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师范大学
摘要：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不仅需要完成两种语言的转换，也要能够促进两种文化的交流与互动。长期以来，翻译界在处理文本中的文化因素时，出现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即“归化”与“异化”。但无论是“译入”或是“译出”，都必须尽力确保源语文化的转换，不能单一地提倡“归化”或“异化”。译者需要具体考虑到文本类型和译者态度这两个影响因素，选择不同的文化翻译策略，进而促使不同语言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关键词：文化翻译；归化与异化；影响因素
文化与语言密切相关已成为共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深深植根于语言。学习并掌握语言就必须了解语言所承载的文化。而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不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也是两种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翻译中对原文意思的理解远远不是单纯的语言理解问题。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受着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对于译者来说，没有两种文化的对比知识，语言文字的正确理解与表达便无从谈起。因此，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他做的文化比较要比一般人更加细致，深入（转引自郭建中，1999:2）。我们知道，译者在寻找与原文相当的“对等词”时，在很多情况下，难以找到意义、语境、适用范围、感情色彩和影响作用等都相当的“真正对等”。那么在处理这类文化差异较大的文本时，译者就必须视情况选择不同的文化策略。本文以翻译研究中的“归化”与“异化”问题为基点，思考文本类型和译者态度这两个影响因素对文本中文化翻译的影响，并通过相关案例分析，探究“归化”与“异化”在翻译实践中如何互为补充,将源语中的文化信息最大限度地传递给目的语读者，实现文化交流与发展。
一、归化与异化
美国著名翻译家Nida的功能对等论强调“归化”的翻译策略。他认为，语言与语言之间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不同的语言具有同等的表现力，即不同语言之间存在着同构现象(Nida, 1993)。翻译策略应以功能对等为主，而不是形式对应。功能对等的基本点就是“将原文文本的读者的理解和欣赏方式与译文文本的接受者的理解和欣赏方式加以比较”（Nida, 1993）。他强调将译文读者置于首位，实现读者同等反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Venuti从文化角度强调异化的翻译策略。他十分关注文化差异性、意识形态及主流话语对译者的影响与制约，其目的在于构建一套阻抗的异化翻译实践策略（刘全福, 2010）。Venuti认为异化的翻译策略对目的语文化价值有一种反我族主义压力，这种方法体现了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两方面的差异性，并将读者带到陌生的异国他乡（Venuti, 1995:20）。采用这种方法的译者，要求读者接受异国文化，体味文化的差异性。以上两种处理文本中文化因素的方法形成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各有侧重：为丰富母语必须侧重异化，为照顾读者必须侧重归化。但，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不仅是不矛盾的，而且是互为补充的，文化移植需要多种方法和模式（郭建中, 1998）。
二、文化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的因素
（一）文本类型对文化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文本类型往往也会影响译者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Reiss(1989)系统地将文本类型分为信息型文本（informative type）、表情型文本（expressive type）和感染型文本（operative type）三种。对于感染型文本，如广告、宣传资料等，和部分信息型文本，如通知、公告、参考用书和科普著作等，一般可选择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策略，以得到所期望的读者反应。而对于表情型文本，如以介绍英美文化为目的的文学著作、神话传说和历史著作等一般可选择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以下将就此作些分析：
1.叶朗（2008:3）在英译《中国文化读本》时将有关“天”的语句均译为“Heaven”,如“孔子的天人之学”译为“ Confucian Thought on Heaven and Humanity”。我们知道，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读本》属于表情型文本，用于介绍中国文化，因此，叶朗并未用带有强烈基督教色彩的“god”来翻译“天”，相反，“heaven”保留了原有的儒家信仰。
2.为达到广而告之的效果，广告翻译一般更多的选择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使读者不会产生太多的语言陌生感。如Things go better with Coca-cola译为：饮用可口可乐，万事如意。 这里“万事如意”便是采用了“归化”的策略，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使消费者接受广告中宣扬的商品，更有利于商品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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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译者态度对文化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之一，是翻译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参与者和决策者。因此，在处理文化因素时，译者的态度可能对译语的文化产生很重要的影响。译者态度实际上包含了三方面内容：译者对源语文化的态度、译者对目的语文化的态度、译者对目的语文化和源语文化之间关系的态度（王岫庐， 2014）。
以我国著名翻译家董乐山汉译斯诺的《 红星耀中国 》为例：Here well-fed foreigners could live in their own little never-never land of whisky-and-soda, polo, tennis, and gossip, happily quite unaware of the pulse of humanity outside the great city’s silent, insulating walls—as indeed many did.译为：在这里，饱食终日的外国人，可以在自己的小小的世外桃源里过着喝威士忌酒掺苏打水、打马球和网球、闲聊天的生活，无忧无虑地完全不觉得这个伟大城市的无声的绝缘的城墙外面的人间脉搏——许多人也确实是这样生活的。译者这段译文的表达做到了运用纯熟，其中，在这里是典故的含义：“an imaginary, idyllic or dream land”,幻想或理想之地，很可能出自苏格兰作家巴利（Barrie, J.M. 1860-1937）的幻想小说Peter Pan 一书，书中人物到了never-never land，有了令人如意的奇遇(转引自胡卫平，2010)。译者采用“归化”的手段将“never-never land”译为“世外桃源”这一文化典故，体现了本土化的特点；然而译文中也有“威士忌酒掺苏打水，打马球，网球”等外来语，采用“异化”的手段，更具异国风味。因此，我们不能轻易地断定董乐山的翻译策略是倾向于“归化”还是“异化”。从译者态度的视角去解释，我们也许会很容易理解两种策略在该译本中并存甚至交融的现象。由于当时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加之董乐山身为美国文化的研究学者，他不可避免地会引入西方文化来促进文化交融，引进外来语以丰富汉语文化；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又十分尊重和珍视，如此一来，他便选择“归化”与“异化”并存的策略。
三、结语
那些将“归化”和“异化”视为“二元对立”模式的人，是以穷尽性为目标，而文化的不可穷尽性却注定了这种模式的局限性（转引自胡卫平， 2010）。因此二者并不是矛盾的，而是可以并存交融的。在翻译实践过程中，译者可基于对文本类型和译者态度这两个影响因素的分析，具体考虑译文是应以源语文化还是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哪些源语或目的语文化无法保留必须做以调整，又应如何调整等问题。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到翻译促进文化交流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面对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复杂性，译者应始终保持较为深刻的文化意识，注重比较文化异同，这样才可能在文化翻译中将源语中的文化信息最大限度地传递给目的语读者，实现文化交流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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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玉冰（1992.10.7---）：女：23岁：汉族：籍贯河南；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14级翻译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语笔译。
论文作者:李玉冰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5年11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6/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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