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庄子》郭象《序》作者辨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庄子论文,作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专家点评：1978年王利器先生依据《宋会要辑稿》的相关史料，在《哲学研究》发表论文《〈庄子序〉的真伪问题》，认为该序不是出自郭象之手，引起了中国哲学史界的关注，但并未得到认可，原因有二：一是文献证据力度不够，二是没有举出有力的“内证”，说明《庄子序》与《庄子注》之间的思想差异。因此，学术界仍将《庄子序》视为郭象《庄子注》的纲领。博士生黄圣平的这篇论文，在前人基础上取得了新进展。尽管在文献方面做了更细致的梳理，并对真实作者的时代和身份作了推测，但是该论文最突出的特点，是从“内证”角度对所谓郭象《庄子序》证伪，指出了该《序》与《庄子注》在义理方面的抵触之处，证据有六条之多，尤其是对两者“方外”观念差异的分析，准确到位，可备一说。
避开当代前辈名家已反复讨论的重要课题，在相对冷僻的领域拓荒，对后学者来说不失为好经验。但富有首创精神青年学者积极参与正面进攻学术重镇，却是学科发展的希望所在。犹如在魏晋玄学领域无法回避郭象那样，研究郭象则无法绕开《庄子序》的真伪问题，它关系到对郭象玄学理论主旨的理解。我长期在郭象哲学外围俳徊，近二年试图进入其内部（注：拙作《从〈庄子注〉看〈庄子序〉的真伪问题》（《文史》2002年第4期），尽管早于黄圣平的论文发表，且观点基本相同，但所持论据各异，是各自独立研究的结果。），深知这个论题的份量。读黄圣平文赞赏其勇气和敏锐，“后生可畏”。
王晓毅（注：王晓毅，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中国思想史专业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魏晋思想和中国思想史研究。）
所谓《庄子》郭象《序》（下简称《庄子序》），文辞宏丽，义理精微，提要精当，是一篇好序文。但关于此序文之作者，却有一桩公案以待解决。
一、史料的剖析
问题出在北宋景德二年崇文院开雕《庄子》时。《宋会要辑稿》之《崇儒四·勘书》记载道：
景德二年二月，国子监直讲孙奭言：“诸子之书，老庄称首，其道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逍遥无为，养生济物，皆圣人南面之事，故先儒论撰，以次诸经。唐陆德明撰《经典释文》三十卷，内《老子释文》一卷，《庄子释文》三卷。今诸经及《老子释文》共廿七卷，并已雕，即颁行；唯阙《庄子释文》三卷，欲望雕行，翼备一家之学。《庄子》注本，前后甚多，率皆一曲之才，妄窜奇说，唯郭象所注，特会庄生之旨，亦请依《道德经》例，差官校定雕印。”诏“可”。仍命奭与龙图阁待制杜镐等同校定刻板。镐等以《庄子序》非郭象之文，因删去之。真宗尝出序文谓宰臣曰：“观其文理可尚，但传写讹舛耳。”乃命翰林学士李宗谔、杨亿、龙图阁学士陈彭年等，别加雠校，冠于篇首。
赵宋在朝庭秘书省设有会要所，《宋会要》即依当时国史实录院之实录与日历，及其它史料，就史实之性质区别并加以归纳而成。官修原本宋时从未刊行，且其后早已流散殆尽，仅余后人所辑之《辑稿》（如上段引文即出自《辑稿》），但赵宋政府容许臣民自由传抄，故或有旁的资料能够进一步予以说明？
查南宋程俱所撰之《麟台故事》卷二，其曰：
大中祥符元年六月崇文院检讨杜镐校南华真经摹刻版本毕，赐辅臣人各一本。……（景德中朝）二年二月诸王府直讲兼国子监直讲孙奭言《庄子》注本，前后甚多，唯郭象所注，特会庄生之旨，请依《道德经》例，差馆阁众官校定，与陆德明撰《经典释文》三卷雕印。诏奭与龙图阁待制杜镐等同校定。……至大中祥符四年又命李宗谔、杨亿、陈彭年等雠校《庄子序》，摹印而行之。盖先是崇文院校《庄子》，本以其非郭象之文去之。至是，上谓其文理可尚，故有是命。
南宋江少虞所撰之《事实类苑》卷三记载道：
景德二年诏国子监直讲孙奭、龙图阁待制杜镐等同校定《庄子》。镐等以《庄子序》非郭象之文，因删去。
真宗尝出序文谓宰相曰：“观其文理可尚，但传写讹舛耳。”乃命翰林学士李宗谔、杨亿、直学士陈彭年龙图阁待制等别加雠校，冠篇首。
《玉海》卷四十三写道：
景德二年二月甲辰，校定《庄子》，并以《释文》三卷镂版。后又命李宗谔等雠校《庄子序》。
又卷五十五写道：
祥符四年十一月丙子，命李宗谔、杨亿等校《庄子序》摹版。
将以上史料予以整理和分析，可以得出一些结论：
其一：在宋真宗时期，对《庄子》及其序文的处理是有一个过程的。其过程是：
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国子监直讲孙奭奏请开雕《庄子》。同年二月，诏命与龙图阁待制杜镐等一同校刻；
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历时三年，孙、杜等人校刻《庄子》毕。杜镐以《庄子序》非郭象所作而删之；
同年六月，真宗赐辅臣人各一本孙、杜二人校订定稿、并删其序的《庄子》；
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2年），真宗谓宰臣曰《庄子序》“文理可尚，但传写讹舛”，并命李宗谔、杨亿和陈彭年等予以校订。三人校订后，冠《庄子序》于《庄子》篇首。
显然，在以上过程的罗列中，有两点值得引起注意：(1)孙、杜二人校订后，其《庄子》版本随即被真宗“赐辅臣人各一本”，亦即在社会上开始流行；(2)真宗提出《庄子序》“文理可尚”应该重加校订是在大中祥符四年，也就是说是在杜镐删《庄子序》三年之后。这两点很重要，有助于我们解决《庄子注》作者之公案。
其二：《宋会要辑稿》的记载无误。其关于《庄子序》之处理过程的记载，经过《麟台故事》、《事实类苑》和《玉海》的佐证，能够完全得到证实。据三书之《四库提要目录》，《麟台故事》是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由程俱所上，其“所记皆宋初馆阁之事，典章文物，皆灿然可观”，“作是书时得诸官府旧章最为详备”，盖程俱其时正为秘书省之少监也；《事实类苑》则书成于绍兴十五（公元1146年）年，其作者江少虞以“宋代朝章国典见于诸家记录而畔散不属，难于稽考，因为选择次之”，“北宋一代遗闻逸事略具于斯”而“所引之书悉以类相从，全录原文，不加增损”，应甚为可信；至于《玉海》，乃（宋）王应麟所撰，据该书《提要》，“其贯串奥博，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其可为有力之佐证亦无疑矣。
其三：孙、杜等对《庄子序》的处理依据无误。如此论断，原因有二：(1)依上所言，孙、杜二人所校订并删序之《庄子》在社会上流行了三年，但并未有人提出异议，说明社会是认同二人删弃《庄子序》之行为与理由的；(2)宋真宗三年后旧案重提，要重新校订《庄子序》，对孙、杜二人的删序行为提出了意见，但并不意味着他一定反对孙、杜的删序依据。其说见下。
其四：宋真宗的旧案重提是有道理的。原因在于，孙、杜二人，尽管他们删弃《庄子序》的理由是无误的，但并不是必要的，更不是充分的。因为，《庄子序》，作为《庄子》之序，并不需因为《庄子注》为郭象所作其序就亦须非郭象所作不可，更何况与《庄子》同版刻雕的除了郭象之《庄子注》外还有陆德明之《经典释文》，也就是说此《庄子》版本实乃庄周之本文、郭象之注文和陆德明之释文三者的混合体，并非郭象之注文的独行。故，作为其序文，以其非郭象所作而予以删弃，本就理由不充分，其删弃的行为也就是不必要的（其实，即使是为郭象所著之《庄子注》作序，也并非郭象本人不可）。至于其存在的问题，如宋真宗所言之“传写讹舛”，则可通过校订予以清除，而作为其优点之“文理可尚”，则理应可作为此混合之《庄子》版本序文得以流传下去的主要依据。真宗出该序文谓宰臣曰“观其文理可尚，但传写讹舛耳”，并诏命李宗谔等人校订之，其此举动对于保存此篇序文是有功劳的（至于他所言之“但传写讹舛耳”，其中的“但…耳”之语气，乃是针对“文理可尚”之优点而发的，是指从作为《庄子》之序的标准的角度看，此序所存在的唯一问题就是这“传写讹舛”了，故构不成真宗认为此序乃郭象所著的一个依据）。
其五：李宗谔等人的处理并不构成反证。依据《宋会要辑稿》等所载，李宗谔等人在校订《庄子序》之后将之“冠于篇首”，则他们在清除《庄子序》中存在的“传写讹舛”的问题之后，依据宋真宗的意见，将《庄子序》重新作为《庄子》之序文，这是无疑问的，但所有的史料都没有载明他们认为此序文乃郭象所撰，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直接否定了孙、杜二人的删序行为，但还是没有否定二人的删序依据。《庄子序》应该冠于《庄子》篇首，但不应该冠子郭象名下，这应该是分析以上史料后我们能够得出的一个结论。
其六：以《庄子序》为郭象所撰的观点难以立足。原因在于它难以回答以上史料中的几个问题：(1)孙、杜二人对《庄子序》的处理措施和其依据；(2)社会对孙、杜二人处理措施长达三年的认同而不提异议；(3)宋真宗作为“近世好学之主”，在否定孙、杜的处理措施而为《庄子序》的存在辩护时，只强调其“文理可尚”，却并没有直接否定他们的删序依据。也就是说，依此观点无法把以上的史料都统一起来，但如上所分析的，倘以《庄子序》非郭象所撰，我们是可以把这些史料都讲通的，它们是可以都统一到后一种设定上的。
其七：后世以《庄子序》为郭象作品应属误传（注：如王雱在其《南华真经新传·拾遗》之“卮言”部分即写到：“此周之为言，虽放纵不一而未尝离于道本，故郭象以庄周为知本者也，所谓知庄子之深也。”由此也可见王雱决不是《庄序》的作者了。）。误传之因，推测起来，一方面，可能还是因为李宗谔等人在将《庄子序》冠于篇首时，由于史料的缺乏，他们也没有考证出真正的作者，故令后世仍然能够以讹传讹，将此序文冠于郭象名下；另一方面，则应该与此序文的内容有关。通观此篇序文，我们能够发现其与郭象《庄子注》之间确实存在内在而又紧密的关系，而这正是需要我们在后面给出解释的。
二、思想的比较
在上面，我们从史料分析的角度得出结论，认为《庄子序》不是郭象所作。下面，通过比较《庄子序》和郭象《庄子注》中的思想，找出二者间存在的思想差异，应该更能够从内证的角度说明我们在上面得出的结论。为了比较的方便，先将《庄子序》原文抄录如下：
夫庄子者，可谓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虽无会而独应者也。夫应而非会，则虽当无用，言非物事，则虽高不行；与夫寂然不动，不得已而后起者，固有间矣：斯可谓知无心者也。夫心无为，则随感而应，应随其时，言唯谨耳；故与化为体，流万代而冥物，岂曾设对独遘而游谈夫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经而为百家之冠也。
然庄生虽未体之，言则至矣：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绰，其旨玄妙，融微旨雅，泰然谴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义之所适，猖狂忘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淡泊，鼓腹而游乎混茫。至仁极夫无亲，孝慈终于兼忘，礼乐复夫已能，忠信发夫天光，用其光则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长也。
故其长波之所荡，高风之所扇，畅夫物宜，适夫民愿，弘其鄙，解其悬，洒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观其书，超然以为已当，经昆仑，涉太虚，而游恍惚之庭矣；虽复贪婪之人，进躁之士，暂而揽其余芳，仿佛其音响，犹足旷然有忘形自得之怀，况探其深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绵邈清遐，去离尘埃而返冥极者也。
经过仔细的比较，我们认为，在《庄子序》和《庄子注》的思想之间存在如下的差异：
其一，二者对《庄子》的认识和态度有别。
看《庄子序》，可知《庄序》作者认为《庄子》通篇都是“狂言”，是“设对独遘而游谈夫方外”，因“应而非会”、“言非物事”，故“虽当无用”、“虽高不行”，正所谓空谈阔论、不切实际，与无心者之圣言大有其别。那么，郭象在《庄子注》中是否也这样认为呢？看《庄子·天下注》中有关庄子的注释：
累于形名，以庄语为狂而不信，故不与也（注“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句）。
庄子以平意说己，与说他人无异之，察其辞明为汪汪然。禹拜昌言，亦何嫌乎此也！
再看《大宗师注》：
是故庄子将明流统之所寄以释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称仲尼之如此，或者将据所见以排之，故超圣人之内迹而寄方外于数子，宜忘其所寄以寻述作之大意，则夫游外冥内之道坦然自明，而庄子之书，故是涉俗盖世之谈矣。
显然，在《庄注》中，郭象与《庄序》作者对《庄子》的认识和态度是判然有别的。在他看来，阅庄者以庄言为“狂而不信”，那是其自身“累于形名”的缘故，怪不到庄言本身的头上，而倘他能“忘其所寄以寻述作之大意”，则能看得很清楚，能够看得出所谓“庄子之书，故是涉俗盖世之谈矣”，又哪里认为《庄子》是“虽当无用”、“虽高不行”之“狂言”了呢？能“察其辞”者，则“亦何嫌乎此也”，也就是说对庄子特有的表述方式自然就能够理解，又哪里会因为其“设对独遘”而认为他只是“游谈夫方外”而不切实际呢？郭象之看法，仔细品味，不仅与《庄序》有别，且倒似乎是正针对与后者类同的观点而发的，二者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
其二，二者对儒门经典的认识和态度有别。
在《庄序》中，其作者以孔和庄、无心者和知无心者、谨言和狂言，以及六经和百家（“非经而为百家之冠”）并列，说明在其眼中，儒门六经仍然有着崇高的位置，位于诸子百家之前，就象孔子在人格上即位于老庄之前一样。这大概是自王弼以来魏晋玄学的传统观点，而郭象也是承认孔子的圣人地位的，但对于儒门六经，他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如他说：
非以此言为不至也，但能闻而学者，非自至耳。苟不自至，则虽闻至言，适可以为经，胡可得至哉！（《庄子·庚桑楚注》）
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则六经也。（《庄子·天运注》）
夫与化为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播六经以说则疏也。（《庄子·天运注》）
从上面的几条引文我们可以看出，郭象对待儒门六经，其态度与《庄序》大有区别。在他那里，“六经”是“迹”，圣性是“冥”，二者间尽管有“迹冥圆融”的一面，但为了批判名教之治，他的注文重点往往是放在对二者之别，放在“迹”对“冥性”之遮蔽与板结的论述上。从这一认识出发，他认为“六经”乃“迹”而非“所以迹”，“为经”则“不至”，故“若播六经以说则疏也”。显然，这里没有半点对儒门六经的尊崇态度，这与《庄注》是很不相同的。
其三，二者对“方外”的认识和态度有别。（注：此论点经由导师李中华教授的启发而成。）
“方内”与“方外”之别出自《庄子·大宗师》中“子贡问礼意”一段，其中以孔子为“方之内者”，而以子桑户等三人为“方之外者”，其“方”之意涵乃是方位上的，正所谓世俗社会（庙堂）与世外自然（山林）之别。在这一意义上，“方内”和“方外”正如孔子所言乃“外内不相及”，也不可能相及。观《庄子序》，其对“方外”的使用显然还是在《庄子》原义上的，也就是说是以“方外”为“世外自然（山林）”。
但，我们看郭象的《庄子注》，能够发现他的思想在这里较《庄子》有了很大的发展。他说：
人哭亦哭，俗内之迹也；齐死生，忘哀乐，临尸能歌，方外之至。
其所以观示于众人者，皆其尘垢耳，非方外之冥物也。
以方内为桎梏，明所贵在方外也。
所造虽异，其于由无事以得事，自方外以共内，然后养给而生定，则莫不皆然也。
在郭象的注文中，显然，尽管“方内”的含义仍然是“世俗社会（庙堂）”，但“方外”的内涵则已经发生了改变，已经是“齐死生，忘哀乐，临尸能歌”，是“冥物”，是“无心”和“无事”，也就是说已主要是指一种超越的精神境界。与这种高邈的境界相比，沉入世俗之方内者当然是层次甚低的，以“方内”为“桎梏”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圣人，有了这种高邈的精神境界，无事以得事，无可无不可，自方外以共内，自然是能够游外冥内，外内相及，与《庄子》和《庄子序》所言大有不同了。可见，二者在这一方面也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其四，在《庄子序》中，我们能够看到佛学影响的痕迹。
此一观点也许有些奇怪，但让我们看《庄子序》中的如下两句：
夫心无为，则随感而应，应随其时，言唯谨耳；故与化为体，流万代而冥物，岂曾设对独遘而游谈夫方外哉？
用其光则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长也。
显然，在此二句中，“流万代”的主体是“无心者”，“独化”且“源流深长”的主体乃是“神器”。依《庄序》，“无心者”是能够“流万代而冥物”的，但依郭象《庄子注》，我们知道，由于“圣不世出”，圣人要想“冥物”而又“流万代”那是不可能的。在后一句中，“神器”的含义或可商榷，但个人以为，《庄序》是转引郭象《庄子注》中对“神器”一词的用法，其含义乃是指天下万物（注：郭象对“神器”一词的使用，在《庄注》中有二例，分别是《秋水注》“惑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机而伤其神器也”和《天下注》“巧者有为，以伤神器之自成”，二者中“神器”之含义均是指天下万物。）；而万物，依《庄注》思想，乃是各有其极的。“终始者，物之极也”，物尽其极为“全”，进而“生者独化而生”且“死者独化而死”。这样，在物之“独化”的过程中，有始有终，有生有死，乃至于死生且不相关，哪里会有“源流深长”的可能？个人以为，这种认为人之存在可以“流万代”而“冥物”和“独化”且“源流深长”的观点应该是受到了佛教神不灭思想的表现，而我们知道，在郭象《庄注》中，尽管有“一气而万形”的观点，但神不灭的思想是无论如何都没有的。
其五，《庄序》与《庄注》的文章风格有异。（注：此论点经由导师李中华教授的启发而成。）
郭象注《庄》，随文而行，故多短句小文，但也有一些较长篇幅的注文，如《齐物论》中之注“天籁”与“罔两问景”段就是很好的例子。观此类注文，可以发现郭象的文章风格是带有辩说特征的散文体裁，与《庄序》之带有骈俪化特征的赋体风格有明显的差异。《世说新语》等古籍中对郭象才能的记载很多，多言其清谈时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但却未见到其有关文学才能的记载，倒是说及他的受困于裴遐的“音辞清畅，泠若琴瑟”，这也许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当然，从魏晋以来，论体文骈俪化的倾向就已经很明显，“自两汉末叶以来，已经有骈体为论说之趋势”（注：瞿兑之：《中国骈文概论》，《中国文学三论》第三种，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15页；转引自彭玉平《魏晋清谈与论体文之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嵇、阮之文，艳逸壮丽，大抵相同”（注：《中国中古文学史》第四课《魏晋文学之变迁》，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转引自彭玉平《魏晋清谈与论体文之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而进入东晋，名士如谢安、王羲之、支遁等都是“才藻新奇，花烂映发”、“叙致精丽”而又“才峰秀逸”的。可见，依《庄序》之骈俪化的文章风格，或可推断其非郭象所作，但倘由此将《庄序》之时代过于推后，那也是不太恰当的。
其六：二者对庄子其人的认识和态度是有差异的。
让我们看《让王》篇中郭注中的一段：
此篇大意，以起高运远让之风。故被其风者，虽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犹时慨然中路而叹，况其凡乎？故夷、许之德，足以当稷、契，对伊、吕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虽不俱为圣佐，不犹高于蒙尘埃者乎！其事虽难为，然其风少弊，故可遗也。…
我们再看《庄序》之最后一段所言：
故其长波之所荡，高风之所扇，畅夫物宜，适夫民愿，弘其鄙，解其悬，洒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观其书，超然以为已当，经昆仑，涉太虚，而游恍惚之庭矣；虽复贪婪之人，进躁之士，暂而揽其余芳，仿佛其音响，犹足旷然有忘形自得之怀，况探其深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绵邈清遐，去离尘埃而返冥极者也。
两相比较，应该说意思基本一致，句式也基本一致，但一用以言夷、许，一用以言庄子。对于夷、许之德，郭象认为是“居山谷而弘天下者”，故“其事虽难为，然其风少弊，故可遗也”，但对于庄子其人，就《庄子注》中的记载看，郭象的态度应该说是有不同的：
庄子清高，笑彼名利。（《庄子·列御寇注》）
夫庄子推平于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毁仲尼，贱老聃，上掊击三皇，下病痛其一身也。（《庄子·山木注》）
可见，对于庄子，郭象的态度是很尊崇的，在《庄子注》中也没有象《庄序》首段那样对其人略加贬斥，而是有推崇，有解释，也有打圆场的地方（其打圆场，目的应该说还是为了使庄子避免受到当时士人的攻击，是为了维护庄子的声誉），这与其直接批评夷、齐的态度是有区别的。看《庄序》，很明显，其作者把庄子看成了夷、齐一类的人物，认为他们都是“居山谷而弘天下者”，而在郭象看来，庄子之言，倘正确理解，倒实在是“涉俗盖世之谈”的。二者的认识和态度，细加比较，应该说确实是有一点差别的。
总之，通过以上的史料分析和思想比较，我们发现《庄序》和《庄注》之间有着不少的区别，同时以郭象为《庄序》之作者也不能够将有关的史料统一起来，故《庄序》的作者不应该是郭象。这一点，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问，既然《庄序》的作者不是郭象，那么，从正面加以论说的角度，我们能够作出什么样的分析呢？
三、《庄序》作者略探
仔细分析《庄序》之内容，结合郭象注庄的背景，对于《庄序》的作者，我们能够作出如下的分析：
其一，《庄序》作者是对《庄子》极为熟稔的庄学士人。
如此论断，可以从《庄序》对《庄子》较多的原文征引中得到论证。突出的，如“含哺而熙乎淡泊，鼓腹而游乎混茫”显然是对《马蹄》篇“赫胥氏之时”一段中“含哺而熙，鼓腹而游”的直接转引；“不知义之所适，猖狂忘行而蹈其大方”则是源于对《山木》篇“建德之国”文“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忘行，乃蹈大方”的引用；至于“经昆仑，涉太虚”两句，则应该是出自《知北游》篇之“是以不过乎昆仑，不游乎太虚”一句并对其加以反引了。类似的例子还有。总之，从《庄序》对《庄子》较多的原文征引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庄序》作者应该是对《庄子》极为熟稔的庄学士人。
《庄序》作者，在其写作《庄序》时，应该是在为《庄子》而不是郭象之《庄子注》作序。《庄子序》是《庄子》之序，而不应该被认为是《庄子注》之序，原因在于：一方面，我们已经在上面证明了《庄序》的作者不是郭象，因此以郭象为己注作序的看法就可以休矣；另一方面，我们看《庄序》，分析其内在结构，能够看出其第一段是论庄子其人和其书，第二段是论庄子之学，第三段则是论庄学之用，总合而论，《庄序》之内容和主题都是关于庄子其人、其书和其学，而不是关于郭象其人、其注和其学的。因此，得出《庄序》乃《庄子》之序，而非《庄注》之序的观点应该是自然而然的。当然，比较《庄注》与《庄序》，我们可以看出《庄序》思想受到了《庄注》很大的影响，《庄序》中对庄子其人、其学和其用的观点都是玄学化了的，但这可说明《庄注》对《庄序》有影响，却构不成《庄序》是在为《庄注》作序的依据。
其二，《庄序》作者是对郭象《庄注》极为熟稔的玄学士人。
如是论断，原因有三：(1)在这篇不到四百字的简短序言中，郭象《庄注》中所特有的范畴大量地出现，如“应”、“会”、“冥物”、“寂然不动”、“不得已”、“与化为体”、“至”、“当”、“独化”、“玄冥之境”、“冥极”和“兼忘”等等，它们或在《庄子》中出现过，但却是在郭象《庄注》中方才成为独立的哲学范畴，故对它们的应用突出地表现了《庄序》作者对郭象《庄注》是极为熟悉的；(2)《庄序》中也有一些内容是对《庄注》原文的直接引用，如“至仁极乎无亲”句是对《天运注》中“至仁在乎无亲”的引用，而“独化于玄冥之境”句则是对《大宗师注》中“况乎卓尔独化，至于玄冥之境”句和《徐无鬼注》中“意尽形教，岂知我之独化于玄冥之境哉！”句的直接引用；(3)《庄序》对郭象《庄注》中的思想作了精要的概括。这种概括，我们知道，它是以对庄子本人思想进行总结的形式出现的（正是为此，我们认为不能视《庄序》为《庄注》之序），而这种总结，由于其作者眼中的庄子已被完全玄学化，乃至郭象化了，故也相应地是对其时玄学中庄学（尤其是郭象庄学）思想的精要概括。这种概括，如“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如“至仁极夫无亲，孝慈终于兼忘，礼乐复夫已能，忠信发夫天光”，如“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等等，可以说是对郭象思想的摄魄与勾魂，是以简短之语将郭象庄学凝结在了这篇小序之中。郭象是西晋后期的思想家，其《庄子注》流行于西晋末期，故我们可推断出《庄序》之撰作应该是在西晋之后，盖西晋后期正当社会动乱之时，而思想之传播与消化亦应有一个时段也。
其三，《庄序》作者极有可能是东晋前期的一位玄学名士。
如是论断，原因亦有三：(1)《庄序》中所概括之“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个人以为，因其是对郭象《庄注》中“神器”和“独化于玄冥之境”思想的总结，故能够成为对郭象逍遥观的精练理论表述，同时它也说明《庄序》作者犹然是服膺于郭象之逍遥义的，而我们知道，在东晋后期，当佛学大量进入思想界后，郭象的逍遥义就为支遁的逍遥义所代替了，故《庄序》产生之时代应是在支遁逍遥义流行之前；(2)《庄序》中除了有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神灭论思想影响的痕迹外，其主导思想可以说完全是玄学的，因此其产生的时代应该是在玄学普遍流行的晋朝，而不应该是在更后的南朝、隋唐乃至北宋时期；其后几个时期的思想都表现出很明显的儒、释、道三教并行和互补的特征，这与《庄序》中以老庄为本，在玄学的基础上融合儒道的思想是大有不同的；(3)《庄序》的思想和风格与东晋前期的时代精神完全吻合。我们知道，东晋前期，士族名士们清谈成风，名流辈出，如开国之君元、明二帝和王导、庚亮等大臣，以及其后的简文帝、谢安等君臣，还有殷浩、刘惔、王濛、王羲之、孙绰、许询等等，都正是其中的清谈领袖。在他们的带领下，整个清谈场上人才辈出，盛况空前，但在义理上却以继承为主而少有发明，在庄学上以向、郭《庄注》思想为本而难出其外，至于论到庄、孔关系，他们则多坚持王、何的传统观点，以孔为圣人而以庄为大贤，二者之别且是所谓“有者”和“无者”之别；他们重义理、鄙章句，重神韵、崇清虚，注重语言的清朗和文辞的华丽，要求文章“掷地应作金石声”，认为如此方是其辈之语。这样的一个时代及其精神，倘我们将《庄序》移入其中，实在只能见有之吻合而不见其有冲突。至于所谓“又一个郭象却不见其作品传世”的问题，说来很简单，那是因为玄学名士们好清谈但不好著述，以前者为作乐而以后者为妨人作乐的缘故。向秀欲注庄，嵇康曰“此书庸讵须注，徒妨人作乐耳！”嵇康的这一回答可说是对名士们心态的极好反映了。
总之，《庄子序》的作者，由于史料的缺乏，尽管无法认定到个人，但我们层层追问，层层剥落，认为他应该是庄学士人，应该是玄学士人，但不是西晋后期的郭象，却极可能是东晋前期清谈名流中的一位名士。这，就是我们这篇文章最后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