从第一产业主导到第二产业主导，再到第三产业（服务业）主导。1956年美国第三产业的产值和从业人数开始占首位，之后发达国家都沿着这条路走，故有人将后工业社会称作服务社会。我国近20多年产业结构变化很快，服务业迅猛发展，同时又正逢新技术革命来临，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兴起之际，产业结构变化的社会影响更加深刻而广泛。
服务业有生产服务与生活服务两大类，是直接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中间环节，服务业比重增大，中间环节的人数就增加。直接生产者收入不高，但风险也小，而中间环节的人风险大，可迅速致富，也可迅速破产，这就使得整个社会中，有更多的人处于风险之中，在这一基本趋势中，就孕育着贫富差距扩大的胎儿。如物质产品成千上万种是相同的，生产同类产品的人其收入自然差别不大。服务业提供的精神产品，如科研成果、设计文件、艺术创作等，都是独一无二的，从事这类工作的人，有的收入微薄，有的可成富翁。精神产品很难确定一个评价标准，也就无法按同一标准执行，何谈公正。服务业人员的收入极不平等，而且也很难实现公正。
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变化，在18和19世纪时，往往一、二百年才显出来，就是在20世纪前期也要几十年时间才显示出来，大多数人尚有充裕的时间来应对，而到了80年代，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变化聚然加快，使得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变得更快，某些老产业、老职业衰退，新产业、新职业兴起。老产业的经营者和劳动者有的陷入破产和失业。新兴产业的变革特别快，有的经营者暴富，但也有经营者破产。
市场经济的普及和产业结构的变迁，导致了贫富差距扩大，这是一种自发倾向，抵抗这一自发倾向有两股力量：一是人民群众，二是政府。20世纪末出现的经济全球化，使得政府受到国际经济机构和跨国公司的牵制，力量受到削弱，想缩小贫富差距也有些力不从心。全球化的结果是扩大了贫富差距，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世纪之交，经济领域出现的三大潮流：市场经济普及、产业结构变迁、全球化，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能，推动着社会向发展轨道走，离开了平公轨道，导致社会向一边倾斜，使得社会变得更加不平等、不公正，这是经济对政治的挑战，各国政府都面临到两难选择。显然，当今发生在经济领域的潮流，同共产党人追求平等的宗旨是相冲突的。不顺应世界潮流，继续搞计划经济，搞单一的物质生产，不加入全球化，经济发展会十分缓慢，人民生活难以提高，更为更重的是中国将成为一个落后的边缘化国家，重踏满清王朝的覆辙，这当然不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前面临的这一两难选择，在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未经历过，在共产党80年的历史中可谓史无前例，也是人们始料未及的，在书本中找不到现成答案，从历史经验中可得到启示，完全沿平公轨道走，19世纪初，圣西门在英国作过试验，建立一个完全平等的公社，结果以失败告终。我国搞公社化，也是要建立平等社会，由于完全脱离发展轨道，导致生产停滞，人民生活贫困，不符合人民利益。完全沿发展轨道走，不顾平公，背离了人民利益，而且也发展不成。如南美的阿根廷等国，一时有所发展，由于贫富差距过大，两极分化，结果前功尽弃，并陷入经济和政治双重危机。任何一种选择都同人民利益息息相关，以人民利益为依归，是解决两难选择的关键所在。江泽民同志提出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两难选择中的唯一正确选择，在当前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在不同时期，体现人民利益的具体形式有所不同，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时期，阶级斗争体现人民利益，在社会主义建设前期，如50年代乃至60年代，计划经济体现人民利益，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传统观念，将这些不同时期的具体形式等同于人民利益。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一番努力，克服了上述观念，产生了新的观念，又将市场经济、效率优先、民营化等同于人民利益，这种新观念与老观念的思维方式完全一样，都是把人民利益与某一时期体现人民利益的具体形式混为一谈，这种思维方式直到今天仍在禁锢着人的头脑。古代哲人早已注意到原则与具体形式的区别，老子说：“道常无名。”这里道是指最高的不变的原则，名是指具体形式，道不局限于某一种名。朱熹提出“理一分殊”，理是普遍原则，普遍原则只有一个，又包含多种特殊形式。“三个代表”思想所宣示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种最高原则，即古人讲的“道”和“理”，又论述了各个时期体现人民利益的具体形式，并将二者区别开来，这在理论上是一大创见，在当前有助于人们解放思想，从某一种具体形式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四、衡量先进文化的标准及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毛泽东和邓小平对文化都作过很多论述。江泽民提出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在当代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何谓先进生产力，人们能够取得共识，何谓先进文化，难以取得共识，甚到得出相反的结论，乃至根本否认有先进文化存在。究其原因，在于世界各国生产力发展有个单一的轨道，都是沿着石器、铜器、铁器、蒸汽机、电力的轨道前进。通常认为，社会主义文化是先进文化，这是以社会制度作为衡量文化的标准，按此标准，则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都成为落后的、反动的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就无从继承，只能平地起家。对于世界上大多数人信奉的传统宗教文化，用社会制度标准又何以衡量。还有的以人民性、民主性作为标准，而人民性、民主性都是模糊不清的概念，又何以能作为标准。至于用真善美作为标准，更是不着边际。可见，确立衡量先进文化的标准是一大理论难题，“二元选择论”为解开这一难题开辟了途径。
文化的定义多达上百种，内容也很广泛，但文化的核心就是精神文明，就是人的思想观念，包括政治观念、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等等。习惯上是把亿万民众的观念称作文化，把执政者的政治观念称作政治指导思想，这二者是有区别的。
社会沿着发展与平公两条轨道运行，两条轨道是客观存在的，文化是社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文化也是沿着这两条轨道运行，脱离两条轨道的文化会消失。
古代农业社会是一种自然经济，生产力发展极其缓慢，往往要几百年才感到其变化，古代文化不可能沿着发展轨道走，而只能是沿着平公轨道走。三大世界性宗教有个共同之点，那就是在神面前人人平等，佛教讲众生平等，基督教称人人都是上帝的臣民，伊斯兰教说人人是兄弟。神的世界也是公正的，用同一个道德标准平等地对人；善的升天堂，恶的下地狱。世俗间本来不平等、不公正，宗教则创造出一个平等、公正的精神家园。中国的孔子“祖述尧舜”，其思想源于原始公有社会，最高理想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建立一种人人平等的社会，倡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人世间无法实现人人平等，就设想建公正社会，即是在规范面前人人平等，儒家文化也遵循平等公正原则。古希腊文化源于奴隶社会，当时的哲人都是力主不平等，视奴隶为工具，完全脱离平公轨道，这是古希腊文化中断的根本原因。存在千年以上的传统文化足以证明，它是沿着平公轨道走，由于生产力发展极慢，是一种自然经济、传统文化在当时尚能适应。到了16世纪时，手工业已十分发达，带动了商业和城市的兴起，生产力孕育着大的发展，传统文化面临挑战。而文化是一种精神形态，同物质形态的器具不同，具有再生性、可塑性，能够改变形态以适应生产力发展。欧洲原本是天主教的一统天下，在16世纪中叶，德国神父马丁·路德创立了新教，按照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说法，新教伦理（注重个体，追求成功，禁欲苦行等）创造了资本主义，其实这是革新基督教文化以适合生产力发展。在中国也出现了类似情况，16世纪中叶正值明朝中期，江南的手工业和商业甚是发达，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农业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儒家文化已显露出不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而呼唤改革。思想家王艮本是大儒王阳明弟子，创立了泰州学派，致力于革新儒学，提出了一些重要论点，如提出“工商亦本”，说工商也同样是本，不是末。在同一时期（16世纪中期）马丁·路德创新教，搞宗教改革，王艮创泰州学派与革新儒学，这二者所走的路相同，都是改革传统文化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由于各种原因，儒家文化改革没有成功。
儒家文化影响最深的地区，在18世纪工业革命中落伍了，其文化上的原因是儒家文化不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要求。20世纪60年代以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最快，其原因之一是儒家文化适合于较高级的生产力，未来在向知识经济时代转变中，儒家文化将显示出强大生命力。对此，在拙作《知识经济与儒家文化》（载《齐鲁学刊》2000年6期）一文中作过充分论证。
文化是沿着发展轨道与平公轨道运行，一种文化之所以历经千年以上，其存在的根基是建立在平公轨道上，符合平等公正原则，其变化的轨迹是围绕着生产力，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脱离两条轨道的文化必然会消亡。因此，衡量文化是否先进有两个根本标准：一是平公，体现平等公正原则的文化，具有持续性，是先进文化的基石，缺少这一基石，不能成为先进文化；二是发展，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文化，具有时代性，是先进文化的标志。先进文化同时符合两个标准，是时代性和持续性的统一。传统文化的最大优势在于持续性长，大多缺乏时代性，不属于先进文化。有些时代性强的观念，如果背离平公原则，也不属于先进文化。如所谓后现代文化时代性很强，由于它否定一切，很快它自身也会被否定，这就缺乏持续性，不属于先进文化。由于发展没有止境，平等公正是理想目标，没有一种文化能绝对符合这两个标准，因此，先进文化是相对的，相比较而言，没有固定不变的先进文化。如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提出“自由、平等、博爱”观念，相对于封建等级观念说来就是先进文化。19世纪初出现了空想社会主义，圣西门等人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不道德的现象，称之为“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主张建立一种实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制度。到了19世纪中叶，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这一学说指明，随着生产社会化的进行，资本主义私有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由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加平等公正，更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用两个标准衡量，社会主义文化是历史发展到今天的先进文化。江泽民同志《讲话》中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在各个历史时期，先进文化的内涵有所不同，但都可以用两个标准来衡量。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剥削、反压迫、反独裁的观念，就是平等观念，代表着先进文化，维护不平等的观念就是旧文化。在建设时期，平公标准仍然适用，又突现了发展标准，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观念，体现着先进文化。在当今中国，发展生产力就是搞现代化，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搞现代化就要面向世界。同时，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第一要素，发展生产力就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在论及文化时，一向多着眼于某种具体形态，如以往多讲阶级观念、大公无私等，近几年又突显开放意识、竞争意识、现代意识等。先进文化这一概念不局限于某一具体形态，而处于更高的层次，具有更高的概括性。持续性是先进文化存在的基石，当今世界变化快，文化要有持续性，就要与时俱进，不断的前进，江泽民提出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理论上是一大创见，在当前更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从国际形势看，帝国主义不再追求以武力颠覆社会主义，而是采用和平演变方式，和平演变的最重要途径就是文化渗透，输入西方的政治观念和价值观念。只有我们自身为先进文化所武装，才能抵御西方文化的渗透。从国内形势看，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人的思想观念也变化多端。实行对外开放，加入到全球化大潮中，各种思潮观念也随之而来，面临到新的挑战，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不会改变。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必然乘隙而入。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也必然给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文化生活带来多样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的法则也容易侵蚀到社会政治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领域，引发见利忘义、权钱交易，导致国家意识、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奉献精神的减弱。这些都给我们加强和改进思想宣传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带来了新的课题。”[1]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也就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纵观人类几千年的历史，社会沿着发展轨道和平公轨道运行，这是一条社会规律。执政者能顺应社会规律，推动社会沿着两条轨道运行，符合人民的选择。就能存在下去，脱离任何一条轨道，时间一长，人民会另作选择，或被推翻，或改弦易辙，重新回到两条轨道上来，符合了人民的选择，因而说，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标明的是执政党的主体选择，“二元选择论”揭示了党的主体选择同社会规律的一致性，同人民选择的一致性，从而能更深刻的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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