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表七州”和北朝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朝论文,文化论文,河表七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3)01-0128-05
一
所谓“河表七州”，指的是北魏献文帝于天安元年至黄兴三年（即宋明帝泰始二至五年，466-469）乘刘宋内乱夺取了南朝从黄河至淮河间的大片土地所设立的光、青、南青、齐、兖、徐七州，也就是南朝所谓的“淮北四州”（冀、青、兖、徐）。这片土地的范围大约相当于今天山东省黄河以南的地区和江苏、安徽北部及河南东部的若干地方。在这里，除了徐州一带本属东晋外，大部分地方是东晋末年刘裕平南燕时，才收归南朝版图的。这个地区在当时南北对峙的形式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不但是南朝都城建康的屏障，而且自少帝景平(423)时魏兵南下，洛阳等地相继失守之后南朝所能较巩固的保有黄河岸边的仅存据点。从这里渡过黄河就可以进入冀州，也就是现在的华北大平原，是一块易功难守的地方。所以“河表七州”保留在南朝手里，不免成为北魏的心腹之患。当南朝国力尚强时，谢灵运曾上表劝伐河北。他认为由此北上进入冀州后，形式与当年攻入关中时大不相同。因为“关西杂居，种类不一”，而“河北悉是旧户，差无杂人”，更重要的是：河北地形为“连岭判阻，三关做隘”，完全可以阻止从漠南北地区进犯的鲜卑骑兵，而且宋军“若游骑长驱，则沙漠风靡若严兵守塞，则冀方山固”[1]（《谢灵运传》）。谢灵运当时对北魏骑兵在大平原上作战的能力虽估计不足，但他对河北地形及社会状况的看法显然不无见地。后来刘宋朝廷限于实力，并未组织过有效的北伐，然而在宋魏几次战争中，宋方在历城（今济南）、东阳（今青州）、彭城（今徐州）等地的据城坚守，却也牵制了魏军的兵力，大大的减轻了长江沿岸所受的威胁。因此南北双方都对这个地区十分重视。
南朝方面派去驻守这些地方的，大多为朝廷的“信官精卒”。即使是宋明帝初年那次战争，导火线实由于皇位的争夺。如薛安都、沈文秀和崔道固等人所以起兵反对朝廷，都由于他们不满意明帝之杀前废帝子业而自立。他们虽都曾向北魏表示归降乞援，但在明帝削平了南方的晋安王子勋等反对势力后，旋即表示重新归附朝廷。其中徐州的薛安都如果明帝措施得当（不要派沈攸之、张永率兵迎接引起疑虑），就不会投向北魏；至于沈文秀和崔道固，更是竭力抵抗魏将慕容白曜的进攻。据《宋书·沈文秀传》载，他归附明帝后，“乃乘虏（指魏军）无备，纵兵掩击，杀伤甚多。虏乃进军围城，文秀善于抚御，将士咸为尽力，每与虏战辄摧破之，掩击营砦，往无不捷”。这样从泰始三年(467)二月一直到五年(469)正月才力竭被俘。崔道固据《宋书》本传：“虏既至，固守拒之，因被围逼。虏每进，辄为道固所摧。”尽管历城距江南更远，声气不接，在泰始三年即被攻陷，但也做了顽强抵抗。所以北魏对他们的态度也与其他降将不同。据《宋书》本传说，沈被“锁送桑乾”；崔“被送桑乾”。《魏书·沈文秀传》说他被送桑乾后“面缚数罪，宥死，待为下客，给以粗衣蔬食”，后来魏献文帝“重其节义”，才稍改善其待遇。至于沈文秀的部下，据《宋书》说，多为乱兵所杀，死者甚众。这说明北魏的官员和士兵对“河表七州”特别是历城、东阳等地的宋方官兵颇敌视。
北魏政府对那些地方的士人亦有歧视。据《魏书·李彪传》载，李彪曾上表魏孝文帝，中间说到：“臣又闻前代明主，皆务怀远人，礼贤引滞。故汉高过赵，求乐毅之胄；晋武廓定，旌吴蜀之彦。臣谓宜于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门才，引令赴阙，依中州官比，随能序之。一可以广圣朝均新旧之义，二可以怀江汉归有道之情。”此表作年本传虽无明确记载，但《通鉴》卷136系于永明六年（太和十二年，488）。从表中有“自太和建号踰于一纪”之语及李彪建议“国史”改从纪传体（太和十一年）之后及文明太后冯氏死去（太和十四年）之前，当属可信。这时上距北魏之攻克“河表七州”已二十年左右，但其待遇仍与归入北魏版图较早地区的人不同。至于在那次北魏夺取历城、东阳诸地时入魏的一些士人，则被称为“平齐民”。“平齐民”不一定是齐地居民，而是指“平齐”时所得的人。这些人照例均得迁往桑乾即北魏当时的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附近，而且社会地位很低，生活亦颇困苦。如：《魏书·刘芳传》：“刘芳，字伯文，彭城人也……父邕，刘骏兖州长史。芳出后父逊之，逊之，刘骏东平太守也。邕同刘义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随伯母房逃窜青州，会赦免。舅元庆，为刘子业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马，为文秀所杀。芳母子入梁邹城。慕容白曜南讨青齐，梁邹降，芳北徙为平齐民，时年十六。南部尚书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师，请敷门，崔耻芳流播，拒不见之。芳虽处穷窘之中，而业尚贞固，聪敏过人，笃志坟典。昼则佣书，以自资给，夜则读诵，终夕不寝，至有易衣并日之弊，而澹然自守……”又同书《崔亮传》：“崔亮，字敬儒，清河东武城人也。父元孙，刘骏尚书郎。刘彧之僭立也，彧青州刺史沈文秀阻兵叛之。彧使元孙讨文秀，为文秀所害。亮母房氏，携亮依冀州刺史崔道固于历城，道固即亮之叔祖也。及慕容白曜之平三齐，内徙桑乾，为平齐民。时年十岁，常依季父幼孙，居家贫，佣书自业。时陇西李冲当朝任事，亮从兄光往依之，谓亮曰：‘安能久事笔砚，而不往托李氏也？彼家饶书，因可得学。’亮曰：‘弟妹饥寒，岂可独饱？自可观书于市，安能看人眉睫乎！’”这二人是《魏书》本传明确指出为“平齐民”的。至于有些人，虽未提“平齐民”之称，实亦此身份。如同书《崔光传》：“崔光，本名孝伯，字长仁，高祖赐名焉，东清河鄃人也。祖旷，从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之时水。慕容氏灭，仕刘义隆为乐陵太守，父灵延，刘骏龙骧将军、长广太守，与刘彧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国军。慕容白曜之平三齐，光年十七，随父徙代。家贫好学，昼耕夜诵，佣书以养父母。”又，同书《袁翻传》：“袁翻，字景翔，陈郡项人也。父宣，有才笔，为刘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皇兴中，东阳平，随文秀入国。而大将军刘昶每提引之，言是其外祖淑之近亲，令与其府谘议参军袁济为宗。宣时孤寒，甚相依附。”又，同书《刘休宾传》记刘休宾曾为宋明帝虎贲中郎将，稍迁幽州刺史，镇梁邹，曾据其地抗魏，后力竭乃降，被送代都，“及立平齐郡，乃以梁邹民为怀宁县，休宾为县令”。刘休宾的叔父刘旋之，“其妻许氏，二子法凤、法武……东阳平，许氏携二子入国，孤贫不自立……太和中，高祖选尽物望，河南人士，才学之徒，咸见申擢。法凤兄弟无可收用，不蒙选授。后俱南奔。法武后改名孝标云”。其实这位刘孝标乃梁代杰出的文学家，《文选》中的《辨命论》、《广绝交论》等名篇均为其手笔。《梁书·文学》本传记其早年事迹云：“刘峻字孝标，平原平原人。父珽，宋始兴内史。峻生期月，母携还乡里。宋泰始初，青州陷魏，峻年八岁，为人所略至中山，中山富人刘实愍峻，以束帛赎之，教以书学。魏人闻其江南有戚属，更徙之桑乾。峻好学，家贫，寄人庑下，自课读书，常燎麻炬，从夕达旦，时或昏睡，
其发，既觉复读，终夜不寐，其精力如此。齐永明中，从桑乾得还……”这些“平齐民”大抵生活贫困，多数要佣书自给，如果得不到如李冲、刘昶等达官的荐举，在仕途上亦很难有希望。
也许由于历城、东阳的坚守不下，才造成北魏对“河表七州”人士的歧视。可能也由于这一原因，北魏统治集团即使对较早归降的七州人士，亦较轻视。如《魏书·文苑·温子升传》：“温子升，字鹏举，自云太原人，晋大将军峤之后也。世居江左。祖恭之，刘义隆彭城王义康户曹，避难归国，家于济阴冤句，因为其郡县人焉。家世寒素。父晖，兖州左将军府长史，行济阴郡事。子升初受学于崔灵恩、刘兰，精勤，以夜继昼，昼夜不倦。长乃博览百家，文章清婉。为广阳王渊贱客，在马坊教诸奴子书。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见而善之，故诣渊谢之。景曰：‘顷见温生。’渊怪问之，景曰：‘温生是大才士。’渊由是稍知之。”像温子升之父，既为左将军府长史行济阴郡事，据《魏书·官氏志》，至少亦应为从五品至第六品，其子去做藩生门客，亦不致成为教奴子书的贱客。这里可能就有对“河表七州”人歧视的因素。北魏统治集团对“河表”人士的歧视，似尤以齐州（治历城）和青州（治东阳）为甚。这大约和沈文秀、崔道固之一度表示归降，后来又顽强抵抗有关。我们常读的《洛阳伽蓝记》一书中，记北魏君臣一次对话，大约就是这种情绪的反映：“太傅李延寔者，庄帝舅也。永安年中除青州刺史，临去奉辞。帝曰：‘怀砖之俗，世号难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时黄门侍郎杨宽在帝侧，不晓‘怀砖’之义，私问舍人温子升。子升曰：‘吾闻至尊兄彭城王作青州刺史，问其宾客从至青州者云：齐土之民，风俗浅薄，虚论高谈，专在荣利。太守初欲入境，皆怀砖叩首，以美其意；及其代下还家，以砖击之。言其向背速于反掌……’”这段话显然带着成见，因为趋附权势的人，各地皆有，不独齐地为然。更重要的倒是在当时社会里的官员大抵清廉者少，贪暴者多。他们上任之初，民众抱有某些希望去欢迎他们，而到任之后大多使人失望，而去任时遭到反对，几同驱逐，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向背速于反掌”一语，正好像指沈文秀、崔道固而言。这种偏见起初大约仅限于南迁较早的一部分人，所以像杨宽这样在恒州一带任职的官员还不懂得“怀砖”之语。但后来，又渐渐影响到那些原来居住于北部边境的所谓“六镇军人”，如《魏书·朱瑞传》载，朱瑞本是“代郡桑乾人”，“瑞启乞三从之内并属沧州乐陵郡，诏许之，仍转沧州大中正。瑞始以青州乐陵有朱氏，意欲归之，故求为青州中正；又以沧州乐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遂乞移属焉”。他为什么“心好河北”，已经做了青州中正，还要移到沧州去？这可能和青州属齐，而沧州已是河朔地区。这种成见也影响过北齐创建者高欢，他在给侯渊的信中也有“齐人浇薄，唯利是从”之语[2]（《侯渊传》），足见成见之深。
二
不管北魏统治者对“河表七州”特别是齐地人士有多深的成见，但北朝文化特别是经学和文学的复兴，这些人士的杰出贡献实不可没。我们知道，北魏学术和文艺的振兴，是在孝文帝太和(477-499)时代，这时上距“河表七州”的入魏不过十几年，当时主要的学者和文人，大多由这些地区入魏，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如《魏书·房法寿附房景先传》云：“时太常刘芳、侍中崔光当世儒宗，叹其精博，光遂奏兼著作佐朗，修国史。”在这里，刘芳、崔光均为“平齐民”，前面已经说过，房景先是清河绎幕（在今山东缁博市境）人，且据同卷《房景伯传》（房景先兄），其父爱亲也是在“三齐平”时，“随例内徙，为平齐民”。据云：“景伯生于桑乾，少丧父，以孝闻。家贫，佣书自给，养母甚谨”。《房景先传》亦云：“景先，字光胄。幼孤贫，无资从师，其母自授《毛诗》、《曲礼》。年十二，请母曰：‘岂可使兄佣赁以供景先也？请自求衣，然后就学。’母哀其小，不许。苦请，从之。遂得一羊裘，忻然自足。昼则樵苏，夜诵经史，自是精勤，遂大通瞻。”这经历亦与多数“平齐民”相似。在这些“平齐民”中，经学方面声誉最高的是刘芳。据《魏书》本传云：“芳才思深敏。特精经义，博闻强记，兼览《苍》、《雅》，尤长音训，辨析无疑……王肃之来奔也，高祖雅相器重，朝野属目。芳未及相见。高祖宴群臣于华林，肃语次云：‘古者唯妇人有笄，男子则无。’芳曰：‘推经《礼》正文，古者男子妇人俱有笄。’肃曰：‘《丧服》称男子免而妇人髽，男子冠而妇人笄。如此，则男子不应有笄。’芳曰：‘此专谓凶事也。《礼》：初遭丧，男子免，时则妇人髽；男子冠，时则妇人笄。言俱时变，而男子妇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夺其笄称。且互言也，非谓男子无笄。又《礼·内则》称：“子事父母，鸡初鸣，栉纚笄总。”以兹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称善者久之。肃亦以芳言为然，曰：‘此非刘石经邪？’昔汉世造三字石经于太学，学者文字不正，多往质焉。芳言义明辨，疑者皆往询访，故时人号为刘石经。酒阑，芳与肃俱出，肃执芳手曰：‘吾少来留意《三礼》，在南诸儒，亟共讨论，皆谓此义如吾向言，今闻往释，顿祛平之惑。’芳理义精通，类皆如是。”
当时北魏尚未迁都洛阳，在学术和文艺方面不如南朝甚远，而刘芳在议礼时，其精识已超过从江南来的王肃，自然更使北魏朝廷重视。后他议学校、郊社及金石乐的奏章，无不引起朝野推崇。据《魏书》本传，刘芳一生著述甚多，多为解经之作，其中有一部分还涉及东晋及南朝人著作。如干宝所注《周官音》、范宁所注《谷梁音》，还有范晔《后汉书音》、《徐州人地录》等。这对促进南北方学术的交流起了很大作用。这些南方人的著作，在北魏统治区本不易见，而在原属南朝的“河表七州”却不难见到。所以刘芳等“平齐民”的到来，实在为北魏的学术大大地扩展了眼界。刘芳本人虽不以文学闻名，但他的子孙能文者亦不乏。如其次子刘廞，曾奉灵太后命以诗赋授太后弟胡元吉。廞弟戫之子即北齐著名诗人刘逖，其作品至今犹存，诗风酷似齐梁。
崔光，据《房景先传》说他与刘芳并称“当世儒宗”，但从《魏书》本传看，他的文学才能似胜于经学。也许由于他官位显达，较少时间从事著述，所以本传并未讲到他有什么经学著作，却说到他每为沙门朝贵请讲《维摩（诘）》、《十地经》，听者常数百人，即为二经义疏三十余卷，据云“识者知其疏略”。此外，“凡所为诗赋铭赞咏颂表启数百篇，五十馀卷，别有集”，但未保存，《隋书·经籍志》中即无著录。他之所以以文闻名，大约和他长期参加修史有关。据《魏书》本传载，他自太和六年(482)参加史职起，直到正光四年(523)去世，仍未离史职。《魏书》本传载，魏孝文帝常称赞他说：“孝伯之才，浩浩如黄河东注，固今日之文宗也。”又《韩麒麟附韩显宗传》：“高祖曾谓显宗及程灵虬曰：‘著作之任，国书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闻。若欲取泥古人，班马之徒，固自辽阔，若求之当世，文学之能，卿等应推崔孝伯。’”据《魏书》本传，崔光不光能文，亦能诗，“以本官兼侍中、使持节，为陕西大使，巡方省察，所经述敘古事，因而赋诗三十八篇”。又云：“初，光太和中，依宫商角徵羽本音而为五韵诗，以赠李彪，彪为十二次诗以报光。光又为百三郡国诗以答之，国别为卷，为百三卷焉。”看来崔光这些诗还是炫耀学问为主，未必有太大文学价值，故不能留传至今。但崔光及其家族对北朝的史学却有较大的贡献。例如记载“十六国”时代史事的名著《十六国春秋》的作者崔鸿，就是崔光之弟崔敬友之子。《魏书·崔光附崔鸿传》：“鸿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见晋魏前史皆成一家，无所措意。以刘渊、石勤、慕容隽、苻健、慕容垂、姚苌、慕容德、赫連屈孑、张轨、李雄、吕光、乞伏国仁、秃發乌孤、李暠、沮渠蒙逊、冯跋等，并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国书，未有统一，鸿乃撰为《十六国春秋》，勤成百卷，因其旧记，时有增损褒贬焉。”这“十六国”除李雄据蜀外，多在北方。据《魏书》本传，崔鸿曾上表魏宣武帝，说到“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据蜀时书，寻访不获”，要求“敕缘边求采”。他所访求的大约是指《史通·古今正史》所提到的《蜀李书》（《魏书》载鸿子子元上书称“李雄《蜀书》”，《隋书·经籍志》称“《汉之书》”）和《华阳国志》。但即使北方一些割据政权的历史，如赵整、车频所修前秦史，即完成于南朝宋境内，后来又有裴景仁删为《秦记》十一篇，裴亦南朝宋人。《宋书·氐胡·沮渠茂虔传》载，北凉亦曾向宋进献过《凉书》十卷，《敦煌实录》十卷均刘昺撰，前者乃记前凉张轨事。南朝史学本较北朝发达，早在高允修史时，其助手刘模，已到过南朝境内。《魏书·高允传》：“初，允所引刘模者，长乐信都人也。少时窃游河表，遂至河南，寻复潜归。颇涉经籍，微有注疏之用。允领秘书、典著作，选为校书郎。允修撰《国记》，与俱缉者。常令模持管籥，每日同入史阁，接膝对筵，属述时事。允年已九十，目手稍衰，多遣模执笔而指授裁之。如此者五六岁。允所成篇卷，著论上下，模预有功焉。”高允修史，也选一位到过南朝的人协助。高允死于太和十一年(487)正月，据《魏书·高祖纪》，其年十二月，“诏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改析国记，依纪传之体”。其实崔光在太和六年已参加修史工作，说明这位“平齐民”对北魏史书的改体起了重要的作用。《魏书·李彪传》说到北魏国史的编著，自崔浩、高允以来，沿用编年体，“遗落时事，三无一存”，而改用“纪传表志”之目，显然使史籍更趋完备，这是一大进步。
在南北对峙的局面下，南朝所藏典籍远多于北朝。《隋书·牛弘传》所载牛弘上表隋文帝，已详谈双方藏书情况。《南齐书·王融传》还记载魏孝文帝曾想向南齐借书，而南齐朝廷诸臣未予同意。即如东晋时出现的伪《古文尚书》，据孔颖达说，是到隋统一中国后才传入北方的，事实并非如此。孔颖达大约是说当时北方一般士人的情况，至于北魏孝文帝以后直到齐周二代，一些皇室成员、显官和高门士族早已多次引用。笔者在《读贾岱宗（大狗赋）兼论伪〈古文尚书〉流行北朝时间》一文[3]已有论证。这部伪《古文尚书》之传入北方，与“平齐民”有极大关系，其中房景先的作用尤可注意。据《魏书·房法寿附房景先传》，他作《五经疑问》百余篇，其中有一条是关于《尚书·胤征》的，这一篇正是东晋出现的伪古文。尤可注意的是北魏后期的君主学习儒家经典，有些已改从南方学风。据《隋书·儒林传》，南朝人读《左传》，用晋杜预注，北朝则用汉服虔注。北方一般士人中，《左传》的杜注仍不流行。《梁书·儒林·崔灵恩传》：“灵恩先习《左传》服解，不为江东所行，及改说杜义，每文句常申服以难杜，遂著《左氏条义》以明之。”但北魏孝明帝元诩，已习杜注。《魏书·贾思伯传》：“时太保崔光疾甚，表荐入授肃宗《杜氏春秋》。”贾思伯乃“齐郡益都人也”，可见亦齐地人士，正因为齐地原属南朝，故流行《左传》杜注。贾思伯之弟思同，亦曾授魏静帝元善见“《杜氏春秋》”。《贾思伯传》还讲到：“思同之侍讲也，国子博士辽西卫冀隆为服氏之学，上书难《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复驳冀隆乖错者十一条。互相是非，积成十卷。”这说明齐地人士的学术观点，和北朝旧境颇不同，而仍流行南朝学风。但北朝的上层人物已渐渐对南方学术认同，所以孝明帝、静帝等人学《左传》，已用杜注，且选齐地人士来教他们。这种变化说明后来孔颖达编《五经正义》，全从南朝，这一变化与齐地人士有很大关系。还应提到的是《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当与贾思伯、贾思同是兄弟，可见齐地人对北朝的影响不限于经学和文史，也涉及到一些应用科学。
齐地人对北朝学术和文艺的影响还必须提到《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他虽是范阳涿（今河北涿县）人，但和齐地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他的父亲郦范早年曾随慕容白曜攻占三齐，两度出任青州刺史，郦道元早年就随父在青州。《水经注·淄水》记青州城附近的古井水及“礕头山”称：“余生长东齐，极游其下，于中阔绝，乃积绵载。后因王事，复出海岱。郭全紫惠同石井，赋诗言意，弥日嬉娱，尤慰羁心。”他对齐地情况较熟悉，如《济水注》中，他通过实地考察，纠正了《水经》说济水入河和郭璞说济水自蒙阳至乐安博昌入海的错误，指出“然河水于济、漯之北，别流注海。今所辍流者，惟漯水耳，郭或以为济注之，即实非也。”正因为他生长齐地，所以得见许多东晋、南朝人的著作。像《济水注》中讲到太山朗公谷时，还引证车频《秦书》，而此书据《史通》，实作于商洛山中，该地当时属宋，曾得到宋梁州刺史吉翰资助，从元嘉九年(432)至二十八年(451)方完成。则此书盖流传于南朝，郦道元很可能是在青州这南朝旧境访得此书的。《水经注》在文学上以写景著称，书中一些片段实采自罗含《湘州记》、盛弘之《荆州记》（如《江水注》关于长江三峡的描写）等书。他自己的文字，亦深受这些南方人的影响。这种影响与其早年“生长东齐”有关。
从青州入魏的袁翻，对北魏文学的兴起亦起了重要作用。袁翻早年与祖莹齐名，《魏书·祖莹传》载，当时人有“京师楚楚，袁与祖；洛中翩翩，祖与袁”之语，但又认为祖莹“制裁之体，减于袁、常（景）焉”。从《魏书》本传看来，袁翻似不仅擅长文学，亦对经学有较深造诣。例如他议“明堂辟雍”制度时，引征广博，旁及子史及薛综《东京赋注》等。最值得注意的也许是他的《思归赋》。这篇赋和当时北朝的诗赋很不一样，风格颇近于南朝鲍照、江淹之作。如云：“俯镜兮白水，水流兮漫漫。异色兮纵横，奇光兮烂烂。下对兮碧沙，上覩兮青岸。岸上兮氤氲，驳霞兮绛氛。风摇枝而为弄，日照水以成文。行复行兮川之畔，望复望兮望夫君。”如果把这篇赋和差不多同时人阳固的《演赜赋》[2]（《阳尼附阳固传》）相比较，就更明显。《演赜赋》全仿汉张衡《思玄赋》，仍为汉赋体制，而《思归赋》则已是宋齐抒情小赋的气象，连晋代亦尚少此种作品。
北朝著名作家温子升虽在其祖父时已入魏，但居济阴冤句，属兖州，其地在“河表七州”范围，虽可能较早落入北魏手中，但与宋境接壤，因此他接受的南朝文化影响甚多。现在我们试看他所作《司徒元树墓志铭》，与北魏碑志文体炯然有别，已全为骈体。他的《韩陵山寺碑》据说甚得庾信欣赏。他的《擣衣》一诗亦已有唐诗气象。温子升和邢劭、魏收合称“三才”，而年辈较邢、魏为早，但邢、魏传世之诗，尚未能成熟到此诗水平。这说明“河表七州”人士，因该地曾为南朝疆土，在学术、文艺上都近于南朝，入魏以后对北魏学术和文艺的兴起，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收稿日期：2001-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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