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地区各国间近代贸易关系的形成及其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北亚论文,近代论文,关系论文,地区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1)02-0055-06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北亚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浪潮冲击下，东北亚地区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该地区因此受到广泛的关注。毋庸讳言，东北亚地区近代国际贸易“是在炮口的威逼下”[1](P189)开始的，中日朝三国是被西方列强强行拉入世界市场的，这一过程国内外已有诸多专论。但东北亚地区各国之间近代国际贸易活动的最初格局的形成，应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
19世纪前期，与欧美喧闹繁忙的国际贸易状况相反，东北亚地区各国并没有出现多边的大规模国际贸易活动。中国清政府在对外关系、尤其是对外贸易方面采取“闭关”政策，与海外通商的唯一口岸设在广州，陆路则仅在恰克图与俄国保持着互市贸易，并受到严格控制。日本的德川幕府在1633-1641年间就先后5次发布“锁国令”，建立起严密的锁国体制。长崎是整个日本唯一的对外口岸，仅仅同中国、朝鲜和荷兰进行不经常的、附有严格条件的有限贸易，且由幕府完全垄断。到19世纪前期这种状况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朝鲜在这一时期同样是“紧闭门户”，除与中国保持着蕃属关系并偶尔与日本交换使臣外，同其它国家全无交往，被欧洲人称为“隐士之国”。[2]这些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依据的仍是以各自的政治利益和威望不受任何损害为前提的传统“攘夷”公式，沉浸在对国际贸易活动的“冷静与恐惧”之中，因袭着陈旧的锁国传统，保持着孤傲的封闭状态。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通往亚洲的航线重新开通。不列颠帝国在印度殖民扩张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欧美列强对东北亚地区的野心，诸列强对仍处于“闭关锁国”状态的中日朝三国虎视耽耽，采取各种手段企图在这里开港通商，打开市场。据统计，1824-1853年间英、美、俄、法等列强到日本进行要求通商的各种“扣关”活动就达29次之多。[3](P94)世界近代贸易史表明，资本主义列强要想打开并占领殖民地市场，并不完全取决于自身的生产能力和水平，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它对殖民地的控制能力。
1840年6月中英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中国战败被迫与英国订立《南京条约》，割地赔款，开五口通商，中国的大门被船坚炮利的英国率先打开。1854年3月美国以武力威逼，与日本签订了《神奈川条约》，日本被迫开放下田、箱馆两口岸，以长崎为唯一口岸的锁国体制被打破。随着中国和日本的被迫开埠通商，其它列强蜂拥而至，先后与中、日两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日两国被强行拉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1858年马克思曾说：“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4](P348)
但是，东北亚地区诸国之间的近代国际贸易活动并没有随之同步出现。首先，中日朝三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农业自然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封建国家，其国内的经济结构和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大同小异。尽管中日两国被迫与欧美列强开始进行不平等的贸易，但其自身尚没有主动参与国际贸易活动的愿望和要求。更重要的是，中国、日本和朝鲜之间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关系尚未发生变化，特别是中朝之间还明确地保持着形式上的宗藩关系，这表明东北亚地区各国之间与近代国家关系还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在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和格局发生变化之前，彼此间不可能出现或建立起近代商贸关系。
其次，中国、日本被迫开国后，朝鲜大院君政府仍在顽强地抵抗着欧美列强的南北夹攻，并进一步强化“国禁”。1866年和1868年朝鲜先后粉碎了法国舰队和美国舰队的武装侵略，此后“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5](P279)的斥和碑被树立在朝鲜各地，以示其“攘夷锁国”的决心。由于处在东北亚地区中心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并与中国保持着特殊的宗藩关系，门户紧闭的朝鲜必然成为该地区国际贸易活动的巨大障碍。
需要说明的是，地跨欧亚的沙皇俄国在东北亚地区扮演着既是欧洲列强，又是东北亚国家之一的双重角色。作为欧洲列强，沙俄与东北亚地区各国、特别是与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的关系已多有专论，本文不再赘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东北亚地区国际版图发生重大变化。沙俄根据不平等的《瑷珲条约》（1858年）和《北京条约》（1860年）侵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进入东北亚地区腹地。本文论及的只是俄国与中国、朝鲜、日本直接相邻的远东地区。
但是，1860年以后沙俄在东北亚地区的势力扩张由于受到其它列强、尤其是英国的牵制明显减弱。其远东地区除与中国进行有限的民间边境贸易之外，与其它东北亚国家的贸易活动并没有发展起来。这一方面是由于其远东地区既没有近代企业，因而没有可供出口的产品。另一方面则是沙俄向新占领地区的移民和拓殖活动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以至于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以前远东地区没有专业的商船队。为了改变这一地区物资供应困难，加速移民和吸引外商，1862年沙俄将其远东太平洋所有港口辟为自由港。然而效果并不明显，1865年由于物资匮乏，沙俄在整个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地区的驻军只剩下驻尼古拉耶夫斯克港的一支海军分遣队，加上7名军官和732名士兵。派驻库页岛的俄军只能靠打猎、种菜补充给养，俄国船只甚至要到上海、香港或日本的港口去补给煤、粮。[6](P5-6)1868年俄国整个远东地区对中国的贸易额仅为90535海关两，仅为同时期中日贸易额的2.87%。俄日在1857年签订了《通商规则》，翌年又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此后十余年双方围绕库页岛等领土问题纷争不断，直到1857年俄日签订《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之后，双边贸易才开始发展起来，1879年日本对俄出口额为49177日元，从俄国进口商品仅为10280日元，但仍不到同期日朝贸易额的8.7%[7]。因此，在80年代以前俄国远东地区与东北亚地区其它国家的贸易活动十分微弱。
（二）
19世纪60年代末，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出于发展资本主义和对外战略的考虑，日本明治政权建立伊始，即步欧美列强的后尘，想通过对亚洲邻国领土的扩张和资源的掠夺来壮大自己，以补偿欧美列强带给它的损失，即所谓“失之欧洲，取之亚洲”，首当其冲的就是朝鲜。东北亚地区各国间的传统关系由此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1870年7月日本为实现“征韩”计划，使其处于有利的国际地位，派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来中国，表达要求建立邦交和通商的愿望。1871年7月日本派遣议约专使伊达宗诚到中国谈判，但却提出“与西人成例，一体定约”，被中国清政府断然拒绝。在中方的坚持下，1871年9月13日两国在天津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该条约强调两国“同修旧好”、“益固邦交”，规定“其政事应听己国自主，彼此均不得带谋干预，强请开办”。条约还规定，两国商民均准在对方指定口岸贸易；双方货物进出均照对方海关税则纳税；双方各在指定口岸设立领事，享有领事裁判权，约束本国商民。[8](P317-319)
应该说《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并没有完全体现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的原本意图，但这却是中日两国首次在没有第三国介入的情况下正式缔结的第一个平等条约。该条约的签订表明中日两国开始按近代国际关系理念和原则来确立两国关系，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东北亚地区国家间的传统关系格局由此发生变化，中日两国间的关系进入近代国际关系的范畴，这无论对两国的贸易发展，还是东北亚地区各国间传统贸易形式的转变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正是该条约规定了中日两国所必须遵循的贸易原则和内容，从而保证了此后中日贸易以近代形式进行并迅速增长：1868年中国进口日货232万海关两，对日出口83万海关两，到1895年中国进口日货总额为1719万海关两，增加了6倍，对日出口额为1482万海关两，增加了16倍以上。[9]因此，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的签订标志着中日两国近代国际关系的确立，而且标志着东北亚地区各国间近代国际贸易的开始。
尽管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日本从《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中未直接占到中国的便宜，但凭此约还是取得了“与中国比肩同等”的国际地位，这就为其后来推行“征韩外交”打下了基础。1872年10月日本以种种借口单方面废止了传统的朝日岁遣船制度，同时公然宣布对进出朝鲜的货物一律免税，明目张胆地鼓励对朝鲜进行走私贸易，致使朝日关系急剧恶化。[10](P34)1873年11月朝鲜坚持“斥倭攘夷”政策的大院君政府为闵妃戚族政府所取代，日本随即利用这一时机开始实施蓄谋已久的“征韩”计划。1874年日本模仿当年列强以武力迫使其开国的方式，派出原为出征台湾而集结于长崎的5000名官兵乘舰到朝鲜近海，试图威逼朝鲜就范。1875年9月日本政府蓄意制造了“云扬”号事件，并于1876年2月10日派出军队开赶朝鲜江华岛，强行与朝鲜谈判。在日本的武力胁迫之下，在外交上既无知又软弱无能的闵妃政权于2月26日与日本签订了《朝日修好条约》（即《江华岛条约》），8月24日朝日双方又签订了《修好条规附录》和《贸易规则》。据此，朝鲜向日本开放了釜山、元山、仁川3个港口，承认了日本在朝鲜的治外法权、无关税贸易和日本货币自由流通等特权。[11](P15)
《江华岛条约》是朝鲜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近代条约，这个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使朝鲜门户首先对日本开放，朝日贸易额在日本的垄断和控制下迅速增加。开港前的1875年，朝鲜对日出口额为59700元（日元），进口额为68900元。开港4年后的1879年，对日出口额为566900元，增长了11倍；进口额为677000元，增长了10倍。[12](P248)急剧增长的朝日贸易，引起了朝鲜社会的巨大震动和变化。同时也使得东北亚地区的国际贸易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日中建立近代贸易关系之后，日朝之间又形成了近代贸易关系，该地区近代多边国际贸易由此开始。
日本以奴役朝鲜为目的贸易垄断和经济扩张直接促进了朝鲜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朝鲜社会上层开化之风日渐强盛，朝鲜政府开始采取种种“革新”以求自强。在对外事务上，朝鲜开始努力以一个独立的近代国家姿态来处理国际关系，一方面开始与日本谈判，试图修改不平等的朝日贸易免税条款，同时为抵制日本的进一步侵略，开始寻求以夷制夷之策，并于1882年5月与美国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1882年6月朝鲜国王李熙又派问议官鱼允中携咨文赶中国天津，提出开放海禁，允许两国商民“于已开放口岸互相交易”，并提出与西方国家一样“派使进驻京师”。朝鲜咨文称通商的目的是“以分外人独占之利”，派使驻京则是“通情款而增声势，御外侮而固民心”，但其要求摆脱中国清政府控制，改变彼此间宗藩关系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中国清政府迫于国内外形势不得不同意变通对朝鲜的旧例，双方于1882年10月4日签订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该章程规定开海禁，变两国互市之法，准其同西方各国一体贸易，“两国商船听其驶入彼此通商口岸交易。所有卸载货物与一切海关纳税则例，悉照两国已定章程办理”。[13](P76)翌年，中国奉天和吉林两地的地方官员又分别同朝鲜就彼此交界地区的通商贸易问题订立了《奉天与朝鲜边民交易章程》和《吉林朝鲜商民贸易地方章程》。
尽管清政府为了维护面子，在《章程》中仍强调“朝鲜久列藩封”，不准朝鲜使节驻京，但中朝之间的传统宗藩关系毕竟受到了重大冲击。以近代条约的形式确定两国的通商关系改变了两国以往形式上的朝贡贸易，这无疑是中朝两国关系上的一个重大变化。同时该章程的签订对进一步扩大中朝间的贸易范围和规模有着非常的积极意义。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中朝两国贸易额较1882年增长了5倍，达到220万元左右（墨西哥元）。[12](P256)
1884年7月，朝鲜与俄国签订了《朝俄修好通商条约及附续通商章程》，规定双方船只有权进入对方开放港口进行贸易，朝鲜与俄国远东地区开始发生贸易关系。1894年前，朝俄两国贸易额小且品种单一，1886-1894年间朝俄两国年贸易额大约为21.8美元，占朝鲜进出口总额的0.7%左右，俄国输往朝鲜的主要是纺织品，从朝鲜进口的基本是牲畜。[7](P141)但是，朝俄贸易关系的建立标志着东北亚地区各国多边贸易格局基本形成。
（三）
应该强调的是，东北亚地区是被欧美列强强行拉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但该地区各国之间的近代国际贸易关系的形成并非完全是被动的过程。中日朝三国主动寻求建立彼此间的近代国际贸易关系的过程，清晰地反映出其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要求实现国家近代化的自强意图，这也是该地区各国近代贸易关系形成的最基本动因。当然，东北亚地区各国的仿效西方列强，建立自己的国际贸易关系时，走的并非是相同的道路。中国的洋务派和朝鲜的开化党主张仿效西方，发展国际贸易，是其谋求自立自强的途径之一。日本在东北亚地区各国近代贸易形成的过程中，扮演着最为活跃、主动的角色，但这却是其仿效西方对外扩张，图谋亚洲霸权的一种手段。正是这种差别使中日甲午战前东北亚地区各国间的近代贸易格局呈现如下特点：
首先，中日两国在保持和不断扩大双边贸易的同时，在对朝贸易上又进行着激烈的竞争。中国是东北亚地区的传统大国，与朝鲜一直保持着宗藩关系。朝鲜开国前，朝中贸易是其数量有限的对外贸易的基本内容，占绝对优势，朝日贸易额仅为朝中贸易额的1/30。朝鲜被迫开国后，日本根据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低关税等特权，利用各种手段垄断朝鲜的对外贸易，日朝贸易额急剧增长。1882年朝日贸易额达到291万日元，而同年的朝中贸易额仅为45.4万日元，朝日与朝中贸易额变为6.2:1，日本对朝贸易占有了绝对优势，[12](P252)中朝关系受到严重冲击。
1882年《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签订，新的中朝贸易关系得以确定。中国为加强和扩大其在朝鲜的影响，加强了对朝出口，且态势强劲。从下表所列中国和日本对朝出口额及其在朝鲜进口额中所占百分比的对比中，可见中朝、日朝贸易变化：
（单位：墨西哥元）[5](P300)
为了对抗1882年后不断加强的中国商人的竞争，保住日本对朝贸易的优势，日本政府利用多种手段排挤中国商人。如日本政府曾采取对几乎垄断朝鲜海运业的日本轮船给予补贴的手段，以使其拒载中国商人对朝的进出口货物。但中国对朝鲜的进口贸易额仍然大幅度地增长，在甲午战前（1893年）的朝鲜进口额中，日本占50.2%，中国49.1%[5](P293)中日已经势均力敌。为保住日本对朝贸易的优势地位，进而控制整个朝鲜，日本不得不采取武力以消除中国商人的竞争威胁，这应该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甲午战后的朝鲜对外贸易再次被日本所垄断，1895年朝鲜的进口总额中国减至26.2%，日本则增至72.2%。
其次，“中继贸易”是当时东北亚地区各国贸易的重要内容和形式之一。中国、日本、朝鲜长期以来一直是农业自然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封建国家，其国内的经济结构和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大同小异。尽管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开始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国也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而出现了若干近代企业，但在甲午战前东北亚地区各国的经济发展尚未达到可以大量出口本国近代商品的阶段。这样，中继贸易——进口欧美列强的商品再向其它国家出口——就成为有利可图的贸易手段。1877年下半年至1882年上半年的5年中，日本对朝鲜的出口总额为460.34万元，日本本国产品仅占其中的11.7%，其余88.3%均为欧美商品。[10](P61)这种中断贸易的进口价和出口价存在着巨大的差价，如日本向朝鲜出口的商品中大部分是购自中国的英国棉织品，其对朝鲜的出口价往往比进口价高约20倍，因而利润异常丰厚。[14](P119)日本正是通过这种手段保持着对朝鲜贸易的出超态势，弥补其自明治维新以来与欧美国家贸易中始终存在的入超赤字。1878-1884年日本对朝贸易的出超是137万日元，同期它与欧美贸易则入超147.7万日元。[12](P255)很明显，这种中继贸易在日本对外贸易中有着减少赤字，平衡国际收支的特殊作用和意义。1886年以后日本甚至开始向中国出口“洋布”。从80年代开始，中国商人也开始对朝鲜进行以出口英国棉织品为主的中继贸易。由于中国商人直接从上海将英国棉织品出口朝鲜，而日本商人则需将棉织品先从上海运至长崎和大阪，然后再出口到朝鲜的釜山等口岸，尽管日本的中继贸易得到本国金融机构的扶持和政府开设定期航线等多方面的优惠，但在价格上较之中国仍处于劣势。这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对朝鲜出口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中继贸易实际上是为欧美列强转销商品，是列强商品在该地区的二次倾销，反映出这种贸易本质上对欧美列强的依附关系。
第三，除中继贸易外，中日甲午战争前东北亚地区各国贸易则基本上停留在农产品和原料等初级产品交换阶段。1886-1894年，日本进口总额的21-22%是从中国输入的棉花、砂糖。进入90年代从中国进口棉花约占日本进口原棉的70%。同期，日本出口总额22-23%的是向中国输出的铜、煤和火柴。[14](P114)中朝和日朝贸易也基本以农产品和原料等初级产品为基本内容，但需要指出的是日本从朝鲜的进口贸易中带有明显的资源掠夺的性质。朝鲜向日本出口的90%以上是大米、大豆、原棉、牛皮、药材和海货等农副产品。1885年以后，朝鲜成为日本的粮食供应地，朝鲜大米占日本进口大米的35%，朝鲜大豆占50%，而价格只是日本同类产品的1/3左右，甚至1/5。在低价进口朝鲜大米的同时，日本又以高价出口本国大米，如1888-1893年，日本在每年进口56万石朝鲜大米的同时，每年又对外出口69万石国产大米以获取高额利润。廉价进口的朝鲜大米主要供应日本近代产业的中心区——大阪和神户的工人，以维持日本近代产业的低工资制。因此，从朝鲜大量进口农副产品是日本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之一。
朝鲜开港后，日本还从朝鲜大量掠夺黄金，日本利用朝鲜没有金银保护措施、日本货币在朝鲜流通以及金银与国际价格存在的差价等有利条件，采取不等价交换、欺诈和走私等不法手段，使朝鲜黄金大量流向日本。由于黄金贸易通常是以非正常途径进行，海关报告中申报者不多，因而没有准确的海关进出口数量。根据日本方面的统计（详见下表）[15]可以看出，自朝鲜开港后到甲午战争爆发，日本进口的黄金基本上来自朝鲜。
大量朝鲜黄金的输入使日本原本贫乏的黄金储备得到增加，对日本金融货币体制的近代化—金本位制的建立（1897年）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与此相反，朝鲜因黄金大量流失而无法确立金本位制的近代货币制度，并导致朝鲜民族经济失去了发展的重要条件。
总之，19世纪70-80年代东北亚地区各国之间近代贸易关系的基本形成，对这一时期正在遭受着欧美列强政治上侵略和经济上掠夺，面临着沦为半殖民地的危险的中日朝三国有着积极的意义。尽管东北亚地区各国之间的贸易无论就各国对外贸易而言，还是从整个东北亚地区看都只占很小的部分，但却反映了中日朝三国主动走向世界，谋求自立自强的原望。然而，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再次改变了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格局，该地区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随之发生逆转，当日本仿效列强以武力获得生机之时，中朝两国却坠入了殖民地的深渊。
收稿日期：2000-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