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教育扶贫落地路径创新
——以“慕华·南涧”互联网学校为例
THE INNOVATION OF “INTERNET+”EDUC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PATH
文｜龚洋冉 马瑞聪 张佳音
通过关联和协同扶贫事业中的利益相关方，整合以管理体系、资源体系和顶层设计体系为代表的监督和激励机制，最终将教育资源有效地转化并反馈至学生，促进了当地中小学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如表3所示，本研究中，广州地表水合成麝香的浓度均高于国内外一般河流，但低于污染较严重的河流，如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高原的一些河流（Moldovan, 2006）。广州地处珠江流域，临近入海口，人口密集，地区内受周边居民生活污染的影响比较明显，而旅游、航运、餐饮等人类活动有可能导致污水直排，水体极易受到合成麝香的污染。这也可能与采样时珠江流域正值枯水期，此时麝香污染浓度较高有关。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互联网+”教育为扶贫实践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和模式，尤其在企业参与扶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互联网+”教育扶贫是否能够真正落地？当下的帮扶模式本质上是立足于互联网技术，将先进地区的教育内容资源（例如，课程、教材）直接扩散到受帮扶地区的对象群体。这个过程中存在多个可能影响其有效性的潜在风险，具体表现为：扩散机制不明晰——以互联网技术为载体的远程投放往往意味着受帮扶对象接受教育资源的行为主要取决于个体的主动性，相对离散，导致资源转化效果不稳定；反馈体系不健全——教育扶贫受帮扶的对象多为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心智尚未成熟，难以对实施帮扶的内容和方式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和反馈，降低了帮扶的可持续性和可推广程度；整体协同不完善——相比于其他方面的扶贫，教育扶贫见效慢且影响范围多局限于学校和学生群体，可能导致与整体扶贫工作脱节，难以在整体工作中凸显并形成协同效应。
针对此，我们将在本文中展现一种基于多方利益相关者协同的“互联网+”教育扶贫实践模式——“慕华·南涧”互联网学校。该互联网学校以清华大学对口帮扶云南省大理州南涧县为背景，由清华控股下属全资子公司慕华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与南涧县合力打造，形成了一个以教师为核心扩散机制，当地政府、中小学校和清华大学多方协同，针对学生创新教育体制的“互联网+”教育扶贫实践体系（见图1）。相比于单纯的通过互联网进行教育资源投放，“慕华·南涧”互联网学校通过关联和协同扶贫事业中的利益相关方，整合以管理体系、资源体系和顶层设计体系为代表的监督和激励机制，最终将教育资源有效地转化并反馈至学生，促进了当地中小学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图1 “慕华·南涧”互联网学校的利益相关方协同模式
扶贫模式落地的路径：关联+协同+反馈
一、关联路径：确立教师为核心帮扶对象
慕华教育对当地的教育情况进行调研时发现，作为学生的直接管理者和核心利益相关方，当地的基础教育师资条件亟待改善，具体表现在专业师资较为缺乏，教师队伍对新式的教育教学方法了解度较低，导致教育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
一方面，慕华教育联合南涧县教体局以及中小学校，通过举办示范课比赛、教学研讨以及教学培训等方式，促进当地老师展示、交流自己的学习成果以及在教学之中的应用，对学习成绩优异的老师进行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通过学习效果考核后，老师们还可获得由清华大学和学堂在线颁发的课程认证证书，从学习氛围、物质和精神激励等多方面提升了老师的学习动力和转化为教学效果的效率。另一方面，慕华教育还协同南涧县教体育局和中小学校，将老师们的互联网学习与职业生涯发展和部分绩效评价挂钩。当地教师在使用互联网学校进行教学和学习的情况还被纳入了日常的考核内容。
2.“互联网+”教育扶贫的资源体系——清华大学和当地学校实现多元化资源匹配。 教师资源和教学资源的匮乏是导致南涧当地 “素质性贫困”的重要原因。清华大学作为国内一流高校，具有丰富且多样化的教育资源，为此，慕华教育还协同了清华大学其他部门在帮扶中共同发挥作用。比如，在引入线下教育资源——教师方面，清华附小和清华附中每年邀请南涧县教师代表来学校进行学习、观摩和交流讨论；清华大学教师多次到访南涧，为当地老师组织教学研讨活动并分享优质的教学资源和方法；清华控股还出资为南涧县西山小学设立了“西山学子成长计划”，组织品学兼优的小学高年级同学前往北京游学，在提升素质的同时开拓了他们的眼界。总体来看，以“慕华·南涧”互联网学校为载体，清华大学与南涧学校在资源方面实现了线上与线下共同进行、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协同模式，通过资源体系的建立进一步落地了多种帮扶形式和渠道。
二、协同路径：管理、资源和顶层设计体系实现监督和激励职能
PCCPL、SP采用无溶性特加强级环氧煤沥青喷涂，干膜厚度600 μm；DIP管外喷涂金属锌 （含锌量不小于99.99%），重量不少于 130 g/m2，再涂敷沥青漆或环氧树脂漆，涂层干馍平均厚度≥70μm，局部最小厚度不小于50μm，最大干膜厚度<250 μm。
自2013年4月起，清华大学已经派驻6名教师在南涧挂职工作，辅助南涧县政府确立全方面扶贫的顶层设计体，紧密围绕教育、健康、人才3个传统扶贫领域，产业、金融2个重点突破方向和党建1个核心，形成“3+2+1”的帮扶方式和理念。2019年6月，清华大学和南涧双方共同签订了协议，确立了教育在未来整体帮扶工作中的基础作用和重要角色，并且设立“慕华·南涧‘互联网+教师教育’创新行动计划”，进一步巩固和发挥“慕华·南涧”互联网学校在当地教师群体中的积极影响和作用，这是“摘帽不摘政策”的根本体现，也推进教育扶贫的深入落实和可持续发展。
代数提供一种程式化的解题方法.只需遵循一系列的步骤或程序，不必作艰难的思考，就能解决问题.代数是在科学与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用于解决比较复杂，不易理清头绪的问题.日常生活问题大都可以用算术方法求解，代数方法冗长繁琐，一般没有必要.
进一步考虑到当地互联网移动终端（如智能手机或电脑）的普及和使用情况，慕华教育确立了以教师作为核心对象进而扩散到学生的帮扶思路，于是联合南涧县当地政府成立了线上教育帮扶平台——“慕华·南涧”互联网学校。该学校包括教师教学平台和教师成长平台，前者为教师提供互联网教学手段，提升教学效果；后者则致力于提升教师的个人能力和素质。从教师的教学和个人成长入手，双管齐下，实现对教师的帮扶。
3.“互联网+”教育扶贫的顶层设计体系——当地政府和清华大学规划帮扶蓝图。 除了落实以教师为核心帮扶模式，慕华教育还将互联网学校的帮扶工作积极融入清华大学和南涧政府整体帮扶规划之中，尝试与其他板块的扶贫工作产生协同作用。
1.“互联网+”教育扶贫的管理体系——当地政府和学校设立教师的绩效评价体系和要求。 基于“慕华·南涧”互联网学校对教师的帮扶，南涧当地政府和中小学校开始尝试性地探索如何规范教育扶贫的帮扶内容和评估帮扶转化的效果，从教师自身绩效和职业生涯发展入手，协同设立了一套与教育帮扶相挂钩的教师绩效评价体系和管理办法。
为了实现当地教师从学习意愿到学习行为，再到教学效果的转化和落实，慕华教育进一步关联了当地教师群体的三个利益相关者，即当地政府、所在学校和清华大学，并在三方相互协同的基础上，构筑了管理、资源、顶层设计三方面体系，从激励和监督两个方面落实了帮扶效果。
以“慕华·南涧”互联网学校为载体，在实现了南涧“互联网+”教育扶贫中利益相关者的关联和协同之后，慕华教育通过构建反馈路径——教育体制创新，将帮扶资源从老师扩散至学生，最终形成一个闭环模式。2018年，依托清华附中和“慕华·南涧”互联网学校的帮扶，南涧县教体局创新性地在南涧镇中学和南涧一中设立了两个“清华附中创新实验班”。在选拔优质生源的基础上，该班级所配备的师资均接受过多次专业培训，擅长使用互联网教学手段，具有较强的教学能力和班级管理能力。“清华附中创新实验班”模式成熟之后会在全县中学进行推广，将“互联网+”教育扶贫的成果落实到每一个学生。
三、反馈路径：教育体制创新使帮扶成果惠及每一个学生
本次研究干预之后，实施X线诊断，多层CT诊断及MRI诊断的检出几率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P＜0.05）。详细见下表。
扶贫模式对企业的启发与价值
“慕华·南涧”互联网学校作为一种企业和政府合力建设的新型“互联网+”教育扶贫实践模式，对于扶贫实践以及新常态下企业如何履行社会责任均具有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首先是该模式的可持续性。 该模式通过关联利益相关者，以教师作为学生的核心利益相关方，进而扩展到教师的利益相关方，如政府、中小学校、清华大学/附中等，形成了一个针对南涧教育扶贫的利益相关者链条，它们在其中的身份多样性高，参与度强，造成的社会影响力大，良好的协同效应使得各方均有动机进行持续投入，并且最终形成正反馈，实现了教育扶贫事业的可持续性。
Holtz-Eakin et al于1988年首次提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ve，PVAR)，对美国劳动报酬和劳动时间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研究。[16]PVAR模型通过面板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误差项发生变化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通过面板方差分解技术评价不同冲击的重要性。[17]PVAR模型的数学公式为：[18]
南涧县安定小学的同学们
其次是该模式的灵活性。 该模式中企业通过协同各方利益相关者，建立了不同角色的体系，例如管理体系、资源体系以及顶层设计体系，产生了不同的作用。其灵活性也正在于此：在不同情境中，企业可以因地制宜，根据情景的实际情况来协同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组合，进而实施包括监督、激励等在内的多种落地环节，以保证整个扶贫实践的持续有效运行。
最后是该模式的扩散性。 这体现在利益相关者的反馈作用之中，在本案例中表现为南涧当地基于针对教师的教育帮扶，改革教育教学体制，以制度创新来实现对学生的深入落实。不仅如此，我们在调研中还得知，受到帮扶的学生们还会主动“帮扶”自己的家长，通过“小手拉大手”——以学生带动家庭实现教育观念的转变，进而实现彻底改善“素质性贫困”。也就是说，利益相关者链条之中的反馈还具有外部性，实现新利益相关方的发掘和关联，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实践模式并增强了其可持续性。
作者龚洋冉，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马瑞聪，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张佳音，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育涧未来”实践项目学术指导教师。致谢：文章案例素材来自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育涧未来”支队在云南省大理州南涧县的实地调研和对慕华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的访谈
编辑 |王秋蓉 qiurong.wang@wtoguide.net
标签：互联网+论文; 路径创新论文; 教育扶贫论文; 学校论文; 落地论文; 利益相关方论文; 可持续发展论文; 中小学教育论文;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